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国民的历史教育讲些什么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

（一）创办新式学堂

洋务教育是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又符合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一八六二年，清政府在北京开设京师同文馆。这是一所洋务学堂。以后，洋务学堂不断开设。在洋务运动中遍设的洋务学堂，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方言学堂，也就是外国语学堂。第二类是军事学堂，第三类是技术学堂。后两类亦可合称军事技术学堂。

对同文馆评述：

京师同文馆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同文馆创立之初，是专修外国语学校，学生都是从满族亲贵中选取的十三、四岁的少年。初创时有英文馆，后增加法文馆和俄文馆。

同文馆的课程，外语居于首位，以后课程有所增加，同文馆的教育，特别重视对学生封建道德习惯的培养，在学校管理上，受外国列强控制。学校经费由海关拨款，而海关则由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掌管，管理学校的大权也逐步落入外国人手中。

同文馆的性质：

同文馆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性，是清朝政府和外国资本主义在教育上相互结合的产物，同文馆和它以后出现的一批洋务学堂，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开端。它不仅具有了新的办学形式，而且在外国学校演进为综合性学校以后，增设了一系列自然科学课程，科学教育正式列入中国教育制度之中，教育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留学教育

洋务派除办学以外，还开了我国公费留学生的先声。他们曾派不少留学生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留学活中，最著名的是容闳率一百二十名幼童留学美国。

洋务教育的影响：

洋务教育具有深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它是在不改变封建教育的根基的基础上，增添些西方新教育的因素，其成效是可怜的。但从中国教育的演进来考察，洋务教育，办了中国第一批新式学校；“西学”如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等被正式列入教学内容；培养了一批近代第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等。洋务运动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不能忽视的。

二、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

（一）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光绪帝谕自下科为始，乡会试用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进士、举人、秀才的考试，原来的八股文一律改为策论。在规定的考试之外，还开设考试经世致用的学问，——经济特科（法律、财政、外交、物理学）以选拔新政人才。

（二）在北京设立京师太学堂，

（三）筹办高等、中等、初等各级学堂和各种专门学堂。

（四）派人出国游学。

（五）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编译学堂外国教科书及其他书籍。

意义：从这些改革措施可以看出，有关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富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对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进行了重大冲击，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展本主义的愿望，他们教育主张得到了某一些实现。

科举制度的废除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改革科举内容。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根据御史陈秀莹的奏请，将算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于每届乡会试时酌量录取算学人才。这是科举改革的先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采纳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开设经济特科，乡试皆试策论。初场试专门题，次场试时务题，三场仍试四书文，中举者称经济举人。“百日维新”期间，在改良派人士的推动下，清帝毅然下诏废除八股试帖小楷取士制度，凡乡会试和生童岁科一律改试策论，并停罢武科。�

第二，递减科举中额。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的一般官僚和封疆大臣纷纷请求分年递减科举取士名额。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在《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中建议：“以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10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科举取士名额的减少，学堂名额的增加，进一步削弱了科举制度。�

第三，停止科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奏请立停科举，兴办学校。他们认为：“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他们吁请清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以“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11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迫于大势所趋，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11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至此，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延续了1 300年的科学制度，终告废除。�

2. 新学制的确立�

清末在兴办新式学校以前，仍沿用传统学校制度，中央设国子监、宗学、旗学、觉罗学、算学馆及俄罗斯学馆等；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及书院。此外，还有一些近似私塾的义学、社学。清末私学相当发达，遍布全国各地，有家馆、私塾几种类型。由于清统治者重视科举取士，无论哪种学校，都不过是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有其名而无其实。清末的封建旧学校空疏腐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1901年9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要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776页。）。随后又连降数谕，笃志兴学。其标志就是《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此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这是清末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学校系统，也是中国近代最早法定的学制体系。光绪二十八年是壬寅年，所以这个学制又称“壬寅学制”。“壬寅学制”虽然正式公布，但没有实施。�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3年12月），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定一个《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经法令正式公布在全国实行的学校体系。光绪二十九年是癸卯年，所以这个学制也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纵的方面分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设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儿童从7岁入小学堂，到通儒院毕业，共计26年。横的方面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二） 各级各类学校系统�

1. 直系学堂�

蒙养院。《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蒙养院的教育宗旨是：“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智，使之远于浇薄之恶习，习于善良之轨范。”（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38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蒙养院招收3-7岁儿童，每日授课不超过4学时；教育内容以“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喜好之事物”为限度；教育方式采用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蒙养院附设在各府、厅、州、县以及大城镇的育婴堂和敬节堂。由于缺乏保教人员，蒙养院很少。清末南阳县潦河坡、董营等处办有幼儿园，入园儿童多为遗弃孤儿和痴呆儿童，以抚养治病为主，较少教育。�

初等、高等小学堂。《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焉，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朱有�NFDBF�：《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174页。）教授科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8门。每周授课不得超过30学时，其中读经讲经课每学年每周12学时，占全部课时的40%；读经讲经的内容不外《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礼记》等，5年毕业。小学堂办学形式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种，学校编制有单级、多级、半日三类。《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毕业者入高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体气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189页。），4年毕业。所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9门。每周授课36学时。修身以《四书》为教材，经学讲授《诗经》、《书经》、《易经》、《仪礼》等。此外，高等小学堂还加授手工、农业、商业等随意科。

洋务运动中国家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像詹天佑就是；戊戌变法时设立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的北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洋务运动阶段主要是公派留洋，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戊戌变法时成立京师大学堂，引人西方教育体系。

清王朝建立之后，一方面在全国实行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一方面又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实行用儒术统制思想的政策。清朝统治者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在立国之初便制订了“兴文教，荣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综观清朝历史，贯彻这一文教政策的主要措施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崇孔子，倡导儒学

儒家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权威，是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清朝统治者也不例外。清朝入关以后，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给孔子加封尊号，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称“至圣先师”），大修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典礼，给孔子的后裔加封巡衍圣公以及给予种种荣耀和特权，给孔府增拔土地，赏赐财物。康熙南巡，过曲阜，谒孔庙，召集官吏儒生，讲论经义，甚至以天子之尊，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对历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优礼有加，为他们建祠庙、立牌坊、赐匾额。“先儒”的后裔都世袭五经博士，备加荣宠。清政府千方百计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清王朝之所以大力尊崇孔子，倡导儒术，目的是用以巩固封建秩序，加强专制统治。雍正帝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若无孔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①可见统治者尊孔是虚，借以钳制人的思想，以保证社稷永年是实。

二、推崇理学，扶植汉学

清朝对程朱理学，尤其极力提倡。清朝统治者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的思想权威，作为支配人们思想行动的准则。康熙帝不但重新刊行《性理大全》，还亲自主编《性理精义》。《性理精义》亦作《御纂性理精义》，是一部辑录两宋理学家学说的书。雍正帝也根据程朱理学，亲自主编《大义觉迷录》、《朋党论》。强调知识分子、学生和大小官员必须熟读以进行思想控制。

为了表示对程朱理学的尊崇，顺治十三年和康熙五年，分

①《东华录》雍正朝，五年七月

别下诏以朱熹婺源十五世孙朱煌、十六世孙朱坤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在籍奉祀。康熙特别推崇朱熹，他说：“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篡之书，皆明白精确，朱子之功，最为宏钜”。对朱熹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把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成为清朝办学育才的指导思想，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对于程朱理学，清政府规定一律不得违反，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如雍正王朝时，有个谢济世，注解《大学》从《礼记》本，而不从朱熹的《四书集注》本，被告发后罚为苦役。

为了笼络人心，乾嘉时期的清朝统治者感到意识形态领域单靠采取高压政策并非良策，发现考据学可以利用，以便从阴柔方面达到统治目的，所以在推崇程朱理学的同时，适当扶植以烦琐的考据作为治学方法的汉学，遂使考据学盛行一时，汉学家蜂拥而起，汉学终于在清代学术领域中成为占有优势的专门之学。考据学成了统治者的点缀和消耗知识分子精力和才华的工具。考据学的繁荣，使得“统治者既利用它使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实际来巩固政权；学者也利用它以全身远祸”。清代统治者也正是看中了考据学的这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它，使之得到发展。可以说，乾嘉学派是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恩威并济的文化教育政策下产生的畸形儿。

三、广泛兴设学校，严格管理制度

清代的国学和地方学校基本上承袭明代旧制，在京师设国子监，在地方设府州县学。顺治元年（1644）置国子监，分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与广业六堂练习。设祭酒、司业总理业务；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负责教学；设监丞，负责绳愆厅。随后，又陆续创立了算学、八旗官学、宗学、觉罗学、俄罗斯文馆等。各省地方除府州县学外，乡间还设有社学。康熙九年曾令各省设社学置社师。此外还有义学。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完整的学校体系，各种学校的数量发展很快。

在广泛兴设学校的同时，严格管理制度，加强对各级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尤其是在清朝官学中，从生活到学习，各种制度一应俱全，生员的衣食住行都有严格的规定。清朝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方针，一方面给生员以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又施以高压管理手段强迫生员就范。首先，在教学上规定必读教材，如《圣谕广训》，它从道德、伦理、风尚、法律等方面规范了封建行为准则，成为清代学校道德训练的标准。这些必读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将具体事例与法律结合起来，将行为规范的约束与专制思想的灌输结合起来。其次，在生活管理、教学管理上作出严格的规定，并且监规禁例条目繁多。例如，在请假制度方面规定“各班生员凡是一应事物，先于本堂教官处禀知，令堂长率领赴堂廪复”。既使上厕所，都待持牌放行。第三，清统治者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入学深造，不惜给予优惠的政策和巨额的投资。生员的身份高于庶民之上，一人读书，全家光荣，其社会地位自然令人羡慕。这样软硬兼施，造就了一批安分守已的封建奴才。

四、实行文化教育的封建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交替使用了镇压和欺骗两手，即实行一手高压，一手笼络的政策。

在教育领域，清朝统治者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颁《圣谕十六条》于直省学官：……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每月朔望令儒学教官传习该生员宣读，务令遵守。违者责令教官并地方官详革治罪”。①雍正二年又颁布《圣谕广训》。这些“圣谕”意味着清政府正加紧在思想上，教育上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和控制。尤其是道德教育更注重灌输，重劝戒，更具有文化专制主义的性质。

清官学把德行为本的方针贯彻于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落实到各项管理措施之中，从而加强了对生员的思想钳制，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管理体制。清代的《卧碑文》②有八条教条，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要求官学生员在校必须“诚心听受”，读书明理；第二层意思是要求官学生员在校外要“爱身忍性”，少说少管。这意味着清朝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用一种封闭的管理手段和高压的强迫手段来排除社会对官学生员的影响，把官学生员引入埋头读死书，一心死读书的途径中，以塑造他们所需要的封建卫道士。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最显著的特征。

在思想领域，规定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准绳，禁止一切不利于巩固皇权，阻碍专制统治的思想言论。

从总体上来看，在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实行的高压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兴文字狱。从康熙到雍正乾隆年间

①《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七》

②《清文献通考》卷六十九《学校考七》

大兴文字狱，镇压手段之严厉和残酷在中国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康熙二年（公元1663）有著名的庄廷钅龙 戴名世等文字狱。雍正时期，有汪景祺之狱，吕留良之狱等。朝隆时期被罗织的人更多。大兴文字狱的目的在于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结果。二是大规模销毁书籍。凡是认为对清政府不利的著作、诗文，一概毁板焚书，严禁发行。乾隆帝（三十九年）上谕中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易置之不办。”①据史记载可查的，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四十七年，先后烧书24次，销毁538种，13862部。目的在于消灭异说，进行教育思想的钳制。

同时，清政府也实行一定的怀柔政策，笼络人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科取士，提高官学地位。清统治者在入关之前，于天聪三年（1629年）便开始实行考试取士。定都北京后，沿袭明朝旧制，建立起完备的科举考试制度，成为吸收士人入仕参政的主要途径。另外在官学生员的政治前途上许以特殊政策和优待，在社会中许以某些特权，以此网罗人才。二是编辑书籍，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清政府招罗大批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康熙时编纂了《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乾隆时编有《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四库全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四库

①《东华录》乾隆帝，三十九年八月

全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国古代书籍，在战乱和社会动荡之中，损失严重，清政府出面组织整理编写各类典籍，这对保存和传播我国古典文化确实做了一件不小的善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救国图存成为时代呼声，改革中国旧有的封建教育制度，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有用之材，成为朝野上下议政的热点之一。1901年初，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西安期间，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各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事，“当因当革、当省当并”，限两月内奏报朝廷。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改革的机构。从此，各项改革“新政”陆续出台。主要内容有：改革官制，兵制，奖励工商，改革教育。其中，改革教育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内容。8月起，清政府陆续颁布了兴学诏书等一系列教育改革法令，包括重开京师大学堂；各省属府、厅、州、县书院均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大、中、小学堂；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等等。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中国教育开始了从传统到近代的结构性转型。清政府通过政权的力量，将资产阶级改良派改革旧教育的主张逐渐付诸实践。
　　1901年9月，慈禧太后颁发谕旨，称“人才为政事之本，兴学育才为当务之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著各该省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我国第一部确立新式学制系统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1904年，清政府审定颁发了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重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其内容包括《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程》、《各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奖励章程》、《学务纲要》等一系列章程。《壬寅学制》虽然公布，但并未实施，实际上《癸卯学制》才是我国经法令公布，正式在全国实行的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校体系。
　　《癸卯学制》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机构及学校管理等都作了相当详细的规定。它将学前教育的“蒙养院”划出学校系统之外，将从小学到大学后的整个学习过程划分为3段6级：初等教育段9年，分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2级；中等教育段5年，不分级；高等教育段7年，分高等学堂及平列的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至4年，通儒院5年（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学制的制订与颁布，解决了各地兴学无章可依的矛盾，为新式学堂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未“新政”中的教育改革，本意在于顺应时势，培养既忠于朝廷又懂得西学的官员后备队伍，指导思想仍然是洋务派长期以来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堂教习的仍是“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同时，建立京师大学堂即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清华学堂等一些重要学府，同时，委派了好几批派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近代的先进科技，为我国培养许多近代人才，但从推进教育现代化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同时建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清华大学等一些重要学府和派留学生等措施为我国培养许多人才，并且派留学生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