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谈一谈《孙文越飞宣言》的重要性

（1）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完全同感，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2）依孙逸仙的要求，越飞重申1920年9月27日苏俄对华声明：即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3）因承认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孙逸仙以为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只能维持现状。越飞同意铁路管理办法以双方实际利益与权利，适当时候进行改组。孙逸仙认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商洽。
（4）越飞宣称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从外蒙撤退。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以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与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中国南方访问，然后赴北京。

孙中山与苏俄全权代表越飞的这一谈话纪要，前三点表明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支持以及平等待我中华的态度，当然这些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苏俄所采取的积极的对华政策。因为当时苏俄政府初建，国际上相当孤立，再加上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苏俄很难在资本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社会中寻求承认，因此只能把目光投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蹂躏的中国来寻求支持。支持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最大的心愿，但当时中共在中国还是非法，很难短期内取得中国的政权，只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合法政党，而且又带有明显的反封建反外国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孙中山的合作便成了当时苏俄最好的选择。作为中华民国精神领袖的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争取苏俄对中华民族的平等对待是他能与苏俄合作的前提，当然苏俄对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也换来了孙中山先生对苏俄的承认，更重要的是换来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苏俄的真正盟友中国共产党有了合法合理的发展空间。
孙文越飞宣言的第四点是关于外蒙古问题，实际上也是民族问题，在宣言中苏俄表示了对外蒙古的态度：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立的一部分，但维持在外蒙古的驻军。从这一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当时苏俄是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的，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同意苏俄在外蒙古驻军，是因为当时中国北京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统治这一地区，否则将造成该地区的混乱，甚至可能造成该地区的“独立”，这将对中国及苏俄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