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了还在宣扬国学的都是些什么人

　　只有一人，季羡林。国家中央领导承认的。
　　季羡林：学术大家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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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得上的名副其实的已经没有了。

现在的国学大师，已经都死了。看看现在的社会的风气？？？？？？？？？？？

现在没有国学大师，只有学术超男！

文怀沙

去年评选中国20世纪十大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至今论声不绝，很热闹。

　　120万人投票选出十大国学大师，很有一些人发表议论，有的认为某一大师该入选而没有入选，有的则不同意其中一些人入选。原因就是对“国学”有不同的理解，对“大师”也有不同的标准。

　　首先，什么是国学？相对于洋学，而有国学，国学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学。但中国学包括哪些方面？当然应该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至于后来印度传进来的佛学算不算国学？有的认为不算，如张岱年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没有讲到佛学；有的认为佛学也算，因为佛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化了，成为中国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例如许多《中国哲学史》教材都有佛教的内容。中国人过的腊八节就是佛教节日，中国人因果报应观念就与佛教有关系，天下名山僧占多，到处有佛寺。旅游业发展起来，很多佛寺、佛像又得到重新修缮、扩建、重塑。佛教如果算中国学的内容，那么基督教算不算？它传入也已经几百年了，到处有教堂，也有许多信众，复活节、圣诞节也有许多人过。而在中国有影响的世界各国文化，如果都算为中国的国学，那就可能泛化，有滥用的嫌疑。一般地说，用汉字撰写的中国古代典籍，都属于国学研究范围，当然包括经史子集。有人提出这只是汉学，不是国学，因为还有很多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著作。汉语在国内叫汉语，叫普通话，叫国语，在国外就被叫成中国语。现在全国许多高校有中国语言文学系，讲的也主要是或者只有汉语言文学。为什么？汉族是最大的民族，是中国的代表。因此，国学、汉学、中国学，平常可以通用。大家按习惯用法，国学当然有一定的范围，主要包括对经史子集的研究。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将《四库全书》作为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没有什么大错。反映了一般的情况和普遍的概念。国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模糊性，非要从概念上进行推敲，那就有讨论不完的问题。如果讨论清楚才投票，可能十年也选不出来。

　　其次，大师标准是什么？我想，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有比较系统的国学知识。国学以《四库全书》为主，《四库全书》卷帙浩瀚，一般人是看不完的，那些被选入十大国学大师的名家，多数也没有看完。看完不是必要条件，知道得多一些，是需要的。以上十位，看多看少，在这一点上都是合格的。第二个条件是对这些典籍中的某些内容有较深的研究，有创新的见解，即对国学研究有所贡献。研究范围有大小之分，成果也有大小区别，但他们在研究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成果。因此，他们也都合格。第三个条件，对国学有深刻的领会，有的推崇，有的批评，都对国学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第四个条件，总结出国学的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培养出一个或者一批国学名家。有以上三条，没有最后一条，可以称为国学名家或大家，未必够“师”的资格。有的人懂得几国语言，懂外语并不是国学大师的必要条件。但是，懂得较多外语，对于认识、分析国学的问题，会有所帮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孔子是大师，非儒的墨子也是大师，辟杨、墨的孟子也是大师，非子思、孟子的荀子也是大师。董仲舒是大师，韩愈是大师，程、朱是理学大师，陆、王是心学大师，理学是国学，心学也是国学，虽然有诸子百家，都不在国学范围之外。汉学有大师，宋学也有大师，都在国学大师之列。不论批评的，还是弘扬的，只要深入研究国学，都可以成为大师。

国学大师： 顾颉刚（中国地方性历史的创造者）、吴宓（哈弗三杰之一在国外宣扬中国文化使西洋文学和中国文学融会贯通）、 赵元任（语言天才中国地方性语言及历史研究大师）、徐复观（儒家和佛法的文化传承人）、 金岳霖（中国现代哲学和文学思想...

Borrowed Bio
the identificatory
in his tale
in the margin

根据现在的社会发展，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越来越高，云万里国学机正是对孩子成长中会有很大的帮助，让孩子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任继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我们这代人主要生活在20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分成两半。前一半是受屈辱的时代，八国联军侵华就是20世纪开始的那年发生的;后半段，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后半段又可以分为两半来看:前一半搞运动比较多，后一半搞建设比较多。文化的特点是它像流水一样不容易隔断。中国的文化有多少年就得算多少年，有3000年就得算3000年，5000年就是5000年。这种文化的继生性特点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无法否认的。没有传统就没有今天，大家都是在旧的文化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接上去，发展，这是国学的目的，国学就是传统文化。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的提出实际是从清末开始的。当时我们国势衰败，西学传入。西学是强势文化。当时西学的传入与印度文化传入不一样，印度文化是和平传入。西学带着武力，依靠船坚炮利传入。正因为有西学的传入，才有“国学”的提法，不然“国学”很难普及。20世纪前半叶，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要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把他们好的东西拿来充实我们自己。不吸收是绝对不行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西学冲击刺激了我们。我们才发现自己也有哲学。我们经过梳理，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了现代哲学独立学科。有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经学、子学里本来就有大量的哲学学说。
　　袁行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1840年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遂又提倡国学，于是出现了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争论。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何况国学中的确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作用。
　　余敦康(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抗战时期，一大批国学大师涌现，抵抗日本，爱国救亡。包括冯友兰、贺麟、熊十力、梁漱溟、钱穆、陈寅恪等都是这时候出来的，当时对于鼓动中国人民的士气起了很大作用。他们都有留学背景，提出新儒学，新心学等。所以他们绝不是脱离时代的，不是书斋式的研究国学，而是与民族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打开，外国人来观光，提出要看孔庙。可是“批林批孔”把孔子给批倒了。于是就找了李先念同志，他当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找到《历史研究》，让写篇文章。这个任务交给了庞朴。庞公当时是副总编。庞朴就找我们来商量，说这怎么搞啊，掉脑袋的事呀。七想八想，孔子政治家别说了，哲学家也别说了，教育家总可以说吧:伟大的教育家，第一个把官学变成私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么一写，然后就在《历史研究》发表，后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是我们给孔子第一次平反。后来形势慢慢好了，又有了《孔子再评价》等文章。
　　21世纪的中国:国学和我们在一起
　　任继愈:我们中国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外国的历史讲不了5000年，1000年都讲不了，美国讲两百年，再往前追，就是印地安那史了，要不就是欧洲移民史。英国、法国的历史也不长。古巴比伦文化，成了现在的伊拉克。真正几千年不断的只有我们一家。这很特殊，为什么没有断，不但不断，还有发展?这很值得研究。“国学”题目就两个字，可做起来是做不完的。怎么让中国的文化获得新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这是我们的任务。温故而知新。这个“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汤一介:21世纪弘扬国学，一要打牢根基，二要吸收先进的文化。费孝通先生在文化问题上提出一个观念，叫文化自觉。他概括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各种文化要知道自己文化的美，要学习展现别人文化的美，美的文化要放在一起共享，这样就天下大同了。文化自觉的提出，我认为有深刻意义。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民族的价值，这个民族怎么存在?不知道别人文化的好处也不行。我从来不认为儒家思想都是正确的，都适应现在的社会。但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精神之所在，是我们文化传统之所在。打断这个传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中对解决人类的三大问题都有很好的资源。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自笛卡尔后就讲“主客二分法”，一直主张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所谓“人类中心论”。结果发展到后来，人破坏了自然。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朱熹有句话讲得特别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此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人与天是不能分离的，有了人，天的使命就在于人。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儒家也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孟子的仁政学说，其核心是“有恒产则有恒心。”百姓没有恒产，怎么能有良好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第三，人的自身问题。人的身心问题有内外两个方面。现在社会问题多，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内部外部问题没有解决好。宋明理学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就是追求人的身心内外的和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达到这个境界，人的身心内外就和谐了。儒家思想里有很多资源，我们要整理出来，解决当今的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袁行霈:我在1992年写的《国学研究发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我今天重申这段话是想表明: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学。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和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现在中外文化交流呈现明显的入超状态，有人统计，文化的进出口比例为14:1，这未必是精确的统计，但值得我们注意。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在广泛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有责任将优秀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共享。
　　余敦康: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为什么中国能够凝聚这么多人，这么多中国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有外国人参观中央民族大学，看了以后说，这在我们那儿是不可能的。要让以色列的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学，非打成一锅粥不可。可是中国56个民族，不管什么宗教、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协和万邦，万邦都能和谐共处，这不就是联合国的宗旨吗。国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国学就是文化，文化不是纸面上的东西，而是中国人的生命方式，根深蒂固地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统，成为基因。你不了解这个基因，违背了它，你就会失败。当年搞人民公社，把家庭取消，吃食堂，搞大兵团作战，男队女队，结果全国人民没饭吃。改革开放搞家庭联产承包。这场发自农村家庭的改革，国家没有投一分钱，粮食问题两年就解决了。就是两个字，家庭。家庭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几千年都是如此，家庭是个经济体、生活体，又是个血缘体，还是个文化体。这个文化是不是国学?它没有学，可是他与国学血脉相通。国学在这里不是一种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是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没有学过、接触过经典的东西，但是在文化上、精神上都会有一种认同感。
　　态度很重要:国学是无用之大用
　　任继愈:开办《国学》版，就是要在媒体上加强中国历史传统教育。我们的历史光辉灿烂，也很丰富，经验很多，奋发图强的经验，克服困难的经验，抵抗外族侵略的经验，发明创造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要把它们继承下来，首先就得要让人们知道。媒体跟学校不一样，一个学校才几千人、万把人，而媒体的读者要多得多，影响是全社会的。所以，责任重大，也很艰巨。
　　汤一介:我认为当前把国学在报刊的版面推出来，对文化的建设，对民族精神的建设发扬，对加强民族凝聚力，对我们在世界展现自己的面貌等方面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要记住，不能只要国学。只讲国学，我们就孤立自己了。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提法是不对的。要美美与共，要共同享受美好的文化。欧洲文化中心论破产了，不能再搞中国文化中心论。这是不明智的，也做不到。袁行霈:国学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内容十分丰富的学问，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国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在21世纪国学仍然不可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不可能很多，也不必太多。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要耐得住冷板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同时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
　　余敦康:光明日报办《国学》版影响面很大。国学不单单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千万不能把国学只当做国故。那样的话国学就只是过去的、古老的东西，成了一个故事堆。我们的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称。应该去这么讲，是回答我们现在中国人生存的主题。可是我们没有把它提出来，把自发的东西搞成自觉的东
　　西。《国学》还是要面向大众为好。现在很多外国人学习汉语，学习的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呢:孔子学院。它怎么不叫秦始皇学院、汉武帝学院?孔子代表一种文化，一种符号。国学就是中国的根。不要把国学看做具体的东西，唱个昆曲，学段京剧，就是弘扬国学，不要这么理解国学。国学是广义的中国文化，是传统。
　　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记者徐长安)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袁行霈今天在此间呼吁，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学，“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

　　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学论坛今天开幕。袁行霈以馆长身份做了长达六千多言的主旨报告。他说，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正当西方文明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型，中华文明急需吸取其营养奋起直追的历史关头，清朝统治者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丧失了历史机遇。现在，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于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加自觉地发展与中国地位相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袁行霈说，今天是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的时代。此时，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国学的当代意义是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宏伟目标来实现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态度。研究国学，应以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深层的、学术性的部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

　　这位学者强调，对待国学应当抱三种态度，即分析、开放、前瞻的态度。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

　　他同时告诫，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继承传统文化，要有所取舍，不能复古倒退；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取舍由我，不能不分优劣，全盘西化。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都丧失了文化自主创新的立场，都是没有前途的。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鼎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
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
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
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
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国学热从成因上分析：
1、国学本身有着巨大文化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国学并不热，而是前段时期太冷了。
2、高层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在净化民风、维系两岸血脉联系、扩大国际影响力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3、社会的浮躁促使人们在国学中寻求一份沉稳和厚重。
4、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更多人有条件关注、学习这门“不能用来糊口”的学问。
5、近代甲骨文的发现使国学有了新了的研究领域。
6、有少数附庸风雅的、图名图利的、愚昧迷信的，加入到国学大师和国学爱好者行列。
所以，“国学热”应是褒义居多、贬义居少。文化发展有个规律：除非是毒瘤，否则就任其发展，没必要推动、也没必要阻止。国学这东西，往最坏处说，能把人学愚学傻（这种人即使学马列照样能学傻，愚，与人有关，与学什么关系不大），除此之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其中既有自然的发展规律
又有我们中国人主观上的意愿
中国历史上创造过很多次辉煌
我们是一个骄傲的民族
优秀历来就是我们的传统
欧洲人却从骨子里不承认这些
我们就要用事实来证明
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实力
中国人的智慧完全能做到

因为有人利用国学忽悠到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