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河南考古在郑州商城发掘最大玉戈，这对人们研究历史有何帮助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光耀于世，浩瀚的文化古籍和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在这些众多的文物珍品中有不少国之重器、镇国之宝，它们或为某品类之最，或为某品类之王，或为绝品，或为孤品，或为稀世珍宝，或世所罕见……

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后母戊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被誉为“青铜器之王”，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市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毛公鼎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九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散氏盘

春秋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1965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极其锋利。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越王勾践剑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西周何尊

何尊，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曾侯乙编钟，长748CM，宽335CM，高273CM，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西周大克鼎

西周大克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鼎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 ，口径75.6厘米。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大克鼎与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

大盂鼎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西周周宣王时期文物，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虢季子白盘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

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夏代晚期青铜器。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收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其中一号大神树高达3.96米，树干残高3.84米，这棵铸造于3000年前的青铜神树，极为壮观，独树一帜世界罕见。

西周利簋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镇国青铜器。利簋采用上圆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全套器物通高42厘米，口径58厘米，重约30公斤。曾侯乙尊盘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

铜奔马

明孝靖皇后凤冠

明孝靖皇后凤冠，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明孝靖皇后凤冠，红蓝宝石超过100粒，珍珠5000多颗，总重2320克（四斤六两）。相比之下，我国军人的头盔重量在1.45千克以下（不到三斤）。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汉代蜀地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通过“五星聚会”研究，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红山文化女神像

红山文化女神像，1983年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出土，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现藏于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刘胜金缕玉衣

刘胜金缕玉衣，西汉时期文物。1968年5月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收藏于河北博物院。这完整的金缕玉衣葬服，是闻名中外的首次重大发现，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堪称国宝。刘胜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其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在“玉衣”内还发现玉璧十八块，以及饭含，佩戴之物。

战国水晶杯

水晶杯，战国文物，1990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战国水晶杯，杯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为起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堪为无与伦比的珍品。此杯现珍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

商周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商周时期文物，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现收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 内径5.29 厚0.02（厘米）重20克，金箔的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象征了三千年前的飞天梦。

河南安阳妇好墓玉凤

河南安阳妇好墓玉凤，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3.6厘米，厚0.7厘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也是妇好墓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

西汉皇后之玺玉印

“皇后之玺”玉印，西汉时期的文物，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西汉皇后之玺玉印，高2厘米，边长2.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迄今为止，皇后之玺仍是我们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属于国家级文物。专家认为这方玉印的发现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玉玺的主人是年代最早的皇后。

大玉戈

大玉戈，商代前期玉质仪仗器，国家一级文物。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收藏于湖北博物馆。该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在商代玉器中十分罕见，在目前出土的玉戈中是大玉戈最长的，堪称“玉戈之王”。

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良渚文化玉琮之首。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此玉琮通高8.9厘米、上射径17.1—17.6厘米、下射径16.5—17.5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

颜真卿祭侄文稿

颜真卿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的书法帖本。原本为行草墨迹，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这是颜真卿侄季明与其父杲卿于至德元年(756)间殉安史之乱后，颜真卿于乾元年(785)祭侄灵前，在极度悲愤中写下此稿。此稿意不书而在天机自动，以篆法入行，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如苏东坡所说“书法无意乃佳”，被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兰亭序》媲美。

苏轼《寒食帖》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是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

《平复帖》

《平复帖》为晋代陆机书法作品，牙色麻纸本墨迹，9行84字。《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见证了汉字流变。现藏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书画，画家黄公望为郑樗(无用师)所绘，用三、四年时间才画成，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韩滉《五牛图》

韩滉《五牛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堪称“镇国之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五牛图》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无作者款印，有赵构、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画中五头不同形态的牛，韩滉以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528厘米，绢本设色。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814个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73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九艘。这幅镇院之宝出自五代南唐名画家顾闳中之手，经过千年的辗转，如今竟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堪称奇迹。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为汝窑水仙盆存世唯一。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汝窑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一直没有找到遗址。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其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汝窑以温润的天青釉色被誉为青瓷之冠，风格独具。因传世极少，弥足珍贵，目前全世界典藏不足70件，台北故宫收藏有21件。

兽首玛瑙杯

兽首玛瑙杯，唐代酒器，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兽首玛瑙杯从选材、设计到工艺，都可称为唐代玉雕艺术的精品，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它是海内外孤品，同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真珠舍利宝幢

真珠舍利宝幢，1978年4月12日，三名苏州小学生在瑞光塔中玩耍无意间摸到一块松动的塔心砖，打开发现一个洞穴。一座尘封千年的宝库就此打开了。一件无价宝物——北宋真珠舍利宝幢现世。整座宝幢造型优美、工艺之精巧举世罕见，代表了整个北宋时期苏州工艺的集锦。

西汉直裾素纱襌衣

直裾素纱襌衣(“襌”音dān，常被误写做“禅”)，西汉织绣， 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该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直裾素纱襌衣是存世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薄的一件衣服，在中国古代丝织史、服饰史和科技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青花釉里红瓷仓

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楼阁式瓷仓，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这件楼阁式瓷仓，造型别致，虽然是随葬冥器，仍不失为珍贵的工艺品。青花釉里红瓷器，甚为罕见，作为楼阁式瓷仓，并且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

三彩骆驼载乐俑

三彩骆驼载乐俑为唐朝的文物，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通高58厘米，长41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虽经地下埋葬一千三百多年，出土时仍光彩夺目，它是唯一一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的唐三彩。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唐朝的文物，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马身和提梁、壶盖及“同心结”纹带均鎏金，使得银壶富丽堂皇，明快悦目。该壶构思巧妙，工艺精细，古今未见类同者，堪称国宝。

秦石鼓文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古今书法家最为敬重的“圆笔书”圣典。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新石器时代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在2002年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珍贵文物之首。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
　　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
　　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
　　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
　　《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
　　《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
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
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
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
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
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
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
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
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
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
“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
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
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
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
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
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
·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
“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
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
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
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
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
“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
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
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
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
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
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
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
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
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
“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
《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
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
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
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
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
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
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
界，把执著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
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
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
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
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
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
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
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
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
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
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
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
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
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
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
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
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
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
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
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
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
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
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
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
《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
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
《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
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
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
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
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
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
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
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
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
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
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
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
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
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
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
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
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
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
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
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
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
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
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
“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
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
《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
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
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
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
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
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
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
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
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
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
出土了著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
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
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
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
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
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
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
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
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
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
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
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
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
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
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
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
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
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
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
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
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
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枣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称“庄骚”。

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以寓言喻理，逸趣横生，耐人寻味。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图1，明代陈洪绶木刻《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与哲学思想一样，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一名，秦汉间已出现，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从此，《楚辞》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图2，《楚辞》及研究著作)。由于《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楚辞是地方色彩最为鲜明的楚文学代表作，黄伯思对它的界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它的外部特色，比较明确地突出了它的形式特点，故向来被视为解说“楚辞”得名及其特征的经典之论。楚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2400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

宋玉是战国时楚国著名文学家。宋玉出身低微，仕途失意，曾师事屈原，通晓音律，雅好辞章，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宋玉赋16篇，多已亡佚。现存《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诸篇。《九辩》，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首创地位。

唐勒、景差是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楚国文坛的作家，但两人的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1972年，在出土简文中，出现了唐勒的赋作残篇，因而使人得以大致了解唐勒的创作情况和文学地位。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

楚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现手法、体裁形式、修辞技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黄河，古称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后于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干流河道全长5464千米，仅次于长江，为中国第二长河。黄河还是世界第五长河。

黄河从源头到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河长3472千米；河口镇至河南郑州桃花峪间为中游，河长1206千米；桃花峪以下为下游，河长786千米。（黄河上、中、下游的分界有多种说法，这里采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划分方案）黄河横贯中国东西，流域东西长1900千米，南北宽1100千米，总面积达752443平方千米。

黄河多年平均流量1774.5立方米/秒，全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580亿立方米，流域平均年径流深77毫米，流域人均水量593立方米，耕地亩均水量324立方米。

黄河中游河段流经黄土高原地区，支流带入大量泥沙，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最大年输沙量达39.1亿吨（1933年），最高含沙量920千克/立方米（1977年）。三门峡站多年平均输沙量约16亿吨，平均含沙量35千克/立方米。

黄河典故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与黄河有关的掌故是很多的，都与黄河的水文地理特性有关。

那些王朝与黄河有关:夏商

河洛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化,汉文化
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我们依托资源的优势，开设河洛讲坛，传承文明，开拓创新！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
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这一成语比喻坚强的、能起支柱作用的人或集体，就像立在黄河激流中的砥柱山一样。砥柱山其实是一巨石，位于黄河三门峡段的急流中，是一个石岛，人称"砥柱石"，或"中流砥柱"。黄河水到峡谷中被两岸山石束成窄窄的一股，冲到砥柱石前，形成急速的漩涡，分成两股流开，离开三门峡谷，场景惊心动魄。过去黄河水运发达，曾为航船要道。但在三门峡段，常有触礁者。以至水底的山有"米堆"、"谷堆"之称。后船每行至此，船夫们便下船用纤绳拉过。传说中的砥柱石，是用来镇定河水波澜的，在船夫们的眼中，砥柱石却是一座航标。石上原刻有"照我来"三大字，意即要航朝它驶来。船只要朝它驶来，眼看要撞上时，砥柱前面的波涛回过水来，正好将船推向安全的航道，十分神奇。
说到黄河的航运，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此早在春秋时期就有"秦粟输晋，泛舟之役"的记载。西汉及唐朝均建都长安，利用黄河及渭水水道，沟通运河、江淮，使长安运输便利，成为国际大都市。但黄河上中游河段险滩多、水流急，中下游泥沙多，不利于航行。自清末以来，公路、铁路兴起，航道久不整冶，黄河水运遂告衰败。
历史上曾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说法。但黄河的水能变清吗？黄河水在青海境的河段是很清的，但流经黄土高原后，各支流带入大量泥沙。这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对环境破坏的结果，造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现在每年入黄的泥沙已非人力所能控制，虽经长期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减少泥沙50％，但至下游仍有8亿吨，黄河仍然清不了。出圣人是很难的喽。出了圣人，首先把黄河治好，这句话就改做了"圣人出，黄河清"了。
鲤鱼跳龙门
"鲤鱼跳龙门"。龙门在晋陕峡谷的最南端，北距壶口瀑布65公里。龙门之南就是开阔的关中平原了。黄河水从狭窄的龙门口进入宽阔的河床中，河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龙门之形成，因其东龙门山和其西梁山各申出山脊，相互靠拢，成为一个只100多米宽的狭窄口门，束住河水，形成湍急的水流。每当洪水季节，水位升高，而出了狭谷后河谷变宽，水位骤降，落差很大，故有"龙门三跌水"之说。"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就是指跳跃此处。说的是小鲤鱼不畏险阻，纷纷争跳这个成龙的门关。能跳过者，立时成龙。只有那些百折不挠的鲤鱼，最终才能成龙。这个传说千百年来也激励着炎黄子孙顽强拼博，奋斗不息。古人认为此龙门峡为大禹所开，故又称之为"禹门口"。
黄河的弯多，素有"九曲黄河"的说法。黄河在黄土高原转了许多的大弯之后，呼啸奔腾远去。留下那首高亢的信天游民歌还在我们耳旁回荡："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九"和"九十九"在古代是形容多的意思，说明黄河的弯曲多。黄河自河源到河口，有很多大的弯曲，干流的主要大弯有6个，小弯更多了，大多在黄土高原。大弯中，180度的大弯有3个，90度的大弯有2个，45度大弯有1个。而黄河总的走势就构成一个"几"字型的大弯，总的流向仍然是自西向东的，自河源至河口直线距离仅为2068公里，但实际流程是5464公里，是直线距离的2.64倍。
黄河有一个马蹄形的大弯叫"河套"。俗语云："黄河百害，惟富一套"。这里说的一套就是指河套地区。本来自西而东的黄河由甘肃到了宁夏的中卫，沿贺兰山转而向北，至内蒙古的临河受阴山阻挡又折而向东，到托克托县突然掉头，沿吕梁山南下，绕了一个大弯，这个特有的大弯曲，好比套在宁蒙平原上的一个大布套，所以人们称这里为"河套"。河套平原西起贺兰山、大青山，东到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南达鄂尔多斯高原，北抵狼山、大青山，纵贯宁夏、内蒙。宁夏部分称西套，也叫宁夏平原或银川平原；内蒙部分称东套，并又分为前套和后套，统称为河套平原。黄河流经这里，地处平原，河面开阔，水流平缓，人们兴修了许多引黄水利工程，形成黄河灌区，使得粮棉富足，"塞上江南"。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句子的本意是说受了很大冤枉，就算跳进黄河这样的大河也洗不清了。其实，不论是谁，跳进黄河就别想洗清。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黄河的泥沙。黄河以泥沙多而闻名于世。我国古人常以"黄水一石，含泥六斗"、"黄河斗水，泥居其七"等来描述黄河的多沙状况。黄河的平均含沙量为35公斤每立方米。其沙量之多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黄河的泥沙颗粒很细，有时河水甚至成泥浆状态，沾在身体上确实不易洗净，真的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句诗说的是黄河从西方遥远的天边奔腾而来，又滚滚东逝入海。今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却常常被人们用来形容黄河下游的"悬河"现象。"悬河"，是指河床高出两岸地面的河流，又称"地上河"。悬河的成因是，含沙量大的河流，至河谷开阔、比降不大、水流平缓的河段，泥沙大量堆集，河床不断抬高，水位相应上升，为防止水害，两岸大堤亦随之不断加高，年长日久，河床高出两岸地面，成为"悬河"。黄河至下游后，每年大约有4亿吨泥沙淤积于下游河道，河床逐年升高，使黄河下游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悬河"。现在黄河下游的河床，一般比堤外地面高出3-5米，在河南封丘县的曹岗，竟高出10米之多。真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了。"由于河道高出地面，一般来说郑州以下的黄河下游河道成了淮河、海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黄河两岸已不属于黄河流域了。
三门峡
"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名称的由来。三门峡是黄河进入大平原以前最后一段峡谷是最险要的一座山峡。这里地势险峻，水流湍急，两岸石壁陡峭，河中两座石岛把急流分为三股。人们把这三股水路分别叫做"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名称由此而来，鬼门、神门中水势险恶，仿佛只有鬼神才能通过；而人门则水势稍缓，但也是水深流急，舟船难行。如今"三门天险"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横亘峡谷的大坝，像一条银色的缎带把山西、河南两省连接起来，这就是1957年动工兴建的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毛泽东。历史上，黄河多次决泛，纵横乱流，河道大幅度摆动，导致黄淮之间大面积地区经常蒙受惨痛灾难，历代统治者都把治河做为大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十分重视冶黄工作。1952年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就选择了黄河，并把公元1855年兰考东坝头铜瓦厢决口处作为视察的重点。他从济南砾口到徐州黄河故道，兰考到开封北郊柳园口，从邙山脚下到黄河北岸的人民胜利渠，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渭水
"泾渭分明" 渭水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甘肃，经陕西而入黄河；泾水又是渭河的支流，发源于宁夏。二水在西安市高陵县船张村相汇。"泾渭分明"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即源出泾渭两河交汇处。说的是是在泾水、渭水相会合处，清浊分明，分界清楚而不混，用以比喻界限清楚。古人认为是泾水浊而渭水清的。这据考证，唐代诗人杜甫的《秋雨叹》中："浊泾清渭何当分"，大概是这则成语的雏形了。那么，现在还能不能在两河交汇处见到清水浊水同流一河、互不相融的景观呢？仍然是可以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二河汇合的地方，看到的却是渭水浊于泾水。许多专家亲赴实地考察，看到的也是泾清渭浊的现象。《现代汉语词典》因此将这一成语解释为"泾河水清，渭河水混，泾河流入渭河时，清浊不混。"有人还就此撰文，认为是古人搞错了，应该是泾清而渭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古人错了吗？实际上，从流经的地域来看，渭水自甘肃乌鼠山流经陕西入黄，流泾的是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之地；而泾水全程流经的是黄土高原，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就河水含沙量而言，应该是泾水大于渭水的。据统计，目前泾河平均每年向渭河输送3.04亿吨泥沙，平均含沙量为196公斤每立方米；在未纳入泾河之前，渭河平均每年输送泥沙1.78亿吨，平均含沙量26.8公斤每立方米。从数字上看，还是泾浊渭清，尤其在枯水季节。但到了现代，由于渭河流域尤其是上游地区人类活动的原因，环境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也同样为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渭河流经地区土壤所含矿物成份的原因，当渭河含泥沙量达到每立方米10公斤时，水色便呈赤黄色了。从表面上看，泾渭分明的自然景观仍然存在，但已是渭水水色深于泾水了。并不是古人搞错了，这是后人人为对环境发生的影响，不能不引起重视。因为这一成语的缘故，每年来泾渭会合处看"泾渭分明"的人不少。现在，当地人已经准备开发这一旅游资源，利用游艇，载送游人到"泾渭分明"去看。
--------------典故与名篇-------------
紫气东来 周昭王二十年，函谷关关令尹喜，见东方紫气缭绕，云蒸霞蔚，登上关前土岗眺望，见一位老者(老子)骑青牛自东而来。便力挽老子在此写下了举世闻名的《道德经》。后人为了纪念这一盛事，将尹喜登高远瞩的土岗起名为"望气台"，并在土岗上修建有三丈多高的"瞻紫楼"，取"紫气东来"之意。
假虞灭虢、唇亡齿寒 公元前655年，晋献公欲借虞国之道伐虢。虞国大夫宫之奇向虞公谏道，虞虢之间的关系就好象嘴唇和牙齿一样，互为表里，嘴唇剥去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灭亡了，虞国将跟着灭亡。虞公不听宫之奇之言，答应晋国借道。结果，晋灭虢后回师，又灭了虞国。
鸡鸣狗盗 战国齐公子孟尝君，以养士称，广致人才，威望日增。秦昭王知道后，拜为相。后引起秦王手下一些人的嫉恨。昭王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求助于昭王幸姬。幸姬想要狐白裘。孟尝君座客有能为狗盗者，夜入秦宫，学为狗偷，得狐白裘献幸姬。于是幸姬为言昭王，孟尝君得释。孟尝君飞车东逃，欲出函谷关。昭王悔，着人驰传以追。当时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夜半至关下，恐人追至。座客中有能为鸡鸣者，遂学鸡鸣，孟尝君遂出关。
周召分陕 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用武王弟周公旦、召公爽辅政。当时，天下很不稳定，周、召二人决定分陕而治（分陕的具体位置，《水经注》说以陕城或陕陌为界，《括地志》则说以陕原为界）。这样，周公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方新发展的地方；召公的责任则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古籍所称"陕西"，均指今陕县以西。元明之后，陕西省之得名，亦源于此。
召公遗爱 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县以西由召公治理。相传他下乡视察时，就在田间地头处理民间事务。地方官吏要群众腾出房屋让他休息，烧茶备饭招待他，他马上制止了，说："不劳一身而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召公还在棠梨树下受理民事，听讼决狱，他秉公而断，使民无冤抑，把他分管的这一块地面治理得有条有理，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召公死后，人们思念他的政绩，怀念棠梨树，写成甘棠的诗篇。浓荫郁葱的甘棠树下，留下了召公一颗体恤民情，广施仁政的博爱之心，也留下了"召公遗爱"的千古美谈。
杜甫夜宿石壕村子 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杜甫由于受房官一案的牵连，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由洛阳行至华州。此时，正值安史之乱，途中夜宿石壕村（今陕县观音堂镇甘壕村）时，发现这里征兵之残苦较之新安所见更甚，不是白天来抓兵，而是夜间来捕捉。他亲眼目睹一老翁翻墙外逃，老妇苦苦哀求并说全家的不幸："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唯有乳下孙------。"这使人闻之落泪的话语，更加激发杜甫忧念时世，俯就弱者的高尚情操，于是挥笔写就千古名篇《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渑池会盟友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谦颇为赵将伐齐有功拜为上卿。时蔺相如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诈以十五城换和氏璧。赵王从缪贤荐，遣蔺相如出使秦国。相如不辱使命，既挫败了秦王阴谋，又完璧归赵。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不以城予赵，赵亦不予秦璧，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赵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勿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秦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秦盆缶，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悦，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高程4500m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于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干流河道全长5464km，落差2280km。黄河流域位于东经96°~119°，北纬32°~42°之间，东西长约1900km，南北宽约1100km，流域面积79.5万km（包括内流区4.2万km2），加上下游受洪水影响的范围共约91.5万km2。

地形地貌 黄河流域西起巴颜喀拉山，东临渤海，北抵阴山，南达秦岭。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等四个地貌单元。流域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分为三个阶梯。第一级阶梯是流域西部的青藏高原，位于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海拔高程3000~5000m，有一系列的西北—东南向山脉，山顶常年积雪，冰川地貌发育。青海高原南沿的巴颜喀拉山绵延起伏，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祁连山脉横亘高原北缘，构成青海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分界。黄河河源区及其支流黑河、白河流域，地势平坦，多为草原、湖泊及沼泽。

第二级阶梯大致以太行山为东界，海拔高程1000~2000m。本区内白于山以北属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包括黄河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白于山以南为黄土高原、秦岭山地及太行山地。

河套平原西起宁夏下河沿，东至内蒙古托克托，长达900km，宽30~50km，海拔高程1200~900m。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发达，是宁夏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农业生产基地。河套平原北部的阴山山脉和西部的贺兰、狼山犹如一道屏障，阻挡着阿拉善高原的腾格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等沙漠向黄河流域腹地的侵袭。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黄河河套以南，北、东、西三面为黄河环绕，南界长城，面积约为13万km2，海拔高程1000~1400m，是一块近似方形的台状干燥剥蚀高原。高原内风沙地貌发育，北缘为库布齐沙漠，南部为毛乌素沙漠，河流稀少，盐碱湖众多。高原边缘地带是黄河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区之一。

黄土高原西起日月山，东至太行山，南靠秦岭，北抵鄂尔多斯高原，海拔高程1000~2000m，是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分布地区。地貌类形有黄土塬、梁、峁、沟等。地表起伏变化剧烈，相对高差大，黄土层深厚，组织疏松，地形破碎，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中游洪水和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区。黄土高原中的汾渭盆地，系地堑式构造盆地，经黄土堆积与河流冲积而成。汾渭盆地地面平坦，土地肥沃，灌溉历史悠久，是晋陕两省的富庶地区。

横亘黄土高原南部的秦岭山脉，是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南北分界线，也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对于夏季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冬季来自偏北方向的寒冷气流，均有巨大的障碍作用。耸立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太行山，是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的分水岭，也是华北地区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本区流域周界的伏牛山、外方山及太行山等高大山脉，是来自东南海洋暖湿气流深入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屏障，对黄河流域及我国西部的气候都有影响。由于这一地区的地表对水汽抬升有利，暴雨强度大，产流汇流条件好，是黄河中游洪水主要来源之一。

第三级阶梯自太行山以东至滨海，由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和鲁中丘陵组成。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积达25万km2，海拔高程多在100m以下。本区以黄河河道为分水岭，黄河以北属海河流域，以南属淮河流域。区内地面坡度平缓，排水不畅，洪、涝、旱、碱灾害严重。鲁中丘陵由泰山、鲁山和沂蒙山组成。一般海拔高程在200~500m之间，少数山地在1000m以上。

气候 黄河流域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东临海洋，西居内陆高原，东西高差显著，流域内气候变化极为明显。从季风角度看，黄河上游兰州以上地区属西藏高原季风区，其余地区为温带和副热带季风区。从气候对农业生产影响角度看，流域东南部基本属湿润气候，中部属半干旱气候，西北部属干旱气候。本流域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盛行偏北风，气候干燥严寒,降水稀少。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暧湿的海洋气团进入流域境内，蒙古高压渐往北移，冷暧气团相遇，多集中降水。

黄河流域的降水主要以降雨形式出现，降雪所占的比重不大。全流域多年平均年降水总量为3701亿m3，只占全国年平均降水总量的6%，折合降水深为465mm（包括内流区）。年降水量地区分布总趋势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减。降水最多的地区为秦岭北坡，多年平均降水量为800mm左右，局部地区可达900mm以上。降水量最少的地区为宁蒙河套地区，年降水量只有200~300mm，特别是内蒙古杭锦后旗至临河一带，年降水量不足150mm。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400~600mm。降水年内分配得不均匀，以夏季（6~8月）降水最多，占全年的54.1%，最大月份为7月，占全年的22.1%；冬季（12~2月）降水量最少，占全年3.1%，最小月份为12月，占全年的0.6%。年降水量的变差系数（Cμ值）,全流域在0.15~0.40之间。

黄河流域气温，东南部高于西北部，高山低于平原。多年平均温，上游为1~8℃，中游为8~14℃，下游为12~14℃，月平均气温，以7月为最高，大部分地区在20~29℃之间，洛阳市极端最高气温达44.3℃。1月份为最低，绝大部分地区都在0℃以下，青海玛多极端最低气温达―48.1℃。气温日较差大部分地区为10~15℃。

水资源 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为580亿m3， 仅占全国河川径流总量的2.1%，居全国七大江河的第四位。流域平均年径流深77mm，只相当于全国平均径流深276mm的28%，在全国七大江河在仅略高于辽河。流域人均水量593m3,约为全国人均水量23%。耕地亩均水量324m3，相当于全国亩均水量18%。

黄河天然径流量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兰州以上地区域面积占全国的29.6%，年径流量达323亿m3，占全河的55.6%，是黄河来水最为丰富的地区。兰州至河口镇区间流域面积虽然增加16.3万km2，占全河的12.5%，但由于这一地区气候干燥，河道蒸发渗漏损失较大，河川径流量不但没有增大，反而减少了10亿m3。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流域面积占全河的14.8%，来水72.5亿m3，占全河的12.5%。龙门至三门峡区间流域面积占全河的25.4%，来水113.3亿m3，占全河的19.5%。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面积仅占全河面积的5.5%，但来水60.8% 亿m3，占全国河水量的10.5%，是又一产流较多的地区。花园路至河口区间面积占全河面积的3%，来水量为21亿m3，占全河水量的3.6%。黄河干流各站汛期（7~10月）天然径流量约占全年的60%，非汛期约占40%。汛期洪水暴涨暴落，冬季流量很小，上游兰州站，1946年汛期实测最大洪峰流量达5900m3/s，非汛期最小流量仅335m3/s，相差近17倍。中游陕县站1933年实测最大洪峰流量22000m3/s，最小流量240m3/s，相差近91倍。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及黄河流域大量蓄水、引水、提水工程的修建，80年代黄河河川径流年耗用量已达280~290亿m3，其中城市工业及农村人畜耗水约为11亿m3，其余都为农业灌溉耗水。黄河径流的作用率约为50%，与国内外大江大河比较，黄河水资源利用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同时由于黄河上游龙羊峡水库的调节作用，黄河径流的年内、年际分配也有较大变化。

黄河的历史

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水面落差4480米。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

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青的河流。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由于黄河的洪水挟带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主流在漫流区游荡，人们开始筑堤防洪，行洪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成为高出两岸的“地上河”，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根据有文字记载，黄河曾经多次改道。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的迁徙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侵袭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1128年至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摆动都在现行河道以南地区，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东坝头决口后，才改走现行河道，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由于黄河下游河道不断变迁改道，以及海侵、海退的变动影响，黄河下游地区的河道长度及流域面积也在不断变化，这是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原始人类生存。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垦殖，适于原始农牧业的发展。黄土的特性，利于先民们挖洞聚居。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在流域内生息繁衍。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这些古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多、类型全，而且是由远至近延续发展的，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过程。

早在6000多年前，流域内已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大约在4000多年前，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强大。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后人把黄帝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帝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有黄帝宫，在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 ，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 ，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古称汴梁，春秋时代魏惠王迁都大梁，北宋又在此建都，先后历时约2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锛、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柔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2000多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 ，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 ，也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黄河：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水面落差4480米。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

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青的河流。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由于黄河的洪水挟带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主流在漫流区游荡，人们开始筑堤防洪，行洪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成为高出两岸的“地上河”，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根据有文字记载，黄河曾经多次改道。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的迁徙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侵袭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1128年至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摆动都在现行河道以南地区，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东坝头决口后，才改走现行河道，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由于黄河下游河道不断变迁改道，以及海侵、海退的变动影响，黄河下游地区的河道长度及流域面积也在不断变化，这是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原始人类生存。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垦殖，适于原始农牧业的发展。黄土的特性，利于先民们挖洞聚居。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在流域内生息繁衍。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这些古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多、类型全，而且是由远至近延续发展的，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过程。

早在6000多年前，流域内已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大约在4000多年前，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强大。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后人把黄帝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帝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有黄帝宫，在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