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马戏之王》里华人京剧演员出现在畸形秀是否是一种侮辱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

1、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

2、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字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时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动影戏部，此后拍摄了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

1922年 ，张石川与郑正秋 、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演技自然、亲切、朴素。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于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摄古装片的热潮 ，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

拓展资料

电影，是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连续的影像画面，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现代艺术，也是一门可以容纳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

但它又具有独自的特征，电影在艺术表现力上不但具有其它各种艺术的特征，又因可以运用蒙太奇（法语：Montage）这种艺术性突跃的电影组接技巧，具有超越其它一切艺术的表现手段，而且影片可以大量复制放映，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电影已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外国人摄制有关华人最早的电影，1894－1895，《华人洗衣店场景》，导演:威廉·kl迪克森，据说这一系列拍了好几部，现在网上可播放，有电影截图，不过有人说这里面的华人形象是外国人扮演的，已无从考证
外国人摄制有关中国人最早出境的电影，1896《李鸿章格兰特总统墓前》《纽约，第五大道与第五十五街》，全部是关于李鸿章访问当时的美国的一系列纪录片，导演:威廉·kl迪克森，全部已丢失

外国人已知最早在中国摄制的系列电影，1900－1902《领事的眼光》，导演:方苏雅等。这是一系列的合集，是从1900年之后在中国摄制的最早可播放也是最长的纪录片合集，纪录片的拍摄地主要在云南，有著名的镜头《云贵总督丁振铎和法国领事见面》《云南富人家吃饭》《云南新军士兵操练》《贵族子弟躺在床上抽鸦片》《南方集市场景》《表演戏曲场景》《清朝南方人杀猪》等等，目前大部分可在网上播放，有人整合和过全集超过40分钟
有争议，1900－1901年左右《李鸿章》，这是李鸿章唯一的动态影像，但是篇幅过短，导演未知，应该摄制于1901年
中国人独立摄制的在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拍摄时间应该是1905年，导演:任景丰，已丢失
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长篇电影《阎瑞生》，上映时间应该是1921年，导演:任鹏年，已丢失
外国人拍摄的有关中国的已知最早的知名长篇电影《残花泪》，上映时间1919年，又名《凋谢的花朵》，导演:大卫·格里菲斯，名导格里菲斯的代表作之一，可播放，虽然男主不是由中国人扮演，但是还是拍摄了一些和中国有关的镜头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了半个小时的京剧片《定军山》，此为中国第一部无声黑白电影，谭鑫培主演。
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黑白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诞生，主演胡蝶。
1948年，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拍摄于上海的戏曲片《生死恨》，由华艺影片公司出品，费穆导演，主演梅兰芳。
1949年4月，新中国第一部黑白电影《桥》摄制完成，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从此中国的电影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3年，新中国拍摄了第一部彩色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1960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希望能够帮到你O(∩_∩)O~

1905 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这部纪录片通过对京剧大师谭新陪的＜定军山＞的演出拍摄，完成了电影的纪录功能．多年以来，提起＜定军山＞总是把它和故事片联系在一起，忽视了它存在的另一面．
定军山的出现呈现出影像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从题材上看，选择定军山作为第一部电影拍摄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独特的观影方式，周宁在＜比较戏剧学＞中称京剧呈现的是一种以叙事语言代替展示语言的话语表达方式，它强调的是剧作家 演员观众之间的外交流系统，这种话语表达方式不以展现真实的戏剧情境为满足，因此，对于观众而言，戏剧故事往往借助演员的口说书，而期肢体动作确实与故事无关的舞蹈化表现，因此观众看的是表演，听的是戏．正是这种特殊的看和听的关系，影响到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中国纪录片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纪录片到八十年代的话说系列，其表现形式均是画面解说式的，这种画面解说式的纪录片呈现的就是一种解说与画面关系并不密切的复杂世界，但过去我们在评价它们的时候，均认为这是受到苏联电影”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但却忽视了纪录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不明白这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当年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能够产生那样大的轰动效应．
＜定军山＞是一个开端，中国纪录片与中国文化的一切联系都应该从这里开始．

我国第一部电影是《定军山》。是在1905年秋拍摄的。
导演：任庆泰
摄影：刘仲伦
主演：谭鑫培
《定军山》取材于《三国演义》第70和71回，是讲三国时期蜀魏用兵的故事。当年的《定军山》在拍摄手法上受到西方影响，但取材却与我国传统的民族戏曲和古典文学相结合，非常符合当时观众的欣赏习惯，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放映，曾出现万人空巷的盛况。
作为一个开端，《定军山》只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

《霸 王 别姬 》之所以可以成为 中 国 电影的巅 峰之一，主要有几点，一是它具有很 强的艺术 性，而且是浓厚的 中 国 色彩，其二它的时代 性，剧情非常饱满，信息量非常大，是一个时代的缩 影也不过分，第三是剧中的人 性，展现的非常好，第四就是当时投入了大量资金，制作比较精 良。
一、很强的 中 国 风艺术 性
《霸 王 别 姬》之所以被公认为是中 国最 好的电影，和它的 中 国 风 艺术 性 离不开。电影以京 剧为背景，京 剧一直是 中 国 的象征，是我们的国 粹，电影里的京剧表演也非常到位。京 剧唱 腔非常浑 厚，剧中很多镜头都充满了艺术 性。而且拍摄手法也非常不一般。每个长镜头都用的恰到好处，还有人物的表情捕 捉，看的非常过 瘾。
二、浓厚的时代性
《霸 王 别姬 》里面的时代，正是 中 国 最颠沛流离的一个时代，交替的时代。里面有时候很难分清谁是主 角，谁是副 角，因为电影完全就像把这些人都融 入了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和那个时代紧密相连，是一个时代的缩 影，剧情饱 满，很多镜头信息量非常大，还要多看几次才能够领 会。
三、还原人 性
梨 园在当时的地位是低 贱的，而主 角正是被称为下 三 滥的戏 子。从别人对他们的方式、说话语气，我们都可以看清人 性。还有主 角自身的改变，都是人 性 的缩 影。影片的节 奏把握非常准，人物线和背景线，可以说是完全是齐头发展的。如果在观看时，注重一条线，另一条线就会 漏，所以这部电影完全可以有两种观看方式，非常多 元。里面张 国 荣第一次登 台演出时被老 太 监 猥 亵，人 格被剥 夺干净，完全变成了女 性，等多个情节都有自己的定义。
四、投入资金多，制作精 良
相比于同时期的电影，《霸 王 别 姬》应该是 中 国 当时制作精 良的一部影片，耗 资 高，也有一定的商业性质。后来传到国 外也非常受欢迎，得到了很多人的认 可，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成 功之处。
电影最后，张 国 荣出演的虞 姬，自 刎 在台上，完成了他对艺术的最终奉 献，这部影片的最后，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成 全了自己。意味深长，是 中 国 不可多得的好 电影，这些也是《霸 王 别 姬》能够站在巅 峰的理由。

《霸 王 别 姬》之所以被公认为是中 国最 好的电影，和它的 中 国 风 艺术 性 离不开。电影以京 剧为背景，京 剧一直是 中 国 的象征，是我们的国 粹，电影里的京剧表演也非常到位。京 剧唱 腔非常浑 厚，剧中很多镜头都充满了艺术 性。而且拍摄手法也非常不一般。每个长镜头都用的恰到好处
电影《霸王别姬》主要围绕了两位京剧演员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从两人的经历展现出对传统文化、人性以及当时社会每个人生活状态的思考等，期间经历了民国、抗战、新中国成立以及文革等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从程蝶衣的悲剧人生，看出了时代风云的变迁。影片《霸王别姬》采用了特殊的叙事方法：台下叙事和影戏结合，形成了片中有戏、戏中有观众复杂叙事结构，同时影片人物、戏剧人物以及观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舞台和银幕的有机结合又碰撞出了不同的火花。

这样的叙事结构展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令观众耳目一新，戏剧在影片中俨然成为了电影语言的一种，它不断地推动剧情发展，同时通过影片和戏剧中形成的各种反差，演绎和刻画出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最终引出影片的深刻内涵。

①穿插的戏剧名字和影片的名字不谋而合，但是两者蕴含的主题意义却大相径庭影片和其穿插戏剧的名字都是：《霸王别姬》，戏剧讲述的是秦朝末期的西楚霸王项羽，在乌江边与虞姬告别的场景，是一段历史故事浓缩并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其内在的主题就是塑造了一个英雄形象：西楚霸王。

而影片中的主角程蝶衣和段小楼，他们虽然成为了名角，可是卸完妆后，在别人的眼里，他们依然是一个戏子的身份，段小楼非但成为不了英雄，最后连做人的尊严都难以保全，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无法保护。

在影片中，段小楼是人性懦弱的代表，在台上他是气宇轩昂的英雄，到了台下的他就是一个俗人，为了生活和活下去，他逐渐失去了抗争意识，以至于最后失去本心，活成一个躯壳，而另一个男主角程蝶衣虽然做出了反抗，但最终还是落得个凄惨下场，改变不了旧时代戏子的悲惨命运，他想要从一而终的事业和师兄都与他渐行渐远。

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的巅峰之一。原因《霸王别姬》以的史诗架构格局，浓厚的东方文化和苍雄的叙事风格，讲述了风起云涌的时代（北洋政府时期、民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时期、新中国建立、文革时期）更替中，京剧艺的兴衰坎坷、各色人物的起落无常。

影片如一台华美似梦的陈年旧戏，似一副三教九流汇集的乱世画卷。片中的每个配角如主角般鲜活饱满：

悲苦重情的师弟程蝶衣、假义世俗的师兄段小楼、敢爱敢恨的菊仙、卑贱自强的母亲艳红、严苛重规的戏班子关老板、身心扭曲的内侍太监张公公、豪绅戏骨袁四爷、忘恩负义的养子小四...

世间，像极了抹了胭脂的舞台。舞台，也许是多了喝彩的人生。

影片以时代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为大明线，同时隐含着人物对强权和自身身份限定的抗争，以及历史故事、剧中故事与原型人物故事交叉重叠两条暗线。不同阶层、不同命运、不同台面的各色人物，他们在一个时代里腾达，又在另一个时代里轰然倒塌。电影是所有艺术形式里观众的准入门槛最低，也是成本和收益最高的，因此其最容易商业化。

评判一部好电影要看它针对的观众是谁，有些电影拍出来就是给大多数人看的；有些电影忽视观众的诉求而单单追求自身的思辨，自然不受待见。《霸王别姬》之所以是目前为止公认的华语最好电影，很大原因就是它的电影语言直白，每个人都能看懂影片的情感基调，并在通俗的故事中找到情感共鸣。

杨铁心这个名字，足以表现出此人的英雄之心坚硬似铁。只是一直被误解，从他和郭靖之父两人结拜兄弟就可以看出，他和郭靖之父都是铁一样的汉子。所以两人的孩子以靖康为名。

《射雕英雄传》是作家金庸的作品。南宋年间，随丈夫杨铁心流落江南牛家村的包惜弱救了金国王子完颜洪烈，却害得丈夫和义兄郭啸天两家家破人亡。郭啸天的妻子逃到蒙古大漠，生下遗腹子郭靖。傻小子郭靖得到丐帮帮主洪七公传授绝技“降龙十八掌”，更赢得心上人蓉儿芳心。
纵观射雕英雄的成长之路，郭靖与黄蓉二人的合作是力量与智慧的结合，但较之郭靖之动手，黄蓉之动脑自然更加高明。可以说是黄蓉的智慧之线串起了郭靖先天理性和后天勤勉之点，使之蜿蜒前行，逐渐漫延成一个首尾相连、因果相应的一张武林英雄成才图谱。
作者以人道主义为文心，理想主义为笔墨，通过反男权中心的故事程式，倾向女性主义的话语权力和人道主义女性美学构想，在准历史现实主义的画板上，在宋金元易代、武林争霸、英雄纵横的宏伟叙事背景之下，刻画了以黄蓉为中心的一组才貌双全，文武过人，聪慧自然的性情中女性形象，从而奏响了一首高亢激越的女性主义理想赞歌。
该书阐释了侠义精神的真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自幼家破人亡的郭靖，随母流落蒙古大漠，傻头傻脑但有情有义的郭靖倒也有福气，他不但习得了江南六怪的绝艺、全真教马钰的内功、洪七公的隆龙十八掌、双手互博之术、九阴真经等盖世武功，还让古灵精怪的小美女黄蓉一辈子跟定了他。
郭靖已经突破了旧时代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身份，他不仅行侠仗义、啸傲江湖，更是要为国家与民族劳心费力乃至出生入死，体现了儒家侠之大者素有的风范。

也是一条汉子,算得上忠义,只是经历了一番沧桑苦痛后消磨去不少豪情．
为人太执著于条条框框的礼数，所以在人们心目中不大有好印象．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
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

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

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

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

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

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

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

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

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

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

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

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

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骗子；不是骗子，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金庸给 杨康的父亲冠以 铁心这个名字，足以表现出此人的英雄之心坚硬似铁。 在杨康认贼作父之后，其毅然不认杨康为子， 虽死而不屈，只是其妻子懦弱贪生，而显得杨铁心有些软弱尴尬，其实仔细阅读跟杨铁心有关的文字，显然，他和郭靖之父都是铁一样的汉子。杨康之所以贪图富贵，认贼作父显然是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相比之下郭靖之母就截然不同了。 金庸其实也是为了暗衬杨康为人之耻，当然也是反衬小说主人公郭靖为人之宽义。

杨康之父，和郭靖的父亲是结义兄弟，一个普通的江湖人士，小说中没有关于他的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