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你认为比较高明的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人物，不论为君为臣为将为相
时间: 2022-12-13 10:00:38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86次
三国人物曹操的评价和证明的资料...
我很无奈
他好象是真小人哦！！！！
对曹操的评价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屠杀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
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
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
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 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屠杀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他好象是真小人哦！！！！
对曹操的评价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屠杀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
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
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
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 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屠杀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他曾经叱咤风云，他死后骂名最多。在演义中，为什么他是白脸的奸臣？在历史的记载中，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自相矛盾？他是奸贼，是奸雄，还是英雄？众多说法不一的形象中，哪一个是真实的曹操？《易中天品三国之真假曹操》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在上一集中，易中天先生认为，任何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而三国中，形象最复杂、分歧最多的当属曹操。从北宋的时候，人们谈起曹操，就非常痛恨。到了《三国演义》里面，曹操更是被看作是一个谋权篡位的奸臣。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用当代视角回顾三国史料，他心目中的曹操究竟是什么形象呢？
易中天：
今天我们讲曹操，讲三国是不可能不讲曹操的，所谓三国就是魏蜀吴嘛，而魏的开国皇帝实际上是曹操。当然曹操在位的时候没有称帝，是他死了以后他儿子曹丕才称帝，追认他为魏武帝，但可以肯定曹操是魏的实际上的开创者。曹操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太好，客气的说法叫奸雄，不客气的说法叫奸贼，但是鲁迅先生说，曹操其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然不是曹操一党，但非常佩服他。鲁迅先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为曹操翻案的人，这样一来对曹操就有了三种评价——英雄、奸雄、奸贼，那么哪一个评价是准确的呢？
但是当我们弄清楚曹操的历史形象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历史形象它也不是那么好弄清楚的。比方说，民间都说曹操奸，很多人不喜欢曹操。苏东坡就讲到，在北宋的时候，民间有很多讲史的，就是说书的，说三国，一说到刘备失败，听众就痛哭流涕；一说到曹操失败了，大家拍手称快。那么说明至少在北宋的时候，曹操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那么曹操为什么不讨人喜欢呢？他又干了些什么不讨人喜欢的事呢？那么也无非是三条：
一个是曹操这个人为人奸诈。但是这个不能算数，因为兵不厌诈嘛，打仗的人总是要诈它一诈的，不过你说敌人你就说他是奸诈狡猾，说自己就叫足智多谋，实际上一回事，兵不厌诈。
第二件事情呢说他篡汉。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王朝的皇帝为什么一定要姓刘呢，为什么就不能姓曹呢？说这个姓曹的代替姓刘的就是奸，这个说不过去。
那么最为民间所不满意的是曹操说了这样一句话：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所以一个人宁肯自己对不起普天下的人，也不能让天下的人对不起自己，这个人就太坏了，所以老百姓讨厌曹操。那么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那岂不是一桩冤案吗；如果是冤案的话，我们岂不是就该给曹操平反吗。那么这个事情史书上的记载是矛盾的，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曹操因为董卓要迫害他，曹操从京城里逃出来，路过了他一个老朋友家，这个老朋友的名字叫吕伯奢，曹操到吕伯奢家里的时候吕伯奢本人不在，于是就发生了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惨案。
这个故事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说的是吕伯奢不在，吕伯奢的儿子和吕伯奢家里的那些客人看见曹操带着钱财很多，起了歹心，要抢劫曹操，而且拉走了他的马，这个时候曹操起来拔出剑来把这些人杀了。这个叫做正当防卫。这个故事记载在什么史书里面？在《魏书》里，《魏书》是他们魏国人写的史书，所以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曹操是他们的太祖啊，那他们可能要给曹操打一个圆场，这个也很难讲。
那么第二个记载是说，曹操住在吕伯奢家里面听见吕伯奢的孩子在那弄锅碗瓢盆，有声音，曹操自己又是受董卓通缉追拿的罪犯，他起了疑心，“疑其图己”，把吕伯奢一家杀了。这个叫做误杀。
第三个版本，差不太多，也是说曹操怀疑吕伯奢的家里人要害自己，然后把他们一家都杀了。杀了以后，曹操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种情况，就算我们相信曹操是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人，也说了那句话，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场景。是曹操怀疑这些人要害自己，当然这个疑心太重了一点，太过分了，然后把他一家人杀了。杀了以后发现是误杀，然后凄怆曰，“凄怆”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是杀错了人，然后，唉，他也是很难过的，算了算了，宁肯我辜负别人，不可以别人辜负我啊。我们体察一下这个语境，曹操说这个话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排解，所以很勉强地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了一个辩护。而到了《三国演义》里面他变成了理直气壮，而且把“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前面加了天下两个字，这个就大不一样了。曹操当时说这个话只是就事论事，虽然我错了，我错杀了人家我对不起人家，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现在走投无路，也只好是宁肯我对不起人家，不要让人家对不起我了。这里面应该说他还保留了一部分善意在里面，而到了《三国演义》变成理直气壮说我对不起天下人，不可以天下人对不起我，那就是一个大大的奸贼。
所以曹操的奸险歹毒这一点，应该说是有疑问的。但是即便如此，《三国演义》的毛批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此亦孟德之过人处也”。他说即便是这样，这也是曹操比一般人不一样的、超过我们的地方！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换了别人一定说，宁肯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不可以我对不起天下人的。他说换了别人都会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他们干的就是曹操的勾当，只有曹操一个人坦率地说出了这个话。那么也就是毛批认为，曹操虽然奸诈，但是奸诈里面也有坦诚，他至少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他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所以他说这是曹操超过其他人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伪君子实在是太多了。
奸诈当中有真诚，恰恰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特征。曹操这个人是奸诈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也有坦诚的一面，甚至有可爱的一面。我们就来看看曹曹性格当中矛盾的地方。
先说曹操的奸诈，最能体现曹操这个人奸诈的例子，是在他和袁绍战争中发生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三国时期有三大战役，第一次战役就是曹袁官渡之战，第二战役是曹孙赤壁之战，第三大战役是孙刘彝陵之战。曹操就是在官渡之战以后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场战争打得非常地艰苦，非常地艰巨。当时两军对峙相持不下，而曹军军粮已经不多了，我们知道打仗拼什么？除了拼勇敢、拼武器、拼实力以外，很重要的是拼粮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曹操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快要断粮了，一筹莫展。这个时候袁绍阵营里面有一个谋士叫做许攸的突然来投奔曹操，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大喜过望，“跣足而出”。什么叫跣足呢？就是光着脚，那么曹操这个时候跣足而出迎接许攸是什么原因，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叫做来不及穿鞋，可能在洗脚在干什么，一听说许攸来了光着脚就往外跑，大喜过望；第二种可能是表示尊敬，因为古礼光脚是尊敬。我们知道曹操后来地位很高了以后，汉献帝给了曹操一个特殊待遇，叫做带剑鞋履上殿，叫“剑履上殿”，剑就是带剑，你可以佩着剑去见皇帝，履就是穿鞋，这说明一般的人是不能穿鞋见皇帝的。能不能穿袜子呢，看地位，地位高的人可以“袜而登席”，穿着袜子走到席位上，地位再低一点一定要光脚。所以光脚可能是表示尊重。
这个曹操光着脚冲出去以后怎么样呢？抚掌而笑，摸着手掌哈哈大笑，说哎呀呀呀，子远你来了，“吾事济矣”，我的事情就好办了，然后把许攸请到军帐里坐下。许攸就问了，说曹公，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军粮尚有几何”，还有多少军粮啊？曹操说呵呵呵，这个我的军粮很充足啊，足够用一年的。许攸说，错了，重讲。曹操说，半年。许攸说又错了，见到老朋友都不说老实话，说实话吧，再给你一次机会。曹操说，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刚才开玩笑，实话告诉你，只够一个月。接着曹操说了一句刘邦最爱说的话，“为之奈何”，怎么办吧？许攸说：“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机之日也。”说你带着一支军队，孤军深入，粮草已经没有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在某某地方袁绍藏了一批粮食，有一条什么样的小路你可以过去，你赶紧率轻骑到那个地方焚其粮草，不出三日，袁军必乱。
曹操说太好了，然后自己亲自率领五千骑兵，连夜抄小路过去，换上袁军的服装，碰上沿路的岗哨说是袁公让我们来干什么什么事的，冲到袁营。袁营一看，来了曹军烧粮食，当然也拼死奋战，当时情况非常地紧张。曹操左右的人跑过来说，曹公，敌人来了。曹操说，慌什么？敌人到我背后以后再说这话，上。然后把袁绍的粮草全部烧光，从而扭转了这个局势。
所以曹操的这个性格里面确实有奸诈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奸诈某种意义上也是逼出来的。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他如果事事都说老实话，这还能够克敌制胜吗？他不能不撒谎啊，他甚至养成撒谎的习惯了。
曹操也是一个温情的人。在曹操和张绣的战争中，他的长子曹昂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原配丁夫人悲痛得死去活来。因为丁夫人是曹操的正妻，她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曹操的妾生下了长子，这就是曹昂，生下来以后曹昂的母亲就去世了，生母就去世了，就把曹昂交给丁夫人来抚养，丁夫人把这个儿子看作自己的儿子，情感非常地深。而曹操之所以打败这一仗，是因为他当时得意忘形，他跟张绣的战争没有怎么打张绣就投降了，投降了以后曹操不但收编了张绣的部队，还收编了张绣的婶婶，张绣的婶婶是一个美女，曹操这个人是很好色的，走到哪他都要收编一些美女，于是把张绣的婶婶收编了。张绣的面子上就下不来，再加上其他的原因张绣后来就反叛他，对他进行突然袭击。这次战争中曹昂也死了，曹操的侄子草安民也死了，还有曹操的爱将典韦也死了，丁夫人就不愿意了，就哭着闹着跟曹操要儿子，你还我儿子，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而且就是你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地泡烂妞，害得我儿子死掉的，不依不饶。曹操一烦，滚，回你老家去。走就走嘛，我回娘家去，不跟你过了，真回娘家了。
过了半年，大概几个月以后，曹操后悔了，然后自己驾着车子，就到丁夫人的娘家想把丁夫人接回来。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也稀松平常啦，小两口一吵架，老婆跑回娘家去了，那还不是老公最后赔个笑脸，说点好话，就把老婆接回来了。曹操这样做就不容易了，是吧，你想曹操那阎王脾气，他也这么做，也去接丁夫人。丁夫人在家干什么，织布，曹操来了以后她也不站起来迎接，也不搭理，曹操很没意思，讪讪地走过去：织布呢？……别织了，跟我回家吧。……曹操就走过去，用手摸着丁夫人的背：唉，别使小性子了，宝贝，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们坐车子回家好不好？要知道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这个“抚其背”是男人对女性的一种爱的动作。丁夫人继续“咔嚓”“咔嚓”。曹操就很没意思啦：你不回啊？不回那我可是走了啊。“咔嚓”“咔嚓”。曹操就走走走，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了一次头：别闹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咔嚓”“咔嚓”。唉，看来我们夫妻缘分已尽，算了。然后找到老丈人：岳父大人，是我对不起你女儿，但是她也不肯跟我回去，这样吧，她还年轻，别让她守着，你把她嫁了，让她改嫁。
你想想以曹操那种铁石心肠、阎王脾气，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说明他是很重情的。当然，最后丁夫人的父亲也没敢把丁夫人嫁出去，丁夫人没有改嫁，最后也没有改嫁。估计老丈人也不敢嫁，丁夫人也不肯嫁，也没人敢娶，你说谁敢娶阎王的前妻？不是找不自在吗。这个事情曹操一直耿耿于怀，曹操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好事干过，坏事也干过，有成功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我不在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了地下、到了九泉，子休——子休就是曹昂的字，曹昂字子休，就是指曹昂了——说子休如果哭着闹着跟我要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想曹操这一生犯多少错误，他居然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就是把她的妻子气走了！说明曹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这是曹操的温情。
但是你要认为曹操多么温柔，那就错了。曹操是很狠毒的，可以说是翻脸就不认识人。比方说我前面说的那个许攸，许攸来投奔曹操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所以许攸也很得意，许攸经常跟曹操说，哎，阿瞒，他不叫他什么曹公啊、什么明公啊、或者什么丞相这些，他叫他小名。曹操有两个小名，一个叫吉利，一个叫阿瞒，叫他小名：阿瞒啊，要是没有我许某人，你可是没有今天啊！曹操只好赔着笑脸说，啊是是是，许先生说得对，没有你的帮忙我确实是没有今天。但是许攸不停地说，这个就很讨厌了，对不对，这好比说你送了我这件衣服，我穿上很漂亮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每穿这件衣服你就要站出来对着大家说，哎大家伙看看啊，他这件衣服是我送给他的，我要不送给他这件衣服他可是没衣服穿啊。我能高兴吗？那何况是曹操呢？有一次曹操打下邺城，许攸又在那儿对大家说，大家看，如果没有我的话，他们曹家人就进不了这个门了。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杀了，把许攸杀了，这就是曹操的狠毒。
曹操杀了于他有恩的许攸，却放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人。比方说有一个人叫做魏种，原来是曹操的手下。曹操有一段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不顺的，处于逆境，处于困境的，那个时候很多手下的人都背叛曹操，曹操非常自信地说让他们走吧，我的人不会走完的，比方说魏种，他就不会背叛我。结果呢，这个魏种也背叛了，魏种也跑掉了。曹操气坏了，曹操说好你个魏种啊，你也背叛我，你有本事跑到天涯海角，北边有本事你跑匈奴去，南边有本事你跑到越南去，你只要跑不了那么远我就要把你抓回来，绝饶不了你。
后来在后面的战斗中，魏种被俘虏了，所有的人都给魏种捏一把汗，说曹操肯定要杀他。曹操怎么样？曹操想了一下，算了吧，魏种是个人才，放了，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这是曹操的宽容啊。
曹操确实是一个很宽容的人。曹操和袁绍作战的时候，袁绍找了一个文人，叫做陈琳，起草一篇檄文。什么叫檄文呢，就是声讨书，因为古代作战他讲究师出有名，就是你要打谁谁谁你总要有个名目，有了名目以后你这个军队才叫做正义之师，袁绍就请陈琳写一篇檄文。陈琳是个笔杆子，下笔千言，洋洋洒洒，痛骂曹操。从哪骂起呢，从曹操的祖宗骂起，这实在说起来是在中国文化当中一种很不好的东西，一骂人就骂到人家父母亲，一骂人就骂到人家祖宗八代，动不动就是怎么你祖宗八代，这是不好的一个传统，陈琳也是这样。那么后来袁绍打败了，陈琳做了俘虏，下面人把陈琳抓到曹操跟前，曹操说：陈琳啊，两军交战，都要发表这样的声讨书，这个很正常，不过呢，你骂骂我就算了嘛，你骂我父母干什么，我父母又没得罪你，不好吧！陈琳说，对不起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说，好好好，算了算了，你也是个人才，还做你的笔杆子吧。陈琳以后就成了曹操的笔杆子，所以曹操是很宽容的。
但是曹操又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但凡是得罪了曹操的人，几乎没有不报复的。当时有一位名士，叫做边让，边让是个大学问家，也是大文学家，文章著作写得非常好的，看不起曹操。因为曹操这个人出身不好，曹操的祖父是个太监，这个东汉朝代是叫太监给搞坏的，所以那些读书人、那些文化人、那些士大夫最看不起的、最痛恨的就是太监。那么曹操的父亲是太监的养子，曹操就等于是太监养子的儿子，他们看不起，边让也看不起他，很说了一些侮辱曹操的话。所以后来曹操过去把那个地方打下来以后，毫不留情地就把边让杀了，和边让一案的还同时有好几个文化人，有的就跑掉，跑掉以后又逃不掉，然后又回来自首。其中有一个叫桓邵的向曹操自首，跪下来求，磕头，痛哭流涕，求饶，曹操怎么说呢？哼哼，呵呵呵呵，哭了，怕了，下跪了，求饶了，下跪就不杀吗？求饶就不杀吗？拖出去，杀了。这件事情影响极坏，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叛乱，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文化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以前得罪过你的人？
其中有一个叫陈宫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离开了曹操，投奔了吕布。《三国演义》里面说，陈宫离开曹操是因为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不是，史实是曹操杀了边让、桓邵这些人陈宫看不下去，离开曹操，死心塌地地帮助吕布打曹操。后来吕布战败以后，陈宫做了俘虏，曹操还不想杀他，曹操跟陈宫说只要你投降，既往不咎。因为曹操这个时候他也觉得以前的做法不对了，他也觉得宰相肚里要撑船，将军额上跑马，应该有一些大将风度了，所以他也不杀陈宫。陈宫坚决不投降，曹操没办法，只好杀他，临杀他之前曹操问了这样的话，陈宫的字叫公台，他说公台啊公台，你要是死了，你的母亲可怎么办啊？陈宫说，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杀害他人的父母，我的母亲怎么样，就靠曹公你看着办。曹操说好，公台啊公台，你死了以后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陈宫说，我听说以仁治天下的人不伤害人家的子女，我的老婆孩子如何，也请曹公你看着办。啊，曹操说好吧，那我送你上路。然后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送陈宫上刑场去死，然后把陈宫的家人接到自己家里来，对待陈宫的家人比陈宫和他翻脸之前还好
所以曹操这个人是个很复杂的人，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他的方方面面，这还不是他性格的全部，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既狡诈又老实，既温情又狠毒，既宽容又报复。如果你只看曹操的一个故事，只看曹操的一面，你得出的结论就是盲人摸象，是不全面的。那么在我们看来，曹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一个人。他这个人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狡猾奸诈，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概，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好像长了很多的脸，一会儿出现的是这张脸，一会儿展示给我们的是另一张脸。但是大家注意一条，不管哪张脸，都是曹操的，不会认做是别人的。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性格统一于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曹操的大气。什么叫大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曹操恰恰是一个能够容的，一个容量非常大的人，什么样的矛盾的东西到他这儿都统一了。
而且他奸诈一生，最后归于真实，曹操临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遗令。当时写这个遗令，就是遗嘱，写遗嘱，大人物写遗嘱有一个格式的，说说我一生做了哪些功劳啊，也检讨一下自己，然后说我要埋在什么什么地方等等，是这样的遗嘱。曹操的遗嘱不是这样，曹操的遗嘱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涯提得非常少，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做了很多的事情，有对的也有错的，总的来说是对的，至于犯的小错误、发的大脾气不值得你们效仿。就这一句话交代完了，下面讲什么呢？就唠唠叨叨地讲一些家务事，他说我死了以后，我那个房子里放的那个香，就是熏香，香料，你们把它分掉，不要浪费了。我的那些小老婆，还有我那些歌女，她们一生都很辛苦，为我服务得很好，很到位，不要亏待她们，让她们继续住在铜雀台，不要把她们赶走了，这些人闲着也是闲着，没有事做，可以学习做什么呢，学习用丝带编草鞋，万一将来我们曹家破产了，可以拿这些鞋去卖换点饭吃。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这种事，所以他这份遗嘱当时很被人看不起，说一个大英雄临死之前也不说点豪言壮语，也不说点励志的话鼓励一下我们后来人，“分香卖履，留恋妾妇”，成何体统！连苏东坡都给了八个字的评价，叫做“平生奸伪，死见真性”，说这个家伙一辈子狡猾奸诈，临死之前露了马脚，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人。
但是我对苏东坡先生一贯尊敬，对于他这句话是不以为然的，我认为这恰恰表现出曹操的大气。我就不说豪言壮语，我就不谈政治功劳，我就不谈国家大事，我就要谈这些小事，你们把我怎么样？你能把我咋地？你们说我是小人我就是小人又怎么样？我曹操就是曹操，我曹操才不在乎你们怎么评价我呢，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叫什么？“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曹操能够如此地本色，说明他是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英雄是很狡猾的，很奸诈的，因此是奸猾的英雄，简称奸雄。而这个奸雄呢，又是非常可爱的，所以我认为对曹操的评价就是这五个字——可爱的奸雄
在上一集中，易中天先生认为，任何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而三国中，形象最复杂、分歧最多的当属曹操。从北宋的时候，人们谈起曹操，就非常痛恨。到了《三国演义》里面，曹操更是被看作是一个谋权篡位的奸臣。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用当代视角回顾三国史料，他心目中的曹操究竟是什么形象呢？
易中天：
今天我们讲曹操，讲三国是不可能不讲曹操的，所谓三国就是魏蜀吴嘛，而魏的开国皇帝实际上是曹操。当然曹操在位的时候没有称帝，是他死了以后他儿子曹丕才称帝，追认他为魏武帝，但可以肯定曹操是魏的实际上的开创者。曹操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太好，客气的说法叫奸雄，不客气的说法叫奸贼，但是鲁迅先生说，曹操其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然不是曹操一党，但非常佩服他。鲁迅先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为曹操翻案的人，这样一来对曹操就有了三种评价——英雄、奸雄、奸贼，那么哪一个评价是准确的呢？
但是当我们弄清楚曹操的历史形象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历史形象它也不是那么好弄清楚的。比方说，民间都说曹操奸，很多人不喜欢曹操。苏东坡就讲到，在北宋的时候，民间有很多讲史的，就是说书的，说三国，一说到刘备失败，听众就痛哭流涕；一说到曹操失败了，大家拍手称快。那么说明至少在北宋的时候，曹操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那么曹操为什么不讨人喜欢呢？他又干了些什么不讨人喜欢的事呢？那么也无非是三条：
一个是曹操这个人为人奸诈。但是这个不能算数，因为兵不厌诈嘛，打仗的人总是要诈它一诈的，不过你说敌人你就说他是奸诈狡猾，说自己就叫足智多谋，实际上一回事，兵不厌诈。
第二件事情呢说他篡汉。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王朝的皇帝为什么一定要姓刘呢，为什么就不能姓曹呢？说这个姓曹的代替姓刘的就是奸，这个说不过去。
那么最为民间所不满意的是曹操说了这样一句话：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所以一个人宁肯自己对不起普天下的人，也不能让天下的人对不起自己，这个人就太坏了，所以老百姓讨厌曹操。那么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那岂不是一桩冤案吗；如果是冤案的话，我们岂不是就该给曹操平反吗。那么这个事情史书上的记载是矛盾的，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曹操因为董卓要迫害他，曹操从京城里逃出来，路过了他一个老朋友家，这个老朋友的名字叫吕伯奢，曹操到吕伯奢家里的时候吕伯奢本人不在，于是就发生了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惨案。
这个故事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说的是吕伯奢不在，吕伯奢的儿子和吕伯奢家里的那些客人看见曹操带着钱财很多，起了歹心，要抢劫曹操，而且拉走了他的马，这个时候曹操起来拔出剑来把这些人杀了。这个叫做正当防卫。这个故事记载在什么史书里面？在《魏书》里，《魏书》是他们魏国人写的史书，所以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曹操是他们的太祖啊，那他们可能要给曹操打一个圆场，这个也很难讲。
那么第二个记载是说，曹操住在吕伯奢家里面听见吕伯奢的孩子在那弄锅碗瓢盆，有声音，曹操自己又是受董卓通缉追拿的罪犯，他起了疑心，“疑其图己”，把吕伯奢一家杀了。这个叫做误杀。
第三个版本，差不太多，也是说曹操怀疑吕伯奢的家里人要害自己，然后把他们一家都杀了。杀了以后，曹操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种情况，就算我们相信曹操是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人，也说了那句话，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场景。是曹操怀疑这些人要害自己，当然这个疑心太重了一点，太过分了，然后把他一家人杀了。杀了以后发现是误杀，然后凄怆曰，“凄怆”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是杀错了人，然后，唉，他也是很难过的，算了算了，宁肯我辜负别人，不可以别人辜负我啊。我们体察一下这个语境，曹操说这个话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排解，所以很勉强地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了一个辩护。而到了《三国演义》里面他变成了理直气壮，而且把“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前面加了天下两个字，这个就大不一样了。曹操当时说这个话只是就事论事，虽然我错了，我错杀了人家我对不起人家，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现在走投无路，也只好是宁肯我对不起人家，不要让人家对不起我了。这里面应该说他还保留了一部分善意在里面，而到了《三国演义》变成理直气壮说我对不起天下人，不可以天下人对不起我，那就是一个大大的奸贼。
所以曹操的奸险歹毒这一点，应该说是有疑问的。但是即便如此，《三国演义》的毛批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此亦孟德之过人处也”。他说即便是这样，这也是曹操比一般人不一样的、超过我们的地方！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换了别人一定说，宁肯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不可以我对不起天下人的。他说换了别人都会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他们干的就是曹操的勾当，只有曹操一个人坦率地说出了这个话。那么也就是毛批认为，曹操虽然奸诈，但是奸诈里面也有坦诚，他至少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他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所以他说这是曹操超过其他人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伪君子实在是太多了。
奸诈当中有真诚，恰恰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特征。曹操这个人是奸诈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也有坦诚的一面，甚至有可爱的一面。我们就来看看曹曹性格当中矛盾的地方。
先说曹操的奸诈，最能体现曹操这个人奸诈的例子，是在他和袁绍战争中发生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三国时期有三大战役，第一次战役就是曹袁官渡之战，第二战役是曹孙赤壁之战，第三大战役是孙刘彝陵之战。曹操就是在官渡之战以后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场战争打得非常地艰苦，非常地艰巨。当时两军对峙相持不下，而曹军军粮已经不多了，我们知道打仗拼什么？除了拼勇敢、拼武器、拼实力以外，很重要的是拼粮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曹操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快要断粮了，一筹莫展。这个时候袁绍阵营里面有一个谋士叫做许攸的突然来投奔曹操，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大喜过望，“跣足而出”。什么叫跣足呢？就是光着脚，那么曹操这个时候跣足而出迎接许攸是什么原因，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叫做来不及穿鞋，可能在洗脚在干什么，一听说许攸来了光着脚就往外跑，大喜过望；第二种可能是表示尊敬，因为古礼光脚是尊敬。我们知道曹操后来地位很高了以后，汉献帝给了曹操一个特殊待遇，叫做带剑鞋履上殿，叫“剑履上殿”，剑就是带剑，你可以佩着剑去见皇帝，履就是穿鞋，这说明一般的人是不能穿鞋见皇帝的。能不能穿袜子呢，看地位，地位高的人可以“袜而登席”，穿着袜子走到席位上，地位再低一点一定要光脚。所以光脚可能是表示尊重。
这个曹操光着脚冲出去以后怎么样呢？抚掌而笑，摸着手掌哈哈大笑，说哎呀呀呀，子远你来了，“吾事济矣”，我的事情就好办了，然后把许攸请到军帐里坐下。许攸就问了，说曹公，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军粮尚有几何”，还有多少军粮啊？曹操说呵呵呵，这个我的军粮很充足啊，足够用一年的。许攸说，错了，重讲。曹操说，半年。许攸说又错了，见到老朋友都不说老实话，说实话吧，再给你一次机会。曹操说，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刚才开玩笑，实话告诉你，只够一个月。接着曹操说了一句刘邦最爱说的话，“为之奈何”，怎么办吧？许攸说：“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机之日也。”说你带着一支军队，孤军深入，粮草已经没有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在某某地方袁绍藏了一批粮食，有一条什么样的小路你可以过去，你赶紧率轻骑到那个地方焚其粮草，不出三日，袁军必乱。
曹操说太好了，然后自己亲自率领五千骑兵，连夜抄小路过去，换上袁军的服装，碰上沿路的岗哨说是袁公让我们来干什么什么事的，冲到袁营。袁营一看，来了曹军烧粮食，当然也拼死奋战，当时情况非常地紧张。曹操左右的人跑过来说，曹公，敌人来了。曹操说，慌什么？敌人到我背后以后再说这话，上。然后把袁绍的粮草全部烧光，从而扭转了这个局势。
所以曹操的这个性格里面确实有奸诈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奸诈某种意义上也是逼出来的。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他如果事事都说老实话，这还能够克敌制胜吗？他不能不撒谎啊，他甚至养成撒谎的习惯了。
曹操也是一个温情的人。在曹操和张绣的战争中，他的长子曹昂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原配丁夫人悲痛得死去活来。因为丁夫人是曹操的正妻，她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曹操的妾生下了长子，这就是曹昂，生下来以后曹昂的母亲就去世了，生母就去世了，就把曹昂交给丁夫人来抚养，丁夫人把这个儿子看作自己的儿子，情感非常地深。而曹操之所以打败这一仗，是因为他当时得意忘形，他跟张绣的战争没有怎么打张绣就投降了，投降了以后曹操不但收编了张绣的部队，还收编了张绣的婶婶，张绣的婶婶是一个美女，曹操这个人是很好色的，走到哪他都要收编一些美女，于是把张绣的婶婶收编了。张绣的面子上就下不来，再加上其他的原因张绣后来就反叛他，对他进行突然袭击。这次战争中曹昂也死了，曹操的侄子草安民也死了，还有曹操的爱将典韦也死了，丁夫人就不愿意了，就哭着闹着跟曹操要儿子，你还我儿子，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而且就是你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地泡烂妞，害得我儿子死掉的，不依不饶。曹操一烦，滚，回你老家去。走就走嘛，我回娘家去，不跟你过了，真回娘家了。
过了半年，大概几个月以后，曹操后悔了，然后自己驾着车子，就到丁夫人的娘家想把丁夫人接回来。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也稀松平常啦，小两口一吵架，老婆跑回娘家去了，那还不是老公最后赔个笑脸，说点好话，就把老婆接回来了。曹操这样做就不容易了，是吧，你想曹操那阎王脾气，他也这么做，也去接丁夫人。丁夫人在家干什么，织布，曹操来了以后她也不站起来迎接，也不搭理，曹操很没意思，讪讪地走过去：织布呢？……别织了，跟我回家吧。……曹操就走过去，用手摸着丁夫人的背：唉，别使小性子了，宝贝，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们坐车子回家好不好？要知道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这个“抚其背”是男人对女性的一种爱的动作。丁夫人继续“咔嚓”“咔嚓”。曹操就很没意思啦：你不回啊？不回那我可是走了啊。“咔嚓”“咔嚓”。曹操就走走走，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了一次头：别闹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咔嚓”“咔嚓”。唉，看来我们夫妻缘分已尽，算了。然后找到老丈人：岳父大人，是我对不起你女儿，但是她也不肯跟我回去，这样吧，她还年轻，别让她守着，你把她嫁了，让她改嫁。
你想想以曹操那种铁石心肠、阎王脾气，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说明他是很重情的。当然，最后丁夫人的父亲也没敢把丁夫人嫁出去，丁夫人没有改嫁，最后也没有改嫁。估计老丈人也不敢嫁，丁夫人也不肯嫁，也没人敢娶，你说谁敢娶阎王的前妻？不是找不自在吗。这个事情曹操一直耿耿于怀，曹操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好事干过，坏事也干过，有成功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我不在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了地下、到了九泉，子休——子休就是曹昂的字，曹昂字子休，就是指曹昂了——说子休如果哭着闹着跟我要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想曹操这一生犯多少错误，他居然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就是把她的妻子气走了！说明曹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这是曹操的温情。
但是你要认为曹操多么温柔，那就错了。曹操是很狠毒的，可以说是翻脸就不认识人。比方说我前面说的那个许攸，许攸来投奔曹操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所以许攸也很得意，许攸经常跟曹操说，哎，阿瞒，他不叫他什么曹公啊、什么明公啊、或者什么丞相这些，他叫他小名。曹操有两个小名，一个叫吉利，一个叫阿瞒，叫他小名：阿瞒啊，要是没有我许某人，你可是没有今天啊！曹操只好赔着笑脸说，啊是是是，许先生说得对，没有你的帮忙我确实是没有今天。但是许攸不停地说，这个就很讨厌了，对不对，这好比说你送了我这件衣服，我穿上很漂亮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每穿这件衣服你就要站出来对着大家说，哎大家伙看看啊，他这件衣服是我送给他的，我要不送给他这件衣服他可是没衣服穿啊。我能高兴吗？那何况是曹操呢？有一次曹操打下邺城，许攸又在那儿对大家说，大家看，如果没有我的话，他们曹家人就进不了这个门了。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杀了，把许攸杀了，这就是曹操的狠毒。
曹操杀了于他有恩的许攸，却放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人。比方说有一个人叫做魏种，原来是曹操的手下。曹操有一段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不顺的，处于逆境，处于困境的，那个时候很多手下的人都背叛曹操，曹操非常自信地说让他们走吧，我的人不会走完的，比方说魏种，他就不会背叛我。结果呢，这个魏种也背叛了，魏种也跑掉了。曹操气坏了，曹操说好你个魏种啊，你也背叛我，你有本事跑到天涯海角，北边有本事你跑匈奴去，南边有本事你跑到越南去，你只要跑不了那么远我就要把你抓回来，绝饶不了你。
后来在后面的战斗中，魏种被俘虏了，所有的人都给魏种捏一把汗，说曹操肯定要杀他。曹操怎么样？曹操想了一下，算了吧，魏种是个人才，放了，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这是曹操的宽容啊。
曹操确实是一个很宽容的人。曹操和袁绍作战的时候，袁绍找了一个文人，叫做陈琳，起草一篇檄文。什么叫檄文呢，就是声讨书，因为古代作战他讲究师出有名，就是你要打谁谁谁你总要有个名目，有了名目以后你这个军队才叫做正义之师，袁绍就请陈琳写一篇檄文。陈琳是个笔杆子，下笔千言，洋洋洒洒，痛骂曹操。从哪骂起呢，从曹操的祖宗骂起，这实在说起来是在中国文化当中一种很不好的东西，一骂人就骂到人家父母亲，一骂人就骂到人家祖宗八代，动不动就是怎么你祖宗八代，这是不好的一个传统，陈琳也是这样。那么后来袁绍打败了，陈琳做了俘虏，下面人把陈琳抓到曹操跟前，曹操说：陈琳啊，两军交战，都要发表这样的声讨书，这个很正常，不过呢，你骂骂我就算了嘛，你骂我父母干什么，我父母又没得罪你，不好吧！陈琳说，对不起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说，好好好，算了算了，你也是个人才，还做你的笔杆子吧。陈琳以后就成了曹操的笔杆子，所以曹操是很宽容的。
但是曹操又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但凡是得罪了曹操的人，几乎没有不报复的。当时有一位名士，叫做边让，边让是个大学问家，也是大文学家，文章著作写得非常好的，看不起曹操。因为曹操这个人出身不好，曹操的祖父是个太监，这个东汉朝代是叫太监给搞坏的，所以那些读书人、那些文化人、那些士大夫最看不起的、最痛恨的就是太监。那么曹操的父亲是太监的养子，曹操就等于是太监养子的儿子，他们看不起，边让也看不起他，很说了一些侮辱曹操的话。所以后来曹操过去把那个地方打下来以后，毫不留情地就把边让杀了，和边让一案的还同时有好几个文化人，有的就跑掉，跑掉以后又逃不掉，然后又回来自首。其中有一个叫桓邵的向曹操自首，跪下来求，磕头，痛哭流涕，求饶，曹操怎么说呢？哼哼，呵呵呵呵，哭了，怕了，下跪了，求饶了，下跪就不杀吗？求饶就不杀吗？拖出去，杀了。这件事情影响极坏，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叛乱，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文化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以前得罪过你的人？
其中有一个叫陈宫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离开了曹操，投奔了吕布。《三国演义》里面说，陈宫离开曹操是因为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不是，史实是曹操杀了边让、桓邵这些人陈宫看不下去，离开曹操，死心塌地地帮助吕布打曹操。后来吕布战败以后，陈宫做了俘虏，曹操还不想杀他，曹操跟陈宫说只要你投降，既往不咎。因为曹操这个时候他也觉得以前的做法不对了，他也觉得宰相肚里要撑船，将军额上跑马，应该有一些大将风度了，所以他也不杀陈宫。陈宫坚决不投降，曹操没办法，只好杀他，临杀他之前曹操问了这样的话，陈宫的字叫公台，他说公台啊公台，你要是死了，你的母亲可怎么办啊？陈宫说，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杀害他人的父母，我的母亲怎么样，就靠曹公你看着办。曹操说好，公台啊公台，你死了以后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陈宫说，我听说以仁治天下的人不伤害人家的子女，我的老婆孩子如何，也请曹公你看着办。啊，曹操说好吧，那我送你上路。然后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送陈宫上刑场去死，然后把陈宫的家人接到自己家里来，对待陈宫的家人比陈宫和他翻脸之前还好
所以曹操这个人是个很复杂的人，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他的方方面面，这还不是他性格的全部，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既狡诈又老实，既温情又狠毒，既宽容又报复。如果你只看曹操的一个故事，只看曹操的一面，你得出的结论就是盲人摸象，是不全面的。那么在我们看来，曹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一个人。他这个人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狡猾奸诈，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概，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好像长了很多的脸，一会儿出现的是这张脸，一会儿展示给我们的是另一张脸。但是大家注意一条，不管哪张脸，都是曹操的，不会认做是别人的。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性格统一于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曹操的大气。什么叫大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曹操恰恰是一个能够容的，一个容量非常大的人，什么样的矛盾的东西到他这儿都统一了。
而且他奸诈一生，最后归于真实，曹操临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遗令。当时写这个遗令，就是遗嘱，写遗嘱，大人物写遗嘱有一个格式的，说说我一生做了哪些功劳啊，也检讨一下自己，然后说我要埋在什么什么地方等等，是这样的遗嘱。曹操的遗嘱不是这样，曹操的遗嘱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涯提得非常少，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做了很多的事情，有对的也有错的，总的来说是对的，至于犯的小错误、发的大脾气不值得你们效仿。就这一句话交代完了，下面讲什么呢？就唠唠叨叨地讲一些家务事，他说我死了以后，我那个房子里放的那个香，就是熏香，香料，你们把它分掉，不要浪费了。我的那些小老婆，还有我那些歌女，她们一生都很辛苦，为我服务得很好，很到位，不要亏待她们，让她们继续住在铜雀台，不要把她们赶走了，这些人闲着也是闲着，没有事做，可以学习做什么呢，学习用丝带编草鞋，万一将来我们曹家破产了，可以拿这些鞋去卖换点饭吃。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这种事，所以他这份遗嘱当时很被人看不起，说一个大英雄临死之前也不说点豪言壮语，也不说点励志的话鼓励一下我们后来人，“分香卖履，留恋妾妇”，成何体统！连苏东坡都给了八个字的评价，叫做“平生奸伪，死见真性”，说这个家伙一辈子狡猾奸诈，临死之前露了马脚，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人。
但是我对苏东坡先生一贯尊敬，对于他这句话是不以为然的，我认为这恰恰表现出曹操的大气。我就不说豪言壮语，我就不谈政治功劳，我就不谈国家大事，我就要谈这些小事，你们把我怎么样？你能把我咋地？你们说我是小人我就是小人又怎么样？我曹操就是曹操，我曹操才不在乎你们怎么评价我呢，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叫什么？“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曹操能够如此地本色，说明他是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英雄是很狡猾的，很奸诈的，因此是奸猾的英雄，简称奸雄。而这个奸雄呢，又是非常可爱的，所以我认为对曹操的评价就是这五个字——可爱的奸雄
曹操其实是想力扶汉室的。但出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世人的“众口铄金”，因此他成为了“受罪羔羊”.
可爱的奸雄不假 但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恐怕是楼主自己或是罗先生说的吧
怎么评价曹操这个人物?具体些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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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屠杀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
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
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
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 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屠杀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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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屠杀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
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
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
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 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屠杀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
评说千秋诸葛亮
武陵春翻译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三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称帝后，任蜀汉丞相，后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当政期间励精图治，推行屯田政策，改善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他曾五次出兵伐魏，意图中原，未能如愿。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死于五丈原（今陕西省勉县境内）军中。
诸葛亮死后，后人为了缅怀他的功绩，曾在他居住过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武侯祠堂，以示追念。自西晋以来，历代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来此凭吊，留下了一副副脍炙人口的名楹佳联。在这些楹联中有一些对联巧妙地将数字嵌入其中，别出心裁，独具匠心。
位于河南南阳市的卧龙岗相传是诸葛亮当年躬耕之地，这里景色幽雅，建筑别致。武侯祠内有这样一副对联：“收二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金土木爻之卦，水面偏能用火攻。”从这副楹联中不难看出，上联嵌入了数字一至十，下联嵌入了“五方”和“五行”，对诸葛孔明的一生作出了高度概括。
四川成都市南郊的武侯祠，是西晋末年十六国李雄为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而建的。祠内古柏苍郁，殿宇雄伟，这里也有一副对联，是赞颂诸葛亮在蜀川的功德的：“一生惟谨慎，七擒南渡，六出北征，何期五丈崩摧，九伐志能尊教受；十倍荷褒荣，八阵名成，两川福被，所合四方精锐，三分功定属元勋。”此外，“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这副对联仅用了短短的十个字，赞颂了诸葛亮才高睿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功绩。所谓“两表”是指诸葛亮入川后为蜀汉大业所作的前、后两个《出师表》；还“一对”是指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时所作的《隆中对》，在文中诸葛亮有“三分天下”的精辟分析。
陕西省勉县定军山有“武乡侯”诸葛亮的陵墓，当年诸葛亮出川伐魏病死五丈原后就埋葬于此，这里的武侯祠有这样一副对联，可谓对诸葛亮一生盖棺论定了。该联曰：“义胆忠肝，六经以来二表；托孤寄命，三代而后一人。 (摘自《大众科技报》作者：吴学安)
我看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岛津义和 转贴自：一统三国历史文化社区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末年，南阳人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留给后人了“智慧”、“节操高尚“的光辉形象，是东亚地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名言。这里，就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谈一下自己的管窥之见。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亡于蜀汉后主建立十二年(公元234年)，享年54岁。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是年27岁，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对”：
“自董卓造逆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 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含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里引用“隆中对”，主要为本文作证。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会为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原本“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据查资料，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之襄阳后，叔父去世后，与公元197年至公元207年，已经隐居十年了。已是毫无出仕之心了，徐庶走马荐诸葛时，诸葛亮闻言，做色道“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呼”，因刘备“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驰骋”。可见，诸葛亮原本不愿入仕，因被刘备三顾赤诚感动而出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三回请，两行泪，一张嘴，赚的诸葛把命赔”。
刘备一个势单力薄的寒族人士，先后投靠公孙赞、陶谦、袁绍、曹操、刘表，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惶惶如丧家之犬，自得到诸葛亮后，依靠红宝书“隆中对”的政策，方才建国。查三国史料，蜀汉在当时三国之中，面积最小，国力最弱，地薄民少。蜀汉地处荒蛮，只有四川平原和江汉平因是粮仓，可资国力。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蜀汉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可见，诸葛亮的计划是两路兵马，克复中原。
依照诸葛亮的计划第一步占有益州、荆州，进而建国。然后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可惜这一计划被关羽的大意失荆州打破，由此，诸葛亮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刘备夺取刘璋的益州没有夺取韩中，却东出与东吴争江南三郡，与孙权发生矛盾，后又头脑发热，令关羽北伐，结果关羽守土，贪而弃义，刚愎自用，小看东吴，又逞匹夫之勇，终于败走麦城。使刘备为一时之意气而与孙权交恶。失去荆州，失去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与东吴交恶，就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之地；失去荆州，就失去了一个粮仓，失去东线力克中原之途。结果，兵疲民乏，元气大伤，蜀汉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实力。
诸葛亮这时当退归桑，梓颐养终年。然，刘备白帝城临终托孤，可怜汪汪，又提出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明知刘禅师昏庸浑恶之徒，假惺惺的先提出来，赚的诸葛亮尽忠。结果，诸葛亮听后，寒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呼”，刘禅昏弱无能，以当世的情况，只能是退守川中，以求自保，但诸葛亮即以答应刘备一定要统一中原，就只好不断的北伐、北伐。
诸葛亮深知“补缀天地，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然感先帝知遇之恩，托孤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深知自己往后刘禅必亡国，自己在一日就尽一日的忠，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况且，与其坐以待毙，不若拼死一搏，或有一线生机。只好蚕食魏境，可起到挑起事端，瓦解敌人阵线的作用。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表现在临终杀魏延上。有的人说，魏延又大才，诸葛亮杀之无理，莫须有。我觉得诸葛亮是宁可错杀，也不漏杀。魏延又大才不假，但是他太有大志，诸葛亮死后必然会威胁到昏庸的刘禅的统治地位，为刘禅好，诸葛亮只好借口杀了魏延完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人人都说关羽是古今中外“义”的化身，我看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义”的化身，诸葛孔明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我眼中的诸葛亮——由孔明的“三哭”谈起
作者：杨芳
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让我醉，让我痴，令我狂。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
再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 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 。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
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
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 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后世有评诸葛亮云：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表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看诸葛亮
作者：张文祥
诸葛亮北伐历来争议较大，至目前为止，无论学者还是广大业余爱好者，其主流看法是持赞赏态度的。但目前，网络上有些有新意的朋友提出种种看法，主要归纳有两点：一、将蜀汉的国力拖垮；二、诸葛亮拥兵自重。
MQ不才，讲几点个人看法
首先说说第二种看法——诸葛亮拥兵自重的问题。我认为这话对一半。诸葛亮本来就拥兵（掌握天下兵权，不是现代说的“拥军拥属”），他不但拥兵而且拥权，但我认为说到“自重”，则肯定不是，无论从诸葛亮为人及实际历史看，诸葛亮并没有割裂政权，称霸一方。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持上述观点的朋友可能把姜维的账记到了诸葛亮的身上，因为有朋友写帖子时常会这么说“姜维九伐中原，把蜀汉国力彻底拖垮，其实他只是走诸葛亮的老路而已，蜀汉灭亡的原因从诸葛亮时就已经开始了。” 对此，我的观点是不同意这种类似的说法。因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否被拖垮，要看几个硬指标，比如：1.政府或内阁（并非政权）是否垮台；2.经济是否崩溃；3.老百姓生活水平是否低下；4.国家是否分裂。于此对应，落实到古代社会，就是1.内阁被罢黜；2.财政支不敷出；3.哀鸿遍野、饿殍满地；4.农民起义，政权分割。用这些指标衡量诸葛亮治下，显然都不是。理由如下：
1. 诸葛亮至死未遭弹劾下台，其内阁主要成员蒋琬、费祎、董允等皆延续掌权，延续诸葛旧制；军队方面，姜维、廖化、董厥等依然是蜀汉军队主要指挥官。政治清明，没有出现忠臣在外避祸，小人当朝的局面。在与奸佞代表黄皓的斗争中，董相依然占据明显上风，不是姜相后时的朝政。
2. “四英相”时期，蜀汉财政没有出现支不敷出的记载，依然能维持国家运行。
3. “四英相”中如蒋相、费相治下，老百姓还没有面有菜色。刘备章武年间的人口统计与刘禅投降时的造册人口大体相当。
4. 农民起义还没有记载。
由此可见，诸葛亮北伐（至少到姜维前期）并没有对蜀汉国力产生严重削弱。不能将姜维后期的混乱政治局面追究到诸葛亮头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兵退基本上是因为粮草后继不上而退，其中二伐围城不过二十来天就主动撤围，说明诸葛亮的军事行动是以后方实际支持力为主的，一旦后勤补给出现问题，诸葛亮便主动撤兵，他有全盘经济考虑在内，不会不计后果，一味追加军费开支，这与姜维的北伐有质量上的不同，姜维基本上是穷兵黩武，兵败乃归。
我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为蜀汉在争取国际地位（三国鼎峙及部分少数民族政权）做斗争，是以国际舞台中的政治、外交上的得分为一定目标的军事行动。
诸葛亮恢复汉朝的口号其实不具备任何影响力，汉朝末年的天下大乱使中原老百姓对这个腐朽王朝恨之入骨。曹魏从文帝曹丕起开始削弱王室，扶植大地主，使地主阶级拥护其政权。老百姓也期盼安宁，对他们而言，诸葛亮并非什么正义之师，曹魏也不是什么贼逆，双方都是从汉朝这一合法政权消亡后分裂出来的对峙政权，所以无所谓正义与邪恶。谁最后一统天下使百姓休养生息，谁就会被百姓拥戴并接受的政权。因此诸葛亮北伐并不是正义的，当然也不是邪恶的。
众所周知，蜀汉是三国中最弱小的政权，除蜀中平原外，大部分疆土没有开发，十分贫瘠落后，因此曹魏和孙吴都想吞并它然后两国一较高下。蜀汉若想从三流国家中跃起，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于是加强与二流国家孙吴的联盟便是其确保二弱抗一强的国际局势，赢得一席之地的基本国策。
在与东吴的外交中，诸葛亮必须保证盟友东吴没有二心，协力抗曹。因此他必须拿出“振奋友邦、威慑敌庭”的姿态，所以要威武自强，以攻图存。如果示弱，则必是弱肉强食的第一牺牲品。因此蜀汉尽管弱小，但没有出现“弱国无外交”的局面。
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诸葛亮北伐是与曹魏争夺大中亚区域的影响力。
在曹魏设立西域长史府的形势下，蜀汉作为汉的继承国（其实历史上蜀汉就叫汉），在争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必须先发制人，从中亚获得利益，补充国力与中原王朝一战。因此从这个战略方向考虑，诸葛亮也必须北伐，这也就是诸葛亮、姜维争夺陇上，切断曹魏陇右与中原之联系的原因。
五伐时，诸葛亮西上五丈原，司马懿料定诸葛亮出五丈原而率先占据渭水东岸地形，手下将校欢欣鼓舞时，惟独郭淮明查孔明之心，认为诸葛亮此举有真实的远大意图，汉军是谋图北上而非东进，在五丈原以西的陈仓、天水、祁山等地，推进其作战基地，因此汉军必攻北原（今陕西眉县北、渭水北岸）。郭淮对司马懿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三国志·卷二十六》）。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中，郭淮明确指出诸葛亮切断陇道，分裂曹魏治下之“民、夷”的战略意图，诸葛亮就是要让西域都户府一带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当地汉人脱离曹魏而附庸蜀汉，以此动摇曹魏在西方利益。后来双方确实在北原发生了激战。结果先期陈兵北原的郭淮军击败了抢夺北原的蜀汉先头部队，而诸葛亮也箭退司马懿一万骑兵（详见《水经注》载诸葛亮上武功事），双方形成了战略相持。不久，诸葛亮辞世，雄才大略却不得其时的他饮恨渭水，从此蜀汉再无翻盘机会。司马懿也由衷感叹其“天下奇才”。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诸葛亮空城计的合理性��
单纯视为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的赌博，未免太小看空城计的合理性。
事先的安排与事后的变化不多考虑，断章取义仅凭焚香弹琴的从容悠情，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见识有如瞎人摸象，难以得见全貌。从《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前后文仔细端详，把时间背景及细节过程娓娓道来，方可探知究竟，事实胜于雄辩，而不是猜想可能，或是感觉应该如何。
诸葛亮在得知街亭及列柳城尽失时，正着手安排北伐军撤兵事宜：所以一开始就安排关兴及张苞各引精兵三千人投往武功山，又令张翼先遣剑阁以备妥归路，再命马岱及姜维殿后准备埋伏，最后移民天水、南安及安定等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而诸葛亮亲率五千兵马运粮，这些分拨安排，正是打算撒兵的序列开始。
可惜总有人错认为诸葛亮只用一座空城打算对抗司马懿，或是讹言成毫无准备之下被迫迎战，事实上诸葛亮在事前的分拨安排，却鲜少人知。事前已有埋伏，才敢布局示疑，这与事前没有准备，赌运气冒险一博的情形迥然不同。老是往司马懿「养敌自保」，或是诸葛亮「冒汗走险」等方面猜测，不如仔细落实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比较具体根据而不沦于幻想迷惑。
从火烧新野及博望用水开始，屡被吓得惨败的魏军官兵，在其心目中，诸葛亮是个善用诱兵的奇兵专家。而且魏军亦向来善用诱兵，从早年的濮阳之役诱取吕布，以及官渡之战诱斩文丑等，魏军早知贪饵受诱的下场——壮烈牺牲地重创负伤。诸葛亮高举北伐大旗，集结大军来袭，不管是移动三郡居民或是节度蜀兵诸将的行动，都不会是小活动而不为人所知，纵使司马懿不知蜀兵虚实，也能知悉蜀兵曾有大规模的移动。但是司马懿等魏军在西城跟前所看到的蜀军，却无任何大规规重兵，这些蜀军怎会消失不见呢？移防的蜀军人在何方呢？会不会是埋伏准备袭击呢？是不是诸葛亮打算用少人的诱兵引导魏军入城受死，以诸葛亮为蜀军的最高领导，谁敢掉以轻心看扁？
司马懿再冒失也要盘算诸葛亮的麾下大将，像关兴、张苞、马岱及魏延等蜀兵诸将，是不是全都聚集在西城等死，还是隐匿在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或是研判蜀兵诸将悉数逃亡，仅剩诸葛亮一人落单，眼中没有蜀兵诸将存在，除非司马懿得意豪赌，自认逮到没有护卫兵团的集团主帅，这若不是运气太好，就是诸葛亮设下陷阱，以诱兵请君入瓮。 司马懿原本不信哨兵报情，亲自探敌求证后，于是采取谨慎的措施。先行后退，再缓徐图：若有埋伏，则顺势引退；若无埋伏，则再兴战事。从司马懿不久又重回西城，盘问当地居民有关蜀军虚实，便可得知司马懿的确有卷土重来的军事行动，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魏兵一路吓回长安」。先退一步，保持安全距离，再另谋主意，而非惊吓大逃。
后来就在武功山的小路，关兴及张苞杀声盈谷，更兼魏军心疑，岂敢久停。曹真本想贪功追杀，不意却半途中伏，被诸葛亮事前所分拨安排的姜维及马岱拦截，不得不引兵鼠窜而还。司马懿若不早退，差点就落得曹真的下场。随着司马懿撤兵暂退，诸葛亮趁机撤回汉中。事先有「分拨安排」，事后有「埋伏交战」，遂使诸葛亮以风声鹤唳的静肃，巧设空城疑计而圈套司马懿。
正史在裴注引有郭冲三事，谈论诸葛亮空城计。
裴松之已经就空城计的发生时间、地理位置、攻守形势及礼节尊卑不分等加以驳斥，所以郭冲所言并非事实。光是司马懿人仍为荆州都督（就是周瑜一辈当不到的职位），人在宛城，没空北上街亭与诸葛亮对阵，时空已经不符。 郭冲说司马懿带兵二十万，诸葛亮仅留蜀兵万人，其它余军则交给魏延，司马懿以二十比一的优势，根本不用惧怕。而《三国演义》却说魏军仅有十五万，诸葛亮自身有兵二千五百名，另二千五百名蜀兵暂出，而关兴及张苞各领三千，这里已有一万一千名，还有张翼、姜维及马岱各军未计，若再把街亭战场的王平、魏延、高翔、申耽及申仪等残军计入，还有赵云及邓芝的箕谷疑军合并计算，恐怕兵少的人不是蜀兵。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当初诸葛亮率领大兵三十余万，蜀兵北伐军当初还能惊动魏明帝亲征，军队的规模及实力仍不容小觑。
按《汉晋春秋》诸葛亮自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也就是蜀兵多于魏兵，而非魏兵多于蜀兵。若是司马懿大军以众凌寡，又何需在意区区万名蜀兵呢？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是仅带万人就敢北伐，连南征南蛮都不只动用万人，北伐又怎只用万人。司马懿的对象不仅是诸葛亮的直属本队，更应考虑全体北伐大军。 人数再多并非不怕陷阱，战国时长平之役，赵卒虽以四十余万人之众，仍落入秦军包围而挨饿，最后还被迫投降坑杀。汉中一带的山岳地形，满布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及天隙等险要，以石穴丛林等障碍，最怕身陷死地而无逃生余地。山林还不利于魏军骑兵的奔驰，山谷中的关隘其中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要，兵卒虽多，忽略地形的限制，岂不大意。
诸葛亮已有大军，兼有地利，司马懿如郭冲所称，虽有二十万，但仍未必占尽上风。而且郭冲最大的失误，就是忽略蜀兵诸将的存在，司马懿屈指可算出北伐诸将的所在，面对面对只剩诸葛亮一人的军队，除非司马懿目中无人，看不见魏延、高翔、赵云及王平等蜀将。否则司马懿则应推敲这些蜀兵诸将是否正埋伏有以待之，诸葛亮在后来善用诱兵斩杀张合及王双等人，更证明魏兵冒进的下场，自食轻敌的恶果，恐将遭身死败亡之途。
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不是出现于明清以后的《三国演义》，反而出现于来自于正史陈寿所著《三国志》的附注（郭冲三事），而且后者还比前者不合理。这很讽刺，来自正史的附注不可信，反而虚构的演义面面俱到。
诸葛亮这个人我认为他很有远见.但他重武不重文,你看他把他的毕生所学传给了姜维没传给杨仪.他也很忠心.他算的也不准你看姜维刚多少年就死啦.但他也是一品人,评不上特等.
虽然他忠心耿耿很有能力，他事必躬亲这样劳累过度，而且也不适合后来人的才能发挥，自他死后蜀内就无人能抗的起来，这也可以是一种观点。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称帝后，任蜀汉丞相，后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当政期间励精图治，推行屯田政策，改善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他曾五次出兵伐魏，意图中原，未能如愿。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死于五丈原（今陕西省勉县境内）军中。
诸葛亮死后，后人为了缅怀他的功绩，曾在他居住过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武侯祠堂，以示追念。自西晋以来，历代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来此凭吊，留下了一副副脍炙人口的名楹佳联。在这些楹联中有一些对联巧妙地将数字嵌入其中，别出心裁，独具匠心。
位于河南南阳市的卧龙岗相传是诸葛亮当年躬耕之地，这里景色幽雅，建筑别致。武侯祠内有这样一副对联：“收二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金土木爻之卦，水面偏能用火攻。”从这副楹联中不难看出，上联嵌入了数字一至十，下联嵌入了“五方”和“五行”，对诸葛孔明的一生作出了高度概括。
四川成都市南郊的武侯祠，是西晋末年十六国李雄为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而建的。祠内古柏苍郁，殿宇雄伟，这里也有一副对联，是赞颂诸葛亮在蜀川的功德的：“一生惟谨慎，七擒南渡，六出北征，何期五丈崩摧，九伐志能尊教受；十倍荷褒荣，八阵名成，两川福被，所合四方精锐，三分功定属元勋。”此外，“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这副对联仅用了短短的十个字，赞颂了诸葛亮才高睿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功绩。所谓“两表”是指诸葛亮入川后为蜀汉大业所作的前、后两个《出师表》；还“一对”是指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时所作的《隆中对》，在文中诸葛亮有“三分天下”的精辟分析。
陕西省勉县定军山有“武乡侯”诸葛亮的陵墓，当年诸葛亮出川伐魏病死五丈原后就埋葬于此，这里的武侯祠有这样一副对联，可谓对诸葛亮一生盖棺论定了。该联曰：“义胆忠肝，六经以来二表；托孤寄命，三代而后一人。 (摘自《大众科技报》作者：吴学安)
我看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岛津义和 转贴自：一统三国历史文化社区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末年，南阳人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留给后人了“智慧”、“节操高尚“的光辉形象，是东亚地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名言。这里，就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谈一下自己的管窥之见。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亡于蜀汉后主建立十二年(公元234年)，享年54岁。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是年27岁，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对”：
“自董卓造逆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 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含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里引用“隆中对”，主要为本文作证。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会为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原本“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据查资料，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之襄阳后，叔父去世后，与公元197年至公元207年，已经隐居十年了。已是毫无出仕之心了，徐庶走马荐诸葛时，诸葛亮闻言，做色道“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呼”，因刘备“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驰骋”。可见，诸葛亮原本不愿入仕，因被刘备三顾赤诚感动而出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三回请，两行泪，一张嘴，赚的诸葛把命赔”。
刘备一个势单力薄的寒族人士，先后投靠公孙赞、陶谦、袁绍、曹操、刘表，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惶惶如丧家之犬，自得到诸葛亮后，依靠红宝书“隆中对”的政策，方才建国。查三国史料，蜀汉在当时三国之中，面积最小，国力最弱，地薄民少。蜀汉地处荒蛮，只有四川平原和江汉平因是粮仓，可资国力。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蜀汉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可见，诸葛亮的计划是两路兵马，克复中原。
依照诸葛亮的计划第一步占有益州、荆州，进而建国。然后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可惜这一计划被关羽的大意失荆州打破，由此，诸葛亮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刘备夺取刘璋的益州没有夺取韩中，却东出与东吴争江南三郡，与孙权发生矛盾，后又头脑发热，令关羽北伐，结果关羽守土，贪而弃义，刚愎自用，小看东吴，又逞匹夫之勇，终于败走麦城。使刘备为一时之意气而与孙权交恶。失去荆州，失去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与东吴交恶，就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之地；失去荆州，就失去了一个粮仓，失去东线力克中原之途。结果，兵疲民乏，元气大伤，蜀汉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实力。
诸葛亮这时当退归桑，梓颐养终年。然，刘备白帝城临终托孤，可怜汪汪，又提出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明知刘禅师昏庸浑恶之徒，假惺惺的先提出来，赚的诸葛亮尽忠。结果，诸葛亮听后，寒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呼”，刘禅昏弱无能，以当世的情况，只能是退守川中，以求自保，但诸葛亮即以答应刘备一定要统一中原，就只好不断的北伐、北伐。
诸葛亮深知“补缀天地，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然感先帝知遇之恩，托孤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深知自己往后刘禅必亡国，自己在一日就尽一日的忠，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况且，与其坐以待毙，不若拼死一搏，或有一线生机。只好蚕食魏境，可起到挑起事端，瓦解敌人阵线的作用。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表现在临终杀魏延上。有的人说，魏延又大才，诸葛亮杀之无理，莫须有。我觉得诸葛亮是宁可错杀，也不漏杀。魏延又大才不假，但是他太有大志，诸葛亮死后必然会威胁到昏庸的刘禅的统治地位，为刘禅好，诸葛亮只好借口杀了魏延完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人人都说关羽是古今中外“义”的化身，我看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义”的化身，诸葛孔明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我眼中的诸葛亮——由孔明的“三哭”谈起
作者：杨芳
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让我醉，让我痴，令我狂。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
再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 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 。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
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
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 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后世有评诸葛亮云：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表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看诸葛亮
作者：张文祥
诸葛亮北伐历来争议较大，至目前为止，无论学者还是广大业余爱好者，其主流看法是持赞赏态度的。但目前，网络上有些有新意的朋友提出种种看法，主要归纳有两点：一、将蜀汉的国力拖垮；二、诸葛亮拥兵自重。
MQ不才，讲几点个人看法
首先说说第二种看法——诸葛亮拥兵自重的问题。我认为这话对一半。诸葛亮本来就拥兵（掌握天下兵权，不是现代说的“拥军拥属”），他不但拥兵而且拥权，但我认为说到“自重”，则肯定不是，无论从诸葛亮为人及实际历史看，诸葛亮并没有割裂政权，称霸一方。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持上述观点的朋友可能把姜维的账记到了诸葛亮的身上，因为有朋友写帖子时常会这么说“姜维九伐中原，把蜀汉国力彻底拖垮，其实他只是走诸葛亮的老路而已，蜀汉灭亡的原因从诸葛亮时就已经开始了。” 对此，我的观点是不同意这种类似的说法。因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否被拖垮，要看几个硬指标，比如：1.政府或内阁（并非政权）是否垮台；2.经济是否崩溃；3.老百姓生活水平是否低下；4.国家是否分裂。于此对应，落实到古代社会，就是1.内阁被罢黜；2.财政支不敷出；3.哀鸿遍野、饿殍满地；4.农民起义，政权分割。用这些指标衡量诸葛亮治下，显然都不是。理由如下：
1. 诸葛亮至死未遭弹劾下台，其内阁主要成员蒋琬、费祎、董允等皆延续掌权，延续诸葛旧制；军队方面，姜维、廖化、董厥等依然是蜀汉军队主要指挥官。政治清明，没有出现忠臣在外避祸，小人当朝的局面。在与奸佞代表黄皓的斗争中，董相依然占据明显上风，不是姜相后时的朝政。
2. “四英相”时期，蜀汉财政没有出现支不敷出的记载，依然能维持国家运行。
3. “四英相”中如蒋相、费相治下，老百姓还没有面有菜色。刘备章武年间的人口统计与刘禅投降时的造册人口大体相当。
4. 农民起义还没有记载。
由此可见，诸葛亮北伐（至少到姜维前期）并没有对蜀汉国力产生严重削弱。不能将姜维后期的混乱政治局面追究到诸葛亮头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兵退基本上是因为粮草后继不上而退，其中二伐围城不过二十来天就主动撤围，说明诸葛亮的军事行动是以后方实际支持力为主的，一旦后勤补给出现问题，诸葛亮便主动撤兵，他有全盘经济考虑在内，不会不计后果，一味追加军费开支，这与姜维的北伐有质量上的不同，姜维基本上是穷兵黩武，兵败乃归。
我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为蜀汉在争取国际地位（三国鼎峙及部分少数民族政权）做斗争，是以国际舞台中的政治、外交上的得分为一定目标的军事行动。
诸葛亮恢复汉朝的口号其实不具备任何影响力，汉朝末年的天下大乱使中原老百姓对这个腐朽王朝恨之入骨。曹魏从文帝曹丕起开始削弱王室，扶植大地主，使地主阶级拥护其政权。老百姓也期盼安宁，对他们而言，诸葛亮并非什么正义之师，曹魏也不是什么贼逆，双方都是从汉朝这一合法政权消亡后分裂出来的对峙政权，所以无所谓正义与邪恶。谁最后一统天下使百姓休养生息，谁就会被百姓拥戴并接受的政权。因此诸葛亮北伐并不是正义的，当然也不是邪恶的。
众所周知，蜀汉是三国中最弱小的政权，除蜀中平原外，大部分疆土没有开发，十分贫瘠落后，因此曹魏和孙吴都想吞并它然后两国一较高下。蜀汉若想从三流国家中跃起，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于是加强与二流国家孙吴的联盟便是其确保二弱抗一强的国际局势，赢得一席之地的基本国策。
在与东吴的外交中，诸葛亮必须保证盟友东吴没有二心，协力抗曹。因此他必须拿出“振奋友邦、威慑敌庭”的姿态，所以要威武自强，以攻图存。如果示弱，则必是弱肉强食的第一牺牲品。因此蜀汉尽管弱小，但没有出现“弱国无外交”的局面。
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诸葛亮北伐是与曹魏争夺大中亚区域的影响力。
在曹魏设立西域长史府的形势下，蜀汉作为汉的继承国（其实历史上蜀汉就叫汉），在争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必须先发制人，从中亚获得利益，补充国力与中原王朝一战。因此从这个战略方向考虑，诸葛亮也必须北伐，这也就是诸葛亮、姜维争夺陇上，切断曹魏陇右与中原之联系的原因。
五伐时，诸葛亮西上五丈原，司马懿料定诸葛亮出五丈原而率先占据渭水东岸地形，手下将校欢欣鼓舞时，惟独郭淮明查孔明之心，认为诸葛亮此举有真实的远大意图，汉军是谋图北上而非东进，在五丈原以西的陈仓、天水、祁山等地，推进其作战基地，因此汉军必攻北原（今陕西眉县北、渭水北岸）。郭淮对司马懿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三国志·卷二十六》）。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中，郭淮明确指出诸葛亮切断陇道，分裂曹魏治下之“民、夷”的战略意图，诸葛亮就是要让西域都户府一带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当地汉人脱离曹魏而附庸蜀汉，以此动摇曹魏在西方利益。后来双方确实在北原发生了激战。结果先期陈兵北原的郭淮军击败了抢夺北原的蜀汉先头部队，而诸葛亮也箭退司马懿一万骑兵（详见《水经注》载诸葛亮上武功事），双方形成了战略相持。不久，诸葛亮辞世，雄才大略却不得其时的他饮恨渭水，从此蜀汉再无翻盘机会。司马懿也由衷感叹其“天下奇才”。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诸葛亮空城计的合理性��
单纯视为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的赌博，未免太小看空城计的合理性。
事先的安排与事后的变化不多考虑，断章取义仅凭焚香弹琴的从容悠情，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见识有如瞎人摸象，难以得见全貌。从《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前后文仔细端详，把时间背景及细节过程娓娓道来，方可探知究竟，事实胜于雄辩，而不是猜想可能，或是感觉应该如何。
诸葛亮在得知街亭及列柳城尽失时，正着手安排北伐军撤兵事宜：所以一开始就安排关兴及张苞各引精兵三千人投往武功山，又令张翼先遣剑阁以备妥归路，再命马岱及姜维殿后准备埋伏，最后移民天水、南安及安定等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而诸葛亮亲率五千兵马运粮，这些分拨安排，正是打算撒兵的序列开始。
可惜总有人错认为诸葛亮只用一座空城打算对抗司马懿，或是讹言成毫无准备之下被迫迎战，事实上诸葛亮在事前的分拨安排，却鲜少人知。事前已有埋伏，才敢布局示疑，这与事前没有准备，赌运气冒险一博的情形迥然不同。老是往司马懿「养敌自保」，或是诸葛亮「冒汗走险」等方面猜测，不如仔细落实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比较具体根据而不沦于幻想迷惑。
从火烧新野及博望用水开始，屡被吓得惨败的魏军官兵，在其心目中，诸葛亮是个善用诱兵的奇兵专家。而且魏军亦向来善用诱兵，从早年的濮阳之役诱取吕布，以及官渡之战诱斩文丑等，魏军早知贪饵受诱的下场——壮烈牺牲地重创负伤。诸葛亮高举北伐大旗，集结大军来袭，不管是移动三郡居民或是节度蜀兵诸将的行动，都不会是小活动而不为人所知，纵使司马懿不知蜀兵虚实，也能知悉蜀兵曾有大规模的移动。但是司马懿等魏军在西城跟前所看到的蜀军，却无任何大规规重兵，这些蜀军怎会消失不见呢？移防的蜀军人在何方呢？会不会是埋伏准备袭击呢？是不是诸葛亮打算用少人的诱兵引导魏军入城受死，以诸葛亮为蜀军的最高领导，谁敢掉以轻心看扁？
司马懿再冒失也要盘算诸葛亮的麾下大将，像关兴、张苞、马岱及魏延等蜀兵诸将，是不是全都聚集在西城等死，还是隐匿在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或是研判蜀兵诸将悉数逃亡，仅剩诸葛亮一人落单，眼中没有蜀兵诸将存在，除非司马懿得意豪赌，自认逮到没有护卫兵团的集团主帅，这若不是运气太好，就是诸葛亮设下陷阱，以诱兵请君入瓮。 司马懿原本不信哨兵报情，亲自探敌求证后，于是采取谨慎的措施。先行后退，再缓徐图：若有埋伏，则顺势引退；若无埋伏，则再兴战事。从司马懿不久又重回西城，盘问当地居民有关蜀军虚实，便可得知司马懿的确有卷土重来的军事行动，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魏兵一路吓回长安」。先退一步，保持安全距离，再另谋主意，而非惊吓大逃。
后来就在武功山的小路，关兴及张苞杀声盈谷，更兼魏军心疑，岂敢久停。曹真本想贪功追杀，不意却半途中伏，被诸葛亮事前所分拨安排的姜维及马岱拦截，不得不引兵鼠窜而还。司马懿若不早退，差点就落得曹真的下场。随着司马懿撤兵暂退，诸葛亮趁机撤回汉中。事先有「分拨安排」，事后有「埋伏交战」，遂使诸葛亮以风声鹤唳的静肃，巧设空城疑计而圈套司马懿。
正史在裴注引有郭冲三事，谈论诸葛亮空城计。
裴松之已经就空城计的发生时间、地理位置、攻守形势及礼节尊卑不分等加以驳斥，所以郭冲所言并非事实。光是司马懿人仍为荆州都督（就是周瑜一辈当不到的职位），人在宛城，没空北上街亭与诸葛亮对阵，时空已经不符。 郭冲说司马懿带兵二十万，诸葛亮仅留蜀兵万人，其它余军则交给魏延，司马懿以二十比一的优势，根本不用惧怕。而《三国演义》却说魏军仅有十五万，诸葛亮自身有兵二千五百名，另二千五百名蜀兵暂出，而关兴及张苞各领三千，这里已有一万一千名，还有张翼、姜维及马岱各军未计，若再把街亭战场的王平、魏延、高翔、申耽及申仪等残军计入，还有赵云及邓芝的箕谷疑军合并计算，恐怕兵少的人不是蜀兵。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当初诸葛亮率领大兵三十余万，蜀兵北伐军当初还能惊动魏明帝亲征，军队的规模及实力仍不容小觑。
按《汉晋春秋》诸葛亮自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也就是蜀兵多于魏兵，而非魏兵多于蜀兵。若是司马懿大军以众凌寡，又何需在意区区万名蜀兵呢？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是仅带万人就敢北伐，连南征南蛮都不只动用万人，北伐又怎只用万人。司马懿的对象不仅是诸葛亮的直属本队，更应考虑全体北伐大军。 人数再多并非不怕陷阱，战国时长平之役，赵卒虽以四十余万人之众，仍落入秦军包围而挨饿，最后还被迫投降坑杀。汉中一带的山岳地形，满布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及天隙等险要，以石穴丛林等障碍，最怕身陷死地而无逃生余地。山林还不利于魏军骑兵的奔驰，山谷中的关隘其中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要，兵卒虽多，忽略地形的限制，岂不大意。
诸葛亮已有大军，兼有地利，司马懿如郭冲所称，虽有二十万，但仍未必占尽上风。而且郭冲最大的失误，就是忽略蜀兵诸将的存在，司马懿屈指可算出北伐诸将的所在，面对面对只剩诸葛亮一人的军队，除非司马懿目中无人，看不见魏延、高翔、赵云及王平等蜀将。否则司马懿则应推敲这些蜀兵诸将是否正埋伏有以待之，诸葛亮在后来善用诱兵斩杀张合及王双等人，更证明魏兵冒进的下场，自食轻敌的恶果，恐将遭身死败亡之途。
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不是出现于明清以后的《三国演义》，反而出现于来自于正史陈寿所著《三国志》的附注（郭冲三事），而且后者还比前者不合理。这很讽刺，来自正史的附注不可信，反而虚构的演义面面俱到。
诸葛亮这个人我认为他很有远见.但他重武不重文,你看他把他的毕生所学传给了姜维没传给杨仪.他也很忠心.他算的也不准你看姜维刚多少年就死啦.但他也是一品人,评不上特等.
虽然他忠心耿耿很有能力，他事必躬亲这样劳累过度，而且也不适合后来人的才能发挥，自他死后蜀内就无人能抗的起来，这也可以是一种观点。
数字妙联悼孔明��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称帝后，任蜀汉丞相，后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当政期间励精图治，推行屯田政策，改善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他曾五次出兵伐魏，意图中原，未能如愿。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死于五丈原（今陕西省勉县境内）军中。
诸葛亮死后，后人为了缅怀他的功绩，曾在他居住过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武侯祠堂，以示追念。自西晋以来，历代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来此凭吊，留下了一副副脍炙人口的名楹佳联。在这些楹联中有一些对联巧妙地将数字嵌入其中，别出心裁，独具匠心。
位于河南南阳市的卧龙岗相传是诸葛亮当年躬耕之地，这里景色幽雅，建筑别致。武侯祠内有这样一副对联：“收二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金土木爻之卦，水面偏能用火攻。”从这副楹联中不难看出，上联嵌入了数字一至十，下联嵌入了“五方”和“五行”，对诸葛孔明的一生作出了高度概括。
四川成都市南郊的武侯祠，是西晋末年十六国李雄为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而建的。祠内古柏苍郁，殿宇雄伟，这里也有一副对联，是赞颂诸葛亮在蜀川的功德的：“一生惟谨慎，七擒南渡，六出北征，何期五丈崩摧，九伐志能尊教受；十倍荷褒荣，八阵名成，两川福被，所合四方精锐，三分功定属元勋。”此外，“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这副对联仅用了短短的十个字，赞颂了诸葛亮才高睿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功绩。所谓“两表”是指诸葛亮入川后为蜀汉大业所作的前、后两个《出师表》；还“一对”是指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时所作的《隆中对》，在文中诸葛亮有“三分天下”的精辟分析。
陕西省勉县定军山有“武乡侯”诸葛亮的陵墓，当年诸葛亮出川伐魏病死五丈原后就埋葬于此，这里的武侯祠有这样一副对联，可谓对诸葛亮一生盖棺论定了。该联曰：“义胆忠肝，六经以来二表；托孤寄命，三代而后一人。 (摘自《大众科技报》作者：吴学安)
我看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岛津义和 转贴自：一统三国历史文化社区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末年，南阳人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留给后人了“智慧”、“节操高尚“的光辉形象，是东亚地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名言。这里，就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谈一下自己的管窥之见。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亡于蜀汉后主建立十二年(公元234年)，享年54岁。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是年27岁，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对”：
“自董卓造逆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 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含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里引用“隆中对”，主要为本文作证。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会为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原本“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据查资料，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之襄阳后，叔父去世后，与公元197年至公元207年，已经隐居十年了。已是毫无出仕之心了，徐庶走马荐诸葛时，诸葛亮闻言，做色道“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呼”，因刘备“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驰骋”。可见，诸葛亮原本不愿入仕，因被刘备三顾赤诚感动而出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三回请，两行泪，一张嘴，赚的诸葛把命赔”。
刘备一个势单力薄的寒族人士，先后投靠公孙赞、陶谦、袁绍、曹操、刘表，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惶惶如丧家之犬，自得到诸葛亮后，依靠红宝书“隆中对”的政策，方才建国。查三国史料，蜀汉在当时三国之中，面积最小，国力最弱，地薄民少。蜀汉地处荒蛮，只有四川平原和江汉平因是粮仓，可资国力。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蜀汉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可见，诸葛亮的计划是两路兵马，克复中原。
依照诸葛亮的计划第一步占有益州、荆州，进而建国。然后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可惜这一计划被关羽的大意失荆州打破，由此，诸葛亮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刘备夺取刘璋的益州没有夺取韩中，却东出与东吴争江南三郡，与孙权发生矛盾，后又头脑发热，令关羽北伐，结果关羽守土，贪而弃义，刚愎自用，小看东吴，又逞匹夫之勇，终于败走麦城。使刘备为一时之意气而与孙权交恶。失去荆州，失去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与东吴交恶，就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之地；失去荆州，就失去了一个粮仓，失去东线力克中原之途。结果，兵疲民乏，元气大伤，蜀汉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实力。
诸葛亮这时当退归桑，梓颐养终年。然，刘备白帝城临终托孤，可怜汪汪，又提出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明知刘禅师昏庸浑恶之徒，假惺惺的先提出来，赚的诸葛亮尽忠。结果，诸葛亮听后，寒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呼”，刘禅昏弱无能，以当世的情况，只能是退守川中，以求自保，但诸葛亮即以答应刘备一定要统一中原，就只好不断的北伐、北伐。
诸葛亮深知“补缀天地，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然感先帝知遇之恩，托孤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深知自己往后刘禅必亡国，自己在一日就尽一日的忠，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况且，与其坐以待毙，不若拼死一搏，或有一线生机。只好蚕食魏境，可起到挑起事端，瓦解敌人阵线的作用。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表现在临终杀魏延上。有的人说，魏延又大才，诸葛亮杀之无理，莫须有。我觉得诸葛亮是宁可错杀，也不漏杀。魏延又大才不假，但是他太有大志，诸葛亮死后必然会威胁到昏庸的刘禅的统治地位，为刘禅好，诸葛亮只好借口杀了魏延完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人人都说关羽是古今中外“义”的化身，我看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义”的化身，诸葛孔明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我眼中的诸葛亮——由孔明的“三哭”谈起
作者：杨芳
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让我醉，让我痴，令我狂。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
再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 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 。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
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
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 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后世有评诸葛亮云：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表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看诸葛亮
作者：张文祥
诸葛亮北伐历来争议较大，至目前为止，无论学者还是广大业余爱好者，其主流看法是持赞赏态度的。但目前，网络上有些有新意的朋友提出种种看法，主要归纳有两点：一、将蜀汉的国力拖垮；二、诸葛亮拥兵自重。
MQ不才，讲几点个人看法
首先说说第二种看法——诸葛亮拥兵自重的问题。我认为这话对一半。诸葛亮本来就拥兵（掌握天下兵权，不是现代说的“拥军拥属”），他不但拥兵而且拥权，但我认为说到“自重”，则肯定不是，无论从诸葛亮为人及实际历史看，诸葛亮并没有割裂政权，称霸一方。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持上述观点的朋友可能把姜维的账记到了诸葛亮的身上，因为有朋友写帖子时常会这么说“姜维九伐中原，把蜀汉国力彻底拖垮，其实他只是走诸葛亮的老路而已，蜀汉灭亡的原因从诸葛亮时就已经开始了。” 对此，我的观点是不同意这种类似的说法。因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否被拖垮，要看几个硬指标，比如：1.政府或内阁（并非政权）是否垮台；2.经济是否崩溃；3.老百姓生活水平是否低下；4.国家是否分裂。于此对应，落实到古代社会，就是1.内阁被罢黜；2.财政支不敷出；3.哀鸿遍野、饿殍满地；4.农民起义，政权分割。用这些指标衡量诸葛亮治下，显然都不是。理由如下：
1. 诸葛亮至死未遭弹劾下台，其内阁主要成员蒋琬、费祎、董允等皆延续掌权，延续诸葛旧制；军队方面，姜维、廖化、董厥等依然是蜀汉军队主要指挥官。政治清明，没有出现忠臣在外避祸，小人当朝的局面。在与奸佞代表黄皓的斗争中，董相依然占据明显上风，不是姜相后时的朝政。
2. “四英相”时期，蜀汉财政没有出现支不敷出的记载，依然能维持国家运行。
3. “四英相”中如蒋相、费相治下，老百姓还没有面有菜色。刘备章武年间的人口统计与刘禅投降时的造册人口大体相当。
4. 农民起义还没有记载。
由此可见，诸葛亮北伐（至少到姜维前期）并没有对蜀汉国力产生严重削弱。不能将姜维后期的混乱政治局面追究到诸葛亮头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兵退基本上是因为粮草后继不上而退，其中二伐围城不过二十来天就主动撤围，说明诸葛亮的军事行动是以后方实际支持力为主的，一旦后勤补给出现问题，诸葛亮便主动撤兵，他有全盘经济考虑在内，不会不计后果，一味追加军费开支，这与姜维的北伐有质量上的不同，姜维基本上是穷兵黩武，兵败乃归。
我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为蜀汉在争取国际地位（三国鼎峙及部分少数民族政权）做斗争，是以国际舞台中的政治、外交上的得分为一定目标的军事行动。
诸葛亮恢复汉朝的口号其实不具备任何影响力，汉朝末年的天下大乱使中原老百姓对这个腐朽王朝恨之入骨。曹魏从文帝曹丕起开始削弱王室，扶植大地主，使地主阶级拥护其政权。老百姓也期盼安宁，对他们而言，诸葛亮并非什么正义之师，曹魏也不是什么贼逆，双方都是从汉朝这一合法政权消亡后分裂出来的对峙政权，所以无所谓正义与邪恶。谁最后一统天下使百姓休养生息，谁就会被百姓拥戴并接受的政权。因此诸葛亮北伐并不是正义的，当然也不是邪恶的。
众所周知，蜀汉是三国中最弱小的政权，除蜀中平原外，大部分疆土没有开发，十分贫瘠落后，因此曹魏和孙吴都想吞并它然后两国一较高下。蜀汉若想从三流国家中跃起，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于是加强与二流国家孙吴的联盟便是其确保二弱抗一强的国际局势，赢得一席之地的基本国策。
在与东吴的外交中，诸葛亮必须保证盟友东吴没有二心，协力抗曹。因此他必须拿出“振奋友邦、威慑敌庭”的姿态，所以要威武自强，以攻图存。如果示弱，则必是弱肉强食的第一牺牲品。因此蜀汉尽管弱小，但没有出现“弱国无外交”的局面。
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诸葛亮北伐是与曹魏争夺大中亚区域的影响力。
在曹魏设立西域长史府的形势下，蜀汉作为汉的继承国（其实历史上蜀汉就叫汉），在争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必须先发制人，从中亚获得利益，补充国力与中原王朝一战。因此从这个战略方向考虑，诸葛亮也必须北伐，这也就是诸葛亮、姜维争夺陇上，切断曹魏陇右与中原之联系的原因。
五伐时，诸葛亮西上五丈原，司马懿料定诸葛亮出五丈原而率先占据渭水东岸地形，手下将校欢欣鼓舞时，惟独郭淮明查孔明之心，认为诸葛亮此举有真实的远大意图，汉军是谋图北上而非东进，在五丈原以西的陈仓、天水、祁山等地，推进其作战基地，因此汉军必攻北原（今陕西眉县北、渭水北岸）。郭淮对司马懿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三国志·卷二十六》）。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中，郭淮明确指出诸葛亮切断陇道，分裂曹魏治下之“民、夷”的战略意图，诸葛亮就是要让西域都户府一带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当地汉人脱离曹魏而附庸蜀汉，以此动摇曹魏在西方利益。后来双方确实在北原发生了激战。结果先期陈兵北原的郭淮军击败了抢夺北原的蜀汉先头部队，而诸葛亮也箭退司马懿一万骑兵（详见《水经注》载诸葛亮上武功事），双方形成了战略相持。不久，诸葛亮辞世，雄才大略却不得其时的他饮恨渭水，从此蜀汉再无翻盘机会。司马懿也由衷感叹其“天下奇才”。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诸葛亮空城计的合理性��
单纯视为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的赌博，未免太小看空城计的合理性。
事先的安排与事后的变化不多考虑，断章取义仅凭焚香弹琴的从容悠情，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见识有如瞎人摸象，难以得见全貌。从《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前后文仔细端详，把时间背景及细节过程娓娓道来，方可探知究竟，事实胜于雄辩，而不是猜想可能，或是感觉应该如何。
诸葛亮在得知街亭及列柳城尽失时，正着手安排北伐军撤兵事宜：所以一开始就安排关兴及张苞各引精兵三千人投往武功山，又令张翼先遣剑阁以备妥归路，再命马岱及姜维殿后准备埋伏，最后移民天水、南安及安定等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而诸葛亮亲率五千兵马运粮，这些分拨安排，正是打算撒兵的序列开始。
可惜总有人错认为诸葛亮只用一座空城打算对抗司马懿，或是讹言成毫无准备之下被迫迎战，事实上诸葛亮在事前的分拨安排，却鲜少人知。事前已有埋伏，才敢布局示疑，这与事前没有准备，赌运气冒险一博的情形迥然不同。老是往司马懿「养敌自保」，或是诸葛亮「冒汗走险」等方面猜测，不如仔细落实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比较具体根据而不沦于幻想迷惑。
从火烧新野及博望用水开始，屡被吓得惨败的魏军官兵，在其心目中，诸葛亮是个善用诱兵的奇兵专家。而且魏军亦向来善用诱兵，从早年的濮阳之役诱取吕布，以及官渡之战诱斩文丑等，魏军早知贪饵受诱的下场——壮烈牺牲地重创负伤。诸葛亮高举北伐大旗，集结大军来袭，不管是移动三郡居民或是节度蜀兵诸将的行动，都不会是小活动而不为人所知，纵使司马懿不知蜀兵虚实，也能知悉蜀兵曾有大规模的移动。但是司马懿等魏军在西城跟前所看到的蜀军，却无任何大规规重兵，这些蜀军怎会消失不见呢？移防的蜀军人在何方呢？会不会是埋伏准备袭击呢？是不是诸葛亮打算用少人的诱兵引导魏军入城受死，以诸葛亮为蜀军的最高领导，谁敢掉以轻心看扁？
司马懿再冒失也要盘算诸葛亮的麾下大将，像关兴、张苞、马岱及魏延等蜀兵诸将，是不是全都聚集在西城等死，还是隐匿在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或是研判蜀兵诸将悉数逃亡，仅剩诸葛亮一人落单，眼中没有蜀兵诸将存在，除非司马懿得意豪赌，自认逮到没有护卫兵团的集团主帅，这若不是运气太好，就是诸葛亮设下陷阱，以诱兵请君入瓮。 司马懿原本不信哨兵报情，亲自探敌求证后，于是采取谨慎的措施。先行后退，再缓徐图：若有埋伏，则顺势引退；若无埋伏，则再兴战事。从司马懿不久又重回西城，盘问当地居民有关蜀军虚实，便可得知司马懿的确有卷土重来的军事行动，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魏兵一路吓回长安」。先退一步，保持安全距离，再另谋主意，而非惊吓大逃。
后来就在武功山的小路，关兴及张苞杀声盈谷，更兼魏军心疑，岂敢久停。曹真本想贪功追杀，不意却半途中伏，被诸葛亮事前所分拨安排的姜维及马岱拦截，不得不引兵鼠窜而还。司马懿若不早退，差点就落得曹真的下场。随着司马懿撤兵暂退，诸葛亮趁机撤回汉中。事先有「分拨安排」，事后有「埋伏交战」，遂使诸葛亮以风声鹤唳的静肃，巧设空城疑计而圈套司马懿。
正史在裴注引有郭冲三事，谈论诸葛亮空城计。
裴松之已经就空城计的发生时间、地理位置、攻守形势及礼节尊卑不分等加以驳斥，所以郭冲所言并非事实。光是司马懿人仍为荆州都督（就是周瑜一辈当不到的职位），人在宛城，没空北上街亭与诸葛亮对阵，时空已经不符。 郭冲说司马懿带兵二十万，诸葛亮仅留蜀兵万人，其它余军则交给魏延，司马懿以二十比一的优势，根本不用惧怕。而《三国演义》却说魏军仅有十五万，诸葛亮自身有兵二千五百名，另二千五百名蜀兵暂出，而关兴及张苞各领三千，这里已有一万一千名，还有张翼、姜维及马岱各军未计，若再把街亭战场的王平、魏延、高翔、申耽及申仪等残军计入，还有赵云及邓芝的箕谷疑军合并计算，恐怕兵少的人不是蜀兵。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当初诸葛亮率领大兵三十余万，蜀兵北伐军当初还能惊动魏明帝亲征，军队的规模及实力仍不容小觑。
按《汉晋春秋》诸葛亮自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也就是蜀兵多于魏兵，而非魏兵多于蜀兵。若是司马懿大军以众凌寡，又何需在意区区万名蜀兵呢？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是仅带万人就敢北伐，连南征南蛮都不只动用万人，北伐又怎只用万人。司马懿的对象不仅是诸葛亮的直属本队，更应考虑全体北伐大军。 人数再多并非不怕陷阱，战国时长平之役，赵卒虽以四十余万人之众，仍落入秦军包围而挨饿，最后还被迫投降坑杀。汉中一带的山岳地形，满布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及天隙等险要，以石穴丛林等障碍，最怕身陷死地而无逃生余地。山林还不利于魏军骑兵的奔驰，山谷中的关隘其中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要，兵卒虽多，忽略地形的限制，岂不大意。
诸葛亮已有大军，兼有地利，司马懿如郭冲所称，虽有二十万，但仍未必占尽上风。而且郭冲最大的失误，就是忽略蜀兵诸将的存在，司马懿屈指可算出北伐诸将的所在，面对只剩诸葛亮一人的军队，除非司马懿目中无人，看不见魏延、高翔、赵云及王平等蜀将。否则司马懿则应推敲这些蜀兵诸将是否正埋伏有以待之，诸葛亮在后来善用诱兵斩杀张合及王双等人，更证明魏兵冒进的下场，自食轻敌的恶果，恐将遭身死败亡之途。
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不是出现于明清以后的《三国演义》，反而出现于来自于正史陈寿所著《三国志》的附注（郭冲三事），而且后者还比前者不合理。这很讽刺，来自正史的附注不可信，反而虚构的演义面面俱到。
从魏延之死谈诸葛亮
作者：墨滴入溪
魏延该不该死？人各有其看法，也不必强求一律。从罗老笔下故事的完整性及合理性来讲，魏延该死。其责任自身要负八、九成。《三国志》里则把前因后果写的更让人信服。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依稀可见诸葛亮的身影。
公元234年秋，垂危之际的诸葛亮自知难以活着回到汉中，预托死后的军事。决定由杨仪暂时指挥全军撤退，而由魏延断后。在这里诸葛亮已经预见到了魏延可能不服从命令，其措施就是尽可能减小因此而造成的损失。至於魏延后来，擅自提前回师并将栈道烧断，几乎置杨仪的蜀军主力于死地，还公然指挥部队进攻杨仪，导致失败被斩，这不是事前所能预见到的，诸葛亮不是神。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称帝后，任蜀汉丞相，后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当政期间励精图治，推行屯田政策，改善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他曾五次出兵伐魏，意图中原，未能如愿。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死于五丈原（今陕西省勉县境内）军中。
诸葛亮死后，后人为了缅怀他的功绩，曾在他居住过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武侯祠堂，以示追念。自西晋以来，历代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来此凭吊，留下了一副副脍炙人口的名楹佳联。在这些楹联中有一些对联巧妙地将数字嵌入其中，别出心裁，独具匠心。
位于河南南阳市的卧龙岗相传是诸葛亮当年躬耕之地，这里景色幽雅，建筑别致。武侯祠内有这样一副对联：“收二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金土木爻之卦，水面偏能用火攻。”从这副楹联中不难看出，上联嵌入了数字一至十，下联嵌入了“五方”和“五行”，对诸葛孔明的一生作出了高度概括。
四川成都市南郊的武侯祠，是西晋末年十六国李雄为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而建的。祠内古柏苍郁，殿宇雄伟，这里也有一副对联，是赞颂诸葛亮在蜀川的功德的：“一生惟谨慎，七擒南渡，六出北征，何期五丈崩摧，九伐志能尊教受；十倍荷褒荣，八阵名成，两川福被，所合四方精锐，三分功定属元勋。”此外，“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这副对联仅用了短短的十个字，赞颂了诸葛亮才高睿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功绩。所谓“两表”是指诸葛亮入川后为蜀汉大业所作的前、后两个《出师表》；还“一对”是指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时所作的《隆中对》，在文中诸葛亮有“三分天下”的精辟分析。
陕西省勉县定军山有“武乡侯”诸葛亮的陵墓，当年诸葛亮出川伐魏病死五丈原后就埋葬于此，这里的武侯祠有这样一副对联，可谓对诸葛亮一生盖棺论定了。该联曰：“义胆忠肝，六经以来二表；托孤寄命，三代而后一人。 (摘自《大众科技报》作者：吴学安)
我看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岛津义和 转贴自：一统三国历史文化社区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末年，南阳人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留给后人了“智慧”、“节操高尚“的光辉形象，是东亚地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名言。这里，就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谈一下自己的管窥之见。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亡于蜀汉后主建立十二年(公元234年)，享年54岁。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是年27岁，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对”：
“自董卓造逆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 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含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里引用“隆中对”，主要为本文作证。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会为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原本“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据查资料，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之襄阳后，叔父去世后，与公元197年至公元207年，已经隐居十年了。已是毫无出仕之心了，徐庶走马荐诸葛时，诸葛亮闻言，做色道“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呼”，因刘备“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驰骋”。可见，诸葛亮原本不愿入仕，因被刘备三顾赤诚感动而出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三回请，两行泪，一张嘴，赚的诸葛把命赔”。
刘备一个势单力薄的寒族人士，先后投靠公孙赞、陶谦、袁绍、曹操、刘表，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惶惶如丧家之犬，自得到诸葛亮后，依靠红宝书“隆中对”的政策，方才建国。查三国史料，蜀汉在当时三国之中，面积最小，国力最弱，地薄民少。蜀汉地处荒蛮，只有四川平原和江汉平因是粮仓，可资国力。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蜀汉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可见，诸葛亮的计划是两路兵马，克复中原。
依照诸葛亮的计划第一步占有益州、荆州，进而建国。然后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可惜这一计划被关羽的大意失荆州打破，由此，诸葛亮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刘备夺取刘璋的益州没有夺取韩中，却东出与东吴争江南三郡，与孙权发生矛盾，后又头脑发热，令关羽北伐，结果关羽守土，贪而弃义，刚愎自用，小看东吴，又逞匹夫之勇，终于败走麦城。使刘备为一时之意气而与孙权交恶。失去荆州，失去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与东吴交恶，就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之地；失去荆州，就失去了一个粮仓，失去东线力克中原之途。结果，兵疲民乏，元气大伤，蜀汉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实力。
诸葛亮这时当退归桑，梓颐养终年。然，刘备白帝城临终托孤，可怜汪汪，又提出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明知刘禅师昏庸浑恶之徒，假惺惺的先提出来，赚的诸葛亮尽忠。结果，诸葛亮听后，寒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呼”，刘禅昏弱无能，以当世的情况，只能是退守川中，以求自保，但诸葛亮即以答应刘备一定要统一中原，就只好不断的北伐、北伐。
诸葛亮深知“补缀天地，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然感先帝知遇之恩，托孤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深知自己往后刘禅必亡国，自己在一日就尽一日的忠，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况且，与其坐以待毙，不若拼死一搏，或有一线生机。只好蚕食魏境，可起到挑起事端，瓦解敌人阵线的作用。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表现在临终杀魏延上。有的人说，魏延又大才，诸葛亮杀之无理，莫须有。我觉得诸葛亮是宁可错杀，也不漏杀。魏延又大才不假，但是他太有大志，诸葛亮死后必然会威胁到昏庸的刘禅的统治地位，为刘禅好，诸葛亮只好借口杀了魏延完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人人都说关羽是古今中外“义”的化身，我看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义”的化身，诸葛孔明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我眼中的诸葛亮——由孔明的“三哭”谈起
作者：杨芳
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让我醉，让我痴，令我狂。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
再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 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 。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
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
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 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后世有评诸葛亮云：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表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看诸葛亮
作者：张文祥
诸葛亮北伐历来争议较大，至目前为止，无论学者还是广大业余爱好者，其主流看法是持赞赏态度的。但目前，网络上有些有新意的朋友提出种种看法，主要归纳有两点：一、将蜀汉的国力拖垮；二、诸葛亮拥兵自重。
MQ不才，讲几点个人看法
首先说说第二种看法——诸葛亮拥兵自重的问题。我认为这话对一半。诸葛亮本来就拥兵（掌握天下兵权，不是现代说的“拥军拥属”），他不但拥兵而且拥权，但我认为说到“自重”，则肯定不是，无论从诸葛亮为人及实际历史看，诸葛亮并没有割裂政权，称霸一方。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持上述观点的朋友可能把姜维的账记到了诸葛亮的身上，因为有朋友写帖子时常会这么说“姜维九伐中原，把蜀汉国力彻底拖垮，其实他只是走诸葛亮的老路而已，蜀汉灭亡的原因从诸葛亮时就已经开始了。” 对此，我的观点是不同意这种类似的说法。因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否被拖垮，要看几个硬指标，比如：1.政府或内阁（并非政权）是否垮台；2.经济是否崩溃；3.老百姓生活水平是否低下；4.国家是否分裂。于此对应，落实到古代社会，就是1.内阁被罢黜；2.财政支不敷出；3.哀鸿遍野、饿殍满地；4.农民起义，政权分割。用这些指标衡量诸葛亮治下，显然都不是。理由如下：
1. 诸葛亮至死未遭弹劾下台，其内阁主要成员蒋琬、费祎、董允等皆延续掌权，延续诸葛旧制；军队方面，姜维、廖化、董厥等依然是蜀汉军队主要指挥官。政治清明，没有出现忠臣在外避祸，小人当朝的局面。在与奸佞代表黄皓的斗争中，董相依然占据明显上风，不是姜相后时的朝政。
2. “四英相”时期，蜀汉财政没有出现支不敷出的记载，依然能维持国家运行。
3. “四英相”中如蒋相、费相治下，老百姓还没有面有菜色。刘备章武年间的人口统计与刘禅投降时的造册人口大体相当。
4. 农民起义还没有记载。
由此可见，诸葛亮北伐（至少到姜维前期）并没有对蜀汉国力产生严重削弱。不能将姜维后期的混乱政治局面追究到诸葛亮头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兵退基本上是因为粮草后继不上而退，其中二伐围城不过二十来天就主动撤围，说明诸葛亮的军事行动是以后方实际支持力为主的，一旦后勤补给出现问题，诸葛亮便主动撤兵，他有全盘经济考虑在内，不会不计后果，一味追加军费开支，这与姜维的北伐有质量上的不同，姜维基本上是穷兵黩武，兵败乃归。
我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为蜀汉在争取国际地位（三国鼎峙及部分少数民族政权）做斗争，是以国际舞台中的政治、外交上的得分为一定目标的军事行动。
诸葛亮恢复汉朝的口号其实不具备任何影响力，汉朝末年的天下大乱使中原老百姓对这个腐朽王朝恨之入骨。曹魏从文帝曹丕起开始削弱王室，扶植大地主，使地主阶级拥护其政权。老百姓也期盼安宁，对他们而言，诸葛亮并非什么正义之师，曹魏也不是什么贼逆，双方都是从汉朝这一合法政权消亡后分裂出来的对峙政权，所以无所谓正义与邪恶。谁最后一统天下使百姓休养生息，谁就会被百姓拥戴并接受的政权。因此诸葛亮北伐并不是正义的，当然也不是邪恶的。
众所周知，蜀汉是三国中最弱小的政权，除蜀中平原外，大部分疆土没有开发，十分贫瘠落后，因此曹魏和孙吴都想吞并它然后两国一较高下。蜀汉若想从三流国家中跃起，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于是加强与二流国家孙吴的联盟便是其确保二弱抗一强的国际局势，赢得一席之地的基本国策。
在与东吴的外交中，诸葛亮必须保证盟友东吴没有二心，协力抗曹。因此他必须拿出“振奋友邦、威慑敌庭”的姿态，所以要威武自强，以攻图存。如果示弱，则必是弱肉强食的第一牺牲品。因此蜀汉尽管弱小，但没有出现“弱国无外交”的局面。
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诸葛亮北伐是与曹魏争夺大中亚区域的影响力。
在曹魏设立西域长史府的形势下，蜀汉作为汉的继承国（其实历史上蜀汉就叫汉），在争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必须先发制人，从中亚获得利益，补充国力与中原王朝一战。因此从这个战略方向考虑，诸葛亮也必须北伐，这也就是诸葛亮、姜维争夺陇上，切断曹魏陇右与中原之联系的原因。
五伐时，诸葛亮西上五丈原，司马懿料定诸葛亮出五丈原而率先占据渭水东岸地形，手下将校欢欣鼓舞时，惟独郭淮明查孔明之心，认为诸葛亮此举有真实的远大意图，汉军是谋图北上而非东进，在五丈原以西的陈仓、天水、祁山等地，推进其作战基地，因此汉军必攻北原（今陕西眉县北、渭水北岸）。郭淮对司马懿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三国志·卷二十六》）。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中，郭淮明确指出诸葛亮切断陇道，分裂曹魏治下之“民、夷”的战略意图，诸葛亮就是要让西域都户府一带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当地汉人脱离曹魏而附庸蜀汉，以此动摇曹魏在西方利益。后来双方确实在北原发生了激战。结果先期陈兵北原的郭淮军击败了抢夺北原的蜀汉先头部队，而诸葛亮也箭退司马懿一万骑兵（详见《水经注》载诸葛亮上武功事），双方形成了战略相持。不久，诸葛亮辞世，雄才大略却不得其时的他饮恨渭水，从此蜀汉再无翻盘机会。司马懿也由衷感叹其“天下奇才”。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诸葛亮空城计的合理性��
单纯视为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的赌博，未免太小看空城计的合理性。
事先的安排与事后的变化不多考虑，断章取义仅凭焚香弹琴的从容悠情，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见识有如瞎人摸象，难以得见全貌。从《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前后文仔细端详，把时间背景及细节过程娓娓道来，方可探知究竟，事实胜于雄辩，而不是猜想可能，或是感觉应该如何。
诸葛亮在得知街亭及列柳城尽失时，正着手安排北伐军撤兵事宜：所以一开始就安排关兴及张苞各引精兵三千人投往武功山，又令张翼先遣剑阁以备妥归路，再命马岱及姜维殿后准备埋伏，最后移民天水、南安及安定等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而诸葛亮亲率五千兵马运粮，这些分拨安排，正是打算撒兵的序列开始。
可惜总有人错认为诸葛亮只用一座空城打算对抗司马懿，或是讹言成毫无准备之下被迫迎战，事实上诸葛亮在事前的分拨安排，却鲜少人知。事前已有埋伏，才敢布局示疑，这与事前没有准备，赌运气冒险一博的情形迥然不同。老是往司马懿「养敌自保」，或是诸葛亮「冒汗走险」等方面猜测，不如仔细落实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比较具体根据而不沦于幻想迷惑。
从火烧新野及博望用水开始，屡被吓得惨败的魏军官兵，在其心目中，诸葛亮是个善用诱兵的奇兵专家。而且魏军亦向来善用诱兵，从早年的濮阳之役诱取吕布，以及官渡之战诱斩文丑等，魏军早知贪饵受诱的下场——壮烈牺牲地重创负伤。诸葛亮高举北伐大旗，集结大军来袭，不管是移动三郡居民或是节度蜀兵诸将的行动，都不会是小活动而不为人所知，纵使司马懿不知蜀兵虚实，也能知悉蜀兵曾有大规模的移动。但是司马懿等魏军在西城跟前所看到的蜀军，却无任何大规规重兵，这些蜀军怎会消失不见呢？移防的蜀军人在何方呢？会不会是埋伏准备袭击呢？是不是诸葛亮打算用少人的诱兵引导魏军入城受死，以诸葛亮为蜀军的最高领导，谁敢掉以轻心看扁？
司马懿再冒失也要盘算诸葛亮的麾下大将，像关兴、张苞、马岱及魏延等蜀兵诸将，是不是全都聚集在西城等死，还是隐匿在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或是研判蜀兵诸将悉数逃亡，仅剩诸葛亮一人落单，眼中没有蜀兵诸将存在，除非司马懿得意豪赌，自认逮到没有护卫兵团的集团主帅，这若不是运气太好，就是诸葛亮设下陷阱，以诱兵请君入瓮。 司马懿原本不信哨兵报情，亲自探敌求证后，于是采取谨慎的措施。先行后退，再缓徐图：若有埋伏，则顺势引退；若无埋伏，则再兴战事。从司马懿不久又重回西城，盘问当地居民有关蜀军虚实，便可得知司马懿的确有卷土重来的军事行动，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魏兵一路吓回长安」。先退一步，保持安全距离，再另谋主意，而非惊吓大逃。
后来就在武功山的小路，关兴及张苞杀声盈谷，更兼魏军心疑，岂敢久停。曹真本想贪功追杀，不意却半途中伏，被诸葛亮事前所分拨安排的姜维及马岱拦截，不得不引兵鼠窜而还。司马懿若不早退，差点就落得曹真的下场。随着司马懿撤兵暂退，诸葛亮趁机撤回汉中。事先有「分拨安排」，事后有「埋伏交战」，遂使诸葛亮以风声鹤唳的静肃，巧设空城疑计而圈套司马懿。
正史在裴注引有郭冲三事，谈论诸葛亮空城计。
裴松之已经就空城计的发生时间、地理位置、攻守形势及礼节尊卑不分等加以驳斥，所以郭冲所言并非事实。光是司马懿人仍为荆州都督（就是周瑜一辈当不到的职位），人在宛城，没空北上街亭与诸葛亮对阵，时空已经不符。 郭冲说司马懿带兵二十万，诸葛亮仅留蜀兵万人，其它余军则交给魏延，司马懿以二十比一的优势，根本不用惧怕。而《三国演义》却说魏军仅有十五万，诸葛亮自身有兵二千五百名，另二千五百名蜀兵暂出，而关兴及张苞各领三千，这里已有一万一千名，还有张翼、姜维及马岱各军未计，若再把街亭战场的王平、魏延、高翔、申耽及申仪等残军计入，还有赵云及邓芝的箕谷疑军合并计算，恐怕兵少的人不是蜀兵。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当初诸葛亮率领大兵三十余万，蜀兵北伐军当初还能惊动魏明帝亲征，军队的规模及实力仍不容小觑。
按《汉晋春秋》诸葛亮自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也就是蜀兵多于魏兵，而非魏兵多于蜀兵。若是司马懿大军以众凌寡，又何需在意区区万名蜀兵呢？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是仅带万人就敢北伐，连南征南蛮都不只动用万人，北伐又怎只用万人。司马懿的对象不仅是诸葛亮的直属本队，更应考虑全体北伐大军。 人数再多并非不怕陷阱，战国时长平之役，赵卒虽以四十余万人之众，仍落入秦军包围而挨饿，最后还被迫投降坑杀。汉中一带的山岳地形，满布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及天隙等险要，以石穴丛林等障碍，最怕身陷死地而无逃生余地。山林还不利于魏军骑兵的奔驰，山谷中的关隘其中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要，兵卒虽多，忽略地形的限制，岂不大意。
诸葛亮已有大军，兼有地利，司马懿如郭冲所称，虽有二十万，但仍未必占尽上风。而且郭冲最大的失误，就是忽略蜀兵诸将的存在，司马懿屈指可算出北伐诸将的所在，面对只剩诸葛亮一人的军队，除非司马懿目中无人，看不见魏延、高翔、赵云及王平等蜀将。否则司马懿则应推敲这些蜀兵诸将是否正埋伏有以待之，诸葛亮在后来善用诱兵斩杀张合及王双等人，更证明魏兵冒进的下场，自食轻敌的恶果，恐将遭身死败亡之途。
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不是出现于明清以后的《三国演义》，反而出现于来自于正史陈寿所著《三国志》的附注（郭冲三事），而且后者还比前者不合理。这很讽刺，来自正史的附注不可信，反而虚构的演义面面俱到。
从魏延之死谈诸葛亮
作者：墨滴入溪
魏延该不该死？人各有其看法，也不必强求一律。从罗老笔下故事的完整性及合理性来讲，魏延该死。其责任自身要负八、九成。《三国志》里则把前因后果写的更让人信服。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依稀可见诸葛亮的身影。
公元234年秋，垂危之际的诸葛亮自知难以活着回到汉中，预托死后的军事。决定由杨仪暂时指挥全军撤退，而由魏延断后。在这里诸葛亮已经预见到了魏延可能不服从命令，其措施就是尽可能减小因此而造成的损失。至於魏延后来，擅自提前回师并将栈道烧断，几乎置杨仪的蜀军主力于死地，还公然指挥部队进攻杨仪，导致失败被斩，这不是事前所能预见到的，诸葛亮不是神。
诸葛亮，字孔明，人称卧龙，汉末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父诸葛珪曾为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为当时名士。诸葛亮兄诸葛不共戴天瑾仕于吴孙权，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亮从弟诸葛诞仕于魏，为吏部郎，累迁扬州刺吏、镇东将军、司空。兄弟三人“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说新语．品藻》注云：狗乃“功狗”之狗，虽非龙虎之比，亦甚有功之人，故曰并有盛名。)。
诸葛亮早年不得志，不为志向所屈，故结庐于襄阳城西隆中山中隐居待时。公元207年，思贤若渴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计于诸葛亮，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吴抗曹的道路，也称“隆中对策”。这是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相军事路线，也是诸葛亮一生的行动纲领。从此，刘备的事业才出现了转机。
公元208年曹操率三十万大军南下荆州，诸葛亮以其大智勇出使东吴，说服东吴抗击曹操，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为刘备取得立足之地。刘备称帝后，谙葛亮任丞相。公元223年蜀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他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西南各族与蜀汉的关系，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他曾六次北伐中原。公元234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葬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
诸葛亮的一生共两个二十七年。公元207年以前的二十七年，是他修身养性立志用世的准备阶段。他学有所成后没有北走曹操，也没有南归孙权，而是辅佐了“名微众寡”的刘备，这固然有客观原田，但也并非出于偶然。他之所以要选择兴复汉室的道路，说明他是一个维护封建纲常、崇尚儒家忠义道德的正统思想家。公元207年到234年的二十七年，是谙葛亮尽忠蜀汉的阶段。无论先主、后主都非常信任他。他没有恪守儒家教条，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在三国中执行了最好的民族政策。他明法、正身、和吴、治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忠公体国精神，生前就深受蜀人爱戴，死后更长期受到后人的敬仰，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遗产。
诸葛亮早年不得志，不为志向所屈，故结庐于襄阳城西隆中山中隐居待时。公元207年，思贤若渴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计于诸葛亮，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吴抗曹的道路，也称“隆中对策”。这是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相军事路线，也是诸葛亮一生的行动纲领。从此，刘备的事业才出现了转机。
公元208年曹操率三十万大军南下荆州，诸葛亮以其大智勇出使东吴，说服东吴抗击曹操，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为刘备取得立足之地。刘备称帝后，谙葛亮任丞相。公元223年蜀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他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西南各族与蜀汉的关系，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他曾六次北伐中原。公元234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葬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
诸葛亮的一生共两个二十七年。公元207年以前的二十七年，是他修身养性立志用世的准备阶段。他学有所成后没有北走曹操，也没有南归孙权，而是辅佐了“名微众寡”的刘备，这固然有客观原田，但也并非出于偶然。他之所以要选择兴复汉室的道路，说明他是一个维护封建纲常、崇尚儒家忠义道德的正统思想家。公元207年到234年的二十七年，是谙葛亮尽忠蜀汉的阶段。无论先主、后主都非常信任他。他没有恪守儒家教条，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在三国中执行了最好的民族政策。他明法、正身、和吴、治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忠公体国精神，生前就深受蜀人爱戴，死后更长期受到后人的敬仰，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遗产。
春风停息，百花落尽，花朵化作了香尘，天色已晚还懒于梳头。风物依旧是原样，但人已经不同，一切事情都完了，想要诉说苦衷，眼泪早已先落下。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听说双溪春光还好，也打算坐只轻舟前往观赏。只是恐怕漂浮在双溪上的小船，载不动许多忧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听说双溪春光还好，也打算坐只轻舟前往观赏。只是恐怕漂浮在双溪上的小船，载不动许多忧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以下是《细说三国》中对诸葛亮的记载，评价
这本书很好，如果你想了解三国人物，建议你买《细说三国》看看
诸葛亮在出山以前，是很普通的一个文士，对曹操并无恩
怨，和孙权这一边也没有什么联络，虽则他的胞兄诸葛瑾已经由
于孙权姐夫弘咨的介绍，在孙权身旁当了一名左参议之类的官。
诸葛亮究竟是那一省的人?我倘若说他不是河南省人，就
难免为万千的河南乡亲所不能宽恕。实际上，依照今日户籍办
法的规定，他应该是一位在河南省设有户籍的中国国民。
倘若严格地按照生在什么地方，才算是什么地方的人，那
末，他应该是山东人了。他的出生地，是(今日沂水县附近的)琅
邪郡阳都县。
更严格的算法，是算他的“近代祖先”，与“远代祖父”。他的
近代祖先，是诸城县的葛家。这诸城县的葛家，迁居到别的郡
县，喜欢自称“诸葛”。
他的最古的祖先，是河南东部的葛国的国君，曾经与商朝的
成汤作邻居，被成汤讨伐过。
所以，说来说去，他还是敝省河南的人。
也许，湖北省的朋友们会抗议。理由是，诸葛亮所住的“隆
中”不在别处，在湖北襄阳的西边郊外。
河南人的答复是：襄阳在当时离开我们的南阳太近。而且，
诸葛亮自己说过：“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诸葛亮从来不曾说过
“躬耕襄阳”啊!
然而，像诸葛亮这样我们都喜欢的人，就让他多兼几个省
籍，有什么不好呢?古希腊的大诗人荷马，不是曾经有过七个国
家声称荷马是它们的国民么?
诸葛亮之所以获得一千七百多年以来这么多人的喜欢，第
一大概是由于他既忠且勇且智。忠臣很多，勇将也不少，忠勇而
兼有计谋的，便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了。
他而且颇有文才。<隆中对>与<出师表>均足以确定他在中
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依我个人的愚见，他最感动我们的地方，是他对刘备的一份
死生不渝的义气。他明知由于荆州南郡之失与关羽之死，消灭
曹魏已不可能。然而他依然出兵六次(所谓“六出祁山”)，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报
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
他另有一点十分可爱的地方，是长得漂亮，一表人才(他所
娶的太太传说极丑，倘若真是如此，那就更足以显出他的“伟
大”。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诸葛亮娶一个丑太太，是十分聪明
的举动。否则，他就不能专心办公了。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有一
位热心的朋友向我建议，公开演讲时，说诸葛夫人是“三心牌”：
见面的时候恶心，摆在家里放心，想起来伤心。其实，诸葛夫人
并不难看，“难看”的谣言的主要来源，是黄承彦老太爷自己一封
信。黄老太爷在信中向诸葛亮说：“我有一个女儿，虽然长得难
看一些，却可以帮你做一些扫地煮饭之类的粗事。”谣言的另一
来源，可能是南阳的女孩子们或襄阳的女孩子们“同行相嫉”，见
到诸葛夫人嫁得了那么漂亮的小伙子，就妒火中烧，纷纷想象诸
葛夫人的毛病，例如太高了，太矮了；眼睛大得像驴子，或小得像
一条线；耳朵肥大像猪，或长长的像兔子；脸是马脸，又麻；或脸
是扁得像饼，鼻孔朝天，等等……这虽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
辞”，却可以说得上是“仇人心中出无盐”了)。
我应该把文章写得略为平淡一些。诸葛亮与他的夫人，未
必是一对堪比于孙策与桥大小姐，或周瑜与桥二小姐之“一对璧
人”；也未必是“郎才女貌”。至少是，郎才而女不太丑罢。
一般老百姓另有他们喜欢诸葛亮的原因：诸葛亮会呼风唤
雨(借东风)，会制造自动的木牛流马，也会把周瑜气死，把王朗
骂死。这些，都是上了<三国演义>作者的当。
诸葛亮哪里会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呢?他也不曾制造出
不需人力推动的木牛流马；妙计他诚然有，而且很多，却未必每
一次都能胜利。总之，只是比起一般的文臣武将，较有能力而
已：不是天才，更不是“妖道”。
他生平不曾穿过那八卦袍，也没有不分寒暑，手摇鹅毛扇子
一柄。他头上戴的是不是有青丝带的帽子(纶巾)，也大有问题。
最先说诸葛亮“尝服纶巾，执羽扇，指挥军事”的，是<三才图
会>的著者王圻。王圻是明朝人。
宋朝的苏轼，认为“手执羽扇．头戴纶巾”的，是周瑜。苏轼
在他的“赤壁怀古”一首<念奴娇>词里写了：“遥想公瑾(周瑜)当
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苏轼比王圻早了好几百年，离开三国时代较近，似乎他说的
话要比王圻的“可靠”。却也未必。苏大先生的诗词好，文章好，
字也写得好。考据与考证的学问却常常有毛病。<赤壁赋>中的
赤壁，并不是当年周瑜对曹操打仗之时的赤壁。赋中有“东望夏
口，西望武昌”的话，把这两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也说得很不精确。
他在“赤壁怀古”的这一首词之中，说周瑜刚刚娶了“小乔”
不久。事实是，已经娶了她九年以上。
苏轼不曾注意到“赤壁之战”发生之时，并不是夏天，而是冬
天。周瑜不需要挥动他的“羽扇”。
那末，究竟是谁有“羽扇纶巾”?是宋朝苏轼所说的周瑜呢?
还是明朝王圻所说的诸葛亮呢?是不是王圻确有所本，而苏轼
并无所本?是不是王圻与苏轼都不过是“说说罢了”，没有下过
什么考据与考证的功夫?
倘若我们去请教京剧专家，他们的答复就很容易叫我们立
刻有“无可奈何的满意”。专家说：“历史是历史，戏是戏。”“羽扇
纶巾，诸葛亮在戏台上已经用了；就让他用下去罢。周瑜，有两
根野鸡毛插在头上，就不必也用羽扇纶巾了。”
京剧之中的诸葛亮是老生，而周瑜是小生。历史上的诸葛
亮却比周瑜小上七岁。当时，建安十三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
瑜三十四岁。
京剧之中的诸葛亮，嘴唇上挂了很长很多的黑颜色的胡子。
这个我当然反对，但是还可以容忍。周瑜呢了，一位盖世英雄，被
专家们插野鸡毛在他的头上，披了粉红色的袍子在他的身上，而
且逼着他用娘娘腔说“小生”式的湖北话，真正岂有此理!
诚然，“历史是历史，戏是戏”。但是，我们学历史的人从来
不敢糟蹋京剧家们的戏；为什么京剧家们老是喜欢歪曲我们的
历史呢?
乘此机会，我代表敝同行若于人对三家电视台的某一些历
史连续剧的制作人、编剧人、导播人、登广告的提倡人，同时附带
地提出相当严重的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你们把吕四娘送进
了少林寺，和许多和尚混在—起!也抗议你们把雍正皇帝也写
得年轻英俊，一度迷惑了吕四娘。对不起。
话归本题，我们还是谈谈诸葛亮罢。他家原姓葛，老家在徐
州琅邪郡诸县(山东诸城)，迁居到阳都县(沂水)。他本人流落
到荆州南阳郡的邓县。汉朝的邓县故城一名“隆中”，不在今天
的河南，而在今天的湖北，襄阳县之西二十里。
他之所以流落，由于父亲诸葛珪早死，随了叔父诸葛玄到
(江西南昌)豫章郡。诸葛玄受刘表之任命，当过很短时间的豫
章太守；被曹操派来的朱皓赶走，去了襄阳闲住；不久，病死。诸
葛亮与弟弟诸葛均，失了依靠，就作了农夫，在“隆中”长住下来。
请葛亮住在隆中，所过的生活是地地道道、半耕半读的生
活。他不能不耕，因为叔父诸葛玄已死，他自己在刘表的衙门里
并无一官半职。他不能不读，因为志趣很远很大。
他读书的方法，是注重大的问题及其解决方略，而不肯浪费
时间与精力在琐碎的、咬文嚼宇的“小题目”上。
几十年前，笔者曾经在巴黎请教过袁世斌(冠新>先生：“什
么样的人，才可以办大事?”袁先生说：“脑筋清楚，就可以办大
事。”我又问；“怎么样的脑筋，才算得是清楚?”袁先生说；“清楚，
就是有条理：懂得提纲挈领，把事情分出一个大小先后。”
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可能便是如袁先生所说：研究出事
情的大小先后，及其处理的方法。
他的三位同学，都和他不同，喜欢把书上的字句完全记住，
完全背得。这三位的姓名是：石韬、徐庶、孟建(他们的宇，是广
元、元直、公威。诸葛亮自己的字，是孔明)。
诸葛亮曾经看出这三位同学的志愿与能力，说他们将来可
以做官，做到刺史、大守(后来石韬果然做到太守、“守典农校
尉”。汉朝的“守”字等于民国初年的“署理”二字。如徐庶在长
坂坡之役以后，因老母留在樊城，落入曹军之手，而回到北方投
了曹操，在曹操下边做到了“右中郎将”与御史中丞。孟建做到
了凉州刺史、镇东将军)。
三位同学在当时问诸葛亮：“你自己的志愿与能力呢?”诸葛
亮不肯答复，只是笑而不言。
他们三人，尤其是徐庶，其实也并不是不知道诸葛亮的志愿
与能力。因为，他常常把自己与管仲、乐毅相比(管仲辅助齐桓
公尊王攘夷；乐毅把亡掉了一大半的燕国，完全恢复，而且占领
了齐国的十分之九。诸葛亮有志于使得汉朝中兴，于此可见)。
当时的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太狂妄。徐庶却深信诸葛亮确
有比得上管仲、乐毅的能力。
还有两个人，也很深信诸葛亮是天才。其中的一位姓崔，号
州平(名叫什么，现存的史料没有记载)，是(河北省蠡县南边的)
博陵县人，避乱住在荆州。父亲崔烈是名士，可惜花了钱买司徒
与太尉的官位，声誉一落干丈。其后，因为大儿子崔钧参加了袁
绍的讨伐董卓运动，崔烈被董卓关在牢里；董卓死后，被释放；李
催来到长安，崔烈死于李催之手。崔州平是崔烈的小儿子。
诸葛亮的另一位知己，是长他一辈的亲戚、襄阳人庞德公。
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姐夫。庞德公说：“诸葛亮好
比是一条卧龙”(睡着的龙，还不曾醒，醒了就会飞走)。
庞德公对于自己的侄儿庞统也很称许。说庞统是一只凤
雏。凤雏，就是雏凤，出生了不久的凤凰，将来前途无量。
庞德公的一个朋友司马徽，是颍川郡阳翟县人，也流寓在襄
阳，带了家眷与庞家同住在洄湖之中的一个小岛之上。这个岛，
叫做鱼梁岛。这位司马徽颇有知人之明，庞德公称他为“冰镜”
(<三国演义>的作者误写为“水镜”)。所谓冰镜，意思是：司马徽
极冷静，能够冷眼观人，冷得像冰，而看人看得准，像镜子一样。
司马徽的经学、史学、子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远方青年
走来跟他念书的颇有几位。知名的有向朗、尹默、李仁。这三人
都在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做了重要的官：向朗当了几任太守，做
过诸葛亮下面的“丞相长史”，及光禄勋、左将军；尹默作过“劝学
从事”、太子仆射(教刘禅读<左传>；李仁的儿子李撰了尚书令
史、太子庶子、太子仆射(教刘禅的儿子)。
司马徽似乎不曾做过诸葛亮的老师，他与诸葛亮的关系，是
师友之间；在年龄上比诸葛亮长半辈。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里面说：把诸葛亮介绍给刘备的，是
司马徽。刘备走到了司马徽家，专诚拜访，向司马徽请教对当时
的局势看法如何。司马徽说：“我不过是一个儒生，俗士，根本不
识时务。识得时务的，这里有卧龙与凤雏二人。”刘备进一步再
问：“谁是卧龙?谁是凤雏?”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姓诸葛，名亮。
凤雏姓庞，名统。”
<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记载的与此不同：刘备驻屯在南阳郡
新野县，遇到徐庶，对徐庶十分器重。徐庶向刘备说：“有一位诸
葛亮，是睡在家里的一条龙。将军想不想见他?”刘备说：“你就
带他来见我罢。”徐庶说：“诸葛亮这个人，不是可以被我带来见
你的。你应该屈尊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去拜访，前后拜访了三次(这三次，未必如<三
国演义>的作者所说，第一次诸葛亮不在家，刘备遇到了崔州平；
第二次诸葛亮又不在家，刘备在途中遇到了石广元与孟公威；到
了诸葛家．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离开诸葛家，遇到了诸
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最后，刘备在第三次拜访之时，才见到了诸
葛亮，畅谈“时务”。也许．刘备拜访了诸葛亮三次，三次都见到
了，而且也都畅谈了。第一次谈得就很“投机”，所以第二次再
来，第三次又来，前后谈了三次以后，诸葛亮完全说服了刘备，刘
备也说服了诸葛亮。刘备答应诸葛亮，采纳他所建议的政略与
战略；诸葛亮也答应了刘备，离开隆中的草庐，跟刘备去新野，从
此为他效劳，到死为止)。
《三国演义》关于三顾“茅庐”的描写，虽然极不正确而文笔
十分精彩，也连带地似乎不太费力而给读者一一介绍了请葛亮
的几位好友与岳父黄承彦、弟弟诸葛均。
《三国演义》中的“茅庐”，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称为“草
庐”。《出师表》中有这么几句话：“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
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地位卑微，学识
鄙陋)，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
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有了这《出师表》里的几句话作为证据，鱼豢在《魏略》之中
所说，就不攻自破。《魏略》说，不是刘备去拜访诸葛亮，而是诸
葛亮到了刘备那里去“求见”。见了以后，刘备因为从来不认识
这个年轻的书生，对他不甚理睬。诸葛亮偏要留在客厅，到了别
的客人走了以后，他还不走。刘备仍旧不太睬他，而拿起一只刚
刚有人送来的髦牛尾巴，编结这尾巴上的毛作消遣。诸葛亮忍
耐不住，就很冒失地说：“将军有没有别的远大志愿，还是就这样
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于是，刘备才丢下髦牛尾巴，向请葛亮
说；“这是什么话?我哪里会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呢?我不过
是弄着玩，解解闷而已。”诸葛亮说：“将军，你看镇南(镇南将军
刘表)比得上曹公吗?”刘备说：“不如。”诸葛亮又问：“您自己比
得上曹公吗?”刘备只得承认：“也不如。”
《魏略》的这一段对话，很像是《战国策》上策士的口气。很
容易叫人倍以为真。事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自古以来，像刘备那样以一个爵为亭侯，官拜左将军，作过
徐州牧，年纪有了一大把的人，肯去拜访—个二十七岁，姓名“不
见经传”，毫无资历的年轻人诸葛亮，虽不能说绝对没有，至少是
很不常有。这就是刘备非常人所及的地方。
诸葛亮在隆中，他在草庐里对刘备所说的一番话，已经被陈
寿浓缩在《诸葛亮传》之中。
他向刘备说：“自从有人发起讨伐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各据
一方，‘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其中，最厉害的是曹操。比起袁
绍来，曹操的名气小，兵少；他却终于以弱胜强，打败了袁绍。这
不仅是天意，或时机，人谋也有关系。曹操到了今天，兵有了一
百万；地位呢，掌握了朝廷，挟天于以令诸侯。刘将军，您是不可
以在这个时候和曹操较量短长的。”
诸葛亮继续说：“另一位不可以和他较量的人，是孙权。孙
家的人割据江东，已经有了‘三世’(陈寿所指的三世，是孙坚、孙
策、孙权。陈寿弄错。孙坚虽则是江东吴郡富春县人，却并不曾
有机会回到家乡，实行割据)。孙权这个人不仅有易于防守的地
盘(有长江之险)，而且很得江东的民心。刘将军，您只可以和孙
权做朋友，不可以打他的主意。”
那末，该打谁的主意呢?该打刘表的主意。刘表有了这大
好的荆州，北有汉水、沔水；南有南海；向东，顺长江而下，通到吴
郡一带；向西，通到巴郡、蜀郡。刘表有了这可攻可守的荆州，却
毫无用武的能力。“刘将军，这似乎是老天爷安排好，给您做本
钱的。您是不是有兴趣呢?”
荆州以外，另有一个州，也是好地方，而主持该州的州牧比
刘表更无能力。这另外一州，是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与陕西南
部的益州；州牧刘璋是一个既糊涂而又懦弱的人。益州的土地
很肥沃，人民很殷实，刘璋却不懂得如何保存这一大片土地，照
顾那么殷实的人民。在益州的北部，汉中郡一带，有居心叵测的
张鲁，而刘璋不加防备。益州的才俊之士，早就想换掉刘璋，欢
迎一个配得上作他们的州牧的人了。
“刘将军，您不仅是汉室(景皇帝)的苗裔，而且信著于四海，
声望极高。您本人又喜欢交结英雄，思贤若渴。您便是一个配
得上到益州去作州牧的人。”
诸葛亮的结论是：倘若刘备能先取荆州，再占益州，便有了
立足点。然后把荆、益两州的内政办好，把边界的要害守好，西
和诸戎，南抚夷越(夷，指云南、贵州的各种夷人与苗族；越，指广
东、广西与越南的越人)，同时“结好孙权”(与孙权结盟，建立友
好关系)。这样，便把脚跟站稳，可守可攻。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
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
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把当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分析得明白透
彻；也把刘备所应该采取的步骤，设计得有条不紊。
其后，刘备得到他的帮助，完全按照这个计划去进行，先取
荆州，后取益州，然后荆、益两州的兵同时出动，用钳形攻势对曹
操作战。
可惜，一则是曹操来得太快，没有等到刘备拿下荆州就来；
二则是刘备依靠了孙权的力量才抵住了曹操，因此而不得不把
荆州的最好部分(武汉一带的)江夏郡与(江陵宜昌一带的)南
郡，让给了孙权；三则是虽然在周瑜死后，经过一番磨擦而向孙
权用长沙换得了南郡，命令关羽由南郡攻取襄阳樊城，吓得曹操
想放弃许县，刘备自己也攻占了汉中，对长安形成威胁。却不料
因此而引起孙权的嫉妒与害怕，背弃了同盟的誓言，出兵偷袭关
羽的后方，杀害关羽，酿成孙权、刘备二人在猇亭拼得你死我活!
诸葛亮的隆中方案，终成泡影。
这些，留待以后细说。
现在，我们应该说一说，诸葛亮参加了刘备的阵营之后，有
过什么表现?他在赤壁之役，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参加了刘备阵营．起先并没有立即获得什么重要的职位，
如所谓军师之类，因此也就不曾能够有什么惊人的表现(火烧博
望坡之事，与他无关)。
刘备自己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空头的“左将军”，虚有其号
的“宜城亭侯”，论实力仅有几千名兵士，在地位上仅是刘表所收
容的一员“客将”，既非州牧，亦非太守，新野一县也并非他的“防
区”，只是暂时的驻军之地。如此的一个刘备，怎么能给诸葛亮
什么官做呢?
诸葛亮在刘备的军营之中，倘若能有什么名义，也只能是所
谓“宾客”，相当于民国忉年的顾问、参议之流。
刘备对于这位二卜六七岁的宾客，确是十分器重，“情好日
密”，天天见面，谈个没完，老朋友关羽、张飞二人看不顺眼，说出
酸溜溜的话，刘备也就老实对这两人说：“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
水也”(封丁侯的人，自称为“孤”)。刘备请关羽、张飞以后不必
发牢骚；关、张二人也就乖乖地不再说什么了。
刘、关、张都不是“一介武夫，未尝学问”。刘备作过经学家
卢植的弟子，也就是大儒郑玄的再传弟子；关羽生平手不释卷，
喜欢读《左氏春秋》(俗名《春秋左传》)；张飞呢，字写得极好，而
且也善画美人。诸葛亮书读得当然不会很少，却也未必读得比
刘、关、张三人都多。为什么刘备极喜欢与诸葛亮交谈呢?可能
是，诸葛亮长于分析，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头头是道”，对当前的
局势与随时发生的大小问题，“独具只眼”。
在这个最初的一两年，诸葛亮除了陪刘备闲谈以外，有没有
替刘备办过具体的事?我想，不会没有。像刘备这样作过州牧，
打过仗，经常掌握着若干人马而有志于“打天下”的人，是不至于
找到了人才而仅仅以谈谈为满足的。他当然有“用”这个人才之
意，否则不能有耐心和他一谈、再谈、天天谈。既然有意于“用”
这么一个人才，自然就必须先拿一些小事来“试试”他的能力了。
可惜，《三国志》的《刘备传》与《诸葛亮传》，均没有记载诸葛
亮被“试用”的经过。
《诸葛亮传》仅记载了刘琦向诸葛亮求救的故事。刘琦是刘
表的大儿子，失宠。得宠的，是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与刘琮的生
母，亦即刘琦的后母蔡氏。刘琦对自己的未来很焦虑，曾经向诸
葛亮请教了好几次，诸葛亮总是不肯给他出什么主意。最后，刘
琦骗诸葛亮上楼；上楼以后，刘琦叫人搬走了梯子，然后向诸葛
亮说：“今天你我二人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话从你的嘴里说出
来，只有我一个人的耳朵听进了去，机密得很。你现在可以说话
了罢?”刘琦的如此安排，在动机上确是为了保持机密，而不是有
意对诸葛亮威胁(诸葛亮也不是一个肯在威胁之下贡献妙计的
人)。
诸葛亮对刘琦轻描淡写地说出下面的几个字：“君不见申生
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左氏春秋》，很多人都念过，刘琦
自然念过，然而别人与刘琦念了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只把它当
作古时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而已；诸葛亮念了，却懂得把这个故
事的教训应用到“今天”刘琦与刘琮的实际问题上来。
诸葛亮劝刘琦，不要蹈晋献公前妻之子太子申生的覆辙，坐
待骊姬宰割，应该效法公子重耳，出亡。不久，刘表的江夏(武
汉)太守黄祖，被孙权击败，阵亡。刘琦就向爸爸刘表求得了江
夏太守的位置，离开襄阳，逃出了刘表后妻蔡氏的魔掌。
这本书很好，如果你想了解三国人物，建议你买《细说三国》看看
诸葛亮在出山以前，是很普通的一个文士，对曹操并无恩
怨，和孙权这一边也没有什么联络，虽则他的胞兄诸葛瑾已经由
于孙权姐夫弘咨的介绍，在孙权身旁当了一名左参议之类的官。
诸葛亮究竟是那一省的人?我倘若说他不是河南省人，就
难免为万千的河南乡亲所不能宽恕。实际上，依照今日户籍办
法的规定，他应该是一位在河南省设有户籍的中国国民。
倘若严格地按照生在什么地方，才算是什么地方的人，那
末，他应该是山东人了。他的出生地，是(今日沂水县附近的)琅
邪郡阳都县。
更严格的算法，是算他的“近代祖先”，与“远代祖父”。他的
近代祖先，是诸城县的葛家。这诸城县的葛家，迁居到别的郡
县，喜欢自称“诸葛”。
他的最古的祖先，是河南东部的葛国的国君，曾经与商朝的
成汤作邻居，被成汤讨伐过。
所以，说来说去，他还是敝省河南的人。
也许，湖北省的朋友们会抗议。理由是，诸葛亮所住的“隆
中”不在别处，在湖北襄阳的西边郊外。
河南人的答复是：襄阳在当时离开我们的南阳太近。而且，
诸葛亮自己说过：“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诸葛亮从来不曾说过
“躬耕襄阳”啊!
然而，像诸葛亮这样我们都喜欢的人，就让他多兼几个省
籍，有什么不好呢?古希腊的大诗人荷马，不是曾经有过七个国
家声称荷马是它们的国民么?
诸葛亮之所以获得一千七百多年以来这么多人的喜欢，第
一大概是由于他既忠且勇且智。忠臣很多，勇将也不少，忠勇而
兼有计谋的，便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了。
他而且颇有文才。<隆中对>与<出师表>均足以确定他在中
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依我个人的愚见，他最感动我们的地方，是他对刘备的一份
死生不渝的义气。他明知由于荆州南郡之失与关羽之死，消灭
曹魏已不可能。然而他依然出兵六次(所谓“六出祁山”)，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报
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
他另有一点十分可爱的地方，是长得漂亮，一表人才(他所
娶的太太传说极丑，倘若真是如此，那就更足以显出他的“伟
大”。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诸葛亮娶一个丑太太，是十分聪明
的举动。否则，他就不能专心办公了。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有一
位热心的朋友向我建议，公开演讲时，说诸葛夫人是“三心牌”：
见面的时候恶心，摆在家里放心，想起来伤心。其实，诸葛夫人
并不难看，“难看”的谣言的主要来源，是黄承彦老太爷自己一封
信。黄老太爷在信中向诸葛亮说：“我有一个女儿，虽然长得难
看一些，却可以帮你做一些扫地煮饭之类的粗事。”谣言的另一
来源，可能是南阳的女孩子们或襄阳的女孩子们“同行相嫉”，见
到诸葛夫人嫁得了那么漂亮的小伙子，就妒火中烧，纷纷想象诸
葛夫人的毛病，例如太高了，太矮了；眼睛大得像驴子，或小得像
一条线；耳朵肥大像猪，或长长的像兔子；脸是马脸，又麻；或脸
是扁得像饼，鼻孔朝天，等等……这虽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
辞”，却可以说得上是“仇人心中出无盐”了)。
我应该把文章写得略为平淡一些。诸葛亮与他的夫人，未
必是一对堪比于孙策与桥大小姐，或周瑜与桥二小姐之“一对璧
人”；也未必是“郎才女貌”。至少是，郎才而女不太丑罢。
一般老百姓另有他们喜欢诸葛亮的原因：诸葛亮会呼风唤
雨(借东风)，会制造自动的木牛流马，也会把周瑜气死，把王朗
骂死。这些，都是上了<三国演义>作者的当。
诸葛亮哪里会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呢?他也不曾制造出
不需人力推动的木牛流马；妙计他诚然有，而且很多，却未必每
一次都能胜利。总之，只是比起一般的文臣武将，较有能力而
已：不是天才，更不是“妖道”。
他生平不曾穿过那八卦袍，也没有不分寒暑，手摇鹅毛扇子
一柄。他头上戴的是不是有青丝带的帽子(纶巾)，也大有问题。
最先说诸葛亮“尝服纶巾，执羽扇，指挥军事”的，是<三才图
会>的著者王圻。王圻是明朝人。
宋朝的苏轼，认为“手执羽扇．头戴纶巾”的，是周瑜。苏轼
在他的“赤壁怀古”一首<念奴娇>词里写了：“遥想公瑾(周瑜)当
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苏轼比王圻早了好几百年，离开三国时代较近，似乎他说的
话要比王圻的“可靠”。却也未必。苏大先生的诗词好，文章好，
字也写得好。考据与考证的学问却常常有毛病。<赤壁赋>中的
赤壁，并不是当年周瑜对曹操打仗之时的赤壁。赋中有“东望夏
口，西望武昌”的话，把这两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也说得很不精确。
他在“赤壁怀古”的这一首词之中，说周瑜刚刚娶了“小乔”
不久。事实是，已经娶了她九年以上。
苏轼不曾注意到“赤壁之战”发生之时，并不是夏天，而是冬
天。周瑜不需要挥动他的“羽扇”。
那末，究竟是谁有“羽扇纶巾”?是宋朝苏轼所说的周瑜呢?
还是明朝王圻所说的诸葛亮呢?是不是王圻确有所本，而苏轼
并无所本?是不是王圻与苏轼都不过是“说说罢了”，没有下过
什么考据与考证的功夫?
倘若我们去请教京剧专家，他们的答复就很容易叫我们立
刻有“无可奈何的满意”。专家说：“历史是历史，戏是戏。”“羽扇
纶巾，诸葛亮在戏台上已经用了；就让他用下去罢。周瑜，有两
根野鸡毛插在头上，就不必也用羽扇纶巾了。”
京剧之中的诸葛亮是老生，而周瑜是小生。历史上的诸葛
亮却比周瑜小上七岁。当时，建安十三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
瑜三十四岁。
京剧之中的诸葛亮，嘴唇上挂了很长很多的黑颜色的胡子。
这个我当然反对，但是还可以容忍。周瑜呢了，一位盖世英雄，被
专家们插野鸡毛在他的头上，披了粉红色的袍子在他的身上，而
且逼着他用娘娘腔说“小生”式的湖北话，真正岂有此理!
诚然，“历史是历史，戏是戏”。但是，我们学历史的人从来
不敢糟蹋京剧家们的戏；为什么京剧家们老是喜欢歪曲我们的
历史呢?
乘此机会，我代表敝同行若于人对三家电视台的某一些历
史连续剧的制作人、编剧人、导播人、登广告的提倡人，同时附带
地提出相当严重的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你们把吕四娘送进
了少林寺，和许多和尚混在—起!也抗议你们把雍正皇帝也写
得年轻英俊，一度迷惑了吕四娘。对不起。
话归本题，我们还是谈谈诸葛亮罢。他家原姓葛，老家在徐
州琅邪郡诸县(山东诸城)，迁居到阳都县(沂水)。他本人流落
到荆州南阳郡的邓县。汉朝的邓县故城一名“隆中”，不在今天
的河南，而在今天的湖北，襄阳县之西二十里。
他之所以流落，由于父亲诸葛珪早死，随了叔父诸葛玄到
(江西南昌)豫章郡。诸葛玄受刘表之任命，当过很短时间的豫
章太守；被曹操派来的朱皓赶走，去了襄阳闲住；不久，病死。诸
葛亮与弟弟诸葛均，失了依靠，就作了农夫，在“隆中”长住下来。
请葛亮住在隆中，所过的生活是地地道道、半耕半读的生
活。他不能不耕，因为叔父诸葛玄已死，他自己在刘表的衙门里
并无一官半职。他不能不读，因为志趣很远很大。
他读书的方法，是注重大的问题及其解决方略，而不肯浪费
时间与精力在琐碎的、咬文嚼宇的“小题目”上。
几十年前，笔者曾经在巴黎请教过袁世斌(冠新>先生：“什
么样的人，才可以办大事?”袁先生说：“脑筋清楚，就可以办大
事。”我又问；“怎么样的脑筋，才算得是清楚?”袁先生说；“清楚，
就是有条理：懂得提纲挈领，把事情分出一个大小先后。”
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可能便是如袁先生所说：研究出事
情的大小先后，及其处理的方法。
他的三位同学，都和他不同，喜欢把书上的字句完全记住，
完全背得。这三位的姓名是：石韬、徐庶、孟建(他们的宇，是广
元、元直、公威。诸葛亮自己的字，是孔明)。
诸葛亮曾经看出这三位同学的志愿与能力，说他们将来可
以做官，做到刺史、大守(后来石韬果然做到太守、“守典农校
尉”。汉朝的“守”字等于民国初年的“署理”二字。如徐庶在长
坂坡之役以后，因老母留在樊城，落入曹军之手，而回到北方投
了曹操，在曹操下边做到了“右中郎将”与御史中丞。孟建做到
了凉州刺史、镇东将军)。
三位同学在当时问诸葛亮：“你自己的志愿与能力呢?”诸葛
亮不肯答复，只是笑而不言。
他们三人，尤其是徐庶，其实也并不是不知道诸葛亮的志愿
与能力。因为，他常常把自己与管仲、乐毅相比(管仲辅助齐桓
公尊王攘夷；乐毅把亡掉了一大半的燕国，完全恢复，而且占领
了齐国的十分之九。诸葛亮有志于使得汉朝中兴，于此可见)。
当时的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太狂妄。徐庶却深信诸葛亮确
有比得上管仲、乐毅的能力。
还有两个人，也很深信诸葛亮是天才。其中的一位姓崔，号
州平(名叫什么，现存的史料没有记载)，是(河北省蠡县南边的)
博陵县人，避乱住在荆州。父亲崔烈是名士，可惜花了钱买司徒
与太尉的官位，声誉一落干丈。其后，因为大儿子崔钧参加了袁
绍的讨伐董卓运动，崔烈被董卓关在牢里；董卓死后，被释放；李
催来到长安，崔烈死于李催之手。崔州平是崔烈的小儿子。
诸葛亮的另一位知己，是长他一辈的亲戚、襄阳人庞德公。
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姐夫。庞德公说：“诸葛亮好
比是一条卧龙”(睡着的龙，还不曾醒，醒了就会飞走)。
庞德公对于自己的侄儿庞统也很称许。说庞统是一只凤
雏。凤雏，就是雏凤，出生了不久的凤凰，将来前途无量。
庞德公的一个朋友司马徽，是颍川郡阳翟县人，也流寓在襄
阳，带了家眷与庞家同住在洄湖之中的一个小岛之上。这个岛，
叫做鱼梁岛。这位司马徽颇有知人之明，庞德公称他为“冰镜”
(<三国演义>的作者误写为“水镜”)。所谓冰镜，意思是：司马徽
极冷静，能够冷眼观人，冷得像冰，而看人看得准，像镜子一样。
司马徽的经学、史学、子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远方青年
走来跟他念书的颇有几位。知名的有向朗、尹默、李仁。这三人
都在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做了重要的官：向朗当了几任太守，做
过诸葛亮下面的“丞相长史”，及光禄勋、左将军；尹默作过“劝学
从事”、太子仆射(教刘禅读<左传>；李仁的儿子李撰了尚书令
史、太子庶子、太子仆射(教刘禅的儿子)。
司马徽似乎不曾做过诸葛亮的老师，他与诸葛亮的关系，是
师友之间；在年龄上比诸葛亮长半辈。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里面说：把诸葛亮介绍给刘备的，是
司马徽。刘备走到了司马徽家，专诚拜访，向司马徽请教对当时
的局势看法如何。司马徽说：“我不过是一个儒生，俗士，根本不
识时务。识得时务的，这里有卧龙与凤雏二人。”刘备进一步再
问：“谁是卧龙?谁是凤雏?”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姓诸葛，名亮。
凤雏姓庞，名统。”
<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记载的与此不同：刘备驻屯在南阳郡
新野县，遇到徐庶，对徐庶十分器重。徐庶向刘备说：“有一位诸
葛亮，是睡在家里的一条龙。将军想不想见他?”刘备说：“你就
带他来见我罢。”徐庶说：“诸葛亮这个人，不是可以被我带来见
你的。你应该屈尊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去拜访，前后拜访了三次(这三次，未必如<三
国演义>的作者所说，第一次诸葛亮不在家，刘备遇到了崔州平；
第二次诸葛亮又不在家，刘备在途中遇到了石广元与孟公威；到
了诸葛家．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离开诸葛家，遇到了诸
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最后，刘备在第三次拜访之时，才见到了诸
葛亮，畅谈“时务”。也许．刘备拜访了诸葛亮三次，三次都见到
了，而且也都畅谈了。第一次谈得就很“投机”，所以第二次再
来，第三次又来，前后谈了三次以后，诸葛亮完全说服了刘备，刘
备也说服了诸葛亮。刘备答应诸葛亮，采纳他所建议的政略与
战略；诸葛亮也答应了刘备，离开隆中的草庐，跟刘备去新野，从
此为他效劳，到死为止)。
《三国演义》关于三顾“茅庐”的描写，虽然极不正确而文笔
十分精彩，也连带地似乎不太费力而给读者一一介绍了请葛亮
的几位好友与岳父黄承彦、弟弟诸葛均。
《三国演义》中的“茅庐”，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称为“草
庐”。《出师表》中有这么几句话：“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
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地位卑微，学识
鄙陋)，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
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有了这《出师表》里的几句话作为证据，鱼豢在《魏略》之中
所说，就不攻自破。《魏略》说，不是刘备去拜访诸葛亮，而是诸
葛亮到了刘备那里去“求见”。见了以后，刘备因为从来不认识
这个年轻的书生，对他不甚理睬。诸葛亮偏要留在客厅，到了别
的客人走了以后，他还不走。刘备仍旧不太睬他，而拿起一只刚
刚有人送来的髦牛尾巴，编结这尾巴上的毛作消遣。诸葛亮忍
耐不住，就很冒失地说：“将军有没有别的远大志愿，还是就这样
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于是，刘备才丢下髦牛尾巴，向请葛亮
说；“这是什么话?我哪里会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呢?我不过
是弄着玩，解解闷而已。”诸葛亮说：“将军，你看镇南(镇南将军
刘表)比得上曹公吗?”刘备说：“不如。”诸葛亮又问：“您自己比
得上曹公吗?”刘备只得承认：“也不如。”
《魏略》的这一段对话，很像是《战国策》上策士的口气。很
容易叫人倍以为真。事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自古以来，像刘备那样以一个爵为亭侯，官拜左将军，作过
徐州牧，年纪有了一大把的人，肯去拜访—个二十七岁，姓名“不
见经传”，毫无资历的年轻人诸葛亮，虽不能说绝对没有，至少是
很不常有。这就是刘备非常人所及的地方。
诸葛亮在隆中，他在草庐里对刘备所说的一番话，已经被陈
寿浓缩在《诸葛亮传》之中。
他向刘备说：“自从有人发起讨伐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各据
一方，‘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其中，最厉害的是曹操。比起袁
绍来，曹操的名气小，兵少；他却终于以弱胜强，打败了袁绍。这
不仅是天意，或时机，人谋也有关系。曹操到了今天，兵有了一
百万；地位呢，掌握了朝廷，挟天于以令诸侯。刘将军，您是不可
以在这个时候和曹操较量短长的。”
诸葛亮继续说：“另一位不可以和他较量的人，是孙权。孙
家的人割据江东，已经有了‘三世’(陈寿所指的三世，是孙坚、孙
策、孙权。陈寿弄错。孙坚虽则是江东吴郡富春县人，却并不曾
有机会回到家乡，实行割据)。孙权这个人不仅有易于防守的地
盘(有长江之险)，而且很得江东的民心。刘将军，您只可以和孙
权做朋友，不可以打他的主意。”
那末，该打谁的主意呢?该打刘表的主意。刘表有了这大
好的荆州，北有汉水、沔水；南有南海；向东，顺长江而下，通到吴
郡一带；向西，通到巴郡、蜀郡。刘表有了这可攻可守的荆州，却
毫无用武的能力。“刘将军，这似乎是老天爷安排好，给您做本
钱的。您是不是有兴趣呢?”
荆州以外，另有一个州，也是好地方，而主持该州的州牧比
刘表更无能力。这另外一州，是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与陕西南
部的益州；州牧刘璋是一个既糊涂而又懦弱的人。益州的土地
很肥沃，人民很殷实，刘璋却不懂得如何保存这一大片土地，照
顾那么殷实的人民。在益州的北部，汉中郡一带，有居心叵测的
张鲁，而刘璋不加防备。益州的才俊之士，早就想换掉刘璋，欢
迎一个配得上作他们的州牧的人了。
“刘将军，您不仅是汉室(景皇帝)的苗裔，而且信著于四海，
声望极高。您本人又喜欢交结英雄，思贤若渴。您便是一个配
得上到益州去作州牧的人。”
诸葛亮的结论是：倘若刘备能先取荆州，再占益州，便有了
立足点。然后把荆、益两州的内政办好，把边界的要害守好，西
和诸戎，南抚夷越(夷，指云南、贵州的各种夷人与苗族；越，指广
东、广西与越南的越人)，同时“结好孙权”(与孙权结盟，建立友
好关系)。这样，便把脚跟站稳，可守可攻。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
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
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把当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分析得明白透
彻；也把刘备所应该采取的步骤，设计得有条不紊。
其后，刘备得到他的帮助，完全按照这个计划去进行，先取
荆州，后取益州，然后荆、益两州的兵同时出动，用钳形攻势对曹
操作战。
可惜，一则是曹操来得太快，没有等到刘备拿下荆州就来；
二则是刘备依靠了孙权的力量才抵住了曹操，因此而不得不把
荆州的最好部分(武汉一带的)江夏郡与(江陵宜昌一带的)南
郡，让给了孙权；三则是虽然在周瑜死后，经过一番磨擦而向孙
权用长沙换得了南郡，命令关羽由南郡攻取襄阳樊城，吓得曹操
想放弃许县，刘备自己也攻占了汉中，对长安形成威胁。却不料
因此而引起孙权的嫉妒与害怕，背弃了同盟的誓言，出兵偷袭关
羽的后方，杀害关羽，酿成孙权、刘备二人在猇亭拼得你死我活!
诸葛亮的隆中方案，终成泡影。
这些，留待以后细说。
现在，我们应该说一说，诸葛亮参加了刘备的阵营之后，有
过什么表现?他在赤壁之役，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参加了刘备阵营．起先并没有立即获得什么重要的职位，
如所谓军师之类，因此也就不曾能够有什么惊人的表现(火烧博
望坡之事，与他无关)。
刘备自己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空头的“左将军”，虚有其号
的“宜城亭侯”，论实力仅有几千名兵士，在地位上仅是刘表所收
容的一员“客将”，既非州牧，亦非太守，新野一县也并非他的“防
区”，只是暂时的驻军之地。如此的一个刘备，怎么能给诸葛亮
什么官做呢?
诸葛亮在刘备的军营之中，倘若能有什么名义，也只能是所
谓“宾客”，相当于民国忉年的顾问、参议之流。
刘备对于这位二卜六七岁的宾客，确是十分器重，“情好日
密”，天天见面，谈个没完，老朋友关羽、张飞二人看不顺眼，说出
酸溜溜的话，刘备也就老实对这两人说：“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
水也”(封丁侯的人，自称为“孤”)。刘备请关羽、张飞以后不必
发牢骚；关、张二人也就乖乖地不再说什么了。
刘、关、张都不是“一介武夫，未尝学问”。刘备作过经学家
卢植的弟子，也就是大儒郑玄的再传弟子；关羽生平手不释卷，
喜欢读《左氏春秋》(俗名《春秋左传》)；张飞呢，字写得极好，而
且也善画美人。诸葛亮书读得当然不会很少，却也未必读得比
刘、关、张三人都多。为什么刘备极喜欢与诸葛亮交谈呢?可能
是，诸葛亮长于分析，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头头是道”，对当前的
局势与随时发生的大小问题，“独具只眼”。
在这个最初的一两年，诸葛亮除了陪刘备闲谈以外，有没有
替刘备办过具体的事?我想，不会没有。像刘备这样作过州牧，
打过仗，经常掌握着若干人马而有志于“打天下”的人，是不至于
找到了人才而仅仅以谈谈为满足的。他当然有“用”这个人才之
意，否则不能有耐心和他一谈、再谈、天天谈。既然有意于“用”
这么一个人才，自然就必须先拿一些小事来“试试”他的能力了。
可惜，《三国志》的《刘备传》与《诸葛亮传》，均没有记载诸葛
亮被“试用”的经过。
《诸葛亮传》仅记载了刘琦向诸葛亮求救的故事。刘琦是刘
表的大儿子，失宠。得宠的，是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与刘琮的生
母，亦即刘琦的后母蔡氏。刘琦对自己的未来很焦虑，曾经向诸
葛亮请教了好几次，诸葛亮总是不肯给他出什么主意。最后，刘
琦骗诸葛亮上楼；上楼以后，刘琦叫人搬走了梯子，然后向诸葛
亮说：“今天你我二人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话从你的嘴里说出
来，只有我一个人的耳朵听进了去，机密得很。你现在可以说话
了罢?”刘琦的如此安排，在动机上确是为了保持机密，而不是有
意对诸葛亮威胁(诸葛亮也不是一个肯在威胁之下贡献妙计的
人)。
诸葛亮对刘琦轻描淡写地说出下面的几个字：“君不见申生
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左氏春秋》，很多人都念过，刘琦
自然念过，然而别人与刘琦念了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只把它当
作古时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而已；诸葛亮念了，却懂得把这个故
事的教训应用到“今天”刘琦与刘琮的实际问题上来。
诸葛亮劝刘琦，不要蹈晋献公前妻之子太子申生的覆辙，坐
待骊姬宰割，应该效法公子重耳，出亡。不久，刘表的江夏(武
汉)太守黄祖，被孙权击败，阵亡。刘琦就向爸爸刘表求得了江
夏太守的位置，离开襄阳，逃出了刘表后妻蔡氏的魔掌。
对曹操的评论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众人评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性格特点】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魏书武帝纪》篇末评说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固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以上这段文字还算比较精当地描述了曹操一生的行事为人，曹操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乱世豪雄，能够运筹帷演谋，鞭挞宇内，做出常人做不出的事业。他又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标志或世袭或禅让两种抉择夹缝中的乱世奸人。
1、遇事审慎，临危不乱，且多有决绝之举。
《魏书》载，初平元春正月，袁绍等官员连兵讨伐董卓。曹操在丹阳招幕兵丁四千余参战。走到龙亢发生兵变，叛卒火烧曹操帐篷。仓促之间，操沉毅冷静，敏锐决断，手持利刀奋杀数十人，镇定了局势。故事虽小，以至于《三国演义》不取，但要说明曹操的孔武勇敢已经足够。官渡之战是曹袁之争的关键之战，而操力排众议亲率精兵奔袭乌巢。劫寨战斗激烈之时，袁绍援兵来到，形势突变，胜败只在一念之间。曹操的部下开始慌乱，急言操分兵抵挡。不料曹操勃然大怒，厉言喝道：" 贼在背后，乃白！"意思是敌人到了背后再说。由于主帅意志坚定，身先士卒。不前则亡的信念立即昭示部众，全军死心拼战，以一当十，终将乌巢攻破，杀死主将酒鬼淳于琼，为最后消灭袁绍奠定了基础。倘曹操一见敌人援兵掩至，悚然无主而分兵以对，那战斗结局当然十二分明白。而自称英雄之言不过是不自量力的可笑癔语罢了。
2、胸襟博大，乐观宏达，且多在危难之中见精神。
电视剧上的曹操多有大笑的场景，征战拼杀无论胜败如何，曹操始终不为表象所动。胜不骄，败不馁是他勇武气质的又一大特色。征乌桓迷走沙漠生死攸关，唯曹操能想出使将士望梅止渴而战胜自我脱离险境的妙策。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乐观精神正是玉成一世英雄的根基。赤壁大战，曹氏惨败，狼奔豕突之中仍能不失帅风范，笑指江山，畅言地利，高度集中地体现了曹操的鸿鹄之志。至于濮阳之战吕布以戟击操盔而厉问之："曹操何在？"曹操以袖掩面而答："前面骑黄马者是也。"再后来被马超紧追中弃袍割髯的举止均是一般人临危而不能的。死在眼前，曹操仍能不怯不乱想出办法脱险而去，这其中也不仅仅只是乐观宏达，而是很有些幽默，很些诙谐的道行了。
“大重之举果绝，险危之行无惧，风云诡谲，笑谈其间，唯大英雄者可称之。曹公曹孟德者，诚如是。”
3、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地展现和融合。
曹操算得上一个标新立异的改革派，但他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又是非法理性的独断专制残酷无情。他虽"挟天子以令诸侯"感震天下，却又始终小心奕奕保护着苟延残喘的旧势力的代表刘汉王朝，至死不渝，抛弃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革命，堕入了半途而废的结局。
曹操广屯田，修水利，倡节俭，轻徭薄赋，抑制豪强，为天下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但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无意义的军阀倾轧又惨杀了大批降卒和劳力，更深地加重了百姓的痛苦，阻滞了社会的进步。伸出去力图改革的大棒打在了自己的脑袋上，田野里只有多些白骨，多些流民，多些啼饥号寒的哭声而已。
曹操渴仰贤才，广纳善良，不止一次地下过招贤令、求言令，确实给当时人妖莫辨的污浊社会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让有报复于天下的能人才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对网罗来的人才首先一条要求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为曹氏集团服务，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他一个人，任由他私欲野心的驱使。否则，稍有不苟，必遭惩罚。这种手段和心胸又极大地摧残了天才们才华的发扬光大。孔融、杨修、荀彧、华佗这些世上少有的奇才惨死于他的手中，就彻底撕毁了他伪善的面皮。
曹操多才多艺，不仅在军事上是个统帅，在文学、音乐等等艺术方面也多有创见。他别具一格的诗歌创作成为文坛上一代新风的标志。然而，他又没能达到顶峰，囿于开创而无大建树，著述不多难成系统，成就和影响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他写诗注重内涵的张扬而忽视形式地变革，新酒装进老瓶子，新酒也便成了无根飘蓬。
曹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先头兵，他应该有一个辉煌的结果。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充实的圆满的。但他矛盾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关键问题上决断的底气不足。《魏氏春秋》中记夏侯敦曾极力劝操应天顺民立魏去汉。曹操却答说："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用小小的自我满足打了个回旋，狠狠地拉了历史老人的后腿。
当时的天下大势，的确需要曹操来作一个果决地亮像，倘若果真如此，后来的历史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曹操却没有这一点真勇敢，他是牢牢立足于旧基础上的花朵，徒有灿烂之色，根子却是腐朽的。
所以，曹操的鞭挞宇内只不过是清扫历史殿堂的必然行为，他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尽责的佣人，一个新旧时期转换过程中接力长跑持第二棒的中间先手而已。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文学成就】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 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游仙诗有《气出唱》、《秋胡行》等。曹操是不信方士神仙之说的，所以他写这些诗当别有所寄，不能据此把他与秦皇、汉武的求仙等量齐观。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 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的散文多是应用性文字，大致可分表、令、书三大类。其代表作有《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是质朴浑重、率真流畅，写出了曹操的独特声口。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大半生奋斗经历，分析当时形势，剖析自己的心志，其“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语，写得极其坦率而有气魄。从东汉以来，散文出现了骈化的趋势，至汉末而渐显；一般散文作者开始讲求对偶、注重用典。而曹操以其平易自如、质实明练的文体，在当时独树一帜。鲁迅曾称赞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众人评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性格特点】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魏书武帝纪》篇末评说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固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以上这段文字还算比较精当地描述了曹操一生的行事为人，曹操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乱世豪雄，能够运筹帷演谋，鞭挞宇内，做出常人做不出的事业。他又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标志或世袭或禅让两种抉择夹缝中的乱世奸人。
1、遇事审慎，临危不乱，且多有决绝之举。
《魏书》载，初平元春正月，袁绍等官员连兵讨伐董卓。曹操在丹阳招幕兵丁四千余参战。走到龙亢发生兵变，叛卒火烧曹操帐篷。仓促之间，操沉毅冷静，敏锐决断，手持利刀奋杀数十人，镇定了局势。故事虽小，以至于《三国演义》不取，但要说明曹操的孔武勇敢已经足够。官渡之战是曹袁之争的关键之战，而操力排众议亲率精兵奔袭乌巢。劫寨战斗激烈之时，袁绍援兵来到，形势突变，胜败只在一念之间。曹操的部下开始慌乱，急言操分兵抵挡。不料曹操勃然大怒，厉言喝道：" 贼在背后，乃白！"意思是敌人到了背后再说。由于主帅意志坚定，身先士卒。不前则亡的信念立即昭示部众，全军死心拼战，以一当十，终将乌巢攻破，杀死主将酒鬼淳于琼，为最后消灭袁绍奠定了基础。倘曹操一见敌人援兵掩至，悚然无主而分兵以对，那战斗结局当然十二分明白。而自称英雄之言不过是不自量力的可笑癔语罢了。
2、胸襟博大，乐观宏达，且多在危难之中见精神。
电视剧上的曹操多有大笑的场景，征战拼杀无论胜败如何，曹操始终不为表象所动。胜不骄，败不馁是他勇武气质的又一大特色。征乌桓迷走沙漠生死攸关，唯曹操能想出使将士望梅止渴而战胜自我脱离险境的妙策。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乐观精神正是玉成一世英雄的根基。赤壁大战，曹氏惨败，狼奔豕突之中仍能不失帅风范，笑指江山，畅言地利，高度集中地体现了曹操的鸿鹄之志。至于濮阳之战吕布以戟击操盔而厉问之："曹操何在？"曹操以袖掩面而答："前面骑黄马者是也。"再后来被马超紧追中弃袍割髯的举止均是一般人临危而不能的。死在眼前，曹操仍能不怯不乱想出办法脱险而去，这其中也不仅仅只是乐观宏达，而是很有些幽默，很些诙谐的道行了。
“大重之举果绝，险危之行无惧，风云诡谲，笑谈其间，唯大英雄者可称之。曹公曹孟德者，诚如是。”
3、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地展现和融合。
曹操算得上一个标新立异的改革派，但他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又是非法理性的独断专制残酷无情。他虽"挟天子以令诸侯"感震天下，却又始终小心奕奕保护着苟延残喘的旧势力的代表刘汉王朝，至死不渝，抛弃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革命，堕入了半途而废的结局。
曹操广屯田，修水利，倡节俭，轻徭薄赋，抑制豪强，为天下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但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无意义的军阀倾轧又惨杀了大批降卒和劳力，更深地加重了百姓的痛苦，阻滞了社会的进步。伸出去力图改革的大棒打在了自己的脑袋上，田野里只有多些白骨，多些流民，多些啼饥号寒的哭声而已。
曹操渴仰贤才，广纳善良，不止一次地下过招贤令、求言令，确实给当时人妖莫辨的污浊社会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让有报复于天下的能人才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对网罗来的人才首先一条要求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为曹氏集团服务，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他一个人，任由他私欲野心的驱使。否则，稍有不苟，必遭惩罚。这种手段和心胸又极大地摧残了天才们才华的发扬光大。孔融、杨修、荀彧、华佗这些世上少有的奇才惨死于他的手中，就彻底撕毁了他伪善的面皮。
曹操多才多艺，不仅在军事上是个统帅，在文学、音乐等等艺术方面也多有创见。他别具一格的诗歌创作成为文坛上一代新风的标志。然而，他又没能达到顶峰，囿于开创而无大建树，著述不多难成系统，成就和影响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他写诗注重内涵的张扬而忽视形式地变革，新酒装进老瓶子，新酒也便成了无根飘蓬。
曹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先头兵，他应该有一个辉煌的结果。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充实的圆满的。但他矛盾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关键问题上决断的底气不足。《魏氏春秋》中记夏侯敦曾极力劝操应天顺民立魏去汉。曹操却答说："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用小小的自我满足打了个回旋，狠狠地拉了历史老人的后腿。
当时的天下大势，的确需要曹操来作一个果决地亮像，倘若果真如此，后来的历史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曹操却没有这一点真勇敢，他是牢牢立足于旧基础上的花朵，徒有灿烂之色，根子却是腐朽的。
所以，曹操的鞭挞宇内只不过是清扫历史殿堂的必然行为，他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尽责的佣人，一个新旧时期转换过程中接力长跑持第二棒的中间先手而已。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文学成就】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 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游仙诗有《气出唱》、《秋胡行》等。曹操是不信方士神仙之说的，所以他写这些诗当别有所寄，不能据此把他与秦皇、汉武的求仙等量齐观。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 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的散文多是应用性文字，大致可分表、令、书三大类。其代表作有《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是质朴浑重、率真流畅，写出了曹操的独特声口。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大半生奋斗经历，分析当时形势，剖析自己的心志，其“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语，写得极其坦率而有气魄。从东汉以来，散文出现了骈化的趋势，至汉末而渐显；一般散文作者开始讲求对偶、注重用典。而曹操以其平易自如、质实明练的文体，在当时独树一帜。鲁迅曾称赞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同志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同志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同志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同志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曹操(cáo cāo)（公元155~公元220），即魏武帝，汉族 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和诗人。在政治方面，曹操消灭了北方的众多割据势力，恢复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文化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众人评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众人评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可爱的奸雄
奸诈当中有真诚，恰恰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特征。曹操这个人是奸诈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也有坦诚的一面，甚至有可爱的一面。我们就来看看曹曹性格当中矛盾的地方。
先说曹操的奸诈，最能体现曹操这个人奸诈的例子，是在他和袁绍战争中发生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三国时期有三大战役，第一次战役就是曹袁官渡之战，第二战役是曹孙赤壁之战，第三大战役是孙刘彝陵之战。曹操就是在官渡之战以后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场战争打得非常地艰苦，非常地艰巨。当时两军对峙相持不下，而曹军军粮已经不多了，我们知道打仗拼什么？除了拼勇敢、拼武器、拼实力以外，很重要的是拼粮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曹操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快要断粮了，一筹莫展。这个时候袁绍阵营里面有一个谋士叫做许攸的突然来投奔曹操，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大喜过望，“跣足而出”。什么叫跣足呢？就是光着脚，那么曹操这个时候跣足而出迎接许攸是什么原因，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叫做来不及穿鞋，可能在洗脚在干什么，一听说许攸来了光着脚就往外跑，大喜过望；第二种可能是表示尊敬，因为古礼光脚是尊敬。我们知道曹操后来地位很高了以后，汉献帝给了曹操一个特殊待遇，叫做带剑鞋履上殿，叫“剑履上殿”，剑就是带剑，你可以佩着剑去见皇帝，履就是穿鞋，这说明一般的人是不能穿鞋见皇帝的。能不能穿袜子呢，看地位，地位高的人可以“袜而登席”，穿着袜子走到席位上，地位再低一点一定要光脚。所以光脚可能是表示尊重。
所以曹操的这个性格里面确实有奸诈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奸诈某种意义上也是逼出来的。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他如果事事都说老实话，这还能够克敌制胜吗？他不能不撒谎啊，他甚至养成撒谎的习惯了。
曹操也是一个温情的人。在曹操和张绣的战争中，他的长子曹昂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原配丁夫人悲痛得死去活来。因为丁夫人是曹操的正妻，她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曹操的妾生下了长子，这就是曹昂，生下来以后曹昂的母亲就去世了，生母就去世了，就把曹昂交给丁夫人来抚养，丁夫人把这个儿子看作自己的儿子，情感非常地深.这次战争中曹昂也死了，曹操的侄子草安民也死了，还有曹操的爱将典韦也死了，丁夫人就不愿意了，就哭着闹着跟曹操要儿子，你还我儿子，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而且就是你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地泡烂妞，害得我儿子死掉的，不依不饶。曹操一烦，滚，回你老家去。走就走嘛，我回娘家去，不跟你过了，真回娘家了。过了半年，大概几个月以后，曹操后悔了，然后自己驾着车子，就到丁夫人的娘家想把丁夫人接回来。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也稀松平常啦，小两口一吵架，老婆跑回娘家去了，那还不是老公最后赔个笑脸，说点好话，就把老婆接回来了。曹操这样做就不容易了，是吧，你想曹操那阎王脾气，他也这么做，也去接丁夫人。丁夫人在家干什么，织布，曹操来了以后她也不站起来迎接，也不搭理，曹操很没意思，讪讪地走过去：织布呢？……别织了，跟我回家吧。……曹操就走过去，用手摸着丁夫人的背：唉，别使小性子了，宝贝，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们坐车子回家好不好？要知道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这个“抚其背” 是男人对女性的一种爱的动作。丁夫人继续“咔嚓”“咔嚓”。曹操就很没意思啦：你不回啊？不回那我可是走了啊。“咔嚓”“咔嚓”。曹操就走走走，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了一次头：别闹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咔嚓”“咔嚓”。唉，看来我们夫妻缘分已尽，算了。然后找到老丈人：岳父大人，是我对不起你女儿，但是她也不肯跟我回去，这样吧，她还年轻，别让她守着，你把她嫁了，让她改嫁。
你想想以曹操那种铁石心肠、阎王脾气，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说明他是很重情的。这个事情曹操一直耿耿于怀，曹操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好事干过，坏事也干过，有成功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我不在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了地下、到了九泉，子休——子休就是曹昂的字，曹昂字子休，就是指曹昂了——说子休如果哭着闹着跟我要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想曹操这一生犯多少错误，他居然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就是把她的妻子气走了！说明曹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这是曹操的温情。
但是你要认为曹操多么温柔，那就错了。曹操是很狠毒的，可以说是翻脸就不认识人。
参考资料：品三国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9.htm
奸诈当中有真诚，恰恰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特征。曹操这个人是奸诈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也有坦诚的一面，甚至有可爱的一面。我们就来看看曹曹性格当中矛盾的地方。
先说曹操的奸诈，最能体现曹操这个人奸诈的例子，是在他和袁绍战争中发生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三国时期有三大战役，第一次战役就是曹袁官渡之战，第二战役是曹孙赤壁之战，第三大战役是孙刘彝陵之战。曹操就是在官渡之战以后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场战争打得非常地艰苦，非常地艰巨。当时两军对峙相持不下，而曹军军粮已经不多了，我们知道打仗拼什么？除了拼勇敢、拼武器、拼实力以外，很重要的是拼粮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曹操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快要断粮了，一筹莫展。这个时候袁绍阵营里面有一个谋士叫做许攸的突然来投奔曹操，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大喜过望，“跣足而出”。什么叫跣足呢？就是光着脚，那么曹操这个时候跣足而出迎接许攸是什么原因，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叫做来不及穿鞋，可能在洗脚在干什么，一听说许攸来了光着脚就往外跑，大喜过望；第二种可能是表示尊敬，因为古礼光脚是尊敬。我们知道曹操后来地位很高了以后，汉献帝给了曹操一个特殊待遇，叫做带剑鞋履上殿，叫“剑履上殿”，剑就是带剑，你可以佩着剑去见皇帝，履就是穿鞋，这说明一般的人是不能穿鞋见皇帝的。能不能穿袜子呢，看地位，地位高的人可以“袜而登席”，穿着袜子走到席位上，地位再低一点一定要光脚。所以光脚可能是表示尊重。
所以曹操的这个性格里面确实有奸诈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奸诈某种意义上也是逼出来的。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他如果事事都说老实话，这还能够克敌制胜吗？他不能不撒谎啊，他甚至养成撒谎的习惯了。
曹操也是一个温情的人。在曹操和张绣的战争中，他的长子曹昂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原配丁夫人悲痛得死去活来。因为丁夫人是曹操的正妻，她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曹操的妾生下了长子，这就是曹昂，生下来以后曹昂的母亲就去世了，生母就去世了，就把曹昂交给丁夫人来抚养，丁夫人把这个儿子看作自己的儿子，情感非常地深.这次战争中曹昂也死了，曹操的侄子草安民也死了，还有曹操的爱将典韦也死了，丁夫人就不愿意了，就哭着闹着跟曹操要儿子，你还我儿子，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而且就是你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地泡烂妞，害得我儿子死掉的，不依不饶。曹操一烦，滚，回你老家去。走就走嘛，我回娘家去，不跟你过了，真回娘家了。过了半年，大概几个月以后，曹操后悔了，然后自己驾着车子，就到丁夫人的娘家想把丁夫人接回来。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也稀松平常啦，小两口一吵架，老婆跑回娘家去了，那还不是老公最后赔个笑脸，说点好话，就把老婆接回来了。曹操这样做就不容易了，是吧，你想曹操那阎王脾气，他也这么做，也去接丁夫人。丁夫人在家干什么，织布，曹操来了以后她也不站起来迎接，也不搭理，曹操很没意思，讪讪地走过去：织布呢？……别织了，跟我回家吧。……曹操就走过去，用手摸着丁夫人的背：唉，别使小性子了，宝贝，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们坐车子回家好不好？要知道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这个“抚其背” 是男人对女性的一种爱的动作。丁夫人继续“咔嚓”“咔嚓”。曹操就很没意思啦：你不回啊？不回那我可是走了啊。“咔嚓”“咔嚓”。曹操就走走走，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了一次头：别闹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咔嚓”“咔嚓”。唉，看来我们夫妻缘分已尽，算了。然后找到老丈人：岳父大人，是我对不起你女儿，但是她也不肯跟我回去，这样吧，她还年轻，别让她守着，你把她嫁了，让她改嫁。
你想想以曹操那种铁石心肠、阎王脾气，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说明他是很重情的。这个事情曹操一直耿耿于怀，曹操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好事干过，坏事也干过，有成功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我不在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了地下、到了九泉，子休——子休就是曹昂的字，曹昂字子休，就是指曹昂了——说子休如果哭着闹着跟我要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想曹操这一生犯多少错误，他居然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就是把她的妻子气走了！说明曹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这是曹操的温情。
但是你要认为曹操多么温柔，那就错了。曹操是很狠毒的，可以说是翻脸就不认识人。
参考资料：品三国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9.htm
曹操之智谋远不在众智郎话下。"望梅止渴"的千古佳话，足以看出他之智谋。赤壁鏖战，庞统献连环计，曹操大悦，程昱劝曹说，若东吴用火攻，船只难以散开，那当会全军覆没。曹操大笑。原来，当时正是11月余，隆冬之际，只会有西北风，不会有东南风，而曹军在西北岸，孙军在东南岸，若用火攻，必烧自己罢了。而周瑜当时并不知晓，是要进军前不久才知道的，气得吐血倒地，幸有诸葛亮帮助周瑜，为他"借风"，才宽心九分啊。可见曹操之智并不在周瑜等人之下。
曹操之孝，更是真挚可泣。董卓破后，夺得濮阳，就立刻叫人接养父来身边尽孝，谁知，在刘表荆州地界，被刘表手下贪图富贵者杀害，曹操闻讯，痛不欲生，立誓拿刘表人头祭奠他父亡灵，挥兵讨伐刘表，他披麻戴孝，制旗为:报仇血恨。
刘备为匡复汉式，求贤若渴，卧龙凤雏也归他所用。我认为曹操之心，也是如此。曹操在末年，以位列人臣之极--魏王，手握兵权，朝中上下全权在他一人手中，可谓只手遮天，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了。但是，他没有丝毫的串位之心，是他子曹丕继位后才称帝的。在《观沧海》和《龟虽寿》等诗词中也能稍稍看出此意，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天下，而是为了众人的天下。他也是求贤若渴。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为破袁绍，他是如何呢？袁绍手下谋士甚多，但袁绍不能善用，曹操曾说过，若袁绍果断行事，再能用将谋，他更本不可能战胜袁绍。袁绍不听许攸、沮授言，才败。许攸来投曹操，曹操正在睡觉，一听旧友许攸来投，连忙从床上跳下来，鞋袜不穿，连忙跑出恭迎。许攸一见，感慨万千，连忙献计，助曹操攻破袁绍。再说，袁绍想联军抗曹时，有一叫陈琳的谋臣，为袁绍写讨伐书，书传到许昌时，曹操正感头风，叫人念出，听后，头风尽不要而愈了，众人以为曹操必怒，立刻者怪众人，且立即发兵攻袁，谁料，曹操尽大笑，说道，此人文笔甚好。可惜呀……不为吾所用啊。郭嘉之死，他说：天丧吾也！典韦，与他长子--曹昂同死，但曹操说，典韦之死，比曹昂之死更使他肝肠寸断、悲伤不已……
曹操，从黄巾大乱之际身为骑都尉讨贼，显露头角开始，讨董卓、诛吕布、伐袁绍、杀袁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南征北战，纵横乱世，四海皆知，口吐："令叫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为三国鼎立打下基础，为宏伟魏国奠定基础，更为大千历史，写下一章又一章不朽的诗篇。
曹操之孝，更是真挚可泣。董卓破后，夺得濮阳，就立刻叫人接养父来身边尽孝，谁知，在刘表荆州地界，被刘表手下贪图富贵者杀害，曹操闻讯，痛不欲生，立誓拿刘表人头祭奠他父亡灵，挥兵讨伐刘表，他披麻戴孝，制旗为:报仇血恨。
刘备为匡复汉式，求贤若渴，卧龙凤雏也归他所用。我认为曹操之心，也是如此。曹操在末年，以位列人臣之极--魏王，手握兵权，朝中上下全权在他一人手中，可谓只手遮天，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了。但是，他没有丝毫的串位之心，是他子曹丕继位后才称帝的。在《观沧海》和《龟虽寿》等诗词中也能稍稍看出此意，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天下，而是为了众人的天下。他也是求贤若渴。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为破袁绍，他是如何呢？袁绍手下谋士甚多，但袁绍不能善用，曹操曾说过，若袁绍果断行事，再能用将谋，他更本不可能战胜袁绍。袁绍不听许攸、沮授言，才败。许攸来投曹操，曹操正在睡觉，一听旧友许攸来投，连忙从床上跳下来，鞋袜不穿，连忙跑出恭迎。许攸一见，感慨万千，连忙献计，助曹操攻破袁绍。再说，袁绍想联军抗曹时，有一叫陈琳的谋臣，为袁绍写讨伐书，书传到许昌时，曹操正感头风，叫人念出，听后，头风尽不要而愈了，众人以为曹操必怒，立刻者怪众人，且立即发兵攻袁，谁料，曹操尽大笑，说道，此人文笔甚好。可惜呀……不为吾所用啊。郭嘉之死，他说：天丧吾也！典韦，与他长子--曹昂同死，但曹操说，典韦之死，比曹昂之死更使他肝肠寸断、悲伤不已……
曹操，从黄巾大乱之际身为骑都尉讨贼，显露头角开始，讨董卓、诛吕布、伐袁绍、杀袁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南征北战，纵横乱世，四海皆知，口吐："令叫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为三国鼎立打下基础，为宏伟魏国奠定基础，更为大千历史，写下一章又一章不朽的诗篇。
文章标题: 有什么你认为比较高明的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人物，不论为君为臣为将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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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你认为比较高明的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人物，不论为君为臣为将为相] 相关文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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