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没有“二王三恪”一类的传统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一直蒙着神秘面纱，至今未能揭开。一直以来，西方学者质疑夏朝的存在，考古又的确没有一锤定音的发现，然而根据史书种种记载，夏朝并非虚构王朝，甚至在夏朝之前中国还有虞朝，上古中国远比西方学者想象的更为发达。

之所以说夏朝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春秋战国时代，夏朝流传下来的诸侯国还有多个，其中一个周初被周武王封为公爵，且孔子还亲自前往学习夏礼，甚至说出“夏礼吾能言之”。尤为重要的是，甲骨文中还真记载了这一个诸侯国！

夏朝，姒姓，大禹奠基，夏启建立，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共传14代，17后（夏统治者在位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

大约在前1600年，商部族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夏桀。商汤的势力大，夏桀抵挡不过，边逃边战，最终在鸣条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史称“鸣条之战”。鸣条之战后，夏室覆灭，夏桀被商汤放逐于历山，与末喜氏同居，最后又跑到了南巢之山（今安徽巢湖），并死于此处。

夏朝灭亡之后，族人大约分为三支：一是剩余势力主要留居中原，二是夏桀带着不少族人从历山南迁至南巢，这便是南支，三是北支进入蒙古高原，与当地诸族融合，司马迁认为匈奴祖先是夏人，“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但现代考古发现匈奴并非夏人。

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的夏朝后裔，名气最大的约有四支（匈奴夏人说除外），即越国、缯国、褒国、杞国。

1，《史记》记载：“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越国国君是华夏先祖大禹的直系后裔中的一支。大禹巡行天下，在会稽山朝见四方诸侯，据说死后葬于此，因此夏少康为延续禹王陵的守护与祭祀，便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号曰“禹越”。春秋时代，越国勾践最终击败吴国，还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2，开创我国史书纪传的先河之作——《世本》记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考古发现，夏代曲烈封地缯国当在河南方城八里桥一带。鄫国（缯国）源自夏代少康次子曲烈（烈曲）的封国，因始封地名为“鄫”而得国名。历经夏、商、周三代，大约相袭了近两千年，一直到春秋时代，鲁襄公六年（前567年）才被莒国所灭。

不过，历史上可能有两个曾国，一是在河南方城，一是在湖北随州。在河南方城，尤其是八里桥夏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夏朝文物，与二里头夏代文化相同，其中出土的石钺是权力的象征，最早的主人应为曲烈。而在殷墟甲骨文中发现的湖北曾国，与商王朝是睦邻友好的军事同盟关系，这个曾国究竟有何来历，是否与方城迁移而来，目前学界还没有定案。

3，《史记·夏本纪》：禹“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褒氏……”清代嘉庆《汉中府志》载：“禹封其子为褒君，是有褒国。”立国与如今陕西汉中一带，经历殷商、西周，到东周初期亡国，延续长达一千数百年之久。春秋初期，秦国将犬戎逐出关中之后，褒人更加势孤力单，遂为秦人所灭。

公元前779年，周幽王攻打褒国，褒国兵败，于是献出美女褒姒乞求投降，褒姒可以说是褒国最有名的历史人物。

这三个国家的存在，也说明商汤灭夏之后，夏朝王族并未全部被灭，其中不少散落在了中原之外。当然，以上三国是不是夏人后裔，证据链还不够充分，缺少商朝记载的这一环，而杞国是夏人后裔之说就要相对完整的多了。

《大戴礼记·少间篇》记载，商汤击败夏桀，灭亡夏朝后，将夏王室姒姓的一些遗族迁到杞国（今河南杞县一带），但后来曾数次废掉杞国封号。

《史记·陈杞世家》记载，“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周武王伐纣之后，寻找夏朝开国君主夏禹之后裔，结果找到东楼公，便将他封到杞地，延续杞国国祚，封杞国为公爵，主管对夏朝君主的祭祀。

周初分封诸侯时，被封公爵的非常稀少，只有宋国（殷人后裔）、虞国、虢国、杞国少数几个，而我们熟知的姜子牙齐国、周公旦鲁国都只是侯爵，后来秦庄公才被封为子爵，楚国也是子爵，吴国被封伯爵，因此周朝封杞国为公爵，绝对是非同一般的礼遇，说明了杞国来历非凡。

周武王时封杞，拜为列国，待为上公，礼遇极隆，但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衰落，杞国封号逐渐遭贬，在《春秋》等史书中，杞国国君时而被称为“杞候”、时而被称为“杞伯”，甚至被称为“杞子”，说明杞国国君的爵位越来越低。

根据史书记载，杞国始建于商初，是夏代残余王族建立的一个诸侯国。但与越国、缯国、褒国三国一样，缺少商朝记载这一环节。那么，历史上的杞国到底存不存在呢？

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时期，杞国爵位是伯爵，武丁曾娶一位杞国的女子为妃，是其六十多个后妃之一。商纣王时期的卜辞，也记载有“壬辰卜，在杞，贞：今日王步于商，亡灾？”迄今为止，一共有六块殷墟甲骨文提到杞侯或杞地。可见，商朝时期杞国的确存在，唯一不能100%确认的是杞国与夏朝王族关系，因为甲骨文没有记载。

不过，尽管甲骨文没有说明杞国就是夏人后裔，但结合周武王对杞国的超规格礼遇，以及中国的“二王三恪制”的政治传统，不难推测杞国与夏人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孔子也曾坚定的认为杞国就是夏人后裔。

周厉王时期（公元前878年—公元前842年），杞国先后受到宋国、淮夷、徐国等势力的攻打，无法在河南地区立足，国王杞谋娶公将杞国从杞县一带迁到山东避难，先到山东滕县附近的邾国避难，而后迁徙到新泰一带。后来，列强入侵之下，杞国又两次迁徙，最终落脚于淳于（今潍坊市坊子区黄旗堡街道杞城村）。

总之，杞国虽然是公爵国，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经常遭遇入侵，被逼不得不四处流浪，《史记》对杞国的描述只有二百七十多字，而且还特别说到：“杞国微小，其事迹不值得记载。”

春秋晚期，杞国虽小，微不足道，却有三件事值得一谈。

公元前572年，鲁国正卿季文子做媒，将杞桓公之女杞女嫁春秋霸主晋悼公姬周为夫人。后来，杞女为晋悼公生下一子，名姬彪，为晋平公，曾让晋国再度成为春秋霸主。

由于杞国是夏朝王族后裔，存有夏礼，意义非凡，因此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但由于杞国文献大多散失，因此《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感慨道：“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夏朝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从孔子的话中，也可以佐证夏朝的存在。

第三件事叫“杞人忧天”，讲述的是杞人担心天塌下来，为此有所忧虑，寝食难安，有个智者从天体构成对他进行了开导（开导之语亦是古人宇宙观之体现），然后问答的双方都疑虑顿消，舒心地笑了。如今，杞人忧天是一个讽刺成语，但其实背后隐藏了杞人苦难经历，由此造成的国人忧患意识有关。

公元前445年，杞国最终在楚惠王的进攻之下灭国，最可能的夏朝王族后人国灭。

及至秦始皇一统中国之时，“天街踏尽公卿骨”，六国王侯都被贬谪为凡人，夏朝后裔更是微不足道，就此彻底融入民间。

《振鹭》一诗，《毛诗序》所作的题解是：“二王之后来助祭也。”至于二王之后又是指谁，郑笺云：“二王，夏、殷也；其后，杞、宋也。”武王伐纣灭商后，周王朝求夏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于杞地，是为夏之后；又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墟，成王初年武庚反叛被诛，乃改封纣王庶兄微子于宋地（今河南商丘），是为殷之后。汉匡衡曾说：“王者存二王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存三统也。”（《汉书》）所谓“存三统”，即“使郊天以天子礼，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孔疏引郑《驳异义》）。也就是说，让夏、商二代先王之后立国杞、宋，能够奉祀先祖，保有尊严。这是上古时代的一种政治策略，目的在于怀远柔迩，协和万邦，确保王朝天子的统治。毛序郑笺之说久无异议，到了明代，季明德、邹肇敏、何楷等人开始反对《毛诗序》的“二王之后”说，清姚际恒《诗经通义》更提出三点理由对《序》说置疑：首先，周有三恪即虞、夏、商三王之后陈、杞、宋助祭，此不应只指二王之后；其次，诗中但言“我客”而不言“二客”，似表明助祭者并非二人，再次，商人尚白，诗中之鹭正是白羽之鸟，与商人所尚之色相合。因此他认为此诗写的是一王之后即殷商之后微子来朝助祭之事，是周人对微子的赞美之词。他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公认，不过很有道理。
全诗共八句，不分章，按诗意来分有四个层次。首二句“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是以飞翔在天空的白鹭起兴，引出下文“亦有斯容”的描写。商人尚白，且是鸟图腾民族，通体羽色纯白的鹭鸟当被商人视为高洁神圣之物，它飞翔时优美的动势，栖止时从容的神态，今人且不免赞赏备至，何况是刚从原始自然神崇拜时代发展过来不久的商周人，它正是外在的美好仪表与内在的高尚精神完美统一的象征。
于是，三、四两句“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周人将朝周助祭的微子与被商人珍视的白鹭相比，对他大加赞美。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昕，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因此孔子称赞他是殷“三仁”之一。在他被周王朝封到宋国后，对外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对内广施仁德，得到殷商遗民的拥戴，他的德行堪受称扬，自属当然。至于微子的风度仪容，虽说史无明文说他怎样潇洒俊美，但肯定是十分出色的，否则“亦有斯容”之句便有落空之嫌。
下面五、六两句“在彼无恶，在此无斁”，是夸誉微子在宋国内外都有较融洽的人际关系。“在彼无恶”，是指微子在宋国之内受到殷民的拥护：“在此无斁”，是指微子朝周时受到热烈欢迎。这两句实际说明两个问题：微子作为被周所灭的殷商之后，在胜利者周天子面前，能够表现出不卑不馁的气度确实难能可贵；而作为胜利者的周王朝君臣，在微子面前，能够表现出不亢不骄的气度，对昔日的敌国之后以礼相待，善加照顾，也体现出一种恢宏博大的泱泱大国之风。
七、八两句“庶几夙夜，以永终誉”，许多解家都理解为对微子一人而言。笔者认为这两句应是对双方而言的。即作为失败者的后裔要坚持这种不卑不馁的精神，使亡国之族得到新生；而作为胜利者的周室君臣，也要永远保持这种不亢不骄的气度，团结各邦各族，消释历史积怨，彼此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才能“以永终誉”。这样的理解或许已脱离文本的表层语义，但“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话》），就读者的审美接受而言，正不妨作如是观，这当与此文本的深层语义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