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仁之乱结束后室町幕府是怎样做到成为县长后还能延续国祚一百年的

农业与手工业
室町前期日本经济有显著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农具继续得到改良，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按成熟期先后水稻已有早、中、晚稻之别。应永10年（公元1403年），到日本的朝鲜通信使在其回国报告书中，曾对日本农民利用水力推转水车引水灌田的方法表示羡赏。由于灌田技术的改进，连某些经济落后地区也实行了稻麦复种。应永27年（公元1402年），至日本的朝鲜回礼使宋希境在他的《老松堂日本行录》一书中甚至提到三季稻的事。由于这些原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增加，上田一反可获1石3至4斗收成，这和以后16世纪下半期的产量差不多。粟、稗、黎等作物广为耕种，经济柞物芝麻、茬（灯油原料）、蓝草（染料）在各地也开始栽培。人们懂得了适应土壤特性选定品种，所以各地出现许多特产，例如北陆、东北地方的大麻、蓖麻，宇治和姆尾（京都府）的茶，甲斐(山梨县）和纪伊的桔子等。渔业、盐业也有发展。鱼市场在各地出现。制盐大规模利用了盐田，取代原始的燃烧海草的制盐法。手工业生产方面，美浓、播磨、越前、但马、赞岐、大和等地的造纸业，河内、备前、尾张的制陶业，河内、大和、摄津、京都地方的酿酒业，山城的榨油业以及獭户内海沿岸的制盐业都很有名。中国地方的制漆业也很有名。以河内、大和、相模、京都等地为中心的金属铸造业和以加贺、丹后、美浓、尾张、常陆等地为中心的纺织业尤为突出。由于明代中国纺织工匠大批渡日进行技术交流，在山口、博多、界等新兴城市便开始了高级丝织品金缕、缎子、绉绸等的生产，产品可与中国丝织品媲美。日本的天鹅绒生产技术也很高，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如中国即有漳州的纺织业仿造日本的天鹅绒的记载：“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绒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
商业交通与城市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市场繁荣。当时市场普及全国各地，从“三斋市”（每月开市3次）发展到“六斋市”（每月开6次）。镰仓末其以来发展成为专门的居间商人“问屋”，在水陆要地和城市里日益增多，拥有巨额财富。有些还经营海外贸易，变成大金融业者。商业业者的“座”（同业公会）多起来了，在经济发达的近锻地方，尤其在京都、奈良及其周围最多。以奈良兴福寺大乘院和一乘院为本所的座就有油座、粉座、酒座、凉粉座等80多个。山城大山崎离宫八幡宫所属油座规模巨大，拥有10多国的茬胡麻（灯油原料）及其制品买卖的垄断权。
交通发达，运输力很强的海上交通尤其发达。主要的海陆干线计有从中国、四国地方渡獭户内海进入摄津的兵库，再溯淀川通往京都、奈良的道路；有从北陆方面经越前的敦贺，横穿琵琶湖直往大津、京都的路线；还有一条是沿东海道沿岸航至伊势的桑名登陆，再从近江通到京都。
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除原来一些古老的政治、宗教中心京都、奈良、镰仓等城市在继续发展成为商工业城市外，同时也出现一些新兴城市。有些是在港湾、交通枢纽处发展起来的港湾城市。著名的有对外航路的起点界（和泉国)、濑户内海北岸的兵库（摄津）、小滨（若狭）、琵琶湖沿岸的坂本（近江）、大津（近江）等。另一些是“城下町”，这是在守护大名的山上城堡和居地附近交通便利的平原地方产生的。守护大名居地日益增多的家臣等消费阶层，把手工业者和商业居民引向这里。这类城市在室町后期尤多，最典型的有山口（大内氏城堡）、静冈(今川氏城堡）。再一些是寺社门前的“门前町”，以宇治山田（三重县)为代表。定居在城市里的商人，从镰仓末期起开始被称为“町人”。15世纪的日本城市还都处在守护大名的统治之下。
朱子学
朱子学在镰仓时代就传入日本了。当初将朱子学带到日本的是俊艿(公元1166年—公元1227年）和圆尔辩圆（公元1202年—公元1280年）两禅僧。圆尔之后在日本积极传播朱子学的有宋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元僧一山一宁。镰仓时代朱子学没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学问加以研究，而且它是依附禅宗传入日本的，只是作为禅僧的一种文化教养，作为传播禅宗的一种辅助手段，主要在禅僧中间流行，停留在兼学的程度上。至南北朝时代（公元1333年—公元1392年），情况便不同了。义堂周信(公元1325年一公元1388年）从《四书》的价值来谈新旧两注的不同，把儒学作为政道的一种参考，为足利义满讲《中庸》、《大学》、《鲁论语》（鲁国所传的《论语》）。他对义满说，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明德、正心、修身为先。义堂之后岐阳方秀及其弟子云章一庆、翱之惠风等大力宣扬朱子学，朱子学不但在关东，在全日本已取得了稳固的地盘。“建武中兴”失败后，朱子学被南朝统治者用作同室町幕府和北朝皇室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记述从“神代”至南朝后村上天皇即位（公元1341年）的历史著作《神皇正统记》中，著者北田亲房仿照朱熹《通鉴纲目》的宗旨，大力宣扬“大义名分论”，笔诛“乱臣贼子”。他还按朱熹唯心主义理气之说，对由来已久的“国土生成”和“天神出现”等神话加以演绎，为所谓“肇国悠久”和“皇位神圣”说赋以哲学“理论”，并通过所谓“神器授受”说论述皇统的继承，为南朝正统说提供根据。《神皇正统记》大大发展了神国思想，为所谓独特的日本“神国国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这个“国体论”到明治以后曾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人民、进行侵略的思想武器。
民间文艺
民间文艺创作的最大成就，是作为戏剧完成的“能乐”和“狂言”，以及作为戏曲完成的“能乐”的“谣曲”和“狂言”的乐曲。“能乐”是一种使用“能面”（能乐用面具），由谣、舞蹈、伴奏所构成并伴以谣曲演出的乐剧。“能乐”的前身是民间流行的“猿乐”和“田乐”，起源于中国唐朝的散乐，进入镰仓时代又采用了歌舞乐曲，逐渐变成戏剧的文艺形式。至室町前期，经过大和“猿乐”的观世座（剧团）的著名演员观阿弥，尤其他的儿子世阿弥（公元1363年—公元1443年）的努力，使“能乐”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艺形式。世阿弥还统一了散在各地的民间艺术，集当时日本歌舞之大成，创造了日本民族戏剧。他的《花鼓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戏剧艺术理论著作，奠定了日本的民族艺术理论基础。他的《能作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戏剧创作方法的著作。他一生创作的“谣曲”至少有90多种，其中有些是历史故事、传说，歌颂英雄武士、高僧，为足利义满和武士们所欣赏。但也有不少是揭露社会矛盾的，有些今天尚在演出。
当时在能乐剧歇幕时总是穿插演出“狂言”。如果说能乐在颇大程度上是属于武士阶级的戏剧，那么狂言便完全是一种优秀的民间文艺。遗留下来的300多篇“狂言”，用的是当时的口语，表演形式生动活泼，内容完全是对当时统治阶级人物的尖锐批判和辛辣讽刺，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能乐”和“狂言”的发展，给后来“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文学艺术
室町时代贵族文学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只是若干贵族文人完成了《日本书纪》、《万叶集》、《源氏物语》等一些古典著作的抄写本和注释书而已。此时禅僧的五山文学十分兴盛。五山有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之分，公元1386年足利义满整顿五山制度，将南禅寺置于五山之上，京都五山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为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这里的五山僧人学习中国语，入山为僧必须考中国语，及格后方能出家为僧。所以他们都精通汉文学，写了许多汉诗、日记、语录、文章，杰出的作家辈出，如虎关师栋、义堂周信等。除五山汉文学外，武士文学作品较有价值的是《太平记》一书。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记述从“建武中兴”和南北朝大约50年间战乱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以及各阶级的动态和思想。
随着农民、町人力量的不断壮大，民间文学兴起，出现了新的创作形式，如后来被称做“御伽草子”的通俗易懂的短篇小说和“连歌”。它们中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有的是鸟兽虫鱼草木拟人化的童话，这些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人民性。“连歌”是几个人、十几个人一起在相互联咏中不断创作联句的一种诗歌体裁。这种体裁起源于和歌上下句的两人联咏，在平安时代已经出现，到镰仓时代发展成50句100句的联句，开始打破贵族的垄断而推广到武士和人民群众中。至室町前期便脱离和歌而独立，在人民群众中形成连歌热，用来歌颂自己的劳动和表现对统治阶级斗争胜利的喜悦。14世纪中叶，二条良基辑成一部优秀的连歌集 ——《菇玖波集》，奠定了连歌兴盛的基础。
这时期绘画艺术的显著特点是“大和绘”走向衰落，而仿宋元画风的水墨画风靡一时。奠定日本水墨画基础的是掸僧如拙及其弟子周文，而使其获得完善发展的则是周文的弟子雪舟等杨。雪舟游学明朗，从当时中国名画家李在和、张有声学得泼墨技法。他的卓越成就在于吸收了中国绘画的长处，结合日本人民的思想感情，在继承发扬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色地创造出自己的民族风格，丰富了日本的文化内容。因而他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被誉为“古今之画圣”。他的水墨画选题颇广，有优美的山水画，有栩栩如生的花乌画，还有逼真的肖像画。主要作品有《育玉山》、《山水长卷》（长达52尺）《四季山水图》等。
建筑方面最著名的是公元1397年足利义满建造的金阁。它是临池而造的三层楼阁，其式样采取结合形式，即第一层寝殿式，第二层佛堂式，第三层禅宗式。这种结合形式可以看到公家与武家文化的结合和平安文化与镰仓文化的统一。 农业矿业手工业
在富国方针指导下，大名们都大力发展生产。他们鼓励农民开发新田，致力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灌溉体系的整备。庄园制的基本消灭、复杂的土地领有关系的单一化，使在分国内有计划地大规模整治水利成为可能。武田信玄组织人力兴修釜无川堤坝（信玄堤坝）和越中佐佐氏治理常愿川等事，都非常有名。新田开发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许多极易受灾的低洼地变成高产水田地带，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厩肥、人粪尿得到更广泛利用，同时大量进行割草积肥也有了可能。除实行稻麦轮作外，旱田作物也实行了小麦与大豆、小麦与养麦的轮作。随之，单位面积产量继续有所提高，在先进地区畿内，稻每反（992平方公尺）产量高达3石。从前一时期开始的商品作物生产普及各地。城市近郊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供应城市需要。从前仅在宇治地区栽培的茶，如今开始在大和、丹波、伊贺、伊势、骏河、武藏等国种植。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棉花的栽培也开始了，从三河迅速普及各地，增加了人民的衣服原料来源。烟草、甘蔗、甘薯等新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广泛发展。
矿山对于获得货币和武器的原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们对开发矿山也抱着极大的热情。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都有明显提高。铜矿已从露天转向坑道开采。银的冶炼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先进的中国灰吹法。黄金不只从砂金里，也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产量大增。奥羽的金矿，对马的银矿，但马、备前、备中、美作的铜矿，尤其大名中大内、尼子、毛利诸氏经营的甲斐金矿都很有名。这三种矿藏的开发为后来铸造硬币创造了条件。此外伊势的水银，南海的硫黄等开发也很重要。水银、硫黄和金、铜都是对中国（明）贸易的重要输出品。
由于国内需要和对明贸易的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也惊人。棉花生产的发展引起棉纺织手工业部门的出现。茶叶栽培的普及导致瓷器生产的扩大。高级绢纺品生产出现了京都这个新的生产中心。京都西城区(西阵）的高级纺织品生产驰名全国。金属工业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对明贸易的需要，刀剑制造非常发达，并且由于枪支传入而开始了枪支生产，但农具、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町、村便产生了专职锻冶与铸造的工匠。这些工匠摆脱了庄园领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会订货而收取加工费，或生产向市场出售的商品。
商品经济发达
农村举行市集的次数增多了。从每月6次增至9次。在城市中，每日市集已成经常现象，市场上陈列着几十种商品，包括品种 广泛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城市里，专业化的市场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淀的鱼市，京都的米市，奈良的马市等。市场的繁荣说明了16世纪在社会生产力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室町后期也是日本海外贸易的大发展时期。16世纪上半期日明勘合贸易（凭明朝发给对照符契的商船进行的贸易）空前繁荣。从16世纪中期起，日本同欧洲，也同东南亚各国开始了贸易联系。有一些大名、豪商和寺院直接参加了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生产新部门的出现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的分工。
所有这些都构成为室町后期日本城市大发展的基本因素。应仁之乱中几乎变成荒野的京都，乱后再次作为商工业的中心地繁荣起来，人口估计约达20万左右。进入16世纪，界、博多作为对中国、朝鲜、琉球和南海贸易的基地有飞跃发展。从前一时期起作为港湾城市发展起来的小滨、敦贺、大津、大凑、兵库、尼崎、尾道等，也臻于繁荣。在一些城市，商工业者独立的倾向显著。曾经只是指商业地区的町，已逐渐又带有社会组织的色彩。住在这里的以 商工业者为主体的居民统被称作町民（“町众”）他们建立起町的自治组织“惣”，实行自治。
随着家臣团集中于大名城下，大名们还努力使商工业者逐渐集中于此。为发展商工业，不少大名废除妨碍商工业自由活动的特权行会“座”，开放所谓“乐市”、“乐座”市场，免除市场税、商业税。还废除领国内各地的关卡，城下町遂作为分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繁荣起来。大名们出于经济和军事目的，恢复早已荒废了的驿站驿站马制度，以大名的城下町为中心整顿了大道。在所有要害之地设驿站驿站马，便利了国内陆路交通，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达。
自治城市出现
“应仁之乱”后的京都虽然没有实施全市的自治，但是祗园、清水、北野等门前町以及室町等市场町都是由各町四民来管理的。祗园町町民所举行的祗园祭典，既加强了他们的团结，也显示了他们的富有。此种町民的自治是室町后期各城市出现的新动向。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自治是界市。界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终点，其重要性最初不及尼崎和兵库，然而随着应仁乱后细川氏将此处作为勘合贸易的基地，于是骤然繁荣。接着三好氏也以这里为据点，一跃成为最大的港湾城市。界也向以刀剑、绢织品和漆器产地闻名，枪支传入后，作为枪支制造的中心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界原为京都寺院的一个庄园，其自治可溯源于15世纪初村民集体负责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百姓请”）；至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这种议会成员达36名，称为“36人众”，每月由其中3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该市更三面围以护城河，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时期来到界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该国政府报告说，界富庶而和平，象意大利自由城市咸尼斯那样实行自治。当时界的人口已超过五万；永禄11年（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命令界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界拒绝交出。当信长企图以武力征服时，界议会便致书另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摄津的平野，呼吁以武力联合抵御。此举意义至大，如羽仁五郎所指出，它证明此时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自由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
除界和平野外，筑前的博多、伊势的桑名也属于享有自治权的城市。但是这类城市为数极少，远不及中世纪的欧洲。较多城市只是享有部分的自治权，有如京都情形。随着16世纪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壮大起来，成为争取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一支重要势力。
文学艺术
室町后期的文学仍以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御伽草子”和“连歌”为代表，新兴曲艺“能乐”和“狂言”也在继续发展。属于“御伽草子”的短篇小说在整个室町时期共有500多篇，至江户享保年间被整理出版23篇。连歌的发展达于顶峰。宗抵（公元1421年—公元1502年）撰辑《水无獭三吟百韵》和《新撰菇玖波集》等诗歌集，确立所谓斯文的正派风格连歌，提高了连歌的艺术性，但却失去了大众性而拘泥于规则。为补救它，乃兴起作为连歌余兴的徘谐（诙谐、滑稽之意）。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53年）撰《新撰犬筑波集》，被视为徘谐连歌之祖。
能乐方面，继世阿弥之后，音阿弥被誉为绝妙名手。他在观世弥、世阿弥成就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观世座之外，金春座出现了禅竹、禅风，据称两人都不亚于音阿弥的选材。应仁年问动乱使猿乐一时陷于衰落，但后来又有长足发展，虽然丧失了幕府这个保护者，但却得到地方武士和城市庶民阶层的支持。公元12世纪末的“平家琵琶”此时更加盛行。“幸若舞”和“古净琉璃”也广为流行。幸若舞是曲舞的一种，公元15世纪桃井幸若丸所创，以战争和恋爱为题材，受武士欢迎。净琉璃是一种用弦伴奏的说唱曲艺，其名称源于源义经同净琉璃姬的恋爱故事，至江户初期古净琉璃发展成现代净琉璃。戴着装饰品和化装的民间舞蹈也颇盛行。旧历7月15日举行的盂兰盆会舞尤其盛行。小调也为人们所喜爱，公元1518年出现一部《闲吟集》辑录这种民间小调300余首。
绘画方面，土佐光信(公元1434年—公元1525年）将中国画的技法使用于大和绘上，发展了优美的传统技法，使大和绘复兴起来。狩野正信(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也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发展大和绘，曾任幕府的宫廷画师，为足利义政、义尚服务。其子狩野元信（公元1476年—公元1559年）继承父风，集狩野派画风之大成。遗作有京都大镕寺大仙院的《海边花鸟图》（公元1513年）和东海底的《潇湘八景图》等。
建筑方面，文明15年（公元1483年）足利义政建成东山山庄，其中银阁不亚于义满建造的金阁(公元1397年），极其豪华。建筑式样采用书院式，佛殿和住宅相结合，与庭园取得调和。银阁的附属建筑物东求堂和茶室同仁斋，建筑手法高雅，象征闲寂清雅的茶道趣味。工艺方面，出现了后藤佑乘（公元1440年—公元1512年），擅长刀剑金属工艺雕刻和漆器制造。
医 学
室町时代日本医学在吸收中国医学成就、总结自己经验方面继续获得发展。正平17年（公元1362年）著名医学家僧有邻撰医书《福田方》。此书既综述了金、元、明时期中国医学，又肯定了日本的医疗经验，分疾病为12类，创造性地提出按病因、症侯、诊断、类症鉴别、预后和疗法的顺序撰写医书的方法，尤其论述研究既往症的必要性。释生西所撰《五体身分集》（公元1369年）也具有同样倾向。此时对医书中使用的汉语大部分进行了“和训”，把读者从难解的汉文原文中解放出来。这为日本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室町后期，不少日本医学家到明代中国交流医学成果。公元1494年田代三喜(公元1465年—公元1537年）回国后大力提倡李朱医学（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医学)，为日本李朱学派的开山祖。此派认为疾病起于“外感”和“内伤”，因而在治疗上避免使用寒凉药剂，着重和平药剂。三喜的弟子曲直濑道三著《启迪集》（公元1574年），结合日本实情发挥了李朱学说，使此说风靡全国。医学家兼本草学家吉田宗桂和针炙专家金持重弘也有名。两人在明期间都曾行医，医术博得中国医学家的好评。明朝也有一些中国医学家移居日本，如陈祖田、智光等人，他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多所裨益。

西元1331年，统治日本长达一百四十余年的镰仓幕府在宣告终结，被时代的洪流所吞没。由于之后的醍醐天皇吸取了武家政权统治的弊端，对武士阶级有所忌惮，因此在出台的部分政策条例中，或多或少的对武士阶级有所束缚和打压。但推翻镰仓幕府的主力军，本就是各地“勤王”兵马，其组织成分仍旧以武士阶级占比最大，再加上彼时天皇才刚从被剥夺权力的阴影中走出，根基尚且不稳，无法对武士阶级进行绝对的控制。

光明天皇像

而受朝廷打压政策的影响，足利尊氏最终选择发动兵变，并于西元1336年攻陷京都，扶持作为傀儡的光明天皇登基，并仿照镰仓幕府时期的一系列法令条例，制定《建武式目》，于京都城内重开幕府，标志着日本幕府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室町幕府的出现。

不过，室町幕府尽管前后存在近两百余年的时间，但其中却包含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战国时期。需要强调的是，日本战国时期堪称日本历史上内乱的“顶峰”，各大领主纷纷立国，硝烟不断，但室町幕府却仍旧存在，只是在这一时期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直至织田信长的势力异军突起，最终成功于西元1573年推翻了室町幕府统治。

然而，在室町幕府统治期间，曾爆发过一场著名的内乱——应仁之乱，这场内乱的起因本是因拥立幕府大将军继承者而爆发的内乱，最终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果，即不仅加速了室町幕府的解体，同样也开启了日本战国时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应仁之乱

应仁之乱爆发于西元1467年，因当时正值应仁元年而得名。早在西元1464年，因当时执政的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政无嗣，但又不能将将军之位传给旁系族人，于是他便借此将本已皈依净土宗的弟弟足利义寻还俗，作为他的养子，并将其更名为“足利义视”，为之后继承将军之位做足了准备。

奈何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足利义政已经将足利义视确定为继承人后，仅仅过了一年，他的妻子便诞下了足利义尚。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足利义政深受打击，但又不能即行废掉足利义视的名分，于是他便将自己的儿子足利义尚交予山名持丰代之监管。然而，山名持丰本就与细川胜元在政治上有所分歧，更为巧合的是，山名持丰支持足利义尚，细川胜元却是足利义视的坚定拥护者，两人的矛盾自然也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趋尖锐起来。直到最后，两家在选择将军继承人的问题上僵持不下，矛盾愈发升级，以至于最终爆发战争，即应仁之乱。

关于应仁之乱爆发后的情景，在《应仁记》中有首诗文可作参考：

汝知京都艳，今朝遍荒野。黄昏云雀飞，悲凉泪满颜。

在应仁之乱持续发酵后，西元1468年，以山名持丰和细川胜元为对立双方，纷纷建立幕府，致使原本统一的室町幕府初步瓦解，一时间形成了“东西两府”的局面。不过需要说一句，由山名持丰所建立的西幕府，规模远远小于细川胜元拥戴足利义视所建立的东幕府，因此西幕府在史学界并不被视为正统，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细川胜元不仅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并且有天皇作为筹码，这一点是山名持丰所不曾考虑到的因素。

但自出现东西幕府之后，原本平稳运行的室町幕府的结构大受冲击。西元1473年，山名持丰和细川胜元接连辞世，为了避免战争继续升级，两人的继承者山名政丰和西川政元，最终签订了和约，战争规模逐渐缩小。西元1477年，持续近十一年之久的应仁之乱终于画上了“半个句号”。之所以称其为“半个”，则是因为尽管之后幕府重归一统，但经由十余年的内乱消耗，室町幕府已然摇摇欲坠，权力大幅缩水，根本无力起到震慑全国的作用。

日本战国时代的开端

由于应仁之乱期间，支持室町幕府的大名联合体（相当于各地势力可观的领主），同样也随着山名持丰和细川胜元分成了两个派别。所以在内乱结束后，本来集中统一的大名联合体也纷纷崩溃，内部结构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现象，正如日本学者樱井英治在《室町人的精神》一书中写的那样：

应仁之乱使幕府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乱中至乱后，由于大名们纷纷返回领国，作为幕政之基础的守护在京原则纷纷趋于崩溃。

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守护”，即指大名，在室町幕府时期，为了得到各地大名的支持，稳固幕府政权，幕府便将分国治理权委任以大名进行管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当时的守护仍旧可以归国治理，但分国的部分重要职权，仍旧为幕府所掌控，以避免出现守护同幕府分庭抗礼的现象产生。因此，在室町幕府时代，守护同幕府之间的关系极为微妙，一方面守护受幕府信任，予以分国领土，另一方面，幕府也同样需要守护的支持，拱卫京都。

但在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内部权力被不断削弱，军事实力大打折扣，这就使得在战争中不断崛起的部分势力强大的守护，开始脱离幕府的管控，由拱卫幕府，逐渐演变为占地为王，同幕府分庭抗礼的领国制，以至于最终演变为“战国大名领国制”。此外，由于这些守护在归国后，纷纷将自己所管辖的分国，直接称“国家”或省略为“国”，不承认幕府分国的特质。

因此，自守护领国制不断演变为大名领国制后，日本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也逐渐拉开了序幕。

而应仁之乱作为日本历史的一大拐点，不仅在当时打破了日本以往沿袭下的统治结构，同样也使得日本文化得以同世界所接轨，对之后日本新型文化的传入和新思想的启发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可以将明治维新视为日本近代史的起点，但数百年前应仁之乱的爆发，却早已为明治维新创造了基础和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