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原因是什么

怎样理解文艺复兴运动

首先，了解“文艺复兴”名称的本质含义。“文艺复兴”原意为“再生”或“复活”“复兴”，它出自意大利文Rinascita，一般多写为法文Renaissance，表面含义是欧洲先进知识分子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运动，因为人们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衰败湮没，直到14世纪以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表明欧洲新文化具有以古典为师的一面，但它绝不是单纯的古典复兴，而是反封建文化的新生，是资产阶级文化在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普遍高涨和创新，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显著的阶级性、进步性和时代感。

其次，了解“文艺复兴”发生的原因。文艺复兴运动于14世纪兴起于意大利，后来扩大到德、法、英、西班牙、尼德兰等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16世纪时达到高潮。这场运动为什么会起源于意大利呢？其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最先萌芽于此，资产阶级最早产生于此，资产阶级为求得自身发展，要求在思想上摆脱封建桎梏，要求在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创造出新的文化成就。于是，其代言人先进知识分子鄙弃天主教会的束缚提出一系列思想主张，创造出一系列的科技文化成就。此外，意大利14～15世纪时地处西方贸易的中心，经济繁荣，这是新文化的物质基础；意大利独特的人才优势、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成为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重要条件。

第三，了解“文艺复兴”的思想核心和历史意义。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核心是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起源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它代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要求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神”为中心，以此出发，人文主义重视现世生活，因而追求自由、幸福和物质享受，反对基督教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主张发挥人们的创造力。人文主义重视科学实验，鼓励冒险和发财致富，认为事业的成功及发财致富是一种道德的行为。总之，人文主义就是一种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

怎样理解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背景：

经济上，14～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但是，天主教会对欧洲尤其是德意志的压榨，严重束缚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

意识形态上，希腊、罗马文明之后，处于基督教精神枷锁下的欧洲，虽然经历了约1000年之久的文化沙漠和精神压制，但文艺复兴中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却极大地冲击了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生的思想条件。

政治上，以天主教会为精神支柱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使力量微弱的资产阶级无力抗拒，导致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不得不借助于宗教神学的方式进行。这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生的必然形势。

其他方面，德意志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受到罗马天主教会压榨更为严重，教会到德意志兜售免罪券的活动，终于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线。

宗教改革情况：

1517年10月，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揭露教皇的欺骗行径和荒谬行为，标志着宗教改革运动兴起。

马丁·路德提出“信仰耶稣就可得救”，这是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他主张简化宗教仪式，提出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圣经，允许僧侣婚配和还俗；坚持君主的权力高于教士甚至教皇，《圣经》高于教皇和教会。

后来，封建诸侯加入宗教改革运动，使斗争势力壮大，一些新教教派在运动中形成，如德国等地的路德教、法国等地的加尔文教、英国的国教等。

宗教改革评价：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否定了教皇的权威，用德文翻译《圣经》，激发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很多封建诸侯的支持。打击和动摇了封建势力基础——天主教会。表现了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对教义解释的主张，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蕴含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色彩和人文主义精神，具有进步意义。这场运动，是在宗教外衣掩饰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封建斗争。

宗教改革运动打击了西欧的封建势力，摧毁了天主教的精神独裁，新教成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并对后来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了西欧的君主专制制度，加强了新兴的民族国家。

但伊格尔斯教授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观察到一个吊诡的现象，那就是勒华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一方面推行史学写作的科学化，另一方面又对“心态史”（l’histoiredes mentalités）有所探索——作者对朗格多克地区的“长时段”观察，目的是深入发掘和展示大众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为此目的，史家需要扩大视野，不再将眼光锁住在政治和社会的精英身上。他们这一尝试和努力的过程和结果，便是本章探讨的主要内容。

1975年，也即在《朗格多克的农民》出版之后的第九个年头，勒华拉杜里又出版了《蒙塔尤》一书，部分地利用了他为前书写作所收集的材料，以朗格多克地区的蒙塔尤这个小村庄为重点，多方面展现了一般民众日常和私密的生活。在同一个勒华拉杜里的笔下，历史又变得生动起来，人物的描述再次回到了叙述的中心。

用勒华拉杜里的话来说就是，虽然有关旧制度下法兰西乡村的原始史料已经有所发现，但阅读之后又使他“产生出一种欲望：继续深入这种调查，寻找关于有血有肉的农民更加详细和具有内省性的资料”。《蒙塔尤》一书，从该地的生态环境讲起，以此解释村民心态的形成，然后再从村民的婚姻和性生活讲到家庭关系，以及宗教和社会行为，描绘和展现法兰西农民的种种心态。

书中不但有人物——如雅克·富尼埃（Jacques Fournier）等——更有细致生动的叙述。当然更重要的是，勒华拉杜里从重构蒙塔尤的“全体史”出发，将视角从富尼埃这样的贵族移到了一般民众。《蒙塔尤》一书于是就成了20世纪下半叶史家视角下移、写作“自下而上”的历史的一本开拓性著作。

《蒙塔尤》问世的翌年，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出版了此后同样闻名遐迩的《奶酪与虫子：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观》（Il formaggio e i vermi）。

此书的标题独特新颖，叙述生动，阅读性强，出版之后，像《蒙塔尤》一样迅速成为一本畅销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成功为专业史家作品中所少见。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奶酪与虫子》的出版具有多重的意义，一般以为此书是“微观史学”的先驱著作，而从史家视角下移的角度来看，此书又是“自下而上”历史的代表作之一。

《奶酪与虫子》的主人公名叫多莫尼科·斯堪德拉（DomeneicoScandella），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弗留利（Friuli）地区的小山城蒙特瑞阿勒（Montereale）经营一座磨坊，当地人习惯称他为麦诺齐奥（Menocchio）。故事就围绕麦诺奇奥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展开。在金兹伯格笔下的麦诺奇奥，行为有些怪异，喜欢读书，好发议论，于是招来了麻烦。

16世纪正逢欧洲的宗教改革，天主教廷遇到了一系列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对新教和其他异端思想和行为不但十分警惕，而且竭力压制。这一风波也波及了蒙特瑞阿勒这样的小地方。麦诺奇奥的种种议论让他成为审判的对象，而他在法庭上却不惧权威，侃侃而谈，留下了丰富的记录。这些材料不但构成此书写作的基础，也让读者窥视到当时一般人的宗教观和知识面。

《奶酪与虫子》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金兹伯格以小见大、自下而上，为现代读者重构了宗教改革时期意大利普通人的思想和宗教观念。麦诺奇奥的一些“乖舛”议论，反映出即使像他这样粗通文墨的小人物，也已经对教会宣扬的一套宇宙观产生了许多怀疑。

比如他“妄言”道：宇宙的构成，如同牛奶中生成的奶酪，而从奶酪中滋生出的虫子，则是人类和天使，还包括上帝。这种对上帝和教会近同“亵渎”的言论，自然为宗教裁判所所不容，因此麦诺奇奥最终被处以火刑。他对教会宇宙观的质疑，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从科学实验的角度挑战中世纪的宇宙观，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让现代人对那时欧洲思想界、宗教界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

《蒙塔尤》和《奶酪与虫子》这两本著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销量极好，而且经久不衰。勒华拉杜里在中文版的序言中戏言道：“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意外撰写出版了一本畅销书，这给我既带来了好处，也造成了坏处。坏处是它难免引起同事乃至朋友们的嫉妒。”戏言归戏言，这两本书的成功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两位作者“讲故事”的技艺高超。换言之，他们都是叙述史的高手。其实，注重叙述本来就是西方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特征，即使在中世纪这一传统也没有中断。

近代科学史学诞生之后，被尊为“科学史学之父”的兰克也是当时人公认的叙述高手。]但是在兰克之后，历史的专业化逐步确立，史家不但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供职，也逐渐只为同行写作，因此风格和笔调都逐渐变得单一和拘谨，以显示其冷静、客观的立场。

如此结果，便使得历史著作与普通大众愈来愈远，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功用。而史家（如年鉴学派的前两代学者）追求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科学性，希求解释和分析社会整体的和结构性的变化，更让他们所写作的历史成为“没有人物的历史”。但《蒙塔尤》和《奶酪与虫子》二书的问世，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刻意“科学化”的趋向。对于勒华拉杜里本人而言，这一转折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他在1970年代早期曾断言“历史学如果不采用计量方法，那就称不上是科学的”。

简而言之，如果史家希望视角下移，那么就必须注重其著述的可读性，增强叙述的效果，以此来激发读者的兴趣。在1970年代走向终结的时候，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英国史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英国的左翼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为“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对自1960年代以来欧洲史学界发生的变化，做了一个敏锐又及时的观察。

斯通指出，自20世纪初年以来，历史研究以科学化为目标，产生了三种“科学史学”，取代了19世纪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考订、批判史料为特征的科学史学。

这三种“科学史学”分别是寻求发现和说明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生态环境和人口变化以解释历史的年鉴学派和特别盛行于美国的计量史学。据斯通的考察，这三种“科学史学”治史的取径各异，但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以往史学注重回答“什么”（what）和“如何”（how）转向解答“为什么”（why）。

换言之，这些科学史家希望分析和解释历史现象的发生和渊源，而对描述历史现象和人物行为兴味索然。一言以蔽之，斯通认为这些具有“科学史学”特征的“结构的历史”（structural history），与传统的“叙述的历史”（narrative history）取径截然不同。不过斯通指出，1970年代以来上述“结构性的历史”似乎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