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传统文化可以从哪些方面来阐述

　　非物质 文化遗产 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杭州历史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很多传统技艺正濒临消亡。了解杭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哪些，有助于我们保护传统文化，传承 杭州文化 。

　　杭州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品
　　［梁祝］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在1600多年发展历程中，梁祝从最初的民间爱情传说逐渐进入各类文艺形式，形成了千姿百态、蔚为壮观的梁祝文化。可以说世界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传说。杭州是梁祝传说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万松书院就是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共读之处，而十八相送处，也见证了一段千古爱情。

　　［白蛇传］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基本成型于南宋时期的杭州，后流布全国并远播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白蛇传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历史学、民俗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白娘子（白素贞）、法海等形象，是中国艺术长廊中重要的典型形象。白蛇传与断桥、雷峰塔，与西湖密不可分的关系，使杭州具有了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杭州小热昏］
　　杭州地方曲种小热昏因其创始人杜宝林的艺名“小热昏”而得名，曾改称“小锣书”，至今有百余年历史。原为露天的说唱艺术，说唱者兼卖梨膏糖，故俗称“卖梨膏糖”。小热昏以说唱逗笑为艺术手段，语言风趣幽默。流行于江、浙、沪的独脚戏（俗称滑稽戏）即由小热昏衍变发展而成。曲种的基本曲调有“锣先锋”、“三敲赋”和“东乡调”，现“三敲赋”、“东乡调”已绝响，演唱者也仅存杜宝林第四、五、六代的几位艺人，众多传统曲目已濒临失传。

　　［西泠印社金石艺术金石篆刻艺术］
　　西泠印社金石艺术金石篆刻艺术可溯源至殷商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西泠印社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叶铭、吴隐等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起创立。百年来，西泠印社始终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和“兼及书画”为宗旨，成为我国研究金石篆刻领域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学术社团，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

　　［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
　　张小泉剪刀品牌始创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张小泉剪刀选料讲究，镶钢均匀、细，其传统的剪刀锻制磨工精工序共有72道。三百多年来，历代张小泉的继承者一直恪守“良钢精作”的祖训，所制剪刀刃口锋利，开合和顺，式样精美，经久耐用。

　　［富阳竹纸制作技艺］
　　富阳古名富春，素有“土纸之乡”之称，其竹纸制造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富春竹纸以当年生嫩毛竹为原料，有一整套独特的制作技艺，大小工序达72道。富春竹纸品种很多，用途各异，其代表产品元书纸呈淡米黄色，略带竹子清香，柔软耐折，不腐不蛀，为毛笔书写的上佳纸张。富阳至今仍有竹纸传人从事传统竹纸生产，但为数不多。

　　［胡庆余堂中药文化］
　　胡庆余堂由“红顶商人”胡雪岩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创设。“南有庆余堂，北有同仁堂”，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胡庆余堂赢得了“江南药王”的美誉，并形成其特有的中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包括其经营理念、制药技艺等许多方面，由胡雪岩亲书的店训“戒欺”，就是胡庆余堂中药文化的核心。

　　［余杭滚灯］
　　余杭滚灯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滚灯用半公分厚的毛竹片编成，分大、中、小三种，有“文灯”“武灯”之分。传统的滚灯表演有“霸王举鼎”、“金猴戏桃”、“旭日东升”等9套27个动作，融体育、舞蹈于一体，集力与美于一身。1999年余杭滚灯代表浙江省参加了首都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联欢晚会。2000年余杭被命名为浙江省民间艺术（滚灯）之乡。

浙江传统文化与“浙江模式”的形成

新华网浙江频道11月23日电 （《浙江经济》杂志/张佑林） 现代社会，区域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经济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一般来说，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只要做到循规蹈矩就行；而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的是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没有创新意识要想在市场竞争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也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或工业化，首先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经济学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传统文化对工业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人的观念进而实现的。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适应现代经济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决定了各区域的经济选择是不一样的，进而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

一、浙江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及其与现代经济的兼容性分析

按照笔者的观点，从人文地理学出发，可将中国文化划分为"中原传统农业文化区"和"东南功利文化区"两大部分。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其辐射范围遍及中西部广大地区。由于深居内陆地区，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以农耕经济为主，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观念保守。这种传统文化所以抵制现代化，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僵化的价值观念、思维定式，制约着人们思想什么，怎样思想，而且还因为它是一种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制约着人们去做什么，怎样去做。在它的长期熏陶和习惯作用下，一切与之不符的说法和做法、倡导和实践，都是不自然的，都是可疑的，甚至都是邪恶的，要么受到温柔的冷遇，要么受到严厉的封杀。这种思维机制使人们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不思进取，害怕创新。

"东南功利文化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其主体构成是吴越文化，其范围包括江浙及其附近地区。远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了河姆渡文化和良诸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独具异彩。自唐宋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文化中心也随之移向吴越，其间经过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以来，东部沿海一带一直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熏陶，形成了本地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广泛交流，吴越文化终于从传统的农业文化，转化为商业气息浓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我国各文化副区中冠领群雄，水平最高。

吴越文化从纵向上看，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反复碰撞中发展的；从横向上看，吴越处在我国传统的大陆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两大板块的交锋地带，这就使得其文化具有海陆两种成分，并进而发展成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两种性质的交流和融合。

作为吴越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浙江文化除了拥有"东南功利文化区"的基本因素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素称"文物之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为主体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浙江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第一，具有鲜明的"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色彩。第二，具有"富于冒险、开拓进取"的海派文化传统。这主要是因为傍海而居、出海而航的生活生产环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冒险的精神。第三，具有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浙江文化自春秋战国范蠡大夫弃政从商以来，就形成了蓬勃的尚利文化，"工商皆本"的思想几乎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第四，具有"崇尚柔慧，厚于滋味"的人文情怀。江浙文化尊重人欲，重视家庭和家族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文化导向很不一样。由此可见，浙江文化与我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创新冒险精神，其总体特征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勇于创新，注重功利”。创新冒险精神是浙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机和创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浙江人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浙江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自主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思维品格，构成了浙江人在经济改革中致力于制度创新，实现体制外增长的精神动力；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文化性格，赋予浙江人在适应市场机制中胜人一筹的素质和优势。

浙江文化蕴涵的自主创新精神与现代经济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它对浙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具有内源性的影响。正是这些潜藏在浙江人意识深处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苏，造就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使浙江大地在改革开放之后很短的时间内，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农民企业家，从而为民营工业的发展做好了人力资本方面的准备。以浙江温州为例，温州市总人口为600多万，其中有200多万人在办企业或从事市场交易活动，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以至形成了“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的说法，“温州模式”的形成，正是温州上百万民间企业家勇于创新的杰作。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大批企业家的主导下，形成了浙江“制度创新”的浪潮，从而推动了浙江工业化的进程。

二、浙江工业化道路的演进路径：企业家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从制度变迁的类型来看，主要包括两种形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否产生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新制度安排的“创造者”自发组织实施。从总体上看，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参与制度创新主体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或损益的主观评价，而且取决于他们的判断能力和适应效率，也即一个社会只有存在一个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时，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会发生并不断持续下去。

从浙江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来看，其制度创新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内生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即这种制度创新不是外部力量的强制作用，而主要是以企业家为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自愿选择，然后政府加以引导与规范的结果。笔者把这种内生于民间、通过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概括为："自下而上的内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这种模式的动力来源于传统文化和民间力量，其本质是一种自发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原理是：在市场竞争社会，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途径，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毁灭，最终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具体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浙江工业化模式"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从工业化发动的主体看，这是由浙江成千上万的企业家主导的。经过传统商业文化长期熏陶的农民们，在改革开放后，不甘贫穷，勇于创新，勇于冒险，突破传统农业的桎梏，依靠发展民间乡村工业和相关产业，在其他人尚未觉悟的时候捷足先登，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其次，从浙江工业化模式的演进路径看，这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创新过程。诱致性制度创新的一个前提，就是从事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具有强烈的自主创新精神，而这恰恰是浙江企业家的主要特点。改革开放后，浙江成为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在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新的内容，接连不断，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浙江的制度创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乡村工业，专业市场，股份合作制、农民城、块状经济等均为全国首创，这些形式现在已经成为其它地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再次，从浙江工业化道路的类型看，其特点是自下而上民间发动的工业化。浙江的工业化从地域看，是民间工业发展壮大并逐渐包围城市工业的过程；从所有制结构看，是民营经济、个体经济逐渐成长并冲击国有大工业的过程；从市场发展看，是农村的大批专业市场逐渐挤压城市商品市场的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看，是农村工业率先进入市场系统参与竞争，结果是农村地区反而先于发达的城市实现了体制转型。

由此可见，浙江传统文化通过对本区域人们长期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在民间沉淀了一大批具有创新开放意识的高素质人群。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他们挣脱了政治束缚，迅速转化为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浪潮，并最终推进了浙江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

杭州地名多怪,如卖鱼桥、米市街、莫衙营等。新来者莫能得其解，观其名，与其所在相去甚远矣，何以得此名？恐杭籍笈人亦不知也。
　　
　　杭州地处江南，成市已久，历为多代朝都。宋时，及至繁华，阜盛至鼎，由庙堂之高于市井之野，往来物盛，贸商发达。今之怪名多由宋而来。因其所集称其名，如学士路、莫衙营，马市街等。然时过境迁，千年已过，观今[AD]之杭州，比这更为富贵繁华，而地名则已非其所指...

白居易苏东坡是在杭州任职和岳飞都不是杭州人
孙权 三国
岳飞 现有岳庙在北山路
段桥旁边有个 苏小小墓
章太炎 有章太炎纪念馆
秋瑾 有秋瑾墓
都锦生 都锦生丝绸厂
胡雪岩 胡庆余堂
夏衍 夏衍故居

现代有胡兵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
苏轼的“孤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夜泛西湖五绝》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底。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杨万里《晓出静慈寺送林子方》
春题湖上
（唐）白居易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明代王瀛《苏公堤》中“荫浓烟柳藏莺语，香散风花逐马蹄”的诗句。
“西湖风景六条桥，一株杨柳一株桃。”
明代张宁《苏堤春晓》诗道：“杨柳满长堤，花明路不迷。画船人未起，侧枕听莺啼。”
南宋吴唯信《苏堤清明即事》诗云：“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陆游也有 “花满苏堤柳满烟”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