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前为什么没有实行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在当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抑商政策则是明显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早已过时。我们今天不但不能歧视抑制民营企业，反而应该是大力鼓励、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那么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是怎样的?
什么是重农抑商政策：通过法律困辱工商业者，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这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传统的形成，直接由“农”、“商”对封建国家的“利”、“害”属性所决定。
从政治经济方面讲，私人工商业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结构的稳定有着经常性的危害，它常导致小农经济的瓦解。从伦理方面讲，私人工商业是对封建等级秩序、“均平”秩序、俭朴秩序的经常性破坏因素，它易导致社会尊卑贵贱关系的紊乱。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以“重农抑商”为国策。
中国古代法中的“重农抑商”传统，人们很早以前就专门研究过它的形成原因。人们认为，其原因不外两者：一是在中国古代，商业是对作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基础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经常性威胁，故要抑商而促农;二是在亚细亚社会，商业经常威胁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行使其广泛的公共职能(如举办公共工程以抵御自然灾害、修长城抵御外族入侵等等)，故要抑之。现在看来，这种结论是不全面的：只注意到了形成这种传统的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观念原因或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这种原因，就是“义利之辨”、“重义轻利”观念为代表的伦理思想。

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商周时期国家曾采取鼓励政策，支持商业发展。后来社会上出现日益严重的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等危及政权统治等问题，于是出现重农抑商思想。战国时期强调耕战、加强中央集权于是出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商鞅在秦国实现变法时，首倡“重农抑商”。
西汉初年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商人却囤积牟利。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严禁商人购置土地，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经济造成阻碍。汉武帝推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及加重征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
中唐以后重农抑商的政策有了某种松动。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但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至于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
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
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
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
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重农抑商影响
(一)积极影响
1.有助于稳固封建统治
通过从思想到政策的演进,王朝统治者把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大事来抓,采取鼓励农业和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措施,将尽可能多的劳动人手固着于土地之上,最大程度地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的直接结合,来切实稳固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了国家政权统治。
2.符合当时经济运行的规律
古代社会,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是最为基础和最为重要的,对民间私营工商业采取抑制政策和措施,来保障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强调以农业为主导为重要,以工商业为辅助为次要,保障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主次重轻关系,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运行结构要求和运行规律的。
3.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农业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但效益低,利润增长缓慢;工商业运营灵活,能够短期见效,效益高,利润积累迅速。高效益高积累的工商业,是促使社会财富占有发生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推动力,重农抑商政策主张对农业扶持,又主张对工商业抑制,这有着防止两极分化的一定积极意义。抑商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引起变化的总根源。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商人和商业,使社会再退回到没有变化以前的静止状态,至少可以通过抑商政策的贯彻,以限制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缩小商业营运的范围,便可以把它们的消极影响和造成的社会动乱减少到最低程度。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采用各种手段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宋代、明代中期后都不重农抑商，所以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改朝换代后，资本主义萌芽消失了，重新开始了重农抑商。
(二)消极作用
1.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形成
抑制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抑制商业经济的发展采取把商业从私人手里夺取过来，改为官营的方式。于是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便完全被堵塞了。
2.使中国社会长期处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就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西欧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然而，它们的命运却戳然不同。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不断遭受摧残，要归罪于重农抑商政策。
3.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重农抑商政策，但是封建主义的政策，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则反映地主阶级的文化，成为社会矛盾的主导文化。这些文化对农民的心理影响还是存在的。抑商政策的严重后果不仅是从根本上限制了工商业，更重要的是，使农民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农本”观念和“轻商”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农民的择业视野狭窄，长期固守于土地，相安于农业，受束缚而不自知。很明显，重农轻商的观念是农村产业开发的一大文化障碍。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在这时，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并在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这虽有利于国家稳定统一，巩固中央政权，却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明代自弘治以来断续出现，并逐渐高涨的重商恤商思想，历经六七十年的酝酿，是在隆庆中后期才被朝廷认可，并对原有的病商扼商政策作了较大幅度调整。直到这个时期，官方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扶助商业使之繁荣兴旺，货畅其流，对社会民生以及充实国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②当然，也必须看到，明中叶以后的赋役制度、户籍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本身颠错混乱，难作为稽考的凭据；而且已经和当时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总趋势背道而驰。要使用这些过时的腐朽绳索捆绑住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限制它的变化，必然是徒费心机。事实上，当时城市镇墟工商业正在突破传统的高压而茁壮成长，并不断从农村搜购原料和吸收劳动力，同时亦将一些生产资料和消费商品提供给农村。部分地主将土地投资转为工商业投资，部分农民弃本就末，力图在城镇工商业、运输业中谋取枝栖，这已经是无可逆转的潮流。在农村由丈量土地、调整负担，到逐步推行重新编征赋役的一条鞭法，与在城镇制订和推行资商重商的政策，本来就是隆万经济大改革的两翼。只有从宏观的大视野角度来观察，才可能从本质上理解高拱和张居正等重商主张的原委，理解这样的政策，之所以在隆庆中后期到万历初期能以朝廷法令推行的原因。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万历时代”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
万历年代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万历时代”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文化事业昌盛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辉煌的年代。 万历也是满清初起，世风堕落、思想多元化。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时代。

“万历时代”的生机活力比死气沉沉的康乾盛世强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到了顶点，是中国历史的岔路口。

在矿产业方面，满清统治者的做法与航海贸易极其类似。
农是根本，这的确不错，然而死死抱住这一条，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却成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种“传家法宝”。为开矿一事，满清统治者的心态十分犹豫，从动机上来看是尽量限制，为此从清初一直争论到十九世纪初，开矿与禁采，反反复复，总的原因是民间的渴求极强，而清庭的担心顾虑也极深。这种担心顾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影视媒体上被吹得浑身发光的雍正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决了两广总督有关在广东开矿的奏请。在传谕中，先是讲了一通“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之类的大道理接着就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对于开矿带来的税收，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为“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
满清统治者们对开矿一事十分谨慎，除担心矿场杂人易生事外，还担心开矿很冲了他们的“龙脉”和“地气”。如乾隆五年允许召商采煤，而大臣说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无关城池龙脉”。需要说明的是，允许采煤的这一年已经到了1740年，距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为此后在开矿上就一路绿灯，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庆四年，乾隆刚死不久，嘉庆皇帝就下令禁止在畿辅开采银矿，理由酷似他的爷爷雍正那一套。历史真会玩戏法，直让后人感到悲哀与无奈！

这思想是战国时代秦朝商鞅变法中首次提出，不采用了应该是在清朝末期，因为清朝统治者因为战败签下一大堆不平等条约，财政赤字严重，外债债务数额高，清朝统治者想通过商人的税收中减轻债务。所以就解除这政策。
清朝末期解除的。上面有说到

提出重农抑商的是商鞅!
而真正把重农抑商实现当成国策的是西汉!!
包括不准许商人穿绸缎不准商人的子孙当官等等把重农抑商条列化具体化法律化了!!
在明朝末年和清朝前期达到高峰!
一直到清末的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时候政策才有所松动!
民国时放开!!
共和国前期也有一点重农抑商1
改革开放后才彻底放开!!!但是还是有受到重农抑商的影响!没有根除!
产生的后果有到目前仍然在农业经济上摆脱不了小农经济!和法国一样!!

在商鞅变法中首次提出

不抑商这个观点没有确切的年代提出!`
在明末清初,当时有位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农商皆重的观点!
黄宗羲驳斥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

从战国时代开始，商鞅变法中首次提出，这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重农抑商是为了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乖乖的接受地主、官僚的统制。

1、最早提出是在战国的时候。

2、汉初民生凋敝，商人却囤积利益。

3、中唐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有了某些松动。

4、明清时期朝廷昧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大势，固守农本思想，严格限制商人活动，重征商税，严厉控制民间对外贸易，依然坚持重农抑商这一政策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时期，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该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着自身的特点与发展。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生和发展：
　　1.产生：战国时期(商鞅变法)
　　2.推行的目的：
　　(1)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
　　(2)根本目的：巩固封建统治
　　3.原因：商业的不稳定性及商业的流动性大，与战国时期强调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的取向矛盾。
　　4. “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表现
　　(1)战国时期的秦国：明确以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2)汉代：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严禁商人购置土地。
　　(3)中唐以后：有些松动，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行，商人地位提高。
　　(4)明清两代：不断加征商税，歧视商人，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和评价：
　　(1)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

开始的时间是：商周时期国家曾采取鼓励政策，支持商业发展。后来社会上出现日益严重的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等危机政权统治等问题，于是出现重农抑商思想。

废除的时间是：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奖励工商。百姓观念改变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民族工业出现，代表有：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铁匠方举赞和孙英德在上海创办的发昌机器厂等等。

扩展资料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此外，最新研究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可见重农抑商政策大致形成于战国时代，终结于清末。

重农抑商政策开始于商鞅变法，结束于清末新政。

开始:商鞅变法
结束:清末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