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被贬，怀疑刘禹锡、柳宗元泄密，究竟是误解还是确有此事 有人研究过吗

刘禹锡被认为有政治才能，但因为桃花诗两次被贬是因为刘禹锡放荡不羁，说话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得罪了权贵。刘禹锡为人奔放豪爽，豁达开朗，有才华，写诗作赋样样精通，但是人无完人，再完美的人也有让人无法忍受的缺点，刘禹锡就是说话放肆，任意妄为，才因为自己的的诗被贬，因为他得罪了权贵，让他被贬的不是桃花，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人了。

一、朝局动荡

刘禹锡深受很多人的喜爱，就是因为他的诗词让人读了最后有一种豁达开朗的气势，也能看出他为人的性格。在我们压力重重的社会竞争下，拥有这种豁达大度的性格是最合适的了，让我们想一想刘禹锡在那时肯定也面对着重重压力，他因为自己的才华跟柳宗元成为了好朋友，同榜成为及弟，后面又做了官。本来还是很快乐的日子，但是因为君主换了人之后，局势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在那时刘禹锡跟柳宗元两个人抱团，一起提出对国家有意义的改革措施，但是改革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呢？在重重的权势下不知道触犯了多少人的利益，被触犯利益的人自然而然的就聚集在一起，想办法把他们弄走，所以刘禹锡柳宗元等一系列人都被贬了。

二、豁达爽朗的性格

前面被贬是因为损害了别人的利益被陷害了，这一次被贬是因为刘禹锡做的诗得罪了人。在当时的社会是有阶级的，封建的。刘禹锡只是一个小小的官职，却写了一首让执政无法忍受的诗，那么罪名也就大难临头了。这就是因为他豁达爽朗的性格原因，因为他不在乎不看重人情世故，他豁达太任意妄为了，才害了自己两次被贬。

正是因为刘禹锡这种性格，让他多次被贬，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处境，他才能创出绝佳的诗句！

张中丞轶事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此文写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这年韩愈正四十岁，已召回京师任国于博士。此时距安史之乱已有四十多年了，唐朝在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初见成效。韩愈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张中丞传后叙》即表达了这一思想。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中丞：即张巡(709—757)，南阳(今河南邓县)人，开元时进士及第，天宝中任清河(今河北巨鹿)县令、真源(在今河南鹿邑东)县令，安禄山叛乱，他率兵进入雍丘(今河南杞县)、抗拒叛将令狐潮的围攻，后因上级虢王抑兵，他退出雍丘，正好雎阳(治所宋城在今河南商丘南边)太守许远告急，张巡带了三千人，马进少、睢阳郡城和许远协同防御，多次打退敌将尹子奇的进攻，最后因粮尽援绝，在至德二载(757)十月城陷牺牲。在这以前玄宗嘉奖他英勇抗敌，曾授他为从五品上阶的礼部主客郎中兼正五品上阶的御史中丞，因此可尊称之为张中丞。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元和”，唐宪宗年号。元和二年，即公元807年。“吴郡”，郡治在今江苏苏州市。“张籍”，原籍吴郡，字文昌，唐宪宗元和时著名诗人，韩愈之友。“得李翰所为《张巡传》”，“李翰”，字子羽，张巡友人，曾亲见睢阳战事。“翰以文章自名”，“自名”，自负、自许。“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许远”，杭州盐官（今海宁）人，安碌山反叛时，任睢阳太守，与张巡固守不降，“城陷被执，后遇害。”“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雷万春”，为张巡部将，后与张巡同时遇害，有人认为这里的雷万春就是南霁云。这几句意为，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里，我和吴郡张籍一起翻阅家中旧书，找到李翰所作的《张巡传》。李翰因为文章好而自负，写这篇传记详细周密，但我看后还感到有遗憾之处，没有为许远立传，又不记载雷万春的事迹始末。

以上为文章的第一部分，因《张巡传》尚有遗憾之处，“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以此笼罩全文，提起以下诸段。

第二部分（2、3、4自然段）照应“不为许远立传”，三个自然段，各驳一种谬论。

第2段，“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若”，似乎、好像。“纳”，接纳。“授”，授予、给予“柄”，权柄，权力。这里指抗敌指挥权。“无所”，没有什么。“竟”，最终、最后。这几句意为，许远才能虽然比不上张巡，但他主动打开城门，接纳张巡，职位本在张巡之上，却把指挥大权交给张巡，情愿退居下位，没有什么疑虑猜忌，最终与张巡共同坚守睢阳，壮烈殉难，成就了功业和名声。“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肃宗至德二载（757）十月，雎阳城陷，张巡、许远等被虏，尹子奇杀张巡等36人，解送许远去洛阳报功，至偃师，许远不屈被害。巡、远遇难同在一月。是说，城遭攻陷以后被俘获，与张巡相比，只是就义时间先后不同罢了。“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材智下”，才能智力低下，不明事理。“通知”，通晓。“辞服”，请降。“辞”，这里指口供。安史之乱平定后，张巡儿子去疾曾上书皇帝指责许远不忠于张巡，并怀疑许远曾对叛军屈服，其实是轻信遥传。当时诏尚书省，使张去疾与许远之子许岘及百官议，这两句即此事。这是说，两家儿子才能智慧不高，不能通晓明白他们父亲的志向，认为张巡被杀而许远成了俘虏，怀疑他是怕死向叛贼说了屈服的话。“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食其所爱之肉”，雎阳被围，城中粮尽，张巡杀自己的爱妾，许远杀其奴仆，以其肉充军粮。这是说，如果许远真的怕死，为什么艰苦守卫这小块土地，杀死他心爱的人让饿极的部下吃，以抗击敌人而不投降呢？“当其固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贼语以国亡主灭。”“蚍蜉”蚁之一种，喻微小。“国亡主灭”，当时唐玄宗逃往蜀中，存亡不知，故云。这是说，当他在围城中坚守时，外无援军，所要尽忠的，只是国家和君主罢了。叛贼告诉他：国家已经灭亡，国君已经不在了。“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外无待”句，从至德二载正月到九月，睢阳被围，朝廷官员未尝一出救援。当时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屯兵临淮（今安徽境内），观望不救。“待”，等待。“犹”，还、仍旧。“且”，将要。“数日”，计算日子。这是说，许远看救援的军队不到而且笨重人却越来越多，一定拿他们的话当真的。外面竟无援兵可等待而还在拼死守城，人吃人将要吃光，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算出自己死亡的日期。“远之不畏死以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耶？”这是说，许远不怕死也就十分明显了。哪里有城被攻破，他的部下全部牺牲，唯能自己蒙受耻辱求得活命的事呢？即便是世上最愚蠢的人，也不忍心这样做。像许远这样的贤明的人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这第二段是驳“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这是关键，为许远能洗清“辞服于贼”的冤枉，其余种种诬蔑就好办了。为此，作者一一摆出紧要关头许远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开门纳巡……授之以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许远的忠直磊落，不言自明。

二、“城陷虏，与巡死先后异耳”。说明许远和张巡一样，是为抗敌救国而壮烈牺牲的。

三、“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愚蠢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这怎么能说许远是怕死呢？铁的事实给才智低下的“两家子弟”掌嘴。铁的事实把他们的诬陷打的粉碎！

第3段，“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自远所分始”，当时远、巡在雎阳分城而守，张守东北，许守西南，叛军从许远的守区攻入城，故议者有此说。“诟”，毁谤。这是说，议论的人又说许远和张巡分守雎阳城的西南和东北，城被攻破，是从许远防守的区域打开的，据此责备许远，这跟儿童的见解没有什么两样。“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引”，拉。“绝”，断。此句意为，把绳拉断，总有断头的地方。“尤”，过失。“尤之”（指受病之脏腑和绳的绝处），为尤，意即归咎于它。这是说，人将要死时，他的内脏必定有先遭到疾病侵害的地方；拉断一条绳子，断开必定有个部位；有人看到情况是这样，从而责备这个部位，这也是不明道理的啊！“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不乐成人之美”，语出《论语·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卓卓”，特异，杰出。这是说，这些小人好议论，不成人之美，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像张巡、许远他们所成就的事业，是如此卓绝不凡，还不能免于遭到非议，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第三段所驳不过是貌似事实，实际不过是迷人眼目的“儿童之见”，不值一驳，却又非戮穿不可。作者侧面迂回战斗，举出日常生活中极普通的事例，“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这是一个正常人都能理解的，作者不再多说，读者的头脑中，自然就会完成一个类比推理的过程，认识到：分城而守，城之陷，必有所始。同样，读者的头脑中也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守一城，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而且是“外无蚍蜉蚁子之援”，城陷是必然的结果，许远有什么责任？戳穿了谬论的欺骗性，也就露出了论敌的卑劣丑恶的面目：“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这也是一种事实。指出这样的事实给予论敌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

第4段，“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逆遁”，事先逃走。“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是说，当张、许二人防守雎阳之初，岂能知道人家最终不来救援，而丢掉城池，预先逃跑呢？假如这个城池守不住，即使躲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好处呢？“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创”，受伤。“残”，废。“羸”，瘦弱。是说，等到他们已经没有救兵陷入绝境时，带领那些伤残病弱的残兵，即使想突围，也必定达不到目的。“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讲之精矣”，考虑得很周密、精当。“守一城，捍天下”，李翰《张巡传》和《通鉴考异》记载，此地虽重要，若不是张巡善用兵，则“贼若欲取江淮，绕出其外，雎阳岂能障之哉！盖巡善用兵，贼畏巡为后患，不灭巡则不敢越过其南耳。”“沮遏”，即阻遏。“沮”，阻。这是说，张、许二人那样贤明，对此一定想得很周到了。守住一座城池，捍卫整个天下，凭借千百名越战越少的士兵，阻击成千上万日渐增多的叛军，掩护着江淮广大地区，阻止敌人的攻势，国家不至于灭亡，这是谁的功劳呢？

第四段作者继续摆事实，摆正反两面的事实加以对照，并在事实的基础上做极易为人明白和接受的推论，从而对敌人反戈一击，敌于死命。这里分两层，以上讲的是第一层，是摆正面事实，“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论证许远、张巡的功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

“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一二数”，一个两个地数。是说，到那时，弃城逃走，保全自己性命，不是一两个人；拥有强大军队，坐视不救的人，四周都是。“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自比”，自附。“淫辞”，指歪曲事实的言辞。是说，今天不追究和评说这些人的责任，却要指责张、许二人不该死守雎阳，看出这些发议论的人是站在叛逆者的行列，编造一套夸大不实的言辞帮助叛逆者攻击张、许二英雄。

这段的后一层是从反面事实加以驳斥。“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正反对比给论敌以致命一击。“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他们简直和叛贼是一丘之貉！《张中丞传后序》正是这样一篇摆事实，讲道理，既“正”且“真”的好文章。让事实说话，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它会让敌人露出丑恶的嘴脸，不得不俯首就范。

这第二部分议论的中心是驳斥“张巡、许远不应该死守睢阳”的谬论。作者主要采用了论证方法中的驳论，而且是从正反两方面的论据来驳斥的。全段分三个层次：

一是论述睢阳只能守不能弃；

二是论述睢阳的意义：“守一城，捍天下”，“天下之不仁，其谁之功也”；

三是揭露攻击张巡、许远之人是“自比淫乱”，“设淫词而助之攻”的险恶用心。作者写“弃城而图存者”、“擅强兵坐而观者”的目的是什么？是写那些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正在恶毒攻击张巡和许远，其实质是为自己当年的丑恶行径辩护。

第五、六段各成一个部分。第三部分，第5段照应开头“又不载雷万春（南霁云）事首尾”。“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愈尝”句，贞元十二年（796）、贞元十五年（799）韩愈分别作董晋和张建封的推官，属幕僚。唐时称幕僚为从事。此处“从事”用如动词。“屡道”，几次经过。“双庙”，二人死后，天子（肃宗）赐二人为大都督，皆立庙于睢阳，叫双庙。是说，又没有完整记载雷万春的事迹。我曾先后在汴湖州、徐州节度使幕府中任职，常常往来两湖州之间，亲自到人们所说的双庙去祭奠两位英雄，那里的老人常常说起张、许二公的事情。“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南霁云”，张巡部下的重要将领。雎阳城陷，与张巡同时被害。“贺兰”，指当时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他当时驻节临淮，拥兵观望，拒绝救援睢阳之围。是说，南霁云向贺兰进明乞求救兵，贺兰进明妒忌张、许的声望功迹超过自己，不肯派兵救援。“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和乐，延霁云坐。”“延”，请。是说，可他喜欢南霁云的作战勇猛，不听他的话，强要留他，为他准备了酒宴和歌舞，请南霁云入座。“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是说，霁云慷慨激昂地说：我从睢阳来这里时，那里的百姓一个多月没有粮食吃了。今天就是想一个人吃这宴席，从道义上也不忍心；就是勉强吃，也难以咽下去！于是拔出佩刀斩断自己一指，鲜血淋漓，拿来给贺兰进明看。所有目睹者都异常震惊，全都被感动激发而流泪。“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洲，船上人犹指以相语。”“浮图”，佛塔。“矢著”句，箭射塔上砖有半箭深。“志”，这里同识，标记。“贞元”，唐德宗年号。“泗洲”，故治在今江苏盱眙县。是说，霁云看出贺兰进明还是没有为他出兵的念头，就上马疾驰，离开这里。将要出城时，抽出一箭射那佛寺上的佛塔，箭的半截射进了佛塔上边的砖中，并说：等我去打败叛贼，一定除掉贺兰，这支箭是做标记的。我在贞元年间路过泗洲，船上的人还指佛塔告诉我这件事。“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降”，作动词。“降巡”，即使巡降。下文“降霁云”，同此例。“南八”，南霁云在弟兄中排行第八，犹言老八。“敢不死”，等于说岂敢不死。“不屈”，意思是不屈而死。这是说，睢阳城陷，叛贼用刀逼迫张巡投降，张不屈服，就把他捆上拉走，打算处死。又逼霁云投降，霁云当下没有答话，张巡向他叫道：南八，男子汉一死罢了，不可为不义的事所屈服！霁云笑着说：本想要留下有所作为，张公既然有话，我怎敢不去一死呢！于是就没向叛贼屈服。

第四部分，第6段，标题和开头一段都点出《张巡传》，第4、5段也已写到张巡，但又非主角，第6段专写张巡遗事，又带及许远，这就使得张巡的事迹，许远的为人以及李翰的文章更加具体而丰富。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洲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起事”，指张巡起兵讨伐和抗击安史叛乱军。“常”，一作“尝”，曾经。“大历”，唐代宗年号。“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以巡”，因为张巡的缘故。指于嵩追随张巡死守睢阳。“临涣”，今安徽宿县西南。这是说，张籍说：有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跟随张巡，等到张巡起兵抗贼，于嵩曾在围城之中。张籍在大历年间在和洲乌江县见到于嵩，那时于嵩年纪已六十多了。由于曾跟随张巡的关系，开始时任临涣县尉，他爱学习，没有他不读的书。当时张籍的年纪还小，粗略地听到一些张、许抗贼的事迹，没能细问。“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髯”，指两颊上的胡子，这里泛指胡须。“帙”，书套，这里指书套中的书。据说：张巡身高七尺多，胡须如天神。一次看见于嵩读《汉书》，问他：‘为什么老读这本书？’于嵩说：‘尚未读熟。’张巡说：‘我读书从不超过三遍，一辈子不会忘记。’于是就背于嵩所读的书，背完一卷不错一字。于嵩惊奇，认为张巡只是碰巧会读这一卷，就随便抽出其它书卷来考他。张巡没有一处不会背的。于嵩又拿架上各种书籍，试问张巡，张巡随他提问，背诵毫不迟疑。于嵩跟随张巡时间长了，也不见张巡经常读书。他作文章，拿起纸笔就写，从来没用起草稿。是说，开始守卫睢阳时，士兵近万人，城里百姓也近几万户。张巡只要见过一次的百姓知其姓名，以后就不会忘记。“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起旋”，起身去小便。“阳阳”，若无其事，十分安详的样子。是说，张巡发怒，胡须就会张开。到了城被攻陷时，叛贼捆住张巡等几十个人，坐在地上，将要处死。张巡起身去小便，他的部下看张巡站起，有的站起，有的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死，这是命运决定的啊！大家都哭了，不能抬起头看他。张巡就义时，面不改色神态安祥像平时一样。

“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同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洲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貌如其心”，指许远的外貌和内心一样的宽厚。“亳”，今安徽亳县。“宋”，即雎阳。“诣”，到。“讼”，诉讼。“理”，法。是说，许远是个待人宽，很忠厚的长者，外表同他内心一样，跟张巡同年出生，月份比张巡晚些，称张巡为兄长，死时年龄为四十九岁。于嵩贞元初死于亳州、宋洲之间，有人传说于嵩有田地在这一带，武人抢夺去归为己有，于嵩将要到洲衙去告状，被杀害。于嵩没有儿子。以上这些都是张籍说的。韩愈所以用于嵩事迹来写张巡轶事，是因为于嵩是睢阳保卫战的参与者，通过他口述补叙张巡英勇就义的情况和张巡轶事，会更真实，更有说服力。另外于嵩在围城中幸免遇难，最后却死于非命，反映了藩镇割据下，武人专横跋扈的现实和社会不平。

　　韩愈生平与创作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总结一下,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二、创作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说是"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与司马迁"相上下"而"过扬雄远甚";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是"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很能形容出韩文的主要风貌。这样的散文,对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具有扫荡作用。韩愈又是语言的大师,善于对前人的语言推陈出新,对人们的口语进行提炼。如"蝇营狗苟"(《送穷文》)、"贪多务得"、"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等新颖词语，韩文中为数不少，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中国语言的宝库。他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创造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另一方面，他还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来一部分文人也有影响。
　　韩愈的诗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一类诗,不仅是"怪怪奇奇"的几幅"西藏曼荼罗画"（沈曾植评《陆浑山火》诗语），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内容。那种雄奇境界，也存在于不少写景诗如《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抒情诗如《孟东野失子》等作品中。但韩愈诗在追求奇谲的同时，往往也有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等近于文字游戏的缺陷。韩诗艺术特色的另一表现为朴素无华。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政治得失、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长篇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传统;短篇如《汴州乱》,接近白居易、张籍的风格。一些写景咏物诗如《山石》、《南溪始泛》、《杏花》,一些抒情诗如《题驿梁》、《答张十一功曹》,也都具有不尚雕绘、本色天然的好处。
　　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诗"。这是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主要表现为：①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清人方东树指出它们使用了"古文手笔"、"古文章法"（《昭昧詹言》）。《泷吏》则用古文《进学解》的结构布局为诗。这种诗体散文化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缺点在于有时把散文的虚词过多地引进诗中，如"放纵是谁之过欤"（《寄卢仝》）"知者尽知其妄矣"（《谁氏子》）之类，其实都是文章语句而不是诗句。后代诗人如钱载、翁方纲等，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变本加厉。②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以议论为诗，有时甚至通篇是议论。如《君子法天运》一首,通篇用《荀子》的议论和语句为诗,味同嚼蜡。《谁氏子》、《谢自然诗》的后半篇排斥道教，《送灵师》头一段排斥佛教,则是押韵的《原道》、《论佛骨表》。《荐士》上半篇，概论诗歌发展，又是《送孟东野序》一类文论的翻版。这些，都不符合形象思维的写作规律，和《诗》三百篇以及杜甫诗中结合少许议论的作品不同。宋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的部分作品，尤其是理学家的诗，就受了这种影响。③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传统的文学作品分类，赋是列在文章体裁之内的。韩愈的以赋为诗，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南山诗》最有代表性，宋代洪兴祖指出它"似《子虚》、《上林赋》"（《韩集五百家注》引）；朱□尊说它是"以赋为诗，铺张宏丽"(《韩昌黎诗集》两色批点本)。这首诗中连用50多个"或"、"或如"、"又如"，又连用14个迭字句，吸收《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七发》、《文赋》以及佛经《佛所行赞》中的句式并加以扩展,排比形容,层出不穷，别开长篇雕绘的途径,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一变谢灵运以来五言的清丽风格，跟杜甫的五言短篇也不相同。《城南联句》写长安各种事物,用的也是赋体。这类诗,有光怪陆离、雄奇纵恣的艺术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晦涩呆钝、僻词怪字满纸的缺点。
　　韩愈以文为诗,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吕惠卿却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各着眼于一面，得出褒贬不同的结论。
　　韩愈以文为诗，因而在各类诗体方面,擅长古体,律诗绝句数量较少。但其律、绝中也有少数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为历来选家、评论家所赞赏。
　　韩愈诗文，唐代以来久有定评，古文方面评价尤高。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韩愈冠首。诗歌方面,评论则有分歧。赞扬韩诗的,司空图说它"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宋代人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引），赵秉文以为"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与李孟英书》），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总之，都承认他是开派的大家。持贬抑论者，除沈括外，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后山诗话》），王世贞以为"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艺苑卮言》)，近代如王□运、章炳麟诸人对韩诗也多贬词。两种评论，各走极端。陈三立说："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题程学恂〈韩诗臆说〉》）这是对韩诗艺术成就较为公允的论断。
　　在文章方面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韩愈生平大事年表

　　唐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一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一方面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外，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写了名作《师说》，这是韩愈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二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呤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尤其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韩愈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韩愈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纵观韩愈一生，业绩最为巨大是文学，是唐代古文运动开宗立派主帅，唐宋八大家之首，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评论已为定评，尊仰韩愈为中国文坛之“泰山”“北斗”，“百代文宗”。

　　韩愈一生从事时间最长，著作论述最为完备之一是教育；任职有变，奖掖后代，提携青年学子从来间断。盛唐一朝，文人雅士数不胜数，唯独韩愈之学问，得以流传光大，这种“韩学现象”，是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中，一枝独秀，光艳照人的奇特景观。

　　韩愈孜孜以求是复兴儒学。面对唐代佛教勃兴，道教日盛，深感儒家道统之重任，著述“五原”，系统阐述道统，改造儒学，为宋明新儒学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这是韩愈在思想史上又一大建树。

　　韩愈一生尽管仕途坎坷，但即使任职地方小官，也有大作为；至于入职中央三省六部枢要之职，大施才干，礼、吏、刑、兵四部任职政绩卓著，为唐代中兴，建功立业，载入史册。

　　韩愈是唐代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一生政绩卓著。阳山因韩愈任阳山令而为之变，边远小县，为世人所瞩目；韩愈因任阳山令，从阳山开始，走向人生之辉煌。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张清华先生说得好：“韩愈改变了阳山，阳山造就了韩愈。”（《贤令芳踪序》）

韩 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世盛称其“文起八代之衰”。

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与柳宗元同年进士及第，从此相识而成莫逆之交。
　　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已是一个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颓废朝廷，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了匡扶大唐社稷，救生民于水火，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于永贞元年（805年）实行了变革运动——“永贞革新”。
　　当时王叔文、王伾实行改革的时候，因触犯到宦官与藩镇的利益，不但为一批宦官痛恨，还为不少大臣所贬义和反对。到了唐宪宗即位，大伙纷纷攻击“二王”。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八个官员，也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仅仅半年，革新便惨遭失败，宪宗下诏书把八个官员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官名），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伾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柳宗元和刘禹锡便是“八司马”之一，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被贬的行进途中，又接到朝廷的圣旨，加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加贬柳宗元为永州 司马。随后，还下诏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也让两人年轻时“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一步步走上破灭。为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诗中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赴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两个人分别在朗州和永州一住就是十年。元和十年，一个好消息终于从天而降，当年的“八司马”除了韦执谊、凌准已死于任上，其余六人都被一纸诏书召回京城，重新委派工作。刘禹锡和柳宗元终于又回到了长安。
　　一次，刘禹锡应友人之邀，在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赏桃花。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再次回到长安，刘禹锡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很有感触，于是便写了一首诗《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作很快在长安传唱开来。刘禹锡的文学才华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虽不拔尖，但也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升庵诗话》里赞之曰：“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道：“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由此可见，其诗之影响之大。其诗作自然也为朝廷的某些官员所关注，此诗被朝廷某些官员认为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的，上奏唐宪宗。
　　刘禹锡再次被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 市）去做刺史。刺史比司马高一级，看似是提升，但是播州地方比朗州更远更偏僻，在当时还是荒凉之地，不适宜人居住。刘禹锡去也罢了，可他家还有八十老母需要人伺候，若跟刘禹锡一同到播州，如何受得不这苦。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记载：刘禹锡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梦得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柳宗元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试问有几人的友谊能肝胆相照到如此境界，亲兄弟也未必吧。因此在柳宗元油尽灯灭，客死柳州任上后，刘禹锡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然后又全力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并收养了柳宗元一个儿子。可以说没有刘禹锡，也就没有柳宗元文集的刊行于世。《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等经典美文，可能也会如流星一般消逝在远古的天空，不为世人所见，无法被今人所吟咏和传唱。
　　从两人相互之间的题赠中，也可以得知柳宗元和刘禹锡友谊的深厚，其中他俩在衡阳分别时的情景，最为凄凉和让世人动容。柳宗元于离别的船上作《重别梦得》，感慨万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临舍翁。”刘禹锡内心亦是同样悲苦，却在酬答对柳宗元只是进行劝解与宽慰：“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后来刘禹锡获知好友柳宗元的病故，顷刻间便泪如雨下。
　　真正的友谊是什么?是由衷的信任，是永远的无私，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从不撒谎的诚实以及不求回报的奉献，是如刘禹锡与柳宗元这般，至真至挚。

中唐时期的两位大诗人刘禹锡和柳宗元，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他们不但才学比肩，盛名相当，而且他们还是同舟共济的挚友，他们的友情故事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刘禹锡

柳宗元

此二人有着相同的经历，同年中举，少年得意，名满京城，又一起参与永贞改革，改革失败又一起被贬。

贬谪自然是痛苦的，熬了十年，好不容易赶上皇帝心情不错将他们招回来，刘禹锡却作死地写了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这首诗充满了讽刺意味，把它意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们这帮当权的官员有什么好得意的，还不都是老子走了之后才被提拔的。

这样的诗写出来引发了众怒，不满刘禹锡的大臣纷纷向皇帝说他坏话，说得多了，皇帝自然也对他不满，于是把他和柳宗元贬了出去。

柳宗元被刘禹锡连累，非但没有责怪刘禹锡，在得知自己被贬柳州，刘禹锡被贬播州后，反而含泪为他求情，说：“播州不是人可以居住的荒蛮之地，刘禹锡家有老母亲，我不忍心他陷入危难之中，愿用自己的柳州与刘禹锡的播州对换，就算罪加一等，也死而无憾。”在他极力争取下，刘禹锡被改到了连州。

在去任职的路上，他们互相唱和，尽显真挚的情谊，如：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柳宗元《重别梦得》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

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刘禹锡《重答柳柳州》

他们荣辱与共，苦乐相随，并约定晚年一同归隐，再做邻居。然而，此二人有着大相径庭的心态、性格甚至诗风。从下列两首诗便可以看出：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

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

——柳宗元《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把秋天写成春天，这是何等的乐观？把春天写成秋天，这又是何等的悲观？正因为这两种极端的心态，导致他们之后有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先看看刘禹锡，纵然身处逆境，却有一种不愿服输的倔强，所以他的诗总是透露出一股傲劲：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刘禹锡《浪淘沙》

这是典型的写诗也写出了鸡汤的味道，即使小人的谗言像波浪一样深不可测，被贬的人像被沙子埋没一样，这个过程虽然是辛苦的，但终有重振旗鼓的一天。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

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刘禹锡《同乐天登栖灵寺塔》

登上高处哈哈大笑，引起无数游人的注意力，感觉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梦得同学，你这是妥妥的中二病，再说说柳宗元，他的诗总是哀伤，凄婉，透露出一种忧郁，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寂寥凄绝之致，子厚啊子厚，你如果稍稍看开点，少了这种凌轹千古的孤独，或许命运就会截然不同了吧。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

——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称柳宗元同学为忧郁小王子一点也不过分，在他眼中几乎都是凄凉之景，看树觉得树遮蔽了他的双眼，看水觉得水蜿蜒了他的愁肠，甚至去个小石潭也能“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现在，他看个山都觉得山像剑一样割他的肠子，向我们忧郁势力低头。

刘禹锡如亭午之日，有普照众生之炎光；柳宗元如中宵之月，有偏洗孤山之清辉。

柳宗元悲观哀郁的性格，让他46岁就与世长辞，这让生性坚毅的刘禹锡受到了巨大的打击，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

鸣呼子厚！卿真死矣！终我此生，无相见矣。何人不达？使君终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后土，胡宁忍此！知悲无益，奈恨无已。子之不闻，余心不理。含酸执笔，辄复中止。

——刘禹锡《祭柳员外文》

或许这便是高傲不屈的刘禹锡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了吧。之后刘禹锡整理柳宗元遗稿，让《柳河东集》流传于世。又收养了柳宗元的儿子周六，并栽培他考中了进士。但是，逝去的故人终究是回不来的。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古道，帆灭如流电。

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刘禹锡《重至衡阳伤柳仪曹》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当时的江还是那江，山还是那山，只是少了离别时的那个人。明明约定好老了一起做邻居，如今，你带着一头青丝离去，留我一人在世上慢慢老去。怀旧空吟闻笛赋，这是怎样的一种无奈与心酸……心疼梦得五秒钟……

刘禹锡那积（mei）极（xin）乐（mei）观（fei）的心态让他足够长寿，终于等到又把他召回的一天。经过多年的历练，他已经从作死小能手变成了作死老能手，重游玄都观，写下此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再游玄都观》

朝廷已经不是旧时模样了，以前的官员大多不在了，甚至将我贬走的皇帝老儿都已死去，而我，又回来了！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朝代更迭，每个朝代都给李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也有很多的历史人物让人印象深刻，其中就包括了才华横溢的唐代诗人，而在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之间成了很要好的朋友。韩愈、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后来韩愈和柳宗元竟然反目成仇。这是因为刘禹锡参与王叔文的“永贞革新”，遭到了当时正遭受贬谪的韩愈的怀疑。

一、韩愈被贬职

韩愈参见科举考试，虽然得了进士第，但是总是考不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他考了几年。但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很轻松就通过了。但是韩愈也很有名，他们也因此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吟诗作赋。后来他们三人也一起在御史台任职。韩愈就长安的旱情如实上报情况，并且希望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就遭到京兆尹的反对，他也借机陷害韩愈，韩愈被贬到了广东。

二、韩愈怀疑刘禹锡

韩愈被贬到广东之后，唐德宗去世了，而这个京兆尹也被贬官了，韩愈没有被召回朝廷。韩愈觉得他应该被召回去，但是迟迟没有，他就怀疑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把他平时的议论说给别人听了。因为此时唐顺宗继位，刘禹锡他们参与了革新派和永贞革新，但是在之前刘禹锡从未向韩愈提及，韩愈也因此而怀疑他们。

虽然韩愈怀疑他们二人，但是他们之间的情谊是在的。韩愈死后，刘禹锡十分伤心，他还写了文章怀念他们三人在一起的场景，有争论，但最后都能和好如初。所以，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很多事情有必要问清楚的时候还是要问，这样或许就可以减少很多误会。

因为利益冲突，所以韩愈和刘禹锡最后反目成仇，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两个人看起来是亲密好友，但是一旦出现利益冲突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因为在韩愈被贬职的时候，怀疑的是刘禹锡背叛了他，并且在被贬之后刘禹锡也没有帮助他，至此就导致了两人反目成仇

因为韩愈认为自己遭遇了人生的困境，可能是因为有人将他对朝政的言论泄露出去了，他没有实锤证据，但他却怀疑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所为。虽然韩愈表面上既往不咎，并与柳宗元继续推动了“古文运动”，但是，他却在心里对二人极度冷淡，即便刘禹锡漂泊为官那么多年，却始终没有伸出援手，可见成见非常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