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宁做宋朝的开国功臣，也不做明朝的开国功臣

历朝历代开国功臣中，排第一的为什么永远都是文臣，而不是武将？“马上可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句话道出了在帝制时代的两个集团，文官集团和武官集团。非要哪个更加重要，得看处在什么时期，乱世自然是武官，而和平盛世则是文官。

比如说，在朱元璋打天下之时，依靠的更多的武将、武馆。特别是在刘基等人还未加盟时，朱元璋的集团几乎都是武将，都是依靠一股热血来打天下的。

在建立明朝后，封官进爵的也大多数是武将，官位也很高，而文臣的地位相对要低很多。

朱元璋并不是不知道治理国家需要与文臣合作，而是此时明朝虽建立但未统一，周边还有很多割据势力，还需要武将的支持，前去平定。所以，在乱世或者有战乱之时，武将的重要性明显高于文官。

但是，在国家趋向于稳定之际，就会由初始的右武偃文逐步向文人政府转化，文官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加强，甚至超越了武将的地位，这种转化一经完成也就标志着王朝进入相对的稳定时期。

比如建文时期，朱允炆不断地提高文官的地位，降低武将的权力，完成了国家由武偃文逐步向文人政府的转化！再如宣德年间，文官的地位明显高于武将，而建文初年和宣德年间都是明朝的相对稳定和平的时期。

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汉族所建立的传统王朝大都遵照“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轨迹运行，孰重孰轻，要看处在的时期而言，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为什么很多史书上记载的都是文官孤身救一国呢？举个例子，土木堡之变，这场战役可以说是明朝的一个分水岭，明朝自此由盛转衰，皇帝更是被俘虏了。

在国家面临存亡之际，于谦等文官站了出来，力挽狂澜，拯救大明朝于水火之中。此时，虽然是文官占了主导地位，但我们不能忽略石亨等武将的支持。

其实，在发生战乱之时，站出来的自然是朝中站主导地位的集团，而不会是武将，因为文官集团在朝廷内外经营多年，更加熟悉民情政务，权力也更大，可以运筹帷幄！而武将权力就相对薄弱，无法很好地号召全国。

这两件事儿没有可比性，宋太祖是针对唐后期至五代制度缺陷的改革，朱元璋是建立自己心中的乌托邦理想世界。二者除了维护统治的目标一致以外，原始阶级、思维方式、所处环境皆不一样，所以处理手段是具有很大差别的，朱元璋得杀戮人为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其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现实环境下的需求不同，导致的处理方式差异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在建隆二年（961年），即北宋建立的第二年。赵匡胤在与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奖金喝酒时，对众人吐槽“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他以这种敲山震虎的言词，激众将领主动解除兵权，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过程。

而这个时期的北宋政权并不稳定，北汉、契丹依旧是边患，且各地藩镇势力尚有坐观其变等待机会的威胁，赵匡胤没有杀功臣，特别是武将的动机，因为他们还要作为统一战争的先锋。所以赵匡胤的行为是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采用的手段是赵普建议的“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故而是夺兵权，而不杀之。

朱元璋杀功臣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太子朱标死亡时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此时间前后的杀人动机具有较大差别。在洪武四大案中，洪武二十五年之前以诛杀文臣为主，此后则以诛杀武将为主。

其中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以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为出发点；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以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为出发点。

虽然这三个案件涉及的无辜官员众多，但它体现了朱元璋欲建立理想社会的内心需求，同时也反应了大明王朝初期的制度律法不完善，可以将其看做是一个新兴王朝完善制度机制的必经之路。只不过朱元璋操之过急、罚之过重，导致了涉及范围较广、手段较为残忍的现实效果。

我不同意编辑所说的结论，不是所谓的都，而只是其中一少部分。就拿汉高祖刘邦说起，除了他，在他的子孙当中还有大杀功臣的吗？特别是三国时期，可谓是君臣关系和谐的典范。刘关张自不必说，曹操，孙权都没有难为功臣，而且都对他们不错。就连鹰视狼顾的司马懿都得到重用，假如放在朱老四的明王朝，十个司马懿也被干掉了。别说是被怀疑，就是皇帝看你不顺眼，也会找个机会送你上西天。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迫害开国元勋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时期，到了他们的子孙后代，收敛了许多，不成为典型。还有就是北宋王朝的赵家兄弟，只是剥夺了促使老赵“黄袍加身”的兄弟权力 ，同时也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只是要求他们不要过问朝政而已，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

总之，打杀功臣也好，“杯酒释兵权”也罢。都是为了加强君王的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势力做大而威胁到皇权。因为在权力面前，那些兄弟情义一文不值。就说近代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其鼎盛时期出现的“天国内讧”不就是权力之争吗？

所以，我倒认为没有必要过分评价所谓的开国皇帝屠杀功臣的话题。主要看这个新的封建统治者对发展生产，造福百姓方面有何建树。比如朱元璋，他虽然对功臣冷酷无情，但他在治国理政方面颇有成就。他和刘邦一样都是从农民起义队伍当中脱颖而出的，所以他们二人都非常清楚民心的重要性。

在建国以后，积极采取减租，减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安置流民。缓解阶级矛盾，使国家重新走上正轨。可惜，朱家子孙一代不如一代，把他们老祖朱元璋的训斥忘得九霄云外了。比如宦官不得干涉朝政和做大，严禁腐败等等，特别是朱元璋对腐败曾深恶痛绝，处理贪官绝不手软。因为，他亲自看到元朝因腐败和民族矛盾而灭亡。

而另一方面，开国皇帝打击的都是那些狂妄自大，奢淫骄横，妄空一切，目中无人的功臣。而如果你低调为人，小心谨慎，责会平安无事。比如，汉开国元勋萧何，张良，陈平，还有明朝的汤河等等。

朱元璋和刘邦一样都是从底层经过艰苦奋斗成为一代帝王，当然他们之所以能登上九五之位除了自身的能力以外，离不开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士和骁勇善战的武将。可是刘邦和朱元璋还有另一个共同点一直被后人诟病，那就是建立王朝之后清算功臣，人们听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两句话的时候，无不例外都会想到刘邦和朱元璋。

刘邦诛杀功臣主要是那些功臣有谋反的实力，或者有谋反之心，而朱元璋所除掉的功臣我们都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谋反的能力，在军事和人心上跟朱元璋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那么为何朱元璋还要大力除掉那些开国功臣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朱元璋和刘邦都是底层出身，小农思想严重，自身缺乏自信心而大肆诛杀功臣，跟秦始皇这种贵族出身的皇帝无法相比。显然这样的说法完全是不成立的，朱元璋和刘邦虽然底层出身，自己能一统天下怎么可能有小农思想，倘若如此又何以得人心而定天下。

朱元璋大力除掉开国功臣我认为有三个原因，让朱元璋不得不狠下心来处死那些功臣良将，那怕背负骂名也要如此。第一，这些开国功臣贪赃枉法，我们都知道朱元璋小的时候生活很苦，但苦到什么程度很多人没有一个概念，朱元璋小的时候可以说是食不果腹，一年很难吃上一顿饱饭。甚至有的时候接连几天吃不到一粒米，朱元璋一家光饿死就饿死了很多人，可见朱元璋小时候的生活是如何清贫，小时候的生活致使朱元璋恨透了贪官污吏。贪官污吏贪得是金银，可这些金银上面沾满了无数百姓的鲜血和生命。这些开国功臣在功成名就之后露出了他们贪婪的本来面目，结党营私贪腐无度，致使天怒人怨，朱元璋百般警告他们视若无睹，这样的功臣不杀何以平民愤。

第二，开国功臣为了得到权势甚至生出反心，虽然很多人认为胡惟庸、蓝玉等人是被朱元璋逼迫而不得不反，但是我们要知道古代一直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只是小小的敲打他们一下，让他们不要目无法度，可他们竟然生出反心。在他们心里认为朱元璋靠他们夺得天下，他们就可以成为人上人，跟朱元璋平起平坐，甚至出现以相权来压制皇权和广纳义子之事，朱元璋为了自保也要将他们处死。

第三，为后世之君铺路，我们都知道朱元璋非常器重甚有威望的太子朱标，奈何天公不作美，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为了避免子嗣之间为了争夺皇位出现兄弟相残的局面而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可是这位皇太孙生性赢弱，又不能服众，朱元璋害怕在自己百年之后，朱允炆无法压制这些开国功臣，让明朝江山社稷陷入危难之中，让万民饱受战乱之苦。朱元璋为了天下万民，为了明朝的基业，不得已处死这些功臣名将，那怕背负骂名也要让明朝安定。

通过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朱元璋大力除掉开国功臣实属情非得已，如果这些功臣良将在开国之后，不贪赃枉法、不结党营私朱元璋又怎么可能去处死他们呢。我认为朱元璋是一位合格的开国之君，同样也是一位好父亲，为了天下黎民，为了子孙后代不惜背负善杀功臣的污名而让天下安定。朱元璋实乃真汉子，大丈夫也，处死功臣也是正常之事，换做你我他都会如此，毕竟是为了天下黎民。

首先，气节并不完全等于忠君。君叫臣死臣不得不臣，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封建社会基本的纲常礼教。但前提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道。君无道则臣不忠，君暴虐则天下共伐之，所以孔孟之前有武王伐纣，但孔孟从来没讲武王不是。

其次，气节不完全等于事汉。唐以后民族整合趋势加快，中原已并非汉族的中原，一些少数民族先后染指中原，从宋、金、夏的三足而立到蒙元的一统，汉人一统的观念逐步削弱，民族平等最终也体现在了这个方面。

第三，明自开国以来，屡杀忠臣良将，朝中大臣人人自危，许多人早已和明朝离心离德，希望明朝早日灭亡呢。所以李自成进京后，他们就投了李自成。后李自成不把他们当会事，而满清的气势大家都看出来了，是又一个元蒙，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降清，也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第四，任何一个朝代，即使在临灭亡之际，也会有一些以死相随的忠臣。明朝也不例外，史可法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满清一统虽然是大势所趋，但满清入关后也发生了一系列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被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80余万人。在此状况下，人民并没有任其屠杀，其民族气节是惊天地泣鬼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