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什么时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最适宜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欧洲出现的时间相差不大,但发展极其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
[解题过程]
1.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①封建统治者统治政策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贸易发展.②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束缚着新的生产力发展,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因而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而手工工场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③封建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封建国家设立许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④封建王朝实行闭关政策,几次禁止海外贸易.
2.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
3.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摧残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分解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扩大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那时外商企业陆续在通商口岸出现.受外商企业的刺激,中国的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投资于近代企业.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兴起来了.
4.不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使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5.历史无法假设.从理论上讲,如果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起来,中国将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它产生于明中叶（15世纪），到清中叶有了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抑制/原因
一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其萌芽、发展、成熟和衰落以致灭亡的发展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主要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的资本和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始阶段，它显然是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母胎内产生的。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2]（第167页）又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1]（第193页）欧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典型地区，而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走的却是一条畸形的路。

大多数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对萌芽什么时候产生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萌芽已经产生，如大工商业主子贡、弦高、范蠡、白圭、吕不韦等都有万贯家财，他们役使的劳动人手多达万人，其中不乏雇佣劳动者，即所谓“持手而食者”。有人认为唐代工商业繁盛，海外贸易发达，出现了一批巨富大贾。长安邹风炽，扬州王四舅，洛阳王清，皆并时豪富，富甲天下。为他们经营工商业者成份复杂，但其中亦必定有雇佣劳动者。有人认为两宋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如棉、甘蔗和茶的专业户。城市中手工业商业繁荣，实行千百年的坊市制被打破。在思想上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受到冲击，陈亮等的“农商皆本”的意识破土而出。在众多以城市市民为听众和读者群的文艺作品如话本中，商人已经作为诚实守信的正面形象出现。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就是为人们所喜爱的正面形象。在手工业商业的经营活动中，雇佣劳动者不是个别现象。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学的历史课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是以此意见编写的。应该承认，明朝中叶，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史实还是比较充分的。如苏松杭嘉湖地区出现了较大的纺织业作坊，坊主与机工大都为雇佣关系，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在广东佛山镇出现了雇工达千百计的采矿冶铁作坊，在长江中下游农业发达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前大大扩展，经营地主出现，他们发展了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关系。清朝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工商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较明朝中叶又有所发展。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估计过高，它仅仅是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处孤岛，其存在与发展还难以撼动中国封建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二
即使承认明中叶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相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并不算晚。问题在于，同样是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欧洲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始终徘徊不前，老是处于“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毛泽东这样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第620页）此一解释长期为中国史学界引用，解放后近20年，几乎无人提出疑义，因而成为一种经典释文。不过，外国学者早有自己的解释。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两书中表述的观点：欧洲的新教提倡勤俭和禁欲主义，从而促进了财富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儒教恰恰相反，它倡导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追求无休止的体面享受，社会财富被大量消耗而无法积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失去了发展到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后，一些学者开始对毛泽东的经典解释产生怀疑。被部分学者誉为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先驱”的顾准，通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并与中国古代社会进行比较后认定，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引导中国自然地到达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政治法律体系，中国古代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却很难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体系。后来，一位年轻的史学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永远是“六道轮回”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不仅难以达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它自己也不可能达到自身的成熟阶段。再后，有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体系”观点的面世，对中国古代社会能否自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它推迟了自身衰败的速度，自然也就延缓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之只能永远处于萌芽状态。

14、15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明朝中后期（即15、16世纪）中国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相差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本文主要通过对中西方的对比来探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一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晚，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阻碍。
　　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
　　的资金。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封建地租沉重造成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限制着市场的规模。明朝中后期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又使海外市场丧失，因此，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狭小。
　　从劳动力看，在欧洲通过剥夺农民土地形成大批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最典型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而政府又颁布法令不准农民到处流浪，从而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在中国，由于重农抑商政策，农民大都被束缚在土地上，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的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
　　从技术上看，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并发展起来，从而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在中国，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不能对发展科学技术提出迫切要求和提供推动力，中国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专制，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再加上闭关锁国政策又使中国失去了吸收外来先进科技文化的机会，因此，中国近代科技落后，不能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总之，上述原因都是由腐朽的封建制度带来的，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准确的说，中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春秋晚期，在晏子春秋中有如下记载：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接踵而在……。说的就是齐国临淄商品贸易的盛况。资本主义的萌芽，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开始的，发展到现代以大工业、专业化、高效率的商品生产需要很多条件……；
一是早期开放自由的交易环境；中国自古以来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国家从来就是控制和限制以商品交换为目的市场发展；而大宗对外商品的交换，如麻、茶、丝、瓷器、贵金属等都是由国家控制来进行……；就像现在，甲地为了本地的财产收入会限制乙地的纸烟流入一样……；
二是大规模商品生产一直是以官家消费为目的进行的，例如大规模皇家建筑和园林的修建，官家服饰和金银、陶、瓷器的生产都是官办机构来进进，交易受控制，成本不计，这样很难发展起高效优选的生产系统；
三是做为大一统的国家，缺乏现代交通、物流、信息传导等必要的媒介。
四是中国文化传统对外征伐是征心，而不是抢物和抢夺市场。文化根子里是施恩，而不是豪夺；
五是做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中国是最早发明的，也是最早发明纸币的国家，但由于文化中的原因，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相配套的金融系统始终难以发展起来……；
简单的说，资本无国界。哪里有钱，它就往哪里跑，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破坏国家的统一，因此，中国文化和历代政治制度都是控制资本的发展和限制商人的行为。

1、明朝中后期。
2、发展
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萌发尚未定型形成气候，而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规范性与规模。这是一种新的事物，代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趋势，具有进步性；但具有出现在少数地区的少数行业当中稀疏且微弱的特点；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体系本身缺乏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
3、意义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有促进作用，但未促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欧洲资本主义却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科技和经济的进步并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使欧洲向资本主义过度。

可靠的历史记载和调查材料，使我有理由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
　　从万历到乾隆的这个时期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当时遗留下来的许多典型厂矿的契约、文书等等，以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我曾采取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他地区的几种手工业进行了调查，得到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它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足以填补我们已有的历史知识的缺陷。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从各方面收集系统的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历史问题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答。
　　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我遇到一些人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就是：究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那些特点?这一萌芽时期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当时的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发达的程度怎样?这个历史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愿意通过一些典型材料的具体分析，试作一个初步的解答。
　　近来有不少文章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作了各种不同的划分。有的说中国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远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可以看到，有的认为明朝初年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的又说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在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出现的，也有的认为明朝的嘉靖、万历年间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最明显的转折阶段。依我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并不太早，说得太早的人提出的证据并不充分。比如有的文章似乎想令人相信元朝至正年间，约当公元十四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这些文章所举的唯一证据，乃是徐一夔著的《始丰稿》卷一中的《织工对》。我认为这一类说法有很大缺点。《织工对》所描写的钱塘相安里一个富家有杼机四五具、佣工十数人的情形，只是个别的例子，此外还没有其他有力的例证。如果把这样的个别例子突出地抓取出来，当成大量的现象，那末，我们在元朝以前更早的时候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个别例子。唐朝定州有一个名叫何明远的，“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这是《朝野佥载》上写得很清楚的。可是，谁能够根据这一个个别的例子来判断唐朝已经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呢?显然，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的现象，一定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根据近来研究所得，我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因素有它的萌芽期和成长期。它的萌芽期就在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这个时期，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说来，中国无疑地还是一个封建社会。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非常缓慢，表现了中国封建历史所特有的“停滞性”。但是，不能否认，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以前任何时期相比较，却有重要的新的特点。
　　人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以地主阶级剥削农奴劳动为其经济基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只是在自给自足和简单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进行。官府手工业尽管有很大的规模和很高的技术，它们却只供应封建宫廷的需要，并且它们是用了“工奴”的劳动来生产的；民间手工业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束缚，不能出头。同时，在封建土地买卖制度之下，资本不断地被吸引和冻结在土地上面，更加巩固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形成了地主、高利贷者、商业资本家的三位一体，加深了他们对广大农民的封建剥削。
　　在明朝万历以后，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不能否认，这个时候由于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之间，情况却有不同。这个时候，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找到了它的萌芽生长的比较适宜的土壤。在这里，它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在这里，封建社会内部严重地妨碍资太主义萌芽发生的某些历史条件，就开始有了变化。到清朝的乾隆年间，这种变化更加明显。这个时候，一方面生产资料逐渐地和直接生产者分离，特别是有一部分生产资料逐渐被掌握到少数人手里变成了资本；另一方面失掉了大部生产资料的半无产者的劳动队伍逐渐形成，他们日益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这个时期除了官府手工业工场以外，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了相当数量的由私人资本经营的民间手工业工场，从这里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代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同时还出现了最初的雇佣劳动者的队伍。这就是说，在当时中国的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孕育着新的阶级雏型，酝酿着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思想意识的斗争。这也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的一些基本特征。
　　当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所以会在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的这个期间逐渐发生，从根本上说，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此外还有其他的历史条件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万历年间有一些经济措施曾经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的经济措施之一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开矿，它的规模是以前的历史上所没有的。本来明朝的采矿业在万历初年还不很发达，万历二十四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这才使采矿业能够普遍地合法地进行。结果在两方面发生了影响。一方面因为那些太监到处勒索，就引起了各地人民普遍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矿厂从此大开，民间的工矿业就活跃起来，给了资本的活动以许多便利。其次，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把丁役、土贡等项通通归并于田赋之內，计亩征银。这在一方面表现了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封建赋税制度的进步性的改革，它给货币经济的新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除了经济的措施以外，万历年问还举行了正义的“抗日援朝”战争，这是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助朝鲜抗日。经过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第一次战役和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第二次战役，明朝耗费了二千六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在战争结束以后，明朝政府还规定把边防费用每年由四十三万两增加到三百八十多万两。这个战争对于明朝政府的经济措施和国家财政都有不小的影响。中国的银币也是在这个战争中才开始铸造的，并且后来由于对外贸易日益增多，外国银币才不断地大量输入中国。
　　万历年间还有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西欧资产阶级的文化科学开始输入中国。例如，意大利人利玛窦就在这个时候到达中国。他在中国传教约二十年，设立了三百多所教堂。除了关于天文、地理、算学、音乐等的译述以外，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交友论》、《辩学遗牍》等，可以说，这些是最早在中国流行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献，它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不小的影响。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利玛窦到中国以后的情形是：“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沈德符的这一段文字表明，当时西方思想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舆论反响，就是认为它有“窥伺中华”的危险；而沈德符在这里所做的解释只能更加证明利玛窦等人的活动对于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明朝万历以后的各种历史条件，仍然继续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是，不可否认，在公元十七世纪开始以后，约有四十多个年头，明清两个王朝的军事斗争日渐剧烈，接着爆发了农民的大起义，明朝的统治垮台，清兵乘机入关，中国本部社会经济生活的秩序一时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它使得清朝初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某种程度的停顿。但是，毕竟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破坏，所以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快，而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显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以后，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主要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
　　为了说明上述论点，我准备把实地调查和收集的材料，同史籍的记载相印证，陆续加以整理发表。现在我先通过北京门头沟煤矿业的一部分材料，来论证中国北方地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发生的具体过程和它的特征，对于其他材料的研究，留待以后另写文章。
　　二 一百座民窑的遗迹
　　我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矿区发现了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百座民窑的遗迹。我收集了它们的大批契约文书，其中截至乾隆末年为止的共有一百三十七张，另有民窑文约登记本和账单各一，民窑业主的家谱一册，民窑争执的诉状两纸和一个抄本，还有窑图两张。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仅仅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而且在北方地区，例如在北京附近也同时出现。
　　北京西山门头沟地区，在元朝已经有封建官府征工开采的煤窑，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这一带开始出现了民间的采煤业，它同斋堂、周口店等地一样成为供应京畿地区煤炭的主要釆源地之一。《明一统志》记载“顺天府宛平县出石炭”，它所指的主要就是门头沟和斋堂两地的煤田:《清一统志》记载“宛平、房山二县出煤”，它所指的则是门头沟斋堂和周口店这几个相连的采煤地区。其中门头沟出产的煤炭,一开始就直接供应北京城市的需要，居于最重要的地区。这一带的煤窑，从明朝万历年间起，逐渐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民窑；相形之下，官窑却日益衰落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据《明神宗实录》第三八0卷的记载，当万历三十一年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座官窑；第三八一卷又引顺天府尹许弘纲的奏疏说：“查勘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到清朝乾隆二十九年的时候，据《畿辅通志》《榷税篇》的记载，这里也仅仅“有煤窑一座”。这一座当然是官窑。除了这座官窑以外，事实上却有许多民窑没有被记载进去。只有朱彝尊编的《日下旧闻》第二十四卷引宋启明《长安可游记》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由门头村登山，数里至潘阑庙，三里上天桥，从石门进，二里至孟家胡同，民皆市石炭为生。”
　　现在人们在门头沟还可以找到潘阑庙、天桥、孟家胡同等古老的地名，并且在大峪村附近还可以找到一座废窑，据说它就是明朝的官窑。从这里往北，在九龙山的半山腰，我看到一所颓废不堪的“净明禅寺”，里面有明英宗天顺二年的石碑，碑文中有一句是：“敕赐净明寺在顺天府宛平县玉河乡西山大峪窑之地。”这样看来，大峪村旁边在明朝确有官窑。当时的官窑是规模很大的官府手工业工场。它是以“工奴”劳动为基础的，由封建宫廷直接派太监担任“总管”。我在九龙山净明寺旁边还看见有一个“明故御用监南监韩公之墓”的石碑，据查这位韩公就是万历、天启之间派到这里的官窑当总管的。这座官窑一方面对后来许多民窑的兴起有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对民窑的发展却又有阻碍作用，而且阻碍的作用比刺激的作用还要大得多。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发展过程的一个显明的特点。
　　然而，我在这里要着重论述的却不是这个官窑以及它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阻滞作用，而是在它的附近连续出现的许多民窑，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官窑。这许多民窑的情形，从来没有人加以详细的记载，但是，当地有些老窑主的家里却保存了祖上遗留下来的一些契约和文书。当地也还有好几辈子开煤窑的老先生能够帮助访问者了解许多历史情况。
　　由于京西矿区党委书记景振洋同志、区长龙文耀同志、门头沟镇委书记傅长有同志和区政府矿务科科长李成敏同志、工程师陈毓龄同志、技术员王善祥同志等的帮助，我从门头沟收集到许多民窑的材料，访问了许多老窑主。根据这些材料和史籍记载对照来看，门头沟民窑兴起于明朝的万历年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大盛起来。七十几岁的老窑主阎锡珍曾向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并且对我说：“别处我不敢说，这道沟里，早年老百姓开的窑，是明朝就有的。”问他是明朝的什么年间，他说不上，他只能告诉我：“由清朝往上数，还不止三辈，早就开了煤窑。”我认为他的话是可靠的，因为这同历史的记载是一致的。

近现代史上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由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结束，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过度为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央集权的社会体系，在秦朝确立。
2 南宋，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富商大地主土地兼并，可惜被游牧民族两次搞没了。
3 鸦片战争等等割地赔款，卖路通商，开港建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4 辛亥革命，资本主义社会。
5 红色政权，解放战争。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