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改革太彻底

一、失败原因

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

直接原因

1、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2、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3、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4、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5、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二、教训

戊戌变法教训是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的。

扩展资料

一、介绍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二、后世影响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政治经济

1、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

2、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维新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思想文化

1、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2、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三、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1 资产阶级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的斗争勇气，采取改良途径，发展资本主义
2 希望寄托在无实权的皇帝身上
3 对列强和封建反动势力又寄予幻想
4 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失败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首先是变法自身的局限，首先他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其次，他对帝国主义仍存幻想，最后他惧怕广大人民群众，由于自生力量不足无法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分子的强大力量较量，最后惨淡收场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把希望放在了没有实权的皇帝上，脱离了群众。
教训是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

看看初中的历史书吧！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以皇帝的合法权威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推动体制更新的变革运动。直到1898年，中国才真正获得了这次来之不易的变革机会，然而，它却以迅速的失败而告终。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本文主要通过对戊戌变法人士心态及改革战略的分析，探讨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观原因。

一、戊戌变法人士的激进心态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世界列强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俄、英、法、德、美、日等列强加紧了对其在华利益的争夺。在甲午战争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沿海重要的港湾旅顺、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落到了他们手中，中国几乎全部国土都被划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1]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强烈的危机感给其内心以深刻的刺激与震撼，导致他们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变得越来越激进。

大体上，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激进改革心态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愤世心态

在封闭的条件下，民族危机的深度只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够真切地感悟到。他们的敏感与其周围一般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形成鲜明对比。这样一来，一种与此相联系的道德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激愤而孤独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会使变革者与广大官僚士绅之间形成巨大的隔阂，并导致后者对前者产生同样的情绪化反应。造成这种愤世心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体制吸纳这些有变革志向的知识精英的渠极其狭窄，改革者精神上深受压抑，他们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来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也就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来疏导自己的压抑感。依次戊戌变法人士一旦获得青年皇帝的知遇之恩，就使得他们的求变心态以高度情绪化的亢奋激烈的方式表现和宣泄出来，力求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变革着的愤世心态与广大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相冲突，导致了戊戌变法走向两极化的对立。

（二）急剧改革的心态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急切的高呼要是还不进行变法改革“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法者，总是以他们主观上所感受到的危机感的强度来作为激进变革的理由，而变革成功所须考虑的客观条件却往往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三）全面“大变”的心态

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帝第六份奏书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它要求在旧的基质上寻求新的生长机制，要求在顺应历史传统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但变法人士却不自觉地排斥这种传统的改革。这种“全变论”有其片面性。变革者仅仅注意到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对中国应付民族危机所构成的障碍，而忽视了这种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在许多其他方面对庞大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继续承担着传统的整合功效。他们仅仅根据中国旧体制无法抗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这一点来认定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四）简单化的乐观预期

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有一种过于简单的，不成熟的乐观判断。改革者对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判断的原因主要是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而又缺乏实际阅历，而且康有为认为，由于中国与日本在民俗文化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为借鉴，中国的改革也就“易如反掌”。“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养成之，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那么，其结果将是“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康有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乐观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它会使变革者忽视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它引发的那种虚幻的自信会进一步起到鼓动变革者提出不切实际的，与现实脱节的变革方案的消极作用。

这种以危机感的强度为基础的求变心态，固然是可以促进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危机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因素，很容易使变革者脱离现实的允许条件来确定变革的幅度、速度与范围。危机感比较容易使人们确认变革的“必要性”，而变革的约束条件则较少地为人们所重视，这样就会使改革的分寸与火候的把握失去依据。也正是这种激进的求变心态导致变革者的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上的激进性。他们是在这种激进心态的支配下，来设计和制定变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结果使得康有为等改革派在变法的具体战略措施上没有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二、康有为改革战略的失误

（一）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指他所认为的反对改革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当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改革时，康有为竟回答：“杀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只能被保守派视为变法派准备大开杀戒的公开声明。并从而引起荣禄等势力派官僚的嫉恨，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其次，康有为向光绪帝建议，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计划。在光绪帝尚没有取得真正的最高权力的情况下，大誓群臣的做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把皇帝从变法过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边。一旦改革派与对立派的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出现时，皇帝本人将由于其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而失去足够的政治回旋余地。

（二）改革理论不成熟

公羊学说是康有为维新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它把儒家经典解为伪书，对中国知识界无疑是当头棒喝，它动摇了封建正统儒学的思想基础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合法性。因为几千年来的儒家正统教育并不是用一两篇文章或一场精神运动就能否定的，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即使在工业化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儒家思想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所以康有为的公羊学说一出笼，自然遭到一大批守旧和保守人士的攻击，即使本来对社会危机有很深的认识，同时主张政府变革的一大批洋务派官僚也不能认同康有为的价值观念。公羊学说使得改革者失去了广泛的支持者和同盟军，使戊戌变法最终演变为改革精英的独舞。另外，在没有对中外国情作出深刻的历史比较的情况下，仅仅依据中日两过历史表象的类似性匆匆设计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急进的改革方案。日本在分封制的条件下，具有传统权威合法性的君主可以在传统的幕府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地建立中央集权的机构，当他在推想改革时可以从社会中直接引用大批新人来充实自己的新的政治中心而无须顾忌传统贵族的意见。而中国与日本不同，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官僚集权体制下，君主可以提拔 少数人，但不可能变更整个官僚阶级，他必须采取缓进的方式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持旧式官僚的声望与利益的前提下发挥新官僚的作用，否则就会引起旧官僚的剧烈反抗。所以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用激进的改革方案就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这种改革理论的不成熟也埋下了导致改革失败的理论陷阱。

（三）“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帝在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施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的实施停留在形式上。而且，改革产生的利益受到的影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反对派一边。尤其像科举制改革这种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给考生做贮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人士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他们难以对这样的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这样容易产生反对情绪。

（四）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由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作出的举措，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因此如何处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对于变法能否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尽可能地减少太后对皇帝的猜疑与不满，防止保守派与太后之间结合成政治上反对光绪改革的政治联盟，是确保变法成功重要条件。然而康有为拒绝采取“调和两宫”的主张，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4]可以说，这是康有为在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太后对光绪皇帝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她在群臣中的至高权势乃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而康有为等根本无视这一既存事实，他们认为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那么在法统上，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应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事实上，康有为为排斥太后的做法，在变法派内部就受到不少人的反对。连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曾上奏指出，“ 皇太后亲将天下授之皇上，宜遇事将顺行，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见。变法宜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而戊戌变法派内部的重要人物之一的王照，就曾主张把变法的荣誉花环戴在太后头上，以此来满足这位老妇的虚荣心，以尽可能地减少变法的阻力。然而，康有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张荫桓的影响，坚执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太后视为”不可造就人物“来加以排斥。而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派不是分化了太后与荣禄的联合，而反而使两者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一些有关政策的具体建议中，认识到这位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
直接原因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四，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其五，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简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及教训：原因：1、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根本原因）（由妥协性，软弱性的阶级本性决定）2、 直接原因——袁世凯的背叛。3、 帝国主义没有给予支持（外部原因）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从中国内部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一. 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二. 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