古代官宦子弟如何入仕

封建时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妻以夫荣，子以父贵。生活在这样家庭背景下的“官宦子弟”或“世家子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官二代”，便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清人的著述、书信、家训、日记等作品中，便有许多讨论“官宦子弟”的文字。其中，既有人们对他们成长轨迹的观察与思考，也有家长们对自己子女的期许与警示。
与被称为“寒士”的普通老百姓相比，“世家子弟”在各方面显然具有巨大的优势。
首先是有着富裕的生活条件，如康熙时任大学士的张英所说，“仕宦子弟，则乘舆驱肥”“席丰履厚，田庐仆役，无一不具”。乾隆时任知县的汪辉祖也说：“席丰履厚，得所凭依，进身之途，治生之策，诸比常人较易。”其次是有着良好的教育条件，就像乾隆时做过小官的白云上所说：“生于书香世家，延名师，择良友，父兄饱学，从而提命讲解，子弟资质聪明，又好读书，自然直上云霄，乃顺境也。”再次是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父祖辈既然久处官场，自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往的都是有权有势之人。曾国藩说：“当家门鼎盛之时，炎凉之状不接于目，衣食之谋不萦于怀。”就是说，不但不必挂念于衣食琐事，也感受不到世态炎凉，周围所见只是赞誉奉迎，一呼百应。
习于侈靡，耽于逸乐
可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却往往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上面讲到的那些优越条件，如果思虑不周，自制不力，处置不当，倒反而成为“世家子弟”立身处事的障碍与陷阱，使事情走向反面，极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最大的危险是让他们习于侈靡，耽于逸乐，“鲜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百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这样做的结果，浪费金钱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消磨了志气，泯灭了性灵，既不知稼穑之艰难，也不谙世途之险峻。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强调，王公大臣子弟“不可过于娇养”，“若小儿过于娇养，不但饮食之失节，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长大成人，非愚即痴”。这里所说的“愚”和“痴”，自然也是指对人情世故懵懂无知的意思。
良好的教育条件，如果缺乏主观的刻苦努力，也并不能保证学业精进。郑板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和发现，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信里说：“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郑板桥没有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是说从这个现象中可以看出，“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
以人际关系而言，“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常常成为某些不肖之徒的追逐目标。而这些子弟“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性情未定，分辨乏术，“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平日里酒食应酬，嬉游征逐。“耗精神而荒正业，广言谈而致是非，种种弊端，不可纪极。”一旦交友不慎，潜移默化，近墨者黑，心志不坚者难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根据“官宦子弟”成才不易的客观现实，人们在将其与普通“寒士”相比较中，力图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曾国藩就这样说过：“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左宗棠也说：“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张英则更进一步，认为官家子弟既然修身立名较一般寒士更难，所以只有“谨饬倍于寒士，俭素倍于寒士，谦冲小心倍于寒士，读书勤苦倍于寒士，乐闻规劝倍于寒士”，才能同寒士一样获得成才的机会。
对“官宦子弟”的警示
为了打消“世家子弟”安富尊荣，鼓励他们刻苦自律，奋起上进，家长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他们进行“祸福相倚”“富贵不常有”的教育，以增强他们的忧患意识。同治时官至大学士的倭仁，在给两个侄子的信中这样说：“吾家世敦朴素，自入仕途，渐习奢侈，衣服器用踵事增华。抑思盛衰循环，富贵岂能长有?一旦事殊势易，家人习奢日久，必不能顿俭，必至失所。失祖宗节俭之风，致子孙饥寒之渐。”家长们反复强调，能否保持富贵门第，关键在于子孙之贤或不肖。“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曾国藩也讲过类似的话，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针对“官宦子弟”易犯的通病，人们向他们提出了各种警示，其中既倾注了家长们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社会对他们的约束要求。主要内容有：一曰不可“倚势凌人”。恃父祖的势力横行不法，欺凌他人，结果难免身罹法网，追悔莫及。二曰不可“耽于逸乐，习于奢华”。纨绔成习，放荡成性，必然贪淫败行，无所不为，最后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将潦倒终生。三曰不可长“矜夸之气”。“世家子弟”年幼时被百般呵护，长大后如众星捧月，在“规益之言少入于耳”的情况下，就容易轻狂恣肆，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唯我独尊。四曰“不涉公庭”，就是不要利用父祖的权势，出入公门，左右词讼，“凡大员之家，无半字入公庭，乃为得体”。五曰要“仗义疏财”。戒挥霍资产，但并非一味聚敛。“钱财盈丰，千仓万箱，若遇好事不做，遇贫难不施，不过一守财奴耳”。所以对于穷厄之人，“生则赈给，死则埋骨”，其他善举，量力而行。
其实，在“官宦子弟”身上产生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往往同身居高位的父祖们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一些明智的家长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张英就说过：“但视己无甚刻薄，后人当无悖出之患。己无大偏私，后人自无攘夺之患。己无甚贪婪，后人自当无荡尽之患。”关键还是看本人为子孙树立一个什么榜样。汪辉祖讲得就更明白：“无论居何等地位，一言一动，要想作子孙榜样，自然不致放纵。”家长不放纵，子弟们也就“不敢分毫恣纵，自然由幼至长，渐渐恶念少而善念多，可为树德之基”。
到这里，就引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官宦之家究竟应该拿什么留给后代?我们可以转述几位清代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张履祥说：“不肖之子，遗此田宅，转盼属之他人，遗此多金，适资丧身之具，孰若遗以德义之可以永世不替?”道咸时期官员觉罗乌尔通阿说：“多积不义之财，以付不肖子孙，助其骄淫，其败尤速。故曰：‘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以遗子孙，庶几可久。’”曾国藩讲得更加直白，他在给诸弟的一封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作者简介：李文海，193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李文海）

三任京官，三遭贬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他矢志不移的赤子纯心;直言诤谏，敢为孤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垂范千古的文人气节;兼济天下，奋不顾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流芳百年的名仕精神写照。

这，就是范仲淹，闪耀于北宋时期的皎皎名臣，如一轮皓月，高悬于滚滚的历史浪涛之上，散发着亘古的清辉。

出将入相，他如何建立了丰功伟业?忧国忧民，他如何叩问己心，辗转求索，慨然负起“以天下为己任”的重担?

我带大家走近一代名臣范仲淹，看看这样一位不屈不挠的求索者，是怎样立德、立功、立言，实现自己报国利民的追求，并为后世留下熠熠生辉的精神财富。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出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后生父因病而卒，母亲抱着2岁的他改嫁长山朱氏，他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

官宦子弟，历来以读书为业，以仕途为目标。朱家的经济条件优渥，在这里，范仲淹得以一心向学，在儒家典籍的重陶下，建功立业、报国济世成为他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

22岁时，范仲淹从母亲的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虽伤感，却并无怨怼，只是辞别母亲，前往应天书院，自此数年寒窗，发奋苦读。

在这段艰辛的求学生涯中，范仲淹屡陷窘境。他曾因生活拮据，而不得不“划粥断齑”;也曾因昼夜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枕”。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养成了开阔疏朗的心性，炼就了刚毅自持的品格。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入仕前十年，他虽官职低微，却事事勤勉，处处尽心，表现出尽心为民、刚直不阿的可贵品质。

掌讼狱勘鞫之事时，他公正严明，绝不有所偏倚;掌盐仓、税收时，他不忘关心民生，积极修复海堰;执掌书院、任职府学时，他重教育，重人才培养，使当地读书风气越来越盛，不断有人考中进士。

纵览范仲淹入京后的仕途，可以说是命途多舛波折不断。

范仲淹刚进京为官时，宋仁宗只有18岁，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把持权柄，飞扬跋扈，多有悖逆礼制之举。对此，范仲淹多次在朝堂直言上疏，要求太后还政于君。

当时，像范仲淹一样敢于当面指责太后“违制”的朝臣寥寥，大多数人都以自保为先。举荐范仲淹入京的晏殊，也惊惧于他的所作所为，厉言斥责其“轻狂”。但范仲淹既没有惶恐，也没有畏缩，反而正大光明地向其坦言，自己既然“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便应当“上诚于君，下诚于民”，虽“官小禄微”，却不能“无功而食”。此言一发，便令晏殊自感惭愧。

因为得罪了刘太后，范仲淹遭贬出京。不过，他没有因此而失意惫懒，反而在外放期间屡建新绩。他虽身处江湖之远，却不忘经常上疏朝廷，提出各种有用的建议。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后第一时间起复了范仲淹令他担任朝廷里负责诤谏的专职言官。

然而，亲政后的仁宗开始放纵自己，甚至一度执意要废皇后郭氏。范仲淹认为“废后之朝，未尝致福”，多次劝诫仁宗，希望他打消这个念头。但仁宗固执己见，直接颁布了废后诏令。范仲淹深感“理或当言，死无所避”，他不惧帝王威严，敢与同强权政治做斗争，与孔道辅一起，率台谏官员们在宫殿前集体请愿，要求皇帝召回诏令。

但请愿未果，官员大多给贬职，或逐出京师。

尽管再次被贬，范仲淹的心境却十分平和。赴任睦州后，他依旧从容、坦然。“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情。”他将自己的目光暂拨于湖光山色之间，寻求着内心的宁静，同时也提醒着自己，不要因身份或环境的改变而动摇心志。在此期间，他还特地拜访了东汉严子陵的故居，感念于其高风亮节，留下“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语。由此可见，即使被贬谪，范仲淹也不曾忘却对内心的修炼。不到两年时间，他再次被仁宗召还，回京担任国子监。

回京任职半年多时间后，范仲淹目睹朝廷诸多积弊，认为当时备受仁宗宠信的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存在诸多问题。他向仁宗进献《百官图》，将矛头直指吕夷简，批判其肆意操纵官员的升迁，培植党羽，哄骗帝王。然而，仁宗虽然喜欢范仲淹，却更加依赖吕夷简。吕夷简也借着这份信任，反诬范仲淹“越职奏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再一次将他贬谪出京。

因直言上谏，范仲淹屡遭贬斥。这一次，他终于在自己的诗歌《酬叶道卿学士见寄》中自嘲为“三黜人”了。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定着“岂量尧舜心，如日照孤臣”的纯臣之念。当好友梅尧臣送来《灵乌赋》，劝其少言慎行、保全自我时，他还是固执地回复了那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凛然之语。

人生匆匆，幸生于世。至多也是寥寥几十余年于百十个春秋中，存而在世的我们，若不敢想、敢做，勇于追求心之所望。岂不等同于白活了整个人生?故言心声灼烫，且当敢诉天下。

诚然，中华民族千年以来都传承着“谦卑”之美德，信奉谦逊礼让的儒雅之态。诸如“枪打出头鸟”、“沉默是金"此类古语比比皆是，但身处当今时代，21世纪己亥猪年，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现实中。一味的谦让与退步，只会使我们到头来一无所有。

何谓敢”《广雅》曰:“敢，勇也。

学习上，我们应当勇敢，应当无忧无惧。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千尾飞雁渡蜀山道。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残酷的战争中，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谦逊而表示感谢，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弱小而感到同情，所望之处皆为对手，你退怯，你害怕。

应当做的事而不敢做。我们在敢于追求理想之物时固然应当竭尽全力，不畏不惧，但同时也要遵守心中永恒的道德律。倘若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例如以作弊等可耻方式得到虚伪的成绩，那么在当你品尝胜利果实之时，是否感到这果实已变了味?

由此，真正的勇敢，永远都与欲望周旋于道德尺度之内。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生活如大河决决，如大潮滂滂，湍急的涌流中暗藏无数人生宝藏，于逆流之中，我们当如鲁迅先生说的那般奋发不止，不缀不息，积极进取，在沉默中爆发，让我等之心声告于四海，让我等之信念响彻八荒!

生命的长河浩浩汤汤，倘过飞阁流丹，倘过悭怪。

我们都应学习范仲淹的精神，家贫之不移，贪读如饥渴。他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英雄，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精神！

隋朝始兴科举，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初具规模。到了唐代，大大地发展起来，成为一项比较完善的选举人才的制度。
（1）取士科目《新唐书？选举制上》概括唐代取士之法，分 岁举 、制举 两种情况。岁举，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 天子自诏， 以待非常之才 ，叫做 制举.岁举是 常选 ，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少数年份因天灾歉收、兵变动乱等原因暂停。岁举各科中，以进士、明经两科规模最大。进士科自高宗以后，越来越受应试者的垂青。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 ②应试人多，考中极少，因而当时将进士登科比作 登龙门.明经科以熟读经书为主，考试较进士科为易，录取也不似进士科严格，因而在当时也有很多报考者。进士、明经两科之外，其余10科多不受人重视，往往无人报考，以至时开时停。本来，秀才科等最高，隋炀帝时尤其如此。可到唐太宗时， 有举而不第者 ，于是停举。玄宗时，一度恢复， 应者多落 ，因而废绝。其他科目，多为中唐以后所开科目，既不为人们重视，录取又颇滥，不时停其科。孝廉举，本是沿袭下来的一个科目，也在 岁举 之列。唐太宗曾亲试孝廉，却不合格，以后也未能发展起来。
① 《唐律疏议》卷30《断狱》。
①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岁举中，另有武举一科，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
制举是 制诏举人，不有常科 ，随皇帝临时所需列定科目。如太宗贞观十一年四月，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①。又如玄宗开元九年以 边境未清，统边须将 ，下诏有可以运筹决胜、斩将搴旗，或足拟万人之敌、堪为一堡之雄者，各听自举，玄宗亲试。
（2）士子来源前面谈到，唐代取士大致分岁举与制举两种情况。岁举应试者，一是由学馆出身的生徒，二是由州郡贡举的举人。
由学馆出身应试者，为数最多。当时，国子监所统，有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以《新唐书？选举志上》的统计，在学生徒2280人。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还有不少官宦子弟为学生，其教学、考试， 如国子制.东、西两京所设馆、学之外，地方也都设学，京都学生80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60人，下都督府、中州各50人，下州40人，京县50人，上县40人，中县、中下县各35人，下县20人。玄宗以前，对学馆出身十分重视， 进士不由两监（按：东、西两京国子监）
者，深以为耻 ②。玄宗时，还曾下敕， 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送举 ③。礼部考试，也是 先两监而后乡贡.不由学馆而举者，称为乡贡。唐代的乡贡，不同于前代，不由州郡长或大中正推举，而是想应举之人以 怀牒自列于州县 ，参加考试，然后到尚书省 疏名列到，结款通保 ，再由户部集阅 ，进行统考。唐代以乡贡入京考试之人谓 举人 ，不同于明清称乡试录取后之人为举人。唐代所谓 举人 ，只是可由此而应进士试，当时又称为 举进士.乡贡，每年仲冬，随各州进贡品而入贡举人。每岁随物上贡举人，都以京兆府（西京长安所在州）为最多。玄宗后期， 禄者以京兆、同（州）、华（州）为荣，而不入学 ①，乡贡逐渐受重视。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膏梁之族挤入乡贡，学馆读书视为鄙事。
② 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
①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② 《唐摭言》卷1《两监》。
③ 《文献通考》卷29《举士》。
①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
（3）中试授官岁举各科出身虽各不同，但考试时间和考场主考人是相同的。主考官初为吏部考功员外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侍郎充任，一直沿袭下来。
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然后放榜。
各科考试，规定明确。择其秀才、明经、进士等科，转录如下：秀才科，试方略策5道，以文理通粗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4等，为及第。
明经科，先帖文，然后口试，经书问大义10条，答时务策3道，亦为4等。
进士科，试时务策5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4、帖过4以上为乙第。
这种常科及第后，只是获得了出身，即有了做官的资格，并不是立即就可以做官，还得有一定的选限方可赴集而试。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六月的一道诏书说得很明白： 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判可观者，三选听集。 ①经过吏部试判，中者才授官。
秀才等为最高，授官时品阶也高于其他科。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等，从八品下。
明经科，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
进士科，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
制举则与岁举不同，登科后便可授官，但也有等第之分。如太极元年（712年），玄宗即位后制举，韩休、赵冬曦应贤良方正科，对策并为乙第；张九龄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

1、进行科举考试
2、做一些大臣的门客。然后逐渐进入官僚体系。
3、自荐制，自己去推荐自己。武则天时期开始的，很多名相都是自荐的
4、推举制，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进行推荐
5、恩荫制，因为自己的长辈做官，然后恩荫制，自己承袭这个官位或是降低官位进行承袭

科举，有两种，经学考试，文学考试。作诗作的好也能当官，这是唯一的一个朝代了。
另外，汉朝遗下的征辟制也还存在。就是由人举荐。有很多在终南山隐居的人被人介绍到中央。如王维。所以有终南捷径这个说法。

科举文科武科，世家子弟直接入士，推举,入僚

科举制，朝中有靠山推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