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有多少是后人脑补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也是中华文明的分水岭和源头，这篇文章我将通过《春秋》和《三传》，分享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思考模式。

说起与孔子有关的书，我们第一印象往往是《论语》，但其实与孔子联系最紧密的书应该是《春秋》，春秋时代就是因孔子编著史书《春秋》而得名，一个人编著的一本书可以命名一个时代，不愧圣人耶。

按照传统的说法，《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文献修订整理而成，简单的说就是讲鲁国简史和国际关系的书，书中内容极简，每年只记一件事，一件事只有一句话，大概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国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某年某月，与某国结盟，某年某月，我国领导人出访某国。这样的书之所以让后世着迷，是因为后人坚信圣人在写作时应用了“微言大义”（春秋笔法），每一个词，每一句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思考，值得我们学习深究，圣人的一字褒贬，或将某一人功绩流芳百世，或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

某大学写了一部校史，里面说到赵教授是一位教授，李教授是一只教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量词的不同则暗含了对着两位教授品德优劣的评判，显然“只”是有轻蔑侮辱意味，警示着后人不能做品德低下的“李教授”。

1943年9月1日，《新华日报》刊发了一篇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里面有一句“《春秋》作而乱臣贼子俱；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而查阅《春秋》原文，只有“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尽管这是一桩冤案，但仍可见其深远的影响力，八个字蕴含着无穷的魅力穿透时空，直抵人心。

既然《春秋》内容如果简练枯燥，与打仗毫无紧密关联，那么关羽哪来的精神在打仗闲暇要夜读春秋呢？其酷爱的程度以至于有对联“文圣人，武圣人，两个圣人；写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流传至今。三国演义“夜读春秋”实为塑造关羽的忠义形象，而历史上关羽手不释卷的不是《春秋》而为《左传》。

那么《春秋》和《三传》又是什么关系呢？

儒家经典一般分为经，传两类，大约是教材和教辅的关系。《春秋》是教材，《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为教辅。

1.《左传》

《春秋》讲一件事都是一笔带过，而《左传》讲一件事都是千言万语，记叙文六要素一应俱全，人物对话，背景故事统统齐全，今天我们读起来都是引人入胜，《左传》我们肯定不会陌生，《烛之武退秦师》，《曹刿论战》都出自它。

2.《公羊传》

后人坚信《春秋》一字一句都蕴含着深刻哲理，汉景帝时期的公羊寿将一代代人的口传心授抄写下来，形成了《公羊传》，尽管现在我们已经对这本书很陌生，但是在汉代一度时间，呼风唤雨，甚至相当于国家宪法和准绳。以至于汉武帝要对匈奴用兵，都要从《公羊传》中寻章摘句，引用典故让大汉军队师出有名。

3.《榖梁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典立为官学，《春秋》是毋庸置疑的儒家经典，但研究《春秋》的学者一共有五家学派。五家当中，最有胜算的是公羊学派和谷梁学派。汉武帝请公羊第一高手董仲舒和谷梁第一高手瑕丘江公打擂决胜负。结果瑕丘江公吃了嘴笨的亏，公羊学派垄断了《春秋》解释权，汉武帝也心安理得地安排太子学习《公羊传》去了。

太子虽然听从安排学了《公羊传》，个人兴趣却在《谷梁传》上，而因巫蛊之祸，太子和皇后都被逼死，数十万人受到牵连,太子于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有一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孙儿被人偷偷救下，抚养在民间，后来在阴差阳错中做了皇帝，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自幼在民间就听说祖父爱好《谷梁传》，便本着亲情与哀思也成为《谷梁传》的爱好者。继位之后，宣帝做了很多安排来打击公羊学，尊崇谷梁学。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在石渠阁召开学术会议，让公羊、谷梁两大学派同台较技，战果注定会贴近皇帝的心意，于是《谷梁传》被增补进了官学体系，从此在《春秋》这个大门类之下，《谷梁传》与《公羊传》分庭抗礼。

之所以要谈《春秋》和《三传》是因为这里面蕴含着中国人最古老，最底层的思维模式，也凸显着中国最早期的社会治理体系，也就说这是我们的根与灵魂。

所谓“春秋笔法”，顾名思义，是一种写作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因孔子写《春秋》时首次使用而得名。这种写作方法的特点是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不直接在文中做判断。形象点儿说，好比是故意给文章“糊上一层窗户纸”，读者能否明白作者的意思便只能凭自己的眼力了。
孔子当时根据鲁史作《春秋》时，对于当时那些重大的、不好定论的史实，往往欲言又止，采取讳而不言的态度。即不明记其事，只以三言两语，做蜻蜓点水的提示，然后让读者自己体味；有时则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或对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春秋三传之一的《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有其明确的原则，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孔子的这种“春秋笔法”后来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
孔子并非史官，却做一部史书流传后世，确实是有着“微言大义”的心思，他的目的是借历史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许多经学家认为：《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贬。战国时期史学家左丘明最先对这种“微言大义”做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意思是：《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这里提出了《春秋》为善恶、正邪立标准的目的。孟子又有言：“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里提出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并非只是记录史实，而是要起到“警世”之用。孔子自己也曾对弟子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意思是：后代了解我的凭这部《春秋》，而怪罪我的也凭这部《春秋》。可见，孔子的确是在《春秋》之中寄予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是非观的。

因为圣人用最简单最轻微的语言，向后人阐述了做人的大义之道

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或对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意思是：后代了解我的凭这部《春秋》，而怪罪我的也凭这部《春秋》。可见，孔子的确是在《春秋》之中寄予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是非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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