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是历史上最残忍的“剃头匠”吗

1864年7月19日，湘军引爆地道内的火药，炸毁金陵城墙龙脖子，城墙倒塌二十多丈。湘军四路并进，金陵九座城门被攻占。自此，太平天国建都十二年的天京陷落。

曾国藩

天京保卫战历时50天，天京城内太平军三万余人，能战斗者仅四千人，但仍然殊死抵抗，直到陷落。曾国藩不得不承认：“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实际只有三万多）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巨寇。”

湘军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终于攻破天京。湘军进入天京，大肆烧杀抢掠，犯下了四大罪行，其残忍程度不亚于数十年后日军攻占南京后的暴行。

湘军

第一罪行是大肆焚烧城内建筑物，湘军进入城中后，太平军依靠一幢幢建筑物进行了巷战。湘军对付太平军的办法，就是连同房子一起烧掉。湘军将领萧孚泗第一个冲进天王府，在对天王府劫掠一空后放火烧毁了规模宏大壮丽的天王府。时人有诗叹曰：“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

金陵风物

当然，有些房屋建筑是太平军自己烧毁的。太平军在最后时刻，抱着“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决心，将财物和房子烧毁。但太平军烧毁的仅有十分之三，大部分都是被湘军焚毁。曾国藩在奏折中说：“三日夜火光不息。”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都不熄灭。曾国藩的这一描述是大大缩水了的，事实上大火烧了整整八天，直到一场大雨才浇灭。

昔日繁华的金陵城，变成了一片瓦砾堆。

传承了千年的名胜古迹、文物宫殿，在这一场浩劫中化为了灰烬。

金陵古城墙

第二罪行是大肆杀戮，湘军入城之后，开展了为期6天的屠城。曾国藩洋洋得意地在奏折中向清朝皇帝炫耀：“三日之内，毙贼十万余人，秦淮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王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三千名，死于敌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当时天京城内仅有人数三万余人，有几千人突围而出，剩下仅两万余人。曾国藩的十万余人是夸大了的数字，以显示湘军的功劳。

曾国藩的机要秘书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城破后，整个金陵城中“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又道：“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担货物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是老者，其幼儿未满二三岁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老者无不受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嚎之声达于四野。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同为湘军的赵烈文对湘军的暴行都看不下去了，可见其残忍程度有多令人发指。

杀降

第三罪行是掳掠妇女。城破之后，四十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湘军掳掠，年老的都被杀死。赵烈文笔记下的：“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是对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

第四罪是抢夺财物。湘军入城后便进行大肆搜刮财物。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闻各军入城后，滩掠夺，颇乱伍。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收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道。”湘军上到将军，下到烧火做饭的厨子马夫都去抢夺财物，将抢到的财物打包肩挑背负，沿江而上，运回湖南老家。

一个多月后，抢劫还在继续“城内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抢夺，时有杀伤。”

富丽堂皇的宫殿

李秀成被俘后，抓获李秀成的村民陶大兰非但没得到湘军将领萧孚泗的一分钱奖赏，然而全家连同邻居都被关起来拷打，逼问有没有私藏李秀成的金银。赵烈文对萧孚泗说：“丧良昧理，一至于此！”。萧孚泗都如此丧尽天良，更不要说那些残忍的下属了。

曾国藩被清廷赐予文正公的谥号，被世人推举为“千古一完人”。然而，曾国藩却是不折不扣的“剃头匠”。曾的残忍完全超乎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礼义仁智信，称其为完人似乎徒有虚名。

天国金库

曾国藩在接到咸丰皇帝的诏书出来办理团练时，就提出了要“严刑峻法”的主张。湘军鲍超在赤冈岭俘获太平军三千人时，曾国藩曾写信给鲍超这三千人到底杀了没有。鲍超迟疑，曾国藩写信一再催促，结果三千太平军全数被杀。

在攻克安庆前，曾国藩曾一再叮嘱在前线的曾国荃说：“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为了安稳弟弟的心，他又说道：“屠城以泄其愤，迪庵在九江亦是如此办法。”在杀人之后，曾国藩建议：“宜将贼尸设法掩埋，或用旧船载弃大江之中。”

曾国藩塑像

曾国藩还改良了中国古代的凌迟之刑，在犯人被凌迟之时，还要往伤口上撒盐，让受罚者痛苦而死。

导读：清光绪元年至光绪四年，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了一场极为罕见了特大旱灾饥荒，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造成后果之严重都是历史罕见。光绪三年的《申报》，曾经用较大篇幅记载了这次灾荒对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扒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路旁倒毙，无日无之。

美国学者沃尔特所成《饥荒的中国》更是直接给出了这场灾荒导致的人类死亡及迁徙情况：从1876年自1879年间，“丁戊奇荒”导致900万——1300万人死亡，另有2000万灾民逃荒至外地。

可就在这场灾荒中，受灾程度几乎居于首位的山西省，却被《清史稿》予以了“同时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的积极评价，在饥饿生死线上徘徊的六百万饥民得以成活，造成了一项注定不会被历史淹没的奇迹。

“丁戊奇荒”到底有多严重？《清史稿·灾异志》如此记载：

光绪元年，青县夏、秋旱。二年春，望都、蠡县、滦州、临榆旱。五月，肥城旱。八月，藁城旱。三年四月，武进、沾化、宁阳、南乐、唐山旱，应山夏、秋大旱。四年春，东平、三原旱。七月，内丘、井陉、顺天、唐山、平乡、临榆旱。八月，京山旱。

有上述所载地区名称来看，这场因大旱而带来的灾荒遍及山西、河南、直隶、山东、陕西几乎整个华北地区，范围之大，实属罕见，对于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晚清政权绝对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

为赈济灾荒，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争取了21万石漕粮的同时，不惜挪用团练军饷36万两、北洋海防军费8万两，更是破天荒的首次接受外国援助的善款。可就算如此，直隶一省的饥民饿死人数，依然让人难以接受，由此足以证明这场灾荒的巨大破坏力和杀伤力。

01 山西灾荒，到底有多严重

清光绪二年，时任河道总督的元湘军将领曾国荃调任山西巡抚，这位曾经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因为嗜杀成性而落得“剃头匠”恶名的一代悍将，刚到山西就迎上了荒政处理的巨大考验。

山西的受灾程度有多严重？曾国荃在其朝廷上呈的奏折中，曾经有过具体说明：

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这场被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让山西民众一度到了“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泥。饥饿至此，何以成活”的悲惨地步，再加上当时山西通省种植鸦片、吏治败坏又让灾情更为严重。根据《曾忠襄公奏议》记载，当时的山西“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二三千里目观惨况，残喘呼救，枯骸塞途”。曾国荃在此危难之际出任山西最高行政长官，不得不将赈灾之事视为自己的头等要务。

02 曾国荃的具体赈灾措施

《清史稿·列传二百》大致记载了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积极应对山西灾荒的具体所行：

国荃力行赈恤，官帑之外，告贷诸行省，劝捐协济，分别灾情轻重、赈期久暂，先后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活饥民六百万。

结合相关史料记载，曾国荃的赈济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措施：

1、减免赋税

清朝时期，一旦有灾荒发生，减少或者减免赋税往往是最为常见的荒政措施之一。尤其对于

“差徭之重倍于赋”

的山西而言，税赋的减免就显得尤为必要。

另外，旱灾盛行的同时，如果税赋依然不改，势必会造成社会动荡乃至暴乱。按照当时查办赈务的大臣所说“山陕百姓差徭过重，平日田产所入，难资糊口，以致户鲜盖藏，罹此奇荒，几成大变”，赋税的减免已经成为曾国荃不得不进行的赈灾手段。

为缓解灾情和最大程度降低社会动荡可能，曾国荃多次上疏清廷，请求减免、缓交军饷、京饷及各项钱粮。据《曾国荃全集》中的资料统计，曾国荃自上任至离职，先后上疏达 24 次之多，大大减轻 了灾民的负担。仅差徭一项，“较之旧章，或减去十之五六 ，或减去十之七八”。

除此之外，曾国荃还命令地方官员按户稽查，将有丁之粮归之于地，无丁之粮核实酌减，属于逃亡之户，一并减免丁粮，而各州县的地丁银也随之一并得到蠲免，全部摊入地粮征收，将“摊丁入亩”的制度发挥到极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恢复灾后的农业生产。

2、广设粥棚

为迅速有效地救助贫困饥民，曾国荃下令在所有宏观赈济手段之外，采取最为直接的救济饥民的办法——于山西各地分设粥厂煮粥。据史料记载，仅曾国荃直接参与的粥棚搭建就有四家，分别为“太原设三家，分别设在大南门外的骆驼厂 ，北门外十方院，新甫门外郝庄，运城也设有一家”。粥棚的规模之大，每日每家大致能够保证一万饥民得到照顾。

在设立粥棚的同时，曾国荃还专门就民间向官府借贷粮食一事，向朝廷上呈了一道申请减免的奏疏：

民力拮据，若令照例征还，不特民力未逮，即原借之户大半流亡，率 皆无著 ，诚恐奸骨盆役藉官扰民，以桃代李 ，或累及邻族，或苛派里社 ，甲倒累甲，户倒累户，流弊无穷。

如此举措在尽可能保证饥民得以存活的同时，还一定程度上收拢了民心，保证了以后赈灾措施的顺利施行。

3、筹粮集款

大灾之下，钱粮的绝对供应才是硬道理，可是根据《曾忠襄公奏议》的记载，当时的山西财政几乎惨不忍睹：

晋省库项之入款，历年以来，朝收而夕解，酉入而辰出，向无涓滴之存，久付山岳之债。迩年库空如洗，室罄长悬。

啥意思？

省财政已经空空如也，无力赈济一省数百万灾民。可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身后毕竟有着强大的政治资源，既然自省财政匮乏根本无力实施自救，曾国荃就开始转向社会各方面筹款筹粮。借助曾国藩和自己昔日的巨大影响力，曾国荃积极联系当时诸如李鸿章等大人物，为山西赈灾呼吁朝野，并筹集到较其它受灾省份更多的朝廷拨款和赈粮。

据《曾国荃全集》记叙，自咸丰二年到咸丰四年的两年多时间内，曾国荃经过多方努力，共筹得“捐银十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两，粮 一千五百石”，为山西灾民带来了生之希望。

除了官赈，曾国荃还奏请朝廷准许，重开捐纳以供灾荒赈济。在“丁戊奇荒”中，山西通过卖官鬻爵得到的捐银高达千万余两。与此同时，曾国荃还“告贷各省，劝民助捐”。在李鸿章等大吏帮助下，在晋及京、沪等地绅商和香港及南洋各埠华商中募捐，筹得了巨额赈灾救荒款项。

另外，为了解决因为灾荒而使得人力、畜力运输变得异常困难之山西与外省各地运输问题，曾国荃动用各种关系，倾其所能，建立了一套通达的运粮路网，使筹到的赈粮得以运回山西，赈恤饥民。

在整个筹粮集款的过程中，曾国荃较之其他受灾省份之督抚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有着强大的人脉资源、朝中势力做自己作为坚实的后盾，但其当时毕竟是山西巡抚，毕竟有着造福一方的职能范围限制。况且，能够使得山西通省“活饥民六百万”已属不易。

4、以工代赈

在曾国荃所施荒政政策中，被其认为“既可安抚丁壮灾民，又可保存畜力，以备农耕，实为赈灾权益之策”

的以工代赈之法，不得不提。在上述道路运输的恢复性运粮路网建设中，曾国荃采取的就是以运代赈的办法，“以彼地之民，以运彼地之粮”。除此之外，他还组织灾民修整河道，为灾荒之后的生产恢复奠定了绝对基础。

在曾国荃的多方努力下，山西全省得以成活六百万饥民，被《清史稿》评价为“民德之，为立生祠”，将其之前嗜杀成性的负面形象一举改变。

03 与荒政配套的雷霆手段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山西一省的灾荒之所以如此严重，和当时山西官场的吏治败坏、通省种植鸦片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所以，除了赈济灾荒外，曾国荃在整顿吏治、清理鸦片种植方面拿出了雷霆手段。

1、吏治整顿

刚刚调任山西之际，曾国荃就对山西官场的吏治腐败情形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一点在其书信中，曾经有过具体说明：

查晋中吏治之坏，非一 日矣。胥吏之追乎 ，迫之已久，小民日受流离转徙之苦。而为牧令者，方且肆无忌惮，不顾斯 民之肥瘠，但求私囊之丰盈 ；不恤下民之怨咨，但伺长官之喜怒。

天灾之外，再加人祸，会给山西饥民带有多大的伤害，可想而知。所以，要想实现荒政的顺利推行，就必须现行对吏治予以雷霆手段的整治。我们以几个具体例子予以说明：

光绪三年，曾国荃上疏，参吉州知府段鼎耀、荣和县知县王性存、阿东解粮委员、试用县丞郭学海漠视民生、扣留侵吞赈银、中饱私囊，请求查办。

光绪四年，曾国荃发现阳曲县仓书李林儒、孙毓树利用职便盗米五十石，审明案情，就地正法。

光绪四年，又参稷山县知县王懋庚于大灾之年无视民生，“私派捐输，修理衙署”，奏请革职查办。

光绪五年，上疏朝廷，指永济县知县洪贞颐在征收光绪三年上忙钱中征多报少、克留备用，请旨查办。

向来认为“事以得人为本，以察吏为先”

的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再现了自己以往心狠手辣的弑杀本性，除了拥有正规行政级别的在编官员外，那些鱼肉百姓、贪污受贿的“小苍蝇”们，曾国荃甚至一度不再请奏朝廷就予以就地正法的处置。

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五年，仅仅因为在灾荒之中犯下过错的官员，被曾国荃上疏参劾并予以处置的就有四十余人。曾国荃整饬吏治、严惩赈灾中的舞弊行为，有助于胶为切实地赈恤灾民，缓和官民对立，刺激相关官吏秉公任事，促进赈灾成效的提高。

2、禁烟

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种植得以迅速发展，自道光年间便开始种植鸦片的山西省，到曾国荃到任的光绪二年，几乎达到了通省种植、遍及各地的疯狂地步。据史料记载，当时山西的耕地中，有多大九分之一的土地种植了鸦片，绝对程度上减少了粮食产量，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

曾国荃到任后，通过对山西境内耕地种植情况的详细了解，甚至给出了“虽曰天灾，实由人事”

的荒灾性质认定。《曾忠襄公奏议》记载了曾国荃就鸦片种植带给山西灾民的严重伤害：

除此之外，曾国荃还号召乡约里社互相监督，同时委派政府专员前往各地督查，确保禁烟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作为曾国藩所创湘军旗下吉字营的统帅，曾国荃在统兵期间以破城后纵兵杀抢而落得“剃头匠”之恶名，尤其在攻破天京城后，纵容湘军屠杀太平军将士，固然有着泯灭人性、为人诟病的所在。但在执政地方，尤其是在“丁戊奇荒”的危难之际，曾国荃临危受命，出任山西巡抚以后，通过采用多种赈济政策、大力整顿山西吏治、雷霆清理鸦片种植等手段，使得“同时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活饥民六百万”又绝对不失为功德一件。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是金子尚且都有杂质，何况平凡的人类。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曾国潘也不是个例外。晚清名臣甚多，诸如左宗棠、李鸿章等掀起洋务运动的风潮。比起他们，曾国潘的名气更大，影响也更深远。

曾国潘的功名

曾国潘考举功名之后为清政府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来又追剿捻军，参与了洋务运动等。他生平不仅仅是在官场上独善其身，在治理自家教育上面也有独到之处，其后辈频出人才，有曾国潘祖训等流传后人，颇受人追捧。

曾国潘在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反而愈加谦逊，从不恃才傲物，所以在官场上算得上是平步青云。在家庭里，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家人也都以他为荣，作为榜样学习他。但是这样的曾国潘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并不是“圣人”。

曾国潘的过错

首先，曾国潘为人虽有本事，但是他对于清政府过于“迂忠”。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中，人民的命运随着国家的衰退，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在国际上受到压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潘镇压下去之后没有反思农民起义的根源所在，一味镇压。之后曾国潘手里握着30万大军，却丝毫没有为老百姓出头，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其次，曾国潘罪责之二在于他的“残忍”。曾国潘对清政府有功，对近代社会的发展有功。但是在他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候，手段过于残忍。他的宗旨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过一个太平起义军，在镇压过程中，他挥刀砍向无辜百姓，不惜以屠城为代价。

1860年，曾国潘的弟弟镇压驻扎在安庆的太平军，在其授意下，曾国荃肆意杀戮百姓，湘军作战勇猛，杀了一万多太平军，仅仅就是集贤关一个地方。后来士兵们在城内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不管是百姓还是投降的太平军，一律杀戮殆尽。

后世的记载、评说

湘军所到之处，人心胆颤。曾国潘和其弟弟的作为，表面上看是忠心义胆，维护了清政府的统治。但是老百姓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禽兽”之行为。

曾国荃表面上假惺惺的给投降的太平军路费名曰遣散费给他们送行，等他们进到屋子里后，早已经准备好的刽子手一个一个的全部砍头，无一幸免。于是传闻出来，说湘军是“剃头匠”。曾国潘知道后表示赞许这样的行为，并且说：宁可全部杀掉，万不能因为假仁慈误大事。

根据后世文献记载：安庆当时横死街头的大多是老弱妇孺，有的孩子还只有两三岁而已，却被砍杀趴在街上，妇女、老人一个不留，全部杀掉了。

当时与湘军站在一致战线的英国军队也在《华北先驱报》上描写了曾国潘处理战俘的方式：清军把年轻点的姑娘、妇女交给清军玷污，玷污后再处死。有一些刽子手杀人剖腹驾轻就熟，直接伸手把人内脏掏出，许多襁褓中的婴儿也被夺走剖腹，其母亲眼睁睁看着惨状发疯。

平民百姓如此惨状，投降的太平军状态更惨。他们的身体被刺入弓箭，肉被一块一块割下来，有的还被喂到他们的嘴巴里。让太平军生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残忍手段让人发指。

湘军所到之处，尸横遍野，不少地方出现了吃人肉的情况。城市被烧，侥幸活下来的人流离失所。曾国潘的奏折中强调的都是如此手段的重要性，还让自己的兵士们生吃太平军的人肉，不给痛快的死，细细的折磨死他们。

曾国潘的最大罪责就是冷血无情。他有功也有错，他的功劳被载入史册，他的污点也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一代女皇武则天尚且还留着一个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何况曾国潘。他骨子里的狠劲如果没有想必在当时的清政府的大环境下，也不会有一番作为。残忍是一把双刃剑，你看着好，我觉得坏，都任由人评说。不论如何，他杀害过无辜的百姓，凌迟处死过投降的农民军，不论怎样，这都是错的！

结语

曾国潘以为国家兴亡是做臣子们的昏庸无能，要想强大，要更改吏治，他没有看到根源性在于封建社会的没落，在于清政府统治的无能。曾国潘以为打造洋枪、洋炮可以保家卫国，抵制列强于国门之外，但是他的强悍只对自己的民众有用，他的残忍仅仅震慑了农民，清政府的没落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改革才是振兴中华最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