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明朝士大夫要经历什么

一、锦衣卫

按照时间顺序，先谈谈由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这些人虽名位“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是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

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宏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震慑作用。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初期约有1500人，到明末，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大汉将军也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大家对这个名词一定很熟悉）。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

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尽管也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专制制度充当帮凶。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

二、东厂

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

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三、西厂与内行厂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东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最后谈一个题外话：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大家一定对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要重用宦官感到不解。其实从广义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也可以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点：

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也更揣摩皇帝的心事。

其次，宦官本身是阉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所以他们在为皇帝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忠心，更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往往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有时不太买皇帝的帐。

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相当数量的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完全可以胜任，也不会向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最后，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就必须与宦官联合。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

锦衣卫，明朝专有军政搜集情报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1] 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

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同时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将锦衣卫废除。明成祖时，锦衣卫又得以恢复，并由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有明一代，锦衣卫一直存在。

锦衣卫直接听命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延续至1661年南明永历帝的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翔与掌卫事任子信于咒水之难被杀才可说是正式结束长达290年的历史。

清朝入关以后，仿效明朝制度，仍然设立锦衣卫。顺治二年（1645年），改称銮仪卫。清朝的锦衣卫仅存在一年。

锦衣卫属特务机构，普通锦衣卫由军队中选拔，统领和都指挥使是皇帝任命，下级军官基本由普通锦衣卫中提拔。

锦衣卫首先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由将军、校尉和力士组成。将军初名“天武”，永乐时改称“大汉将军”，选取体貌雄伟、有勇力者充任，作为殿廷卫士。校尉、力士拣选民间身体健康、没有前科的男子充任，校尉掌管卤簿、伞盖，力士举持金鼓、旗帜。
“巡查缉捕”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设，专理皇帝钦定案件。成化元年，增铸北镇抚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北镇抚司拥有自己的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

锦衣卫属军事机构，普通锦衣卫由军队中选拔，统领和都指挥使根据时代不同，有时候是皇帝亲自任命，有时候由太监出任，各级军官基本由普通锦衣卫中提拔。

锦衣卫，是明代专有军政特务机构，其前身为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同时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将锦衣卫废除。明成祖时，锦衣卫又得以恢复，并由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有明一代，锦衣卫一直存在。
锦衣卫首先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由将军、校尉和力士组成。将军初名"天武"，永乐时改称"大汉将军"，选取体貌雄伟、有勇力者充任，作为殿廷卫士。校尉、力士拣选民锦衣卫冠服之盔甲间身体健康、没有前科的男子充任，校尉掌管卤簿、伞盖，力士举持金鼓、旗帜。

士风和每个皇帝的风格有关，而每个皇帝都有阶段性。要有针对性的，整体上明朝士大夫呈现三种士风：
一是直言强谏不计利害生死。此种人多为清正之士，痛恨朝政的混乱和官场的腐败，期望扭转颓风；
二是每有意见便形于奏牍纷纷置辩攻弹，这些官员中不乏正士，又多为言官。但亦不少投机取巧者。门户攻讦不断，无法形成正言谠论。
三是对朝政失望的官员，或沉默观望，或呈请辞官。
四是退出仕途，或未曾入仕的文人才士，放荡不羁。而其他官吏蝇营狗苟，上下钻结，为了私利不惜甘为走狗，尤其言官以骂人为能事，穷极无聊，贻害非轻。

明朝商业经济繁荣，士商阶层越来越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文学开始商业化

宋明注重理学和心学，所以水墨画文人画盛行，诗词更重说理。

明初的士风还行，有方孝孺那样敢于抗争的也有像解缙那样名利之徒。到明中后期，皇帝昏庸，奸宦当道，士风就不怎么样了。如宪宗时的众邪盈朝，魏刘当道时也是如此。一般封建王朝的士气是与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明君时要好一些，昏君或暴君时要差很多。

在科举制度没有流行之前，贫民想要成为士大夫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时的社会地位是爹妈给的，就像我们熟悉的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有人说他是贫民出身，也有人说他是贵族，）、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无忌） ，他们都是贵族。除非你有过于出色的才能与品行才有可能成为士大夫，像竹林七贤那那样。汉朝出现了新兴的士大夫群体，皇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时期，朝庭再仿效西汉王。而到了唐朝，尤其是宋之后，想要成为真正士大夫就要经过国家的科举考试。其实士大夫就是指有地位的读书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去做官，所以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专指那些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知识分子）

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要有本事，能成为贵族的食客，进而为家臣，就成了士大夫，如冯瑗、侯嬴、蔺相如；在汉朝，主要是培养才德，被地方察举为孝廉，被朝廷征召，如主父偃、司马相如；在魏晋南北朝，主要是和权贵关系好，或通过九品中正制，或拥戴权贵；在隋唐以后，主要是文章功夫通过科举考试，不胜枚举。

子曰：学而优则仕
古人常说的“十年寒窗无人识，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要读书考功名太会有出息啊。要知道，古时候的要职官员都是从成绩优秀的有学之士中选出来的，不象现在，读书人最多只能考公务员，想当官的话，要么变相世袭，要么靠买了。

在隋朝以后，就靠寒窗苦读，科举入仕。在隋朝前魏文帝之后，就没有任何可能，因为那是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的天下。决不可能让寒门士子进入士家的。
再往前东汉西汉，就是靠世家推荐，或个人名望大，被皇帝赏识。从而踏入仕途。

很多手段。有最开始的举孝廉，假隐居，上书献诗，科举考试，参军为国立功.....吕不韦则是奇货可居...

1，大多数人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残暴，大兴株连案，杀戮功臣无数。大多数人却不知道明太祖朱元璋爱民，他解除了元朝时期工商业对工匠的束缚制度，解除了唐宋元三朝佃农的卑下地位和生死惩罚由主人主宰的命运，中国的工商业工匠，佃农，第一次在法律上，被确认了平等的人权，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奴隶。

2，大多数人都知道大明律酷刑甚多，株连极广。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大明律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明孝宗的修律，更将“不因言杀人”写入律法。大多数人更不知道，大明律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备受推崇的法律奠基，近代的欧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从大明律中受益颇多。

3，大多数人都知道永乐皇帝残暴杀戮，高度专制，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永乐皇帝朱棣所确立的内阁制度，被西方人看做人类近代民主政治的两大支点之一，西方近代的内阁制度，正是在“中国热”时期，通过无数典籍对中国内阁制度的介绍，逐渐借鉴以成型。（不信可以百度：东学西渐。也可以查查西方内阁的由来）

4，大多数人都知道明朝科举体制死板，八股文钳制思想。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明朝的科举制度拥有当时西方社会最稀缺的优点---公平。用公平的方式开科取士，用极小的成本获得统治这个世界最大帝国的成果。这是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西方近代的考试制度和选拔体制，都是以科举制度为雏形借鉴起来的。世这是西方近代思想家赞叹不已的成就。

5，大多数人都知道明朝思想专制，文字狱盛行。但大多数人不知道，16世纪的地球上，当大洋那一边的布罗诺正被绑到火刑架上，哥白尼穷困交加，伽利略在刀枪之下低头的时候，中国的学问家们正在大江南北的书院里公开的宣讲：天下，非君王治天下，乃共治基础。盛世基石乃三民，民治，民享，民有。所以后来的中山先生，理直气壮的提出三民主义，骄傲的告诉世界，民主共和思想，中国古已有之。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的是，中国明朝书院的自由探讨辩论学风，是此时人类最开明进步的学术交融方式，在古老的中国书院里，不同流派的思想可以在此登堂入室，平等交流。明朝人视学阀为耻，视用权力压制民意为卑劣，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倾朝野的大首辅也不例外。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学者，从利玛窦们的日记里读到中国的书院，仿佛读到了天堂，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6，大多数人都知道明朝士大夫自傲，倔强，恪守传统，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明朝的士大夫同样开明，包容，在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基督教文明面前，明朝士大夫选择了平等的尊重，开放的交流，自由的辩论，以理服人的结局，选择了承认自身不足，积极向对方学习的务实精神。清朝的士大夫看洋人，先叫人家蛮夷，挨了揍后，又管人家叫洋大人，最后又不顾一切的要打倒孔家店，明朝士大夫却真正延续了中国儒家文明的开放精神，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对外来文明进行真正的改造吸收，其开阔的胸怀让西方传教士也为之折服，利玛窦，郭居静等带着改造中国人愿望而来的牧师们，最终却被中国改造，成为拜服在儒家文化脚下的“泰西儒士”，成为西方汉学学派的开山人物，这是中国文明真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

7，大多数人都知道金庸说明朝版图小，说满清入关带来了清朝版图的扩大。大多数人却不知道，明朝在朱元璋，朱棣两大，经过六十年积极的进取，建立了远迈汉唐的庞大版图。元朝的后裔“鞑靼”被清朝人别有用心的划在了“外国传”，其实成吉思汗子孙的可汗称号，是来自明王朝的册封，瓦剌的三大部落封号也来自明朝册封，兀良哈是明朝的都督，蒙古部落与明朝的关系，不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而是中央政府与被册封藩王之间的关系，明朝三百年，蒙古，新疆，西藏，都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现代中国领土版图，是由明朝奠定，再被清朝一点点出卖成今天形状的，这是最起码的事实。

8，大多数人都知道明末天灾频繁，阶级矛盾严重，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明末的中国东南各省，曾建立了无与伦比的社会福利制度，东南城市都有养济院，由政府出资赡养孤寡老人，城市还有福利政策，对遭到破产的手工业经营户，以及因工致残的手工业者，给予土地补偿和经济资助。这是人类最早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19世纪初的美国工人，还为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17世纪初的中国工人，却拥有了完备的劳动时间法律，拥有了每天工作不超过七小时的劳动保护行规，拥有了政府认定的工人最低工资保障标准。这是中国工商业的重大进步。

9，大多数人都知道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发展迅速，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明朝创造了怎样高度繁荣的生产力。明朝朱元璋时代，国家黄册用来征收田赋的土地，高达八百万倾之多，比清朝康乾盛世的六百万要高得多。明朝有过国库存银存粮，即使闹灾十年也足够支用的万历中兴，这一点是后来的清朝从未有过之事。明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农业革命”，通过对越南稻种的改良，在南北广泛推广新稻种。水稻的亩产量出现了大面积提升。明朝江南首现了生态养殖法，在水稻田地里养鱼，用鱼来吃水稻田里的蚊虫卵，因蚊虫卵而产生的疟疾，在宋元两朝曾肆虐中国，到明朝却已不是大害。明朝第一次创造了泄洪渠和水库综合治理，在江南治理水患，持续千年的江南水患问题得到彻底消解，徐贯等人留下的水利工程，今天还是江南大地抵抗雨季的生命线，从此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大多数人更不知道的是，西方经济学家把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分成两个马鞍形，在宋朝到达一个马鞍顶峰，在明朝到达另一个更高的马鞍形。两个马鞍形两边的元朝和清朝，却是生产力的大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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