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发展初期的必然产物么（只论英美）

腐败就是以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具有零交易成本优势，自带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但会逐渐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市场经济就是以价格来配置资源，价格以竞争取得，需付交易成本但资源配置效率高，产权制度和法制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制度。

两个核心变量：腐败：零交易成本自带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市场：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影响机制：经济发展初期，通过腐败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腐败具有零交易成本优势，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此时零交易成本和自带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要超过它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坏处。在经济发展中后期，腐败阻碍经济增长，因为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伤害超过了零交易成本带来的好处。
在经济发展初期，实行市场经济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因为这个时候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虽然建立起来但执行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可通过腐败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市场配置资源方式中交易成本的降低，腐败具有的零交易成本优势大大降低，市场的优势会超过腐败的优势。

据此，我们就解决了腐败影响经济的方式，数理经济学家可以据此理论推出相对应的数理模型，我懒的搞了。

另外，通过该理论，还可以得出符合历史的推论。
比如，中国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腐败历史，腐败是朝代更迭的重要因素。朝代初期，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国富民强，后期法制，礼乐，法制建立起来了，交易成本降低，这个时候腐败就阻碍了经济增长，朝代必然衰落。
凡是实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或者地区就一定是腐败高发地区，而且凡是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部门就一定是腐败的部门。因为在交易成本很高的时候，通过腐败可实现地区或部门的高速增长，但随着产权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必须通过改革转为市场发展模式，否则该地区或部门就会因损害资源配置效率而影响增长。这个其实就是当前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本质与目标。

首先，所谓的经济问题，本质上说就是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资源的配置有很多表现：比如我们去超市买东西，是通过某种以价格和供货驱动的体系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完成资源配置；再比如一块地皮要卖，政府招标，各种地产公司通过出价+提案的方式进行竞标，最终一家公司拿到该地，这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你妈在饭桌上把元宝肉中的唯一一个鸡蛋给你而没有夹给你爸，这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表现。

所谓的“腐败”又是什么呢？本质上说，就是通过（滥用）权力来影响资源配置（并获得不正当利益）。这里，最关键的，需要定义“滥用”。

广泛一点说，当政府官员或者掌握权力的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没有优先为公众利益考虑，没有最大化公众利益，而是被别的动机所左右，将资源配置给了不恰当的人（往往是自己），我们就可以说发生了腐败。

比较明显的是，比如说，某政府官员把修桥的项目包给了小舅子，小舅子拿钱不干事儿，修的桥渣渣一样，坑了当地老百姓。这里，“腐败”不仅用不公平的方式（没有通过公平的竞标）配置了资源（政府的资金），还没有办成这件事，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损失，这就是“腐败”最直接的危害。

假设某政府官员把修桥的项目包给了一家很优质的公司，但在这个过程中收受了额外贿赂，这虽然也是腐败，但办成了这件事，这对经济还有损害吗？有。假设项目10个亿，官员抽了1个亿，那建筑承包商的利润就损失了1个亿，这损失的1个亿，很可能转化成工程质量的“合理降低”，造成工人薪酬降低甚至拖欠，造成项目的延期，公众利益的损失，而最最重要的是，这部分本来应该属于公众的利益，转移到了这名官员自己的腰包。资源没有配置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所以，腐败的危害，不仅削减了公众的利益，造成资源浪费，还将可能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甚至经济体整体的活力打了折扣。一些经济理论认为，腐败通过榨取企业和个人的利润，阻止了社会的投资和发展，进而阻碍了技术进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便是中国在17、18世纪开始落后于欧洲的原因。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科学家总会遇到一些瓶颈，这时候需要投资来进行探索和试错，而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个人都很愿意赞助这样的科学研究，在中国则受到文化/思想和资金上的制约，未能完成大规模的技术进步。同样的，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前大多都是殖民地国家，因为受到欧洲殖民者的压榨而不具备再投资的资本，也就不约而同地落后和挨打，而欧洲殖民者则得以用从殖民地抽取的资源来进一步提升自己，拉开发展的差距。

因此，当一个国家处在发展转型期（我国目前的状态），急需资本来进行探索和试错的条件下，腐败这种错配资源、阻碍发展的风气危害极大，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从根本上来说腐败是专制体制的产物，是物质社会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往往有人拿中国和西方比，其实往往是极端的自我保护，西方社会是有信仰的，而
　　社会主义是无信仰的或者说是只信物质，说白了就是信钱，有钱就好使。西方国家也有腐败，是局部的腐败，中国有腐败是全身糜烂的腐败。在中国，所谓反腐都是在给老百姓演戏玩，好比张三家惹了李四家，张三家说要回家治理，那张三家到底怎么治理，那只有张三家里人知道，事实很清楚，不用多说。

　　近十多年来，许多几千万、几十亿的大案的主犯，往往都是中央一级、部委一级的“朝廷重臣”；省自治区一级的“封疆大吏”；市县一级的“长字号”要
　　员以及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主管及其亲信。如果不是“体制”的原因，贪污腐败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吗？不久前，人们在谈论“一把手”无人监管时，可以说是看到了专制体制一个最显眼的病斑。其实，并不只是“一把手”无人监管，在专制体制下，除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管之外，平级之间的互相监督和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都是很难实行的。而“官官相卫”、“徇私包庇”、“互相勾结”、“串通一气”的风习则早已形成；“集团化”、“部门化”、“行业化”、“网络化”甚至“黑社会化”犯罪已经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势下，单纯地想诉之于“法制”，岂不成了“法制迷”吗？法律无论如何也只是纸上条文，没有人执行，法律能有什么效用呢？而法律所以得不到有力的执行，主要原因就在于“贪官”和“法官”、“检察官”以及“纪委书记”等等都是专制体制下党内之“同志”。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也有贪污腐败，甚至数额巨大，但由于他们有权力制衡机制，有在野党、反对派以及舆论的监督，因此他们的法律能够执行，腐败可以得
　　到惩办和制止。由于其权力受到多重制约，别说“一把手”，就是“总统”，也要受制约和监督。所以，民主体制中贪污腐败不至于普遍，乃至发展到危及国家安全的程度。克林顿闹了一次“拉链门”的绯闻，便因媒体揭发而遭到独立司法调查、国会质询和弹劾；而中国官员包二奶成风，禁而更烈。比较之下，我们就不难领会民主制的“权力制衡”的作用。

　　专制体制中权力者也可能是清廉的，不过那要是靠个人的德行——道德或信念来维系。50年代，官员清廉，因为那时有共产主义意识；但共产意识瓦解，官
　　员们转而以利为尚，腐败自然也就汹涌而来。所以，要建设现代化中国，必须抑制腐败；要抑制腐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专制体制就是权力决定一切，想怎样就怎样，包括可以贪污腐败，只是其程度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再说，在最高权力之下，一级又一级，有多层权力，而每
　　一层权力，又形成许多小金字塔。小金字塔也是一样，顶端是“一把手”，他
　　们除了接受上级权力领导，同一地区的人代会、政府、司法，都在他领导之下。而且他在用人上，必然要选择对自己绝对忠诚、可靠、亲近、唯命是从的人“一把手”就是“土皇帝”，不仅其个人腐败不受制约，而且他身边还会出
　　现一个腐败集团。

就是极为不好的产物

是人类社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