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名军户士兵有多少田地，每个月军饷是多少

明朝末期的民不聊生，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赋税的沉重，压得人民已经无法生存，所以都揭竿而起。但是为什么最为最高统治者，明明知道这样做，会大量得消耗民力与民心，却依然还是要做呢？这就是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了。

首先要知道一个问题，在明朝时期，大明的几乎全部收入，除了一小部分用于朝廷的用度和官员的工资，绝大部分几乎都用在军费上。而军费的巨大部分，则是用在九边上。九边是明朝为了防卫蒙古而设立的九处军事边镇，驻留着大量的军队。

明朝初期

依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朱元璋时期，全国的兵力总共有一百二十万，而到了明成祖以后，国家的军队人数一下子飙升到二百六十万。

在当时，骑兵每个月的粮食二石，普通的士兵每月有一石。二百万的士兵，每个月需要多少粮食，就可以想象的出来的。

这么多的军队，国家需要大量的粮食来供应。因此也就有了军屯制度。卫所是明朝的基本军事制度，每一个卫所不但负责当地的军事安全，还承担屯田任务。明朝依据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朝初期的军饷供应。

但是，很快，随着人口的变多，卫所的军队人数也在变多，但土地还是那么多。因此逐渐的，军粮已经满足不了军屯士兵的需求。

于是，运粮就成为了填补缺少粮食的主要办法。但是运粮的成本巨大，朝廷除了自己运粮外，还动用“盐引”制度，来替国家运送粮食。

在古代社会，盐铁都是最赚钱的生意，同时也是最能影响国家稳定的重要物资。因此如果要想从事贩盐的生意，就必须要有国家发放的“盐引”制度。

于是想要得到这个盐引，就必须要为国家运送粮食。因此，明朝的前中期，基本上都是军屯和民运两种方式来解决军粮的问题。

明朝中期

在明朝中期，也就是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其实，实话实说，隆庆和万历其实作为皇帝，还算不错。他们虽然不是那么英明神武，但是也算是守城之主，没有太大过错。

但是嘉靖这个皇帝，的确很糟糕。万历不上朝，喜欢在家办公。隆庆虽然没有能力，但是人家让懂得用管理的人来管事，比如高拱。

嘉靖这个家伙，就真的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喜欢玩小聪明，又修道，又做皇帝。结果皇帝做的垃圾，修道也修的惨不忍睹，一无是处。

嘉靖年间，文官的人数为一万六千人，而武官的人数保持在八万二千余人。嘉靖二十八年，这一年的赋税收取二百万两，而军费的开销达到一百三十三万余两，剩下的有六七十万。而这剩下的六七十万两，还要解决京官的俸禄问题。几乎是每年都杯水车薪，入不敷出。

到了神宗万历年间，也别是万历二十年到二十八年，朝廷相继对宁夏，朝鲜，和播州用兵。这三场大战，朝廷分别出兵十五万，七万，和二十万。

所花的饷银也是不计其数。在万历三十年，国库的收入是五百七十万三千七百五十两，支出是六百二十二万八千三百一十四两。超出国家收入一百多万两。

比如马匹吃的草料，在万历年间的用费是八万七千余两，到了天启年间，就增加到一十八万四千余两。所以可以说，在明朝初年国家的收入承担军费的开支还绰绰有余，但是到了中后期，因为国内矛盾激烈，战事频频，国家的赋税已经开始渐渐无力承担了。

明朝后期

明朝时期，可以国家的大量部队都驻守在九边，用来防御北方蒙古的觊觎。在《谷山笔尘》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明朝末年，宣府每年的所需的军费有八十三万两，大同花费七十七万两，辽东三十八，延绥二十八，宁夏二十二，甘肃三十八万。

这六边的总额就已经达到三百七十万两了。而九边的士兵人数，也从嘉靖年间的367834人上升到了崇祯年间的590574人。

这里就要补充说明一下，在土木之变后，可以说明朝对于蒙古的打压之势，已经几乎完全丧失。明朝对于蒙古几乎完全是守势，卫所的兵制已经完全行不通了，只能开始募兵。所以九边的士兵，几乎很多都是全面募兵。

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开始反明，著名的萨尔浒之战爆发，明军的精锐全部丧失。熊廷弼担任辽东经略，经过一番实地的调研，奏报朝廷，请募兵十八万，方可复辽。

朝廷的户部也算了一笔帐，依据当时的价格，一个士兵一年要饷银十八两，十八万人，一年就需要三百二十四万两。

辽东只是九边之一，加上其它八边的士兵，就朝廷每年五百多万两的赋税，更本就是不可能。所以崇祯才会不断的增加赋税（主要是农业税），导致最后的国家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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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到古代，最苦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去当兵，因为古代当兵之后，很有可能“古来白骨无人收”，甚至连妻儿老小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而且经常会为统治者的私欲而死的毫无价值。

　　除此之外，当兵的军饷也是一个很苦逼的事情——古代没有银行储蓄这一说，如果把军饷随身携带，要是死于某次交战之后，身上的钱财都会被敌人带走，家里面的妻儿老小就得活活饿死。

　　更何况自己要是战死之后，就算朝廷还欠自己的军饷，自己也没办法去讨要，朝廷只要抓住这个漏洞甚至可以借故拖欠军饷，这么一来甚至可以免掉这笔开支，那岂不是美滋滋了。

　　至于说把军饷寄回家，这就更不靠谱了——以古代的那种交通水平和治安情况，这笔钱大概率是要失踪的，这可是自己的卖命钱，换谁谁都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那么，后来的古人当兵想到了什么办法解决这种困扰呢?其实很简单——提前预付工资就可以了，时称之为“开拔费”。

　　大军开拔奔赴战场，可以，但是!皇帝还不差饿兵呢，得先给钱，然后我们这些当兵的才能听你的话去前线，不提前发工资就指望我们去卖命，你回头赖账我们战死了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在三国战乱时期，也有雇佣兵制度，当时的士兵很多连饭都吃不起，这也和当时年年战乱有关，导致荒废了农业。

　　再来看看其他朝代，唐朝。唐代士兵实行服兵制，战时征兵，士兵一般没有军饷或军饷很少。

　　唐代士兵需要自备战马和武器，战场缴获的战利品归士兵。到了唐玄宗时期，士兵逐渐开始有军饷拿了。

　　明朝以后是卫所制，有的士兵自种自食，军饷很少。比较高军饷的士兵是边军，边防军，军饷达到大约每年20两白银。

　　到了清朝也是卫所制，仿明的。清朝的八旗军又国家供养，士兵月俸6两银子。

　　从众多朝代看来，宋朝时给士兵发的军饷算是比较高的了，衣食还是国家承包。宋朝士兵军饷高也和当时的古兵制有关，士兵逐渐成了一种职业。

　　比如万历年的“辽饷”，为了对抗努尔哈赤，全国加服从200万辆增加到520多万两。到崇祯年又摊派出去660多万两，简直刮地皮一样。

　　但是这些钱真心没几个落到募兵手中，既没有推动经济，也没有消费回流，实际上大部分都让官员们拿走了。

　　于是，募兵虽然越来越多，战斗力却也越来越差，到了几乎儿戏的地步，最终也像卫所兵那样开始了逃亡。

　　还是卢象升说的话：“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拿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目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椅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还有：“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

　　陕西巡抚胡廷宴也描述过：

　　“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

　　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迯。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乞将前欠银两速发以奠危疆。”

　　瞧瞧，还军饷呢，士兵都穷得失去尊严了，他们典当了军服，卖掉了弓箭，卖掉了自己的妻儿，像叫花子一样沿街要饭，最后不是做了逃兵，就是公开的吵嚷闹事。

　　所以，胡廷宴在面临流寇暴乱时，说出“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能有什么办法?那些饥肠辘辘的士兵派出去不是让人砍杀，就是跟着对方一起造反，倒不如大关城门，让流寇们抢个够，抢饱了，人饿死完了，也就不闹事儿了吧。

　　指望这样的阿兵保卫国家?指望军人荣誉?做梦呢!李自成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当然，除了月银、安家银、开拔银外，还有烧埋银，也就是抚恤金。

　　不过，明军的抚恤金其实也是见鬼的事，卢象升都没拿到的钱小兵能拿到?

　　也就万历援朝的时候执行的还算有这么回事儿，指挥以上有10两银，千总八两银，家乡路远的给加二两，还挺人性化。

　　下面把总六两，百总五两，军丁三两，不多，聊表心意。

　　对小兵而言还算凑合把，只要钱没被贪走，也算是给家人一点活命钱了。

　　但对营兵的百总、把总可就亏了，他们一个武职正八品，一个正七品，还缺这俩银子?

　　实际上，很多人死了、溜了，他们的名字还留在花名册里，为的就是吃空饷。

　　倒霉的卢象升，在明朝生死存亡的关头，被御赐尚方宝剑，总督天下援兵。结果因为恒、大、山西三总兵吃空饷吃得太狠，十几万的部队只剩两万人，比关宁军人还少，害得他让高起潜瞧不起，不愿接受其指挥。

　　后来满清是怎么做的呢?那些投效的新军能领到白银4-5两，连伙夫都有3两多，如果是炮兵、骑兵，基本工资6两起，徭役每户免三十亩，战死者按其两年饷银付烧埋银与家人。

　　这钱都不用士兵自己拿，想自己揣着自己揣着，不揣着直接送你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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