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古代豪族内部结构，以及唐朝后豪族存在状态

唐玄宗在政策上有一些列致命的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危险，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这个问题就是，唐玄宗在不懂得怎样用胡人的情况下，却在滥用胡人。安史之乱是在公元755年到763年，由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一场叛乱，正是这场变乱，使大唐帝国从最巅峰跌落下来。安史之乱如何终结了豪族社会？正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技术变迁成为可能，引入了新的经济资源，使得皇帝一直苦苦寻找的豪族之外的财政能力成为可能。

大唐帝国的二元性

从皇权的角度来看，武则天给唐玄宗留下了很不错的底子。经过武则天的统治，关陇贵族已经遭受重创，武则天从关东发掘出来的很多重臣，对于抗衡关陇贵族的剩余力量大有用处，这些重臣都被玄宗继承了下来。但是玄宗感觉还是不过瘾，因为关东的人才多半也是贵族出身，只要是贵族，就总是不那么听使唤。所以选中还努力提拔重用各种没有政治根基的人，这种人更容易控制，对于皇权扩展大有好处。什么人没有政治根基呢？除了平民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胡人。在着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胡人出身的安禄山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玄宗时期的帝国北部边境一共设置了四个节度使，相当于四个大军区，安禄山一个人就管着其中三个，帝国的命脉几乎是完全交到他的手里了。任用胡人将领，这种事情对大唐来说毫不新鲜，这本来就是一个胡汉混血的朝代，太宗时期就重用了不少胡人将领。但是胡人将领来自草原，要用好他们就得懂得草原的政治逻辑，太宗与玄宗在这方面的理解水准大不相同。太宗常年与游牧军人打交道，极其熟悉草原上的政治逻辑，对它的运用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唐太宗曾经单枪匹马冲到阵前，痛斥入侵的突厥颉利可汗违背盟约，硬是把他给骂跑了。

当然，可汗是看到了太宗身后的庞大军队才跑的，但太宗单枪匹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绝对符合草原英雄的特征，一举吸引了草原上大量粉丝。唐太宗最终分化并击溃了突厥帝国，以“天可汗”而不是“皇帝”的身份，统领起各种胡人，把突厥的组织机制与大唐的帝国秩序揉在了一起。唐太宗还任用突厥将领，征服了广大的中亚地区，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这显然是一种二元帝国的逻辑。但是从唐高宗开始的皇帝，都不具有太宗那样的战争经验，也没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再加上大唐定都长安，远离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皇帝就越来越欠缺治理草原所需要的知识。所以到了高宗朝的后期，突厥就脱离了大唐帝国的统治，再次形成独立帝国。

唐玄宗放弃草原身份

玄宗对于草原上的逻辑更是没有感觉，甚至开始主动放弃大唐的草原身份。在太宗的时候，大唐以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为正统所在，认为大唐继承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周帝国以及隋朝的统绪，并不认为胡人做天子有什么问题。但是玄宗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出唐朝的统绪是从汉朝继承过来的，于是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就不在胡人组建的北朝，而在汉人组建的南朝，大唐的草原身份就彼此被抛弃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大唐虽然建立起了二元帝国，但这种二元性太过于依赖皇帝的个人能力，没有发展成为制度化的安排，倘若皇帝对草原不理解，二元性也就泡汤了。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却把帝国的命脉交到胡人将领的手里，这几乎就是等着出大事了。唐玄宗统治了几十年，感觉超级良好，到晚年突然遭遇到安史之乱，大唐从最巅峰一下子就摔了下来。大唐帝国内地的军队已经不堪一击，只好再去借用其他人的胡人力量来对抗安禄山的军队，最终动乱倒是平定了，帝国的命运也不再由自己做主了。

江南经济的大发展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安史之乱之后，一种新的技术变迁却出现了。安史之乱后大唐陷入藩镇割据，华北是割据最严重的地区，而这里在以前是帝国的财政来源中心。帝国名义上恢复了天下秩序，但实际上没有钱，什么也玩不转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安史之乱却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从隋炀帝到武则天、唐玄宗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豪族社会之外的财政来源，就在这里冒出来了。要说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得先看看江南人口的一个大变化。安史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都带来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但两次有个巨大差别。永嘉之乱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乱了快两百年了，对于在乱世中该如何自保，人们很有经验，那就是组织起坞堡。南逃的时候，也是比较成建制地逃走，所以跑到江南的还是豪族社会。安史之乱确实突然爆发的，人们仓促之间来不及组织起来，只能零散地南逃，而安史大军是草原骑兵，打到淮河一带也就不怎么往南走了。南逃者跑到江南基本就安全了，这样江南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安史之乱前，中国人口的中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人口始终是相对稀少的。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的人口密度，让这里从过去的地广人稀变成地狭人稠了，这就改变了劳动力和土地之间的相对价格。地广人稀的时候，土地有的是，劳动力稀缺，所以各种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都不划算，像水稻插秧，土地复种制，就是一年两熟，这些技术都没人用的。实际上，水稻插秧这种技术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了，但是江淮地区一直到了唐代前中期，还是火耕水耨的种植技术。这个技术很省事，想要种地了，先放把火，把田里的杂草树木等烧掉，再放水近来把烧剩的草木灰等沤一阵子，地里有了基本的肥力，然后开始种。并且江南还是轮耕制，就是土地种一年，要休耕一年甚至两年以便恢复地力。不是江南人不懂插秧技术，而是他们不需要那种技术，反正地有的是。但是安史之乱后，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开始变得地狭人稠了，这时人地关系变了，地不够用了，人有的是，省心的办法不行了，现在首要需求是省地。

水稻插秧技术开始获得应用，轮耕制也不搞了，土地要连续耕种了，甚至到了再晚一些的宋朝，发展出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各种精耕细作因此也逐渐成为必须。人力越来越便宜，不再怕人工费，只怕地不够用。这样一种变化，让建立了平民社会的江南，一下子成为帝国内部重要的经济区，在原来的贵族社会之外，发展起来新的经济要素，帝国也就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晚唐时期，大诗人韩愈曾经说过，江南所提供的赋税，占了天下赋税的差不多十分之九，这个数比较夸张，但江南已经发展成为帝国核心经济区是毫无疑问的。

财政技术改革

大唐帝国劫后余生，开始努力恢复，江南的开发让皇帝意外地获得了新经济要素，有可能用它来对付各种过去搞不定的力量。但首先得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新的经济要素才为皇帝所用。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财政制度是从北魏继承下来的租庸调制，主要就是按照户来分派，每户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多少绢帛、要服多少劳役等等。这套制度已经运转不下去了，公元780年，唐朝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行两种税，把过去的各种劳役、粮食、绢帛等等都折算为钱，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法原则上来说必须缴纳铜钱，这意味着，从东汉末年以来持续了数百年的实物财政，又转成了货币政策。皇帝想要高点事情的话，拿着钱比拿着粮更好办，皇帝对付汉族的办法就变得更多了。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史历代税赋制度的主要基础。

这些新的经济和财政资源，让隋炀帝开始的皇权对抗豪族的努力，获得了政治可能性。不过大唐已经无法利用这种可能性了，因为唐朝皇室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已经没有办法把各种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只能苟延残喘。但是如果没有江南的新资源、没有两税法改革的话，估计大唐想要苟延残喘都喘不下去。要打破过去的社会结构，只有新经济要素的出现还不够，还得有新的知识传播技术，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得起书，形成新的人力资源基础，新秩序才真的能够浮现出来。新的知识传播技术就是印刷术，实际上这也不是全新的技术发明，而是对既有技术的新应用。在唐朝的时候印刷术就已经在应用了，但那会主要是用来印佛经，因为当时的豪族社会，社会上对于儒经的需求相对有限，寺院对于佛经则很有消费能力，印佛经很划算。但是随着平民社会的发展，对儒经的需求逐渐浮现出来，五代十国时，官方第一次主持了对儒经的大规模印刷，到了宋代，印刷儒经完全变成一个社会性的商业活动。知识传播成本由此急剧下降，很多平民百姓都能读得起书了。这让宋代皇帝有机会从平民中大规模拔擢人才充实官僚体系，隋朝开始的科举制，终于真正转化为皇帝对抗贵族的一个重要武器。

继武则天之后的唐玄宗，在政策上有系列的致命问题，在不懂怎么样用胡人的情况下滥用湖人，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导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意义在于使大唐帝国从最高顶峰跌落了下来，从而使豪族社会进入了平民社会。

1.1、武则天统治期间，关陇贵族遭到重创，从关东发掘区很多重臣，对于抗衡关东贵族的剩余力量大有用处，这些重臣都被玄宗继承了下来。同时玄宗还提拔重用没有政治根基的人，因为更容易控制对皇权的扩张大有好处，那就是平民和胡人，由此胡人出生的安禄山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玄宗时在北部边境一共设置了四个节度使，相当于四大军区，但安禄山一个人就管着其中的三个，帝国命脉几乎是完全交到了他的手中。

1.2、当时本属胡汉混血的朝代，太宗时就重用了不少胡人的将领，但对付他们就须懂得草原的逻辑。唐太宗常年与游牧军人打交道，懂的其中的方法。他曾单枪匹马冲到阵前，痛斥入侵的突厥可汗违背盟约，硬是把他骂跑了，太宗最终分化并击溃了突厥帝国，以“天可汗”而不是“皇帝”的身份统领各种胡人，把突厥的组织机制与大唐的帝国秩序揉在了一起。同时他还运用突厥将领，征服了广大的中亚地区，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他运用的就是二元帝国的逻辑。

1.3、从唐高宗开始的皇帝，都不具备太宗那样的战争经验，也没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加上大唐定都长安，远离游牧和农耕的过渡地带，皇帝就越来越欠缺治理草原所需要的知识。到了唐高宗后期突厥就脱离了大唐的统治，再次形成了独立。

2.1、到了玄宗时，他对草原的逻辑更加没有感觉，甚至开始主动放弃大唐的草原身份。在太宗时，大唐是以南北朝时的北朝为正统所在，认为大唐继承的是由鲜卑人建立的北周帝国以及隋朝的统绪，并认为胡人做天子有什么问题。玄宗统治一段时间后，他提出了唐朝的统绪是继承汉朝的，正统就是汉人组建的南朝。这样大唐虽然建立起了一个二元的帝国，但这个二元性太过依赖于皇帝的个人能力，没有发展成为制度化安排。

2.2、此时唐玄宗却把帝国的命脉交到了胡人将领的手里，就几乎是等着出大事了。唐玄宗统治几十年，感觉超级良好，晚年突遭安史之乱，大唐从最顶峰一下子摔了下来。而内地的军队不堪一击，只好再借用其他的胡人力量来对抗安禄山的军队，动乱倒是平定了，帝国的命运再也不能由自己做主了。

3.1、安史之乱之后，大唐陷入了藩镇割据，华北是最严重的地区，这里以往是帝国财政来源的中心，这一下帝国名义上恢复了天下的秩序，但实际上没有钱了。出人意料的是，安史之乱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从隋炀帝到武则天唐玄宗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豪族社会之外的财政来源，在江南冒出来了。

3.2、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都带来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侵，但两者有着巨大的差别。永嘉之乱时，中原地区已经乱了近200年，对于乱世中该如何自保，人们很有经验，那就是组织起坞堡，南逃的时候，也是比较成建制逃走，所以跑到江南的还是豪族社会。而安史之乱却是突然爆发的，人们仓促之间来不及组织起来，只能零散的南逃，且安史大军都是草原骑兵，他们打到淮河一带就不怎么往南走了。逃难者到了江南基本就安全了，在这儿就形成了一个平民的社会。

3.3、安史之乱前，中国人口的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人口始终是相对稀少的。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的人口密度，让这里从过去的地广人稀变成了地狭人稠。地广人稀时土地有的是，而劳动力稀缺，所以各种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都不划算，像什么水稻插秧土地复种制都是没有人用的。实际上水稻插秧技术在北魏时就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了，但江淮地区一直到唐朝前中期都是采用火耕水耨的种植技术。这个技术很省事，先放把火把田里的杂草树木都烧掉，再放水进来，把草木灰沤一阵子，田里有了基本的肥力，然后再开始种。并且当时江南采用了轮耕制，土地种一年要休耕一年甚至两年来恢复地力。

3.4、人口密度变了之后，地少了人多了，水稻插秧技术开始应用，轮耕制不搞了，甚至到了晚一些的宋朝发展出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各种精耕细作因此成为了必须。这种变化，让建立了平民社会的江南一下成为帝国内部的经济区，在原先的贵族社会之外，发展起来了新的经济要素，帝国也就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晚唐诗人韩愈说，江南提供赋税占了天下差不多9/10，这比较夸张，但成为帝国的核心经济区，却是毫无疑问的。

4.1、这个意外的经济来源让皇上有可能利用来对付各种过去搞不定的力量。大唐首先进行了财政制度的改革，安史之乱前，唐朝的财政制度是从北魏继承的租庸调制，就是按户来分配，每户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多少绢帛服多少劳役等等。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把过去各种劳役粮食娟帛等都折算成铜钱，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原则上必须缴纳铜钱，这让从东汉末年以来持续数百年的实物财政变成了货币财政，皇上要办什么事，拿着钱比拿着粮要更好办。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史赋税制度的主要基础。

4.2、但此时大唐已无法利用这种力量了，因为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皇室已无法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只能苟延残喘。假如没有江南的新资源，没有两税法的改革，想苟延残喘都不行了。

4.3、新出现的变化，还有知识传播技术就是印刷术的发展，但当时仍是豪族社会，对儒经的需求相当有限。（但当时寺院对佛经很有消费能力，印佛经很划算）。读得起书的人仍很有限，皇上需要的人力资源有限。

4.4、只有到了唐后期，对儒经的需求逐渐增大。到五代十国时官方第一次主持对儒经的大规模印刷，再到了宋代，印刷儒经已完全变成了一个社会性的商业活动，这才让很多平民百姓都能读得起书，宋代的皇帝才有机会从平民中大规模选拔人才，充实官僚体系，科举制才真正成为皇帝对抗贵族的重要武器。

小结：唐玄宗为了加强皇权、对抗关陇贵族，重用胡人胡将，引发了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却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的经济开发，使皇权获得了新的经济资源。同时中原向江南的移民过程，使社会逐渐平民化。平民化又促进了印刷术的普及，为皇权对抗贵族提供了人力基础。因此，让唐朝盛极而衰的安史之乱，实际上也是促使中原由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化的关键节点。

20211115

古代富贵人家经常会把大门涂上红色的漆显示富贵，而一般人根本使用不了这种颜料所以显示了他们的贫富差距，因此朱门渐渐的就成为了大户人家的代名词，朱门酒肉臭表达的就是对这些富贵人家的控诉，其实朱门之是大户人家比较低端的一个代称，大户人家在古代还有豪族、士族、门阀贵族等称号，下面简单的说一下这几个称号。

一、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

豪族根据名字就能看出来有钱，但是一般也就到这了豪族很少有人掌握政权的，尽管豪族自家没人但是人家可以造啊，于是抱着这个目的豪族就开始了四处投资的旅程，历史上不少人都是在豪族的资助下才发家的，首先汉朝的刘秀就是靠的豪族才当上了皇上，再后来刘备也是靠徐州等豪族才有了充足的资金建立起了军队。

二、创业成功出任CEO

豪族投资成功之后如果能避免卸磨杀驴的话就可以成功进阶为士族，士族比豪族要高级的一点就是人家朝廷有人。隋朝之前施行的都是举孝廉制，但说是举孝廉还不说是举熟人，所以一旦一个家族成功成为士族在家族互相推举下基本上每一代都能出一两个大官，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袁绍的“四世三公”称号。

三、都成贵族了还怕什么人

当然袁绍那个纯粹是一手好牌打的个稀烂，后来有的士族不断积攒实力就成为了所谓的门阀贵族，其中关陇贵族、山东贵族、江南贵族最为出名，这些家族势力之大一般皇室都不敢轻易招惹，其实说起来李世民也算是关陇贵族出身才登上了皇位。再然后黄巢杀了不少的门阀，又因为科举制的大力推行给了寒门出头的机会所以门阀渐渐就消失了。

因为古代红色表示尊贵，古代的大户人家常常将大门漆成红色，所以朱门泛指古代大户人家

因为在我国古代的大户人家都喜欢用一种红色的漆来涂自己的门口的柱子。所以被叫做朱门。而一般的普通人家却用不起这样的漆。

古代王侯贵族的府第大门漆成红色，以示尊贵，泛指富贵人家。

五姓女在是指唐朝七大世家大族的女子，因为这七家是五个姓氏，被称为七宗五姓，所以是五姓女。

隋唐时代是身份制的社会，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有五个姓氏最为尊贵，而这五姓一共有七个家族。

分别是：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今河北安平县、深县、饶阳、安国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县）、范阳卢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带）、荥阳郑氏（今河南省）、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

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

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

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扩展资料：

七宗五姓的由来：

西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社会上逐渐形成了集官僚、商人、地主于一身的豪强地主。东汉本身就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因此给予了豪强地主极大的优待，逐渐形成了私自拥有大量人口和土地、经济上实力雄厚而又能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大家族。

与庄园经济家族相配合的是他们在政治上也开始拥有各种特权，出现了如"四世三公"的袁氏、"五世三公"的杨氏等等大家族。这些家族控制了文化教育与社会舆论，士族地主开始成型。虽然汉末三国的动乱对士族地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总体上士族地主依然在发展。

黄初元年 (220年)，魏文帝曹丕颁布"九品中正制"，士族地主完全垄断了选官权，士族门阀时代正式开始。西晋统一三国后，士族门阀制度也在全国建立起来。此后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一个人的官职大小与地位高低基本由其门第出身决定。

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中，各大士族也是兴衰更替、几起几落，最终形成了七个超级大家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七宗五姓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五姓七家：中国最后的贵族

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联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文宗时，皇帝求婚于宰相郑覃，希望其能将孙女嫁给皇太子，但未能如愿。为此，文宗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甚至不屑于与皇族通婚！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主要包括奴隶社会的王位世袭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的科举制。

1. 王位世袭制

从禹的儿子启开始，禅让制的惯例被破坏，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天下为公”为奴隶社会的“家天下”所取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历史的进步，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2. 察举制

秦朝以后，封建的选官制度有了发展。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各方面人才的涌现是汉武帝时期出现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

东汉时期继续实行察举制，但前后有所变化。初期主要依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势力开始恶性膨胀，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居面。

3.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选官制度。三国时开始实行，隋唐时被废除。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打破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汉代的察举制度无法继续实行下去。曹操为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丕当政时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州的中正官，察访士人，评列九品，作为官吏除授的依据；中正评定士人，家世、才能并重。曹魏后期，尤其到了晋朝，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官一职为世家大族所垄断，选官任人唯看门第家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等级森严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加速了魏晋以来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4. 科举制

第一，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1>隋朝兴起：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使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誓愫闷，科举制形成。<2>唐朝完善：唐太宗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明显区别是选拔官吏不再以家族名望而是以考试成绩为依据，选官的权力不在地方而是收归中央。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的一大进步：它抑制了门阀世族势力，扩大了官吏来源，实质上反映了隋唐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虽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但它仍然是地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第二，宋朝科举制的发展。宋代科举制比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殿试成为定制和“糊名法”的实行，采取的名额也比唐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制的发展为地主阶级各阶层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也进一步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还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第三，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变化。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文章格式为八股文，不能随意发挥。八股取士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清末戊戌变法曾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科举制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

在官僚系统中，地方官员，无论是临民之官，还是封疆大吏，如何选用，事关统治根基的稳固与否，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之演进，地方官的选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秦汉至隋唐以前，地方官选任以察举和荐举为主，以“贤能”为标准，地方权力较大。从选拔上看：在先秦时，实行乡里举荐的制度，在血缘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情况下，基层举荐实际上跳不出“荐人唯亲”的框框。汉代实行察举制度，规定由地方主要长官每年推荐一定数量的人为官，推选的标准以德行、经学、乡闾清议为主。察举实行荐举者与被荐举者连坐的制度，制度之初还是比较严慎的，但由于察举的标准笼统，主观评价的成分多，容易出现请托舞弊，弄虚作假的现象，被举荐者多为“门生故吏”，无真才实学，随着吏治的败坏，到东汉末年此制也败坏不堪了。魏晋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推荐的权力不再交由地方官，而是由朝廷统一任命“中正”官，专门负责举士选才。这些中正官担任本籍州郡的大小“中正”，由他们把地方人才划分为九个等级，上报给中央，由中央任用。中正官评价人才的标准包括了察举制度所规定的内容，还增加了“家世”和“才实”等条目，注重品德与能力相结合，比汉代较为完善，一时间“儒雅并进”，起到一定积极的效果。但此制度也存在缺陷：一是选官的人，即“中正”官，多为本地的豪族大家所把持；二是选拔标准多以家世出身为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才结果，阻塞了寒素人才入仕。

从任用上看：从秦代起地方上长史一级的官员就要由中央任命，以后历代一直延续，秦汉地方层级分郡、县两级制，地方主官，都由中央下派，郡守如此，县令也如此。但同时也规定，地方长官有自辟僚属的权力，郡守、县令都可以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选择任用官员。

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选任方式以科举为主，以“考试”为标准，用人权完全收归中央。从选拔上看：隋唐实行开科取士，隋炀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各级官员的主要方式。全国各地的士子不用通过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经过公开的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士子在通过逐级政府和中央的笔试之后，要由吏部再进行面试，内容是考察“身、言、书、判”即身体容貌、言语应对、书法笔迹和判词书写。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见识才能。大致说来，科举考试由礼部考才学，吏部考能力。明朝中期出现八股文，这是一种严格的排偶分股的应考文体，考生易于掌握格式，评卷标准也较为客观。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立废之争，朱元璋就曾一度下诏停止科举，但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超过科举的有效选官方式，所以，不得不在停科举九年后再次恢复。科举制度以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选拔和收揽人才，为整个政治机体输送新鲜血液，在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任用上看：地方主官仍然由中央统一任用，这一点一直未变。变化的是，取消了地方主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地方官不能再自行任命属下官员，所有进入流品的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用，《文献通考》中记载，隋朝时“海内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辟署之事”。从隋朝起，地方主官的用人权被中央收回。

古代地方官员选任制度对政治的影响

地方官的选任，不仅仅是一项文官管理制度，它关涉到整个政治的兴亡存废。从秦始皇废除封建，建立郡县后，中国的政治问题，从结构上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其中地方官的选任事关政治结构稳定与否的大问题。用好的用人方法用好人，则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反之，则陷入分裂与争战，这是被漫长的历史发展无数次证明了的，可以说，地方官的选任制度是政治发展的生命线。

首先，大一统既是传统治理的前提也是目的，地方主官由中央选任，是实现大一统国家的客观要求。

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吏治发展中，地方官员的选任制度不断演变，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地方主官一律由中央任免。秦始皇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海内一统，地方设置为郡、县两级，郡、县主印官郡守和县令都由中央任免，成为定制，以后历代尽管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地方官权力也时有伸缩，但地方主官一直由中央任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必须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有一套由中央统一安排的人事组织体系。中国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区域间的差别较大，给大一统的实现带来挑战；但如果不实现大一统，四方割据，各自为政，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杀伐争夺、混乱黑暗的灾难之中。要想保证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稳定，关键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体系，在用人上，要由中央统筹安排，特别是作为执政根基的地方政权，其人事任免要由中央掌握。

其二，大一统的维护，要由中央的权威宏观调控，避免陷入地方性。从汉代起就有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限制，就是说本郡县的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一方面是防止本族本亲的地方势力坐大，利用国家政权合法施暴；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各地方之间相互隔绝，不能很好的融合，陷入狭隘的地方性。为了增强不同区域间的融合、交流和发展，保证大一统的局面得以维持，就要推行全国范围内选才，异地为官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只有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得以实现。

其三，大一统政权的存在，要求国家权力能有效制约地方势力。地方官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政令下达和民情上达的关键环节，必须脱离地方豪强势力，并对其进行制约。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往往是在血缘和地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人们依靠土地为生，很少迁徙，乡里组织从结构上讲一般比较稳定，地方豪强容易坐大。如汉代就有“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之说。乡间豪族势力如不加控制，往往猖狂：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收养私从，当社会发生动荡时就会由患而生乱，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古代治理中十分强调慎选临民官，一方面是考虑到要对民众进行善治，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对地方豪族势力的控制。

其次，中央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中央掌握人事权，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官制。

秦汉地方长官可以自辟僚属，实际上是将地方的部分用人权交给了地方主官。地方主官可以在所管辖的区域内选官，虽然还要经过考试，达到一定的标准，但由于是“自辟”，权力大，很容易使地方主官用自己的亲信组成官府体系，当地方割据时，就成为脱离于中央的职能机构。汉代的削藩、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都是因为地方权力太大，关键是地方有用人权，所用都是自己的人，中央是天高皇帝远的虚制，地方则是现用现管的实利，中央权威受到威胁。

从文官管理制度的角度讲，秦汉地方可以自辟僚属，选用之官虽然属于中央官制系列，但与地方官有更强的依附关系，出现管理的“双轨制”，政行两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隋朝时，中央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了官制。可以说在地方官的选任上，古代社会至隋朝才开始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隋朝推行了两项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彻底加强。一是，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中央用制度化的标准选拔人才，地方大族不能再操纵选举；二是，取消州郡地方官自辟僚属权，由中央在选官后统一任命，升迁黜免依凭于中央统一考核。

用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选官，继以铨选制度量能授官，再以考核制度评定政绩以供进退黜免，完善了统一的文官管理，既保障了中央的权威，又稳定了地方的秩序。

再次，制度化的选官标准，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供了高素质的地方官队伍。从历史上看，地方官员的选拔，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标准，就会被人为的好恶亲疏所左右，所以，传统治理的经验是选官标准明确化和制度化。凭借个人情感的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容易出错和不稳定的；而制度化的标准则是理性的、公正的和稳定的。

如果人事选举不能公开进行，就会形成集团利益，进而使人事权不归于公门，而落入私家之手，必然会导致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事混乱。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则以统一的、客观的、制度化的标准，开放了政权，广泛吸收了人才。统一的测试标准为天下所有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的机会，也为国家最大限度的制度化吸收人才搭建起一个平台。此外，全国集中考试，降低了政府在人才选拔上的成本。通过集中考试，以制度化的形式使社会精英在同一时间内以最大的可能聚集在一起，以供拔擢，实现最有效的制度化选才。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上看到士人成群结队地进入考场，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公开选拔，广用贤能，也是旷古盛世之所以能在唐朝出现的关键。

选官用人乃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察 举 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 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九 品 中 正 制

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曹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科 举 制

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门第高低分配权力，不能满足数量众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门第高的士族腐败，因而加剧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和地方割据分裂的倾向，说明士族制度已经腐朽。同时封建经济有所发展，尤其是均田制实行后，中小地主势力增长，非常渴望进入统治阶层。隋唐时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革新政治、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选官上实行了科举制。
隋文帝废除维护门阀贵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隋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因为是分科取士，所以名为“科举”。王朝开始用公开考试的方法来甄别人才高下，从而量才录用，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以后历代所沿用。
唐代科举有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每年举行，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多种。学馆的生徒可以直接报考，不在学的自行向州、县报考，合格后再由州县送中央参加考试，应试者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最多。考试的内容，进士着重于诗赋和时务策，明经则着重于儒家经典的记诵。主持考试的，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前一直是吏部考工员外郎；以后归礼部掌管，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主持的。武则天当政时，还亲自主持考试。考试及格者称为“及第”。录取数进士科约为应试者的1-2%，明经科为1-2/10。因为考生投送履历表，叫做“投状”，所以进士第一名称“状头”或“状元”。武则天还增设武举，由兵部主持。
制举由皇帝临时立定名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等百十余种。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由吏部给予官职。但制举出身当时并不被视为正途，而看成是“杂色”。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有积极意义：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科举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时期，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希望对你有帮助

隋文帝即位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举官员。 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度形成， 唐朝贞观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 武则天时首创武举和殿试～ 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考试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宋时是科举制的发展，分为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而且采取了糊名制，锁院，誊录的方式哦，这样防止了舞弊～ 到了元，沿袭了前代的科举制但为了控制文人的思想，所以就不许发挥个人的见解，形成“八股取士”～ 清有了文字狱就更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