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2-12-27 18:01:14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7次
提及北宋,后世经常会直接联想起以下关键词:富庶、商业繁荣、 科技 发达等等。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北宋一朝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 科技 上,都较前朝有了大幅度提升。即便是令万邦敬仰的唐帝国,其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及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及后者。
然而即便如此,却依然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即北宋虽然财政收入较唐帝国明显增多,但是财政状况却比唐帝国更加恶劣,财政赤字程度远超其他封建王朝。
宋代官僚机构较其他朝代明显过于庞大,其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早在宋太祖一朝时,宋廷就曾为了分散权力并使各级行政机构之间相互制约而增设了许多新的行政机构。以军事为例,宋廷将禁军分为两大部分,即殿前司和侍卫司;而这两部分禁军却由三名军事长官统领,即殿前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宋太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对禁军的控制权落入个人手中,以此效仿他当年发动陈桥兵变那般颠覆宋帝的统治。
不过将禁军兵权一分为三,这还不足以让宋太祖安心。为了进一步削弱武将的权力,他只赋予了三帅统兵权;而调兵权则交付给了枢密院。只有当宋帝的政令同时下达至三帅和枢密院长官枢密使的手中后,禁军才得以调动。
再者,由于宋代的恩萌制度过于宽松,导致官僚队伍的规模和数量大幅度膨胀。讽刺的是,这种制度发展至后期,甚至连刚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得到通过恩萌制度进而获得官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足可以展现出宋代中后期的政治局面有多么黑暗,滥用权力的现象比比皆是。
实际上宋太祖将权力分散的做法并没有错,这也是后世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减少皇权旁落可能性的普遍做法。但是问题在于,宋太祖对分权这个问题太过激进和敏感,以至于为各级长官和各级官职都设立了专门制约其权力的新"岗位"。 再加上恩萌制度的泛滥,导致宋廷每年在俸禄支出上就要耗去大量的财政储备。
况且,这种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严重,且会呈惊人的速度扩大。 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第一代官员有两个恩萌的名额,那么受恩萌的第二代官员通过恩萌制度则可以使四人加入官僚集团的队伍,第三代官员则一共可以恩萌八人,如此往复。
和其他封建王朝的开国历程相比,通过兵变建立起新政权的赵匡胤总有一点"得国不正"的味道在里面。为了避免新生的政权还没来得及发展就走向毁灭,宋太祖对军事制度进行了重点改革,意图通过强化中央直属的武装力量来达成维护自身施行有效统治的最终目的。
不仅如此,宋太祖强化中央直属军事力量还有其他目的,即吸取周、汉等前代封建王朝所遗留下来的 历史 经验,严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最高长官割据自立。
为此,他大幅度削弱了地方的武装力量,并把军事力量中的精锐大部分集中在中央,以"重内轻外"为军事发展的核心方针。如此,光是每年养兵的费用就足以让宋廷感到头疼,但宋太祖早已预料到军费会成为财政的第一负担。对此,《续资治通鉴·宋纪》中曾经有过相关记载:
同时,由于宋廷对军队(尤其是禁军)的待遇较前代封建王朝更加优厚,因此宋廷花费在每名士兵身上的军费要较前代更多。从微观的角度看去,多支出的费用似乎并不算太多;但毕竟北宋军队的基数过大,积少成多之后也必然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从表面上看,宋廷扩大军队规模似乎是为了维护宋帝实行封建统治,并避免"陈桥兵变"再度发生。但实际上,宋廷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扩大了军队规模。 从北宋军队的兵源来源来看,其中不乏有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大多是失去了生产资料的破产者,成为了影响 社会 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流民的数量增多而引发更深层次的 社会 危机,宋廷便选择将其编入军中服役,以此来维护宋帝的统治根基。
宋廷的这种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似乎在推行这一政策时并没有考虑到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也有可能是宋廷已经找不到更加有效、便捷地缓解 社会 矛盾的有效办法,因此才会出此下策。 但不管怎么说,该制度的推行确实在北宋前期起到了不错的积极效果,但其弊病在中后期就开始不断显露出来,并成为拖累帝国财政的重要因素之一。
北宋帝国所卷入的战争,可以简单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主动角度上的战争、另外一种是被动角度上的战争:即主动挑起的战争和遭到入侵被迫还击的战争。第二种情况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因此主要还是对第一种情况进行探讨。
自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辽)之后,中原王朝就一直再未取得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宋太祖则一直有意恢复曾经唐帝国的疆域。对此,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 系的黄纯艳教授在《雍熙战争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演变》一文中曾经提到:
北宋建立后,曾多次尝试收回燕云十六州,但在面对辽军的强大攻势时都无法达成最终的战略目的。在这些北伐战争中,宋廷必然会在军费支出上耗去巨额的财政预算,帝国财政自然会逐渐吃紧。
不仅如此,几次大规模的北伐也让北宋帝国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在当时生产力还较为低下的时代,劳动力是一切经济活动的重要支柱。劳动力数量的锐减,一定程度上也对北宋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再加上北宋在对外战争上胜少败多,因此在战争结束后通常还要支付给战胜国战争赔款。虽然这些赔款数额在与宋廷每年的财政总收入相比较时显得太过微不足道,但是这毕竟是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所谓积少成多,时间久了战争赔款和每年支付的"岁币"一定程度上也拖累了宋廷的财政。
与战争赔款相比,在战争中所消耗的军饷、粮草、后勤保障费用等多方面支出的数额都要小的很多,后者也是快速消耗帝国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北宋每年的税收较唐代有所提升,但不管多么富庶的国家,只要深陷战争之中,即便拥有再雄厚的财政储备也会在短时间内挥霍一空。至少,挥霍至尽的时间要远远小于积攒的时间。
关于这一点,北宋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就可以直接印证。 在签订澶渊之盟之前,宋廷早已经对条约内的条款进行了评估。即便每年都要给辽国进贡岁币,但所耗费的费用还不及每年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一。在宋辽签订条约并进入和平状态之后,北宋的财政明显出现了好转的迹象,这也间接延长了北宋的国祚。
随着人们对经济学的认知逐渐加深,渐渐意识到将财政故意向赤字方向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问题在于,透支财政收入的同时通常还会搭配其他货币或经济调节政策一同使用,以此来抵消财政赤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北宋时期财政赤字情况的出现应当是被动的,即非调解经济所使用的手段。当时的北宋尚且没有一套完整的货币调节手段,这也就意味着当财政赤字的情况出现后,宋廷的主动调节能力将会非常低下。再者,这些导致北宋财政逐渐恶化的因素的来源是出自于政治体制和国家政策的缺陷,自然很难调节。
虽然宋廷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尝试着以改革的手段去解决这一现象,但随着东北亚局势的剧烈变动,北宋还是无法在内外压力的冲击下找到一条求生之道。随着金军大举南下,宋廷也只好"认命",心不甘情不愿地退出了 历史 舞台。
参考文献:
【1】《雍熙战争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演变》,黄纯艳著
【2】《续资治通鉴·宋纪》
每个喜欢历史的朋友,都会有自己所偏爱的朝代。有喜欢有诗有酒的大唐,有喜欢封狼居胥的大汉,可是很少有人对宋朝情有独钟。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的军事势力太过羸弱,想打打不过,不打还挨揍有关,总之就是两个字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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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宋徽宗、宋钦宗这一对父子皇帝,被金国破了首都汴梁,成了俘虏被掳走了。好好的一个北宋王朝,就像郭建龙在《汴京之围》所写的那样,就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北宋就从一个盛世走向了灭亡。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北宋军事的不堪一击,又是什么让宋徽宗如此执着于燕云十六州,不惜与虎谋皮?靖康之变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试着来解答一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数据,那就是以羸弱著称的北宋对外战争的胜率高达70%,而唐朝只有55%。可能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说这怕是假的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赵匡胤对南方的战争也包含在了其中,北宋军事的衰落是从赵光义才开始的。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那就是因为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赵匡胤在建立北宋后,有感于五代十国的种种军事政变,最切实的例子就是他自己的黄袍加身了,所以他对此深有体会。为了防止历史重演,赵匡胤在登基之后最着急的就是限制和削弱将领兵权,将兵权收归皇帝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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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轻武造成将领的无能
北宋的轻武具体表现在其军事领导体制,将握兵权、调兵权和统兵权一分为三,负责侍卫皇帝和保卫京师的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兵司全都握有兵权,但是他们却无调兵权。而其将领,也不能参政。枢密院负责掌握兵籍、控制虎符、调动军队等,长官一般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临时调兵遣将,则另派将帅。而这三方又都对皇帝负责,皇帝将兵权紧紧握在手中。
举个例子,宋太祖曾“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召(潘)美,(田)重进及崔瀚等,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听听这个名字,“万全阵图”,皇帝要让将领在战争中按照这幅图来布置军队。俗话说外战场上瞬息万变,哪有按图索骥的机会。我们掰开手指能找到很多皇帝干涉军事导致大败的例子,大明崇祯帝逼着洪承畴出战就是其中典型。更惨的是,如果不按照皇帝的阵图作战,那失败了就是罪加一等,如果打胜了也可能没有任何奖励。
而且皇帝为了制衡将领,还沿用了唐代的宦官监军。皇帝赋予了监军极大的监督权,纵容他们在军中胡作非为。监军成为了武将行动的掣肘,在北宋酿成了多次惨剧。赵匡义亲征北汉时,名将郭进不堪监军田钦柞的凌辱,自缢而死;名将杨业被监军王洗逼死;宋仁宗时期,西夏侵边,大将刘平被监军黄德和逼死。
这还造成了武将被限制权力的同时,其政治地位也被严重的贬低。以普通士兵升到最高军事官员枢密使的狄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那帮到处吹牛欢喜的文官们看来,狄青以军功成为高官就等于是在鼓励军功。他们才不管军队战斗力如何,甚至为此散步狄青造反的谣言。狄青迫于无奈,主动辞去枢密使离开了汴梁,可即使这样朝廷仍密切监视着狄青,直到狄青郁郁而终。
二、兵制促成了军队的羸弱
除了对将领的压迫外,北宋军事羸弱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兵制。王安石变法大家都知道,其中一项就是关于亢兵的,别看北宋打仗不行,但是军队数量特别庞大。
比如在辽宋对抗时期,宋朝的军队总数他到百万以上,而辽国的军队只有不到三十万的兵力。可是宋朝用事实告诉了我们,兵在精不在多。到了北宋后期,宋徽宗想着联合金国攻打辽国,意图拿回燕云十六州,结果金国整个把辽国拿下的时候,宋朝只打了两场败仗,一个城池也不是自己打下来的。
那么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为何如此低下?这其实和当时的军事制度有很大关系。因为宋朝建立以后,有大量的流民急需要安置。流民问题一直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导致国破家亡,比如明朝李自成张献忠他们可都是流民。
但是宋朝偏偏又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安置流民,又不能放任他们落草为寇,所以只好将他们招募为军队。在当时有句话叫“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也就是说,当兵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是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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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军队的数量从20万迅速膨胀到上百万,就给财政造成极大的负担。而且这些闲杂人等中不乏地痞流氓甚至土匪强盗。像我们熟知的梁山好汉,不就是为了诏安吃皇粮吗?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订”就是从北宋开始流传的。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北宋军事的羸弱,可是即使这样,宋徽宗为何还要紧盯着燕云十六州不放呢?
燕云十六州,通常认为是由那个号称儿皇帝的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太行山以东的山前“幽、顺、蓟、瀛、莫、涿、檀七州与今太行山以西的山后“儒、新、妫、武、蔚、应、寰、朔、云九州,合称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中原王朝保护农业区、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北宋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说燕云诸州是“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所以北宋和辽金战争主要就是关于燕云十六州的争夺。
对于中原王朝而言,燕云十六州就是其北方的门户。在王朝国力强盛时,可以充当经略北方游牧民族的据点和桥头堡。比如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就是以燕云诸州作为及第的。另一方面在中原王朝国力虚弱时,燕云十六州又可以与长城、五关构成牢不可摧的战争防线。
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燕云十六州对他们也同样意义重大,占据燕云十六州可以彻底改变他们在与中原王朝军事斗争中的被动局面。所以宋朝大臣吕中就感叹道:“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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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燕云十六州这么重要,那北宋肯定是不甘心放任的。赵匡胤继位后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政策,即先统一南方的“十国”,再收复北方的“燕云”。可惜的是赵匡胤用了十几年时间把南方摆平后,却发生了“烛影斧声”的历史疑案,赵匡胤嗝屁了。继位的赵光义虽然先后发动了三次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争,但是均以失败告终,这既可以看成是赵光义不如他哥哥赵匡胤,也可以解读成北宋这时候的军事实力已经开始羸弱。
虽然燕云十六州的问题因为檀渊之盟搁置了,但是宋朝的皇帝们还是心心念着这片深爱的土地。宋神宗之所以支持王安石变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这种执念一直到了宋徽宗,历史给他抛了个媚眼,让辽国的东北出了一个强大的金国,给了宋徽宗君臣以错觉。
我们从宋朝的军事聊起,又聊了燕云十六州重要的战略地位,终于可以开始说说那著名的靖康之变了。前面我们就一直说宋徽宗与虎谋皮,其实一点没错。当时金国当当在辽东崛起时,就风头正盛,把辽国打的节节败退。结果宋徽宗认为这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就派遣使者去找金国商量着怎么一起灭了辽国,然后收复燕云十六州。
这其中来来回回宋徽宗反悔好几次我们就不细说了,总之这是一个极大的外交失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金国最强,其次是辽国,最后才是宋朝。而辽国和宋朝已经相安无事近百年了,几乎没发生什么战争,辽国已经迅速吸收了中原文化,没有冲劲了。
可是面对着陌生的强大势力的崛起,宋朝最好的应对方式应该是与辽国联合对抗金国,形成三方鼎立的局面,这对宋朝是有利的。而宋徽宗和他的臣子们却急功近利,急于灭了友好的邻居,换一个陌生的残酷的邻居。
更可笑的是,宋朝和金国的协定时,金国进攻主力,宋朝收复燕云,之后再把给辽国的岁贡移交给金国。可是宋朝这个时候的枢密使是个宦官叫童贯,他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辽国,却被三万辽军打的大败而归。这就给后来的惨剧埋下了伏笔,很多金国将领本来认为宋朝统治这么大的疆土应该不是好对付的,结果这场战争把宋朝的羸弱摸得门清。
最后宋朝以100万两白银的代价从金国手里买下了燕云诸州,这还不包括山后诸州,也就是说十六州并没有全部收回来。这下子可就有意思了,金国既然已经摸清了宋朝的门路,那么等待宋朝的只有侵略。而宋朝军队的迅速崩溃也是必然的,号称义胜的军队不仅临时倒戈,反而还积极参与进攻宋朝的战争。曾经时辽国将领的郭药师率领的常胜军,也由于朝廷上下的猜忌,最终倒戈到了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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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宋朝军队里都是窝囊废和投机倒把者,这其中也有像李纲这样的文官出身的总指挥,也有像张叔夜这样的名将,可是这一切在重文轻武和宋朝兵制面前都不堪一击,只能成为殉道者。最终北宋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迅速灭亡,宋徽宗宋钦宗以及皇亲国戚都被俘虏,甚至于公主妃嫔都被明码标价,用来抵消战争赔款。
老规矩,作为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靖康之变”,有着巨大的历史影响,接下来我们就试着讨论一下。
首先康王赵构建立南宋,这有点废话的嫌疑,我们就不多说了。北宋的灭亡主要对纺织业和手工业以及铸钱业、采矿等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作为两税的“丝帛”类的七类产品,有绢、布、丝绵等等,其中绢的数量最大,而北方的京东地区是产绢的集中地,占到了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十六以上,但是这两个地方恰恰是金军两次南侵的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所以这对宋朝的纺织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另外北宋烧制的陶瓷等等,因为金军的两次南侵,制造瓷器的窑厂都被毁,大量珍贵精美的瓷器都被掳去了金国,这其中很多制造瓷器的师傅也被带到了金国。金国在入侵时不仅盯着钱袋子,他们还带走了大量的吏和工匠。
靖康之变后,北方的经济重心受到很大影响,无数难民南迁,南方的经济崛起。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北方少数民族也不断融入汉族的生活区域,南北方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也不断融合。总之,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南迁不仅补充了南方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完成了经济重心南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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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增加了南宋的军事力量,比如岳飞就是赵构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名义招募的,这些军队都随着赵构南下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南宋的三大屯兵重地之一的鄂州,驻兵约有5万人,主要就是来自北方地区,岳飞也长期驻扎在此抗击金兵。
不过随着大量北方人的南迁,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比如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就超过了北宋,如南宋初期额大将张俊,天地有六七十万亩,大量的农民丧失土地成为了流民,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南宋时期频繁的农民暴动就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总结:靖康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除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要对这场悲剧负责以外,北宋初年的“抑武”政策,在解决武将篡权作乱的同时,也埋下了军事羸弱的祸根。北宋的兵制也是如此,一方面确实解决了流民问题,但是也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地下。而随着宋徽宗君臣的判断失误,导致北宋灭亡,同时也给南宋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
一、宋朝加强中央采取的措施
1、分相权:枢密院分兵权;转运使分财权;杯酒释兵权。
2、收兵权:禁军为野战军,收天下精锐之兵,半归首都,半归各地,强干弱枝。
3、地方以文官做知州,并设通判为副监督。
4、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巩固统治基础。
详细说明:
第一、在军事上:
1、宋太祖赵匡胤是由于掌握了禁军的统帅权才夺取天下、登上皇位的,所以他最清楚控制军队是巩固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由皇帝本人直接统帅禁军,又设枢密院,行使调兵权,使“三帅”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形成互相牵制的作用。
2、为防止将帅专兵,宋太祖下令把各地的精壮骁勇者充实禁军,以加强中央军事力量。宋初年的约20万禁军,10万屯戍各地,10屯戍京师,目的在于“内外相制”。这些措施彻底消除了唐末五代军事将领以武力称雄一方并威胁中央朝廷。
第二、在政权上:
1、在中央削弱相权。宋设参知政事为副相,设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凡军机大事,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无权过问。设谏院,以弹劾大臣,使宰相难以在处理朝政中施展作为。
2、在地方下令节度使在管辖其藩镇所在州府之外不得兼领支郡,用文官担任地方一级长官,并在任用制度中采取“官与职疏”、“名与实分”的制度,防止了官员长期掌握某一职权可能出现的专权行为。
第三、在财权上:宋太祖下令各州税收初地方“支度给用”为一律送交朝廷。后又在诸路设转运使负责各地税收,使节度使和地方官没权过问地方财政。使藩镇没有了割据地方的经济基础了。
第四、在选官用人上:宋严格了考试程序,举人礼部试之后,必须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成为“天子门生”。扩大了统治基础,使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皇帝的忠顺仆臣和统治人民的得力工具。
二、经济方面的措施
1、宋朝实行恤商政策。
首先免除了一些商税。政府不但不歧视商人,还尽量保护商人利益,有时还允许商人做官,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这就调动了广大商人经商的积极性。
北宋初年,带有抑商色彩的坊市制度被完全取消,城内的市场也不再由官府设定,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
北宋还首次在县以下的商业繁荣地设立镇市,将军事防区变为商业贸易区。
2、文官制度和科技进步。
宋朝是推行“文官政治”王朝,所以宋朝知识分子数量之多,地位之高,学术环境之宽松,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这从一个方面保证了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和政府机构的执政及应变能力能够适应经济快速发展要求,结果就是为数众多的发明创造,包括“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和无数以传授实践经验为目的的各类著作都源自于宋代。
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而采取的措施是在地方设转运使。
1069年(熙宁二年),49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中央王朝成立一个制订新法的机关叫作“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是中央的财政机关,包括户部、度支、盐铁。在三司之上设置这样一个立法机关,表明王安石的新法是以理财为中心,推行地主阶级的“富国强兵”政策。
1.农田水利法
1069年11月,颁布了《农田厉害条约》,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扩大圩田和淤田,以利农业生产。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由官府借钱。从1070年以后的6年间,全国兴修水利1.07万多处,灌溉田地达36万多顷。各地还开发了大量淤田。据王安石估计,京畿一路的淤田,每年可以增产粮食几百万石。
2.方田均税法
针对当时的田产不实、赋税不均的弊病,1072年8月颁布了《方田均税条约》,规定每年9月,由县官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按照土质肥瘠,分等级规定税额。结果,丈量出大批被官僚大地主所隐瞒田产,迫使豪强大姓不得不交纳赋税,纠正大地主“有产无税”的不合理现象,为北宋王朝增加了税收。
3.青苗法
各地政府在夏、秋未熟之前,借钱米给主户,主要是贷给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收成之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还钱。这种措施是为了防止豪强大姓趁农民青黄不接之际,索取数倍的高利,以致造成大批农户流亡。正因为青苗法堵塞了官僚大地主放高利贷的渠道,才遭到他们猛烈的攻击和反对。
4.免役法
免役法就是由国家出钱雇人充役,按户等收免役钱,乡村四等以下户不纳。那些原来可以免役的官户,也要按定额的半数缴纳,称为助役钱。这对于过去所实行的把负担都转嫁到农民头上的差役法来说,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办法。
5.均输法
1069年颁行均输法,是为了纠正税收上的流弊。均输法是由政府派出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财赋,统一采购物资,防止富商大贾操纵,力求“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这项措施限制了大官僚兼富商的私利,遭到了他们的反对,攻击均输法是“渔夺商人毫末之利”。
6.市易法
政府在京都汴京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为流动资金,控制商业贸易,收购或出售物资,调节物价。中小商人可以向市易务赊购货物,也可以贷款,都是年息二分。市易法后来从开封推行到各地,打击了富商大贾对商业的垄断,使北宋政府从大商人手里夺取商业上的利益。
7.保甲法
宋神宗、王安石在“强兵”的工作中,改革了兵制,裁减50岁以上的老弱士兵,精选部队。经过减并之后,全国兵额下降到不及80万,减了三分之一,“不惟胜敌,兼可省财”。兵制改革中,北宋政府还在各地区设置将领,负责教练军队。保甲法就是在整顿军队的同时,规定乡村民户以10户组成一保,50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地主分子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证。主客户有两丁以上的,都要抽一人为保丁,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保丁平时负担巡逻、放哨,遇有“盗贼”,报大保长追捕。如果保内发现“强盗”,知情不报,同保人都要连坐治罪。保甲法维护地主阶级统治,防止农民反抗的目的,那是很明显的。
以上是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打击了大官僚贵族、大商人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力的再调整,“损有余以补不足”,力求“民不加赋而国足用”。正因为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新法遭到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和围攻。
本文选自这里
主要成就:推行维新变法,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收复五州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 。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本文选自王安石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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