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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历史地位。

时间: 2022-12-22 00:01:12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3次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历史地位。

请你谈谈三国两晋南北两朝时期的历史特点及发展趋势

简而言之,这一时期,国家分裂,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但经济仍然向前发展,无论是曹魏的屯田制,还是北魏的井田制,都是封建社会土地制度进步的体现,北魏的井田制以及附随的租佣调制度一直延续到后世的隋唐,是隋唐时期经济大繁荣的一大的因素。科技领先于世界虽然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如贾思勰的农学,刘徽、祖冲之的数学,都是这一时期科技领先的表现,然而,中国科技在明朝之前都是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科技的最高峰是宋元时期,中国四大发明有三项主要是宋朝发明或在宋朝得到规模化使用,所以科技领先不能作为魏晋时期的最大历史特征;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中国人民素来爱好勤劳,哪个朝代都是如此。然而春秋战国、五代十国、辽宋夏金时期都是分裂,都没有被冠以民族大融合的标签。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北方民族纷纷南下,这引发了民族混战和国家分裂,但更大影响是带来了民族的大融合。正如历史课本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犹如一个大熔炉,把各民族融合起来,也使汉民族被输入了新的血液,迸发出了新的活力,塑造出了隋唐盛世。启示是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使我们没有发生苏联解体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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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

三国两晋南北朝一般称为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
第一,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第二,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士族制的发展和统治者崇信佛教,导致地主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第三,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第四,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密切,并逐渐融合为一体。各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为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
(1)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2)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3)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 (4)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
社会、政治方面有三大特点:
一、社会大分裂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分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除西晋短期统一以外,魏晋南北朝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或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南北对峙下的南方和北方,又时常呈现不同的分裂割据局面。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族地主。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分裂,也不是绝对的。分裂背景下又孕育着统一的因素。魏、蜀、吴三国实现了局部范围的统一,十六国北朝时黄河流域曾先后出现过前秦、北魏和北周的三次统一,东晋南朝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但南方相对统一。这些统一因素的存在,为隋唐统一鼎盛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为结束分裂混战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曹操、诸葛亮、祖逖、王猛、刘裕、北周武帝等都是为统一做出过贡献的人物。
分裂割据状态下,战乱频仍,各地交通阻隔,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严重破坏、商业经济的衰退是分裂割据带来的后果。但是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三国鼎立时期,国家虽然分裂,但比起东汉末年的割据混战,战争已经大为减少,魏、蜀、吴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大力发展生产,南北人民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机会。同时,在三国政治、外交舞台上,上演一幕幕历史活剧,充满了生机。总之,统一固然比分裂要好,但不能绝对化,对具体的情形要做具体的分析。
二、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秦统一中国以后几百年间,我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多民族的统一”,是对秦汉王朝的高度概括,“多民族的融合”,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分裂之外的又一大时代特征。
两汉时期汉匈之间的和战,增进了双方的交往与了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迁居内地、建立少数民族政权,最后与汉族融合,提供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期割据混战。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趁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纷纷迁居内地,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还先后建立起政权。如西晋末年,匈奴 贵族刘渊,乘“八王之乱”据有并州,建立了“汉”政权,羯族首领石勒建立了“后赵”政权,十六国之中,除了前凉、西凉和北燕为汉族人建立以外,其他都由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建立。北朝中的所有政权,也都是迁居内地的西北、北部少数民族建立。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方的越族、西南地区的夷人,也都与内地封建王朝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经过长时间的杂居相处,共同经历割据混战的苦难,各族人民之间增进了了解。民族界线越来越小,社会上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这种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在北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北魏孝文帝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出现。当然,促进民族融合局面出现的因素很多,我们之所以肯定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是他具有远见卓识,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并积极地顺应这种趋势,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历史的进步。经过民族融合,许多以往的民族消失了。像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叱咤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到南北朝后期已经不见其名。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内地经济生活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创立的均田制、府兵制等都为以后的中原王朝所沿用,这些都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
三、门阀大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遭到破坏,门阀士族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政治面貌。
门阀世族是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的进一步发展。门阀世族统治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除社会大分裂、民族大融合之外的第三大特点。
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东晋和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的鼎盛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方的门阀世族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是不平等的。那时,士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庄园,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善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等。士族把特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世族门阀统治,不仅直接导致西晋时的八王之乱,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1、封建国家分裂,政权交替频繁.
2、南方相对稳定,江南经济发展.
3、北方战乱频繁,民族融合加强.
4、士族制度形成、发展和衰落.
5、科技发展,佛教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的特点和原因是什么?

  特点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原因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
1.数学
(1)刘徽:“割圆术”
     曹魏末年,著名数学家刘徽撰写《九章算术注》9卷,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割圆术,为计算圆周率和其他相关问题建立起相当严密的理论和完善的算法。刘徽运用了初步极限概念和曲直转化思想,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2)祖冲之:精确推算圆周率
     精确推算圆周率(3.1415926——3.1415927)这一成果比欧洲早近一千年。九百多年后才有一位数学家将圆周率数值推算到小数点后十六位。 《缀术》是祖冲之研究数学的主要代表作。2.农学:贾思勰及其《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这部书集中、系统、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农学成就,对后代农业生产影响巨大,在世界农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3.地理学:
(1)裴秀:《禹贡地域图》
     地理学也是我国古代深受重视的学科,西汉时期,人们已能绘制精确的地图。西晋裴秀对历史地理认真研究,绘制出《禹贡地域图》,他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制图六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
(2)郦道元:《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中国古代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学专著。大约在三国时成书的地理著作《水经》记载了137条河流,《水经注》补入一千多条,文字也扩充了几十倍,内容涉及面更广,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河道、水文,包括了河道流经地域的历史变迁、经济状况、自然景观等诸多方面,他亲自跋山涉水,追溯源流,寻访古迹,因此有许多生动具体的描写,文笔自然流畅。这部书不仅为地理学家所重视,也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所重视。
(二)思想:
1.魏晋玄学
是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易经,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玄学主要盛行于魏晋士人之中,他们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庄子》为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始于曹魏,发展于西晋前期,完成于西晋后期,所以称为“魏晋玄学”。基本主张都是崇尚“自然”,主张“无为”,标榜虚无清高。玄学思想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儒家思想的限制,对打破儒家经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起了一定的作用,对魏晋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2.道教的改造与发展
   道教是东汉时期民间兴起的宗教,土生土长,常常成为民间结社的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变化,东晋的葛洪、萧梁时的陶弘景对它加以改造。一是把道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成为统治阶级的宗教,二是吸收佛教教义和封建等级观念,建立起道教的神仙体系。葛洪是一位炼丹家,无意中促进了我国化学的发展,道教健身法、拳法促进了中国武术的进步。
3佛教的盛行⑴佛教的传播: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末年在国内逐渐传播。三国两晋南北时盛行。隋唐时期在民间广泛传播,尤其是在隋文帝和武则天时期,并有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趋势。⑵盛行的原因①佛教教义的中国化和佛教教义的欺骗性:佛教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使人们寄希望与来世,容易欺骗麻痹人民。另外佛教教义的中国化,也使人们易于接受。②社会环境的影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社会动荡和战乱局面不断出现、广大人民饱受统治者压迫剥削和战乱之基,希望通过宗教信仰解脱自己(佛教轮回转世思想,使他们从中得到虚幻的慰藉)。 ③统治阶级的提倡:企图利用宗教欺骗麻痹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且大多数皇帝和王公贵族和大臣都尊崇佛教,在社会上影响较大。⑶盛行的表现:一是僧众多,信佛的人多,连大多数皇帝、王公贵族和大臣都尊崇佛教;二是佛寺遍布各地且佛教寺院在政治经济上势力强大。三是和佛教相关的艺术得到发展,如石窟大量开凿。⑷佛教的影响:①     佛教政治、经济势力很大,尤其是寺院经济过度发展,与政府争夺劳力、税收,因而佛教的盛行有时也激化与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的矛盾。因为佛教寺院常凭自己的特权侵夺佃民,广占田宅,甚至出现了“天下户口,几去其半”的现象。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从而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徭役和兵役的征发。(影响国家的赋役征发,激化和封建国家、世俗地主的矛盾)②     佛教盛行也影响了建筑艺术和石窟艺术的发展。由于佛教的影响,这一时期宗教画也得以流行。(促进相关建筑、科技、文学、艺术的发展)③     佛教盛行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大修塔寺,开凿石窟,大兴佛事,劳民伤财;僧侣众多,也减少了劳动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耗费大量社会财富,加重人民负担,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④     佛教盛行带来的危害也使反佛教的思想产生,出现了反佛教的斗争。南朝范缜写<神灭论>以无神论思想同有神论思想进行斗争。(促进反佛思想和反佛斗争的产生)⑤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佛教的交流和传授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文化艺术的交流。)⑥     麻痹人民的思想和斗争,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精神工具,加重了人民的愚昧与落后。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的大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上界定的起止点是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战乱频繁的的时代,也是封建王朝不断更迭、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文化方面,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人口的大流动和民族关系的大变动带来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交流.玄学、佛学、道教、儒学以及法家、名家相互争胜又相互吸收,导致文化上的繁荣;人们处在不断变化的开放的大环境中,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感情奔放,富于创新,勇于探索.科学技术、宗教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刻建筑等诸多方面均有空前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大唐盛世积蓄了力量和智慧.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中国文人最具风采的时代——这是因为门阀制度使得文章做得好坏与能否做官没有了关系,文人们对封建统治者的人身依附降到了史上最低水平,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功利性,不仅是自觉发展而且是自主发展,文人也因之有了自主的个性;因此文学本身在这一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文学门类更加丰富,文学风格更为多样,文学流派异彩纷呈,文艺理论蓬勃发展.
从文体方面看,这一时期文学上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五言诗更加纯熟,七言诗逐渐繁荣,由于音韵学的发展,出现了“永明体”诗歌以及新体诗,中国古典格律诗的框架至此基本完成.文艺理论、骈文和小说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散文则被认为进入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中衰期”,没有太大的发展.
按年代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始于“建安文学”,“三曹”父子为文坛领袖,“七子”、蔡琰也是重要的作家,建安诗歌慷慨悲凉,文章清峻通脱,有“风骨”之誉.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阮籍、嵇康为代表人物,正始文学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精神,又杂糅以玄远脱俗的老庄哲学,自有“魏之遗直”之气.
到了西晋时期,文人纷出,尤其太康、元康年间,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并称于世,但此时作家多注重形式华美,失掉了建安以来的“风骨”传统,只有左思以“风力”为一时之杰.到西晋末年,玄言诗开始兴起,东晋一代蔚为大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幸尚有陶潜诗,蕴幽深意境于冲淡平和之中,朴素自然,淳厚有味,开“田园诗”之先声.
及至南朝,文学更加繁荣,文人诗中,谢灵运以山水诗扭转玄言诗的单调局面,鲍照的乐府诗对七言诗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周颙发现四声,沈约提出“八病”,“永明体”新诗形成,谢朓是新体诗的代表作家;梁陈时期也出现了轻靡空虚的“宫体诗”,代表作家是萧纲兄弟,可以说,这是文学的社会作用被忽视所必然产生的产物.乐府民歌有西曲、吴歌、神弦曲之分,以《西洲曲》为代表.这一时期骈文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鲍照、江淹、孔稚圭等优秀的骈文作家;南朝还出现了“志怪”和“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和《诗品》,在文学整理方面,也有《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可说是各方面全面发展;只有散文,除了范晔的《后汉书》之外乏善可陈.同期的北朝,文人诗普遍不好,只有庾信由南入北之后,才改变了北朝文人诗的荒凉局面,但北朝民歌清新刚健,质朴豪放,放出超越文人诗的异彩,“乐府双璧”之一的《木兰辞》是北朝民歌的代表.北朝出现了两部优秀的地理著作和一部哲理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以及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散文保留了一隅之地.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有以下特点:
一,由于这一时代战乱频繁,多灾多难,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是悲剧的、幻灭的、怀疑的,人们抱有强烈的对痛苦之生的怀疑和对死亡的恐惧,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强烈的恋生意识和叛逆精神.无论是文人诗文里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修缘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或是民歌里的“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都是对死亡的恐惧与思索;无论是田园诗还是山水诗,甚或“伤于轻靡”的宫体诗,都反映出这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情绪,而志人小说中那种种“名士风流”,更是“片言惊天下”的社会价值观的反映;鲍敬言的“无君论”、嵇康的“非汤武薄周孔”、范缜的“神灭论”则进一步反映了文人的怀疑与叛逆精神——既然生和死是可以怀疑的,那么一切生的事物和纲常理论都是可以怀疑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归根结底是对生的怀疑和对死的恐惧,中国文人正因为这种乱世之中的独立思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人格.
二,这一时代是个开放型的时代,各种思潮的交汇融合,促进了文艺理论的自觉发展,文学也随之产生了新的面貌.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失去了传统的权威地位,与道家进行了第一次融合,产生了玄学,大大影响了文学发展.这时期比较有名的思想上的论争还有“有无之争”与“言意之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上层文学”、“精英文学”的面貌.由于门阀制度,士族阶层垄断着文化教育,只有少数的庶族地主能够接受教育,更遑论平民百姓.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就是一种“精英文学”,虽然南北朝时期民歌兴盛,但是,从南朝民歌经过文人删定之后留下的大多是情歌这一点来看,这近四百年间,“话语权”掌握在那些“精英”手里.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后世也罕见)的上层性和家传性——身为统治者的“三曹”父子比较著名,同样身为统治者的“三萧”兄弟又何尝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三张”是兄弟,“二陆”也是兄弟,“两潘”是叔侄,阮瑀、阮籍、阮咸父子叔侄分列“七子”、“七贤”……这一时期的“精英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文学只在这个上层的圈子里风靡,一旦这个圈子崩溃,必然导致文学的短期衰微——北朝时期没有好的文人诗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总之,这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悲惨时代,这又是一个文学大踏步发展的伟大时代.从“建安风骨”到“左思风力”,从“魏晋风度”到“南朝风流”,一个“风”字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如果我们把“风”理解为“风雅颂”的风,“风”也就可以理解为是诗,那么,所谓“风度”,其实就是“像诗一样的态度”——这确实是一个诗一样的时代,只不过这诗是一曲充满了“变徵之音”的慷慨悲歌.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作家杨大侠说道,文化需要酸甜苦辣体验的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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