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日本提出了“要传统不要现代化”的口号，大家怎么看

让我意识到人们发展史就是文化的创新和创造，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生活。

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发展是正确的，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就会逐渐提升全面现代化。

事实上，只有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挖掘传统智慧的价值才是“传统与现代”的合理参照系。 同样，任何现代化的努力都不能在完全无视传统的基础上进行。 因此，有必要对传统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找到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 这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关系。 ，这是讨论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吗?个人认为还是不要现代化的好,虽然当今社会与时俱进的标题已是无处不在.但是与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的淡化与磨灭,细细看来,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传统节日的氛围已经是日见淡化,到现在我还能想起小时候盼着穿新衣,放鞭炮,除夕夜里将父母给的不多的压岁钱压到枕头底下美美的睡上一觉,然后就是热热闹闹的春节,还有接下来的元宵节.但是现在呢,在许多城市里圣诞恐怕比春节还要热闹吧!
传统节日现代化吗?如果,这样的现象继续加剧,除了我国积淀了数千年的文明逐渐消磨掉以外,剩下的就只有一幕幕闹剧了吧,端午节快到了,我无法想象,如果龙舟大会上的龙舟换成了现代化的豪华巨轮,那将会是一番什么场景.
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如果一味的要将一些传统的文化家以现代化的修饰的化,那么,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希望我们在许多年以后的今天还可以,等待着一个传统的中过式的端午节的到来吧!

春节在即，改革春节的声音多起来。有一批专家学者提出，可将春节改在立春这一天，相对固定在2月4日。又有人提出春节要向圣诞节、狂欢节学习，向现代转型，脱胎换骨。 传统由历史文化长期积淀而来，包括文化艺术、风俗习惯、道德信仰等内涵，具有文化认同、凝聚人心的价值，民族节日是民族传统一部分。去年传出韩国欲将端午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国内很多人愤愤不平，也有人提出专门立法，保护和倡导传统节目。 但在全球化时代，也有人以西方节日为参照，觉得传统节日落后，如认为中秋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认为春节囿于血缘的小圈子。于是呼吁与国际接轨，希望传统节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化”。 请大家选择如下一个角度，参与讨论：如何对待传统，如何确定传统是好是坏，传统节日是否需要“现代化”，传统节日所着力维系的家庭价值是否已经过时，怎样看待中国传统节日与洋节的关系，两者是否存在冲突。 说明：传统节日话题2月11日（正月初三）刊出，截稿日期是2月7日（星期一）中午，敬请读者参与，及时赐稿。

　一、邓小平理论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轨迹

　　邓小平理论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轨迹表现在它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所做的根本结论。美国为首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才是现代化的惟一道路,任何国家要发展壮大,都必须全盘接受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和道德标准在内的西方文明。很明显,这种理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色彩。从历史发展来看,现代化确实发端于西方国家,但现代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由于各国历史与国情、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不同,现代化在各国的实现模式必然不完全相同,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而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充分说明他们所走的道路和模式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发展“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的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把握了航向,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进行。

　　二、立足国情,绘制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重新认识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奋斗目标又重新做了实事求是地考虑,使其更加具体清晰、更加符合客观实际。1979年12月,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一千美元”、“小康之家”这一比较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目标被党的十二大所采纳,从而正式制定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以后他在多次谈话中又逐步形成了从20世纪的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为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确认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强调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是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还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努力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途径上强调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强调改革开放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如果放弃了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了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还把坚持改革开放的长期性和实现战略目标的长期性统一起来来认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 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中国经济社会战略目标实现的政治保证是四项基本原则;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科学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提出了客观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以往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此,他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遗愿时提出“把标准放低一点”,改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且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向后推了50年;把“走在世界前列”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发展指标上,抛弃了单纯用某种产品来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做法,而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指标。通过这些调整,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真正成为切实可行的、易于操作的、既具有一定难度又经过一定努力能够实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次,邓小平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实现的方法和思路上,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依托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主张在对内对外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这样就使我们彻底摆脱了主要依靠群众运动来实现现代化的思路和模式,把经济建设放在现实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第三,邓小平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邓小平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既包括了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又包括战略重点、战略要求、实现的关键和途径、实现的条件和政治保证等一系列内容,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战略思想体系。并且邓小平始终非常关注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坚持“一个中心”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从战略上扭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使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接轨;将中国由封闭状态推向全面开放,由墨守成规推向全面改革。

　　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更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落后的问题。但社会主义本身处在探索中,并没有现成之路。

　　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所获得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正确回答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将改革的突破口首先确定在农村,在占人口80%的农村首先进行了一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带革命意义”的改革。这场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品经济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也促使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为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建立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内首先允许市场对经济的调节,这也成为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的一个实践基础。改革的成功和特区建设,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冲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束缚。邓小平对这一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理论尽管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但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框架。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一些人误认为市场机制作用的不断扩大与增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改革止步不前,难以向纵深发展。在这个重要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改革的发展拆除了思想的藩篱。在“三个有利于”的基本价值尺度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论述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彻底更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改变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更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

　　四、以经济现代化带动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开创了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新局面

　　邓小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搞政治体制改革也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西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邓小平认为,民主与法制好比人的两只手,哪一只手也不能削弱。不断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实行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有领导、有秩序地和健康地进行的重要保证。

　　中国的现代化既包括经济的现代化,也包括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邓小平也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坚持这一正确方向,除了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经济上加强宏观调控,还必须要思想保证,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的,“实行改革开放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

　　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寻求新的突破和转折的重要时期形成的,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史上出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也为以后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完善和深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在邓小平理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包括“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党在深刻总结人类社会、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经验,以及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情况,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及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这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精力,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毫无疑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奋斗目标和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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