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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的国王打仗没钱,向银行家借钱,而不像中国的皇帝搜刮民脂民膏

时间: 2022-10-05 07:00:44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0次

为什么欧洲的国王打仗没钱,向银行家借钱,而不像中国的皇帝搜刮民脂民膏

崇祯为什么要跪下来求大臣拿钱,也不直接抄家来的直接呢?

崇祯皇帝是非常穷的,很多事情要做的话需要用到钱,然而国库里面根本拿不出来,无奈之下的崇祯只好去求自己的大臣们,求他们拿出钱来,然而即便是皇帝给他们下跪也不好使,他们即便是拿出来的也只是自己拥有的九牛一毛。这种情况下,崇祯为何不把这些大臣们抄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产不就都清楚了吗?

崇祯皇帝是非常勤奋的一位帝王,不过大明朝在他的手里丢了,勤奋只不过是崇祯的一厢情愿,并没有人逼迫他这样做。大明主要的灭亡原因就是他重用一些贪财的东林党人。魏忠贤是忠是奸,我们他死后发生的几件事中就能看出。

魏忠贤死后大明的关隘直接被各路反王攻破,在他活着的时候大明的兵马依旧能够抵挡住闯王以及皇太极的猛烈进攻,而他一死各路兵马像是失去了灵魂,屡战屡败。

这并不能说他有统兵才能,而是他舍得为部队出钱出力,他虽然贪财,但国库从来都不缺钱花。东林党也贪财,但钱都进了自己的腰包,末代王朝不论什么事情都需要大量的金银来维持王朝的存在。

东林党、皇亲大臣都将贪来的钱放入了自己的口袋,而国库却是空空荡荡。打仗得有钱才能打胜仗,魏忠贤就是能够看清形势,钱固然重要,但是大明没了,自己算得上什么东西呢?所以还是乖乖将钱拿出,买枪造炮,采纳各路将军良好的建议。这样才将大明的江山保住,不过东林党人上台后,异常无耻,不仅将搜刮上来的民脂民膏全部放入自己的口袋,而且不论大小事钱都必须由国库支出。

要知道当时大明可是末年,哪有钱来供应这些人吃喝享受呢?因此崇祯皇帝采纳大臣的意见,选择让这些平日里吃的流油的人,慷慨解囊将金银借给国库,假以时日击败叛军再来归还。不过东林党认为皇帝借钱怎么可能还呢?所以选择了哭穷,不论你皇帝怎么说,就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崇祯很笨,为什么不直接抄了这些大臣的家呢?当初杀死魏忠贤的时候,不是也为大明拿出了很多的银子吗?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难道崇祯害怕这些大臣?我认为原因有两点:

朝中无可用之人

虽然东林党人卑鄙无耻,但也算有点才能,要是真的将这些人杀了,国家覆灭的可能更快,魏忠贤培养起来有才能的人,大多都被东林党迫害而死,所以现在朝中最有能力的就是这批人。如若为了钱将这些人抄家,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况且朝中重臣东林党居多,这些人死了没有找到好的替代人选,国家怎能不亡?天下怎能安定?所以说东林党是崇祯的唯一依靠,不过幻想这些人卖力救国,他这一步棋可谓错之又错。

派谁去抄家?

前文有提及当时东林党人已经占据着朝堂 派东林党人去抄东林党的家这不是笑话吗?就算家被抄了难道会有很多钱吗?这些人贪财的也野心崇祯皇帝又不是不知道,与其没有结果还不如让这些人在朝中继续出力。虽然皇权至上,但当时已然没有当初朱元璋费宰相制度那种皇权霸气了。崇祯皇帝自尽的结局自己早已料到,不过为了有一丝翻盘的希望,他是不能动这些人的 所以他选择了哀求,不过他选择哀求的是一批还不如魏忠贤的吸血虫。

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为什么找英国借钱,而且利息根本不考虑?

为什么找英国借钱,而且利息根本不考虑?

因为向英国借钱是可以间接的牵制英国和李鸿章,是一箭双雕的事情。对于利息,只要左宗棠取得战争的胜利后,再高的利息都不是问题,所以根本不用考虑利息的事情。

清朝末年阿古柏占领新疆,并在新疆建国。当时众人都不愿意去收复新疆这块不毛之地,只有左宗棠一人坚持要收复新疆。最后慈禧便派左宗棠去收复新疆,朝廷叫户部拨款两百万两白银作为军饷。

这点钱只能维持将士一段时间,一旦战争开始,那么军费那将是一个无底洞,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在背后作支撑。打仗其实就是在拼钱,你的钱越多你的胜算就会越大。

再向朝廷索要,朝廷肯定不愿意给,甚至有可能都不会让你去打仗。最后左宗棠就苦思冥想向英国银行借了一大笔钱,解决了问题。


英国汇丰银行是当时所有银行中利息最高的一个银行,左宗棠为什么会找英国银行借钱呢?为什么不找其他的,或者是找自己本国的。

其实左宗棠是现实情况和政治层面出发的,他之所以向英国汇丰银行借钱就是因为他们这家银行的钱下来的比较快,在时间上能够省掉很多麻烦。

 政治层面就是来牵制英国,只有你向英国借钱,英国才会借你武器,支持你去打仗。因为他们害怕左宗棠如果输了,那么他们的大笔资金将会打水漂。所以只要左宗棠借钱,他们就会求着左宗棠打赢这场战役。

还有一个政治层面就是李鸿章,当时李鸿章是反对左宗棠去收复新疆的。左宗棠不向朝廷要钱,向英国银行借钱,是需要李鸿章出面还钱的。这样也逼得李鸿章来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左宗棠一旦失败,那么李鸿章就会陷入高额贷款和高额利息当中。

左宗棠向英国银行借钱,表面上看似是一个人的行为动作,实际上是牵扯到英国政府和清政府的利益,是多方面的。

希望通过英国来牵制阿古柏古。当时的阿古柏是得到了英国背后支持的,但是英国却并无吞并新疆的兴趣。
因为这个时候谈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因为左宗棠是为清朝做事,国家的事情,他不需要考虑。

万历皇帝为什么“贪财”

万历皇帝为什么“贪财”

明朝的很多皇帝重视白银就像同一时代很多欧洲的国王迷恋黄金一样。其中,万历皇帝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对金银最为热衷的皇帝。虽然他没有认真推行老师张居正所制定的一条鞭法,但他对白银的热爱却一天胜过一天。这位皇帝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白银收归国库。

为了敛财,万历皇帝还想出了一个“奇招”,就是让地方官吏定期向他进贡,还把进贡钱财的多少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有了这样一个爱钱的皇帝,朝廷各级官员的敛财之风可谓上行下效。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豢养了许多官宦到各地去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即使是养一只鸡也要向皇帝缴纳一定的税金。

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格外“抠门儿”。在他小的时候,张居正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常常是衣服旧了也不许更换。张居正认为,贤明的君主要厉行节俭,不能把珠玉之类的奢侈品看得太重。甚至逢年过节时,小皇帝给太监宫女们的赏赐都很寒酸。

严厉的教育早使得小皇帝暗中不满,于是,张居正刚刚去世,他就派人抄了张居正的家。尤其是当他从张居正家中抄出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时,他顿觉老师言行不一,旧日的信念彻底崩溃,令他对钱财的爱好变得更不一般了。万历皇帝唯一保持的儿时习惯,就是他一生很少置换新衣。

历皇帝在20岁时,曾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来因为和大臣们的矛盾而罢朝,从此把朝政丢给大太监刘瑾,几十年不上朝,致使很多大臣一辈子也不知道皇帝长的是什么模样。

深居宫中的万历皇帝则自顾自地沉浸在“发财”的白日梦中。他把后宫的许多宫殿“装修”成店铺的式样,然后命人从宫外买些商品回来,摆放在其中,自己则堂而皇之地坐在椅子上,以“掌柜的”身份自居,命令太监召唤大臣进宫购物,商品价格则由自己定,既不准还价,也不准不买。这样的“模拟市场”令皇帝乐此不疲。

因为热爱银子,万历皇帝还十分重视采矿业。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朝又打破了除了银禁、海禁之外的另一禁—矿禁。过去,民间是私自开采银矿的。而现在,虽然允许个人开矿,但要交很高的“矿税”。

每遇奏报开矿,皇帝就派宦官前往监督。这些公公们只顾搜刮金银,有矿无矿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见到矿主的良田美宅,就虚报地下有银数量,借此敲诈一番。甚至于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开矿,却把“应得收入”分摊到百姓身上,号称“包矿”。

如此大肆搜刮,自然“成果”丰厚。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宦官们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白银就达90余万两、黄金1575两,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不过,进奉皇帝的其实只有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的金银却落入了宦官们的腰包。

这种胡作非为自然引起了民间的极大骚动。不但百姓反抗,朝中官员也纷纷给皇帝上书,劝他废除民愤极大的矿税。后来,万历皇帝因为立太子的事又和大臣们闹别扭,他再次躲到深宫中“罢工”,不理朝政,却唯独有关矿税的奏报都批复得特别快。

有一次,万历皇帝生了大病,觉得自己快死了,这才准备废除矿税。可到了第二天,他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他第一个反应便是:马上派太监传令内阁,要追回那道废除矿税的谕旨。

万历皇帝搜刮了这么多钱却舍不得花,全都囤积在府库里。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边境四处发生战事,朝臣们苦苦相求,他才拿出一点无济于事的小零头,而且银子竟然因为窖藏太久已经变黑发霉了。

上有皇帝“带头”藏银而不用,更别说大臣和百姓们竞相把银子埋在地下了。

直到万历皇帝死后,矿税才算宣告停止。而这几十年的横征暴敛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而很多历史学家更是认为,明朝的灭亡是由过度开采金银而引发的。

那么,明朝的银矿开采业到底发展如何呢?据史料记载,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年),各地所进的银矿税银将近300万两,平均每年20多万两。即使加上宦官们中饱私囊的数目,其开采出来的白银总量仍不足以应付当时的货币支付需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白银仍然要靠“进口”。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欧洲的采矿技术已逐渐传入中国。也可以猜想,明朝的皇帝也许已经从外国传教士的口中得知了西方采矿技术的新发展,甚至可能得知了关于“新大陆”(这自然是当时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概念)丰富的白银蕴藏。

也许万历皇帝不甘心,他不相信自己的领土上没有“波托西”那样的富矿区,他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发掘,要找到更多的白银!

很多人都认为,万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口碑最差的皇帝之一,就连当时的大臣们也都认为这位“当今皇上”脑子不太正常,为开采金银,竟弄得民不聊生。对此,“言官”田大益在疏奏中竟然不客气地说:“皇上嗜利心滋,布满狼虎,飞而食人,使百姓剥肤吸髓,剜肉刺骨,亡家丧身。”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万历皇帝的横征暴敛,或许正是幼年时的心理压抑令他对张居正的报复心态,转化成一种疯狂的攫取欲望,令他一心要把更多的钱收归国库,却绝不考虑百姓的疾苦。

自然,这个从一开始禁用白银、闭关锁国的朝代,这个曾充分享受着白银带来贸易好处的朝代,也将因为皇帝对白银的贪婪而彻底葬送。

借钱打战,将商人绑在自家战车上的国王是谁?

某国王,没钱打战了就向商人借钱,一直打白条。理由是:你们这些商人如果不继续支持我,那么你们前面的投资可就泡汤了。rn结果直到国王征服了某个国家,才还上了欠款。rn这个国王是谁?
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是,在十五六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国竞争中,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大多崛起为大国,政府权力很少受到限制的国家,虽然一度称霸于世,却都不免于衰落的命运。这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金融市场的成立。

在前近代社会,经济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的生产力只能产生非常有限的盈余。政府(主要是王室)即使有绝对的权力对百姓进行盘剥,所能获得的财政收入也非常有限。但是,在列国竞争的时代,军事危机不断。每一次军事危机提出的财政要求,都远远超出了政府那些缺乏弹性的岁入所能承担的范围。这时惟一有钱支付这些突如其来的巨大开支的就是商人。于是,各王室为了打仗而不停地向商人借贷。作为贷款的条件,他们把自己在未来几年的主要岁入都抵押给这些商人。这些商人到时候扮演着包税商的角色,替这些王室收税,并把所得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有的商人则以贷款换得对一些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的垄断。比如英格兰的羊毛和那不勒斯的粮食,就经常被抵押给佛罗伦萨的商人。

商人大笔向政府放贷,政府以来年的岁入逐渐偿还,这就给金融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有的政府,除了向大商人借贷外,索性自己发放债券,甚至强制富人们认购。持有这种债券的人,遇到急需用钱的时刻,则以折扣价格将债券卖出换得现金。政府财政状况好时,不仅可以按时兑现债券的价值,还能支付利息。但当政府财政破产时,债券则如同废纸。比如面值100块的债券,市场价格可能是80块,也可能不足10 块,会随着政府的财政信誉而在市场上大幅度波动。这种债券在市场上频繁交易,实际上和股市交易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华尔街上市公司发放的股票虽然和债券不同,但在从金融市场融资这个意义上,与债券大有相通之处。

这种金融市场,无不镶嵌在具体的政治框架之中。专制君主,如西班牙王室和法国王室,都依赖这样的借贷。但是,因为这样的君主权力不受限制,在财政危机时刻动辄废除自己所欠的债务,借钱不还。那些放贷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则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钱收不回来不说,有的甚至还被国王迫害、倾家荡产。所以,这样的国王财政信誉非常糟糕,借贷借不到不说,即使借到了,利息也非常高。相反,立宪君主,特别是共和体制的政府,权力受到种种约束,不能轻易赖账,财政信誉非常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背着巨额赤字仍然能以低息获得大笔贷款,最终把对手在财政上拖垮。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金融决定着大国的兴衰。只是这种决定性的因素是长期的历史演进而形成的制度架构,而非个别人在这种架构中的投机。
1756-1763年,英国靠着自己的借贷能力和商人的服务,打赢了“七年战争”。这场战争,实际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主要欧洲国家都卷入,而且战场遍及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此战之后,英国基本控制了主要的国际海域,大英帝国对世界的征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只有拿破仑的崛起威胁着英国的独霸。不过,在与拿破仑这场巨人之战中,同样是金融财政决定了两国的历史命运。
君听吾计可否?】:君自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吾自率南阳之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东瀛;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此天下形势,以顺华夏。此君出北海,引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还到龙亢,剑指东瀛,倭人之敌可立定也。
一般国王都是加商人的税
末代周王
  帝王借钱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债台高筑”。有意思的是,躲到债台的债务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堂堂一个国家的君王。在距今天两千两百多年前,周王朝已经是苟延残喘了,末代周王姬延统治的地方,已经缩小成为只有若干城池,仅有3万多人口的小地方。那时候是战国末年,七雄混战,谁把你周王放在眼里。周王没有权威,也没有钱,没有办法过日子,就向臣民借钱。但是他又没有偿还能力,债主们上门讨债,周王没有办法可想,就只好修了一个债台,躲到上面去。后来周朝被秦灭了,盖棺定论,末代周王得到一个“赧王”的谥号。“赧”是因羞愧羞惭而脸红的意思,也许这位借钱不还的国王,在债主上门讨债的时候,总是羞红了脸吧?
  国王借钱,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周赧王借钱的时候,绝对专制主义其实还没有确立,国王还没有威严到不能向臣民借钱的地步。中国历史的观念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当时只是理想的说法,并没有真正实行开来。但到了中国历史的后期,这种观念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帝王何苦向老百姓借钱呢?老百姓的钱,从根本来说就是帝王的钱,不过帝王暂时让你自己使用、保管罢了,一旦帝王需要,他就可以想法拿去的。中国老百姓在历史上本质上是没有完全的财产权的。真正的财产权, 握在帝王的手中。他需要的话,随时就会行使财主的权利。所以,中国历史上,直到清末,才有皇帝向臣民借钱的事重新出现。
  在周末和清末的两千一百多年间,帝王如果遇到财政的麻烦,就可以通过课征沉重的税负,可以通过太监亲自带队的皇帝代表的敲诈勒索,也可以通过操控货币人为地通货膨胀,如朱元璋的宝钞之类来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办法,比如卖官鬻爵,强行募捐,要求报效,甚至直接没收抄家。所以,中国历史上,帝王不必向臣民借钱。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向臣民借钱是不符合皇权专制的观念的。如果帝王直接向臣民借钱, 那么,借贷双方就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帝王至尊就不能体现,这是第一;第二,也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类观念不符合。帝王是人民的父亲,人民是帝王之子女,父亲有财政困难,儿女们拿出钱来,不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吗?
  在西方,没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观念,国王的财产与臣民的财产的界限也是清楚的。当然,这种界限,也是斗争得来的。国王不能随便通过加税,抄家、没收臣民财产等办法剥夺臣民的财产。国王既然不能随意加税,那么,没有钱花的时候,就只有借钱了。在西方历史上,王国之间总是爆发战争,战争打起来也是费时耗财的。国王没有办法,只有借钱。借了钱,当然得还钱,国王也不能赖账。英国国王带领军队打仗的时候,随身经常要带贵重的财宝,以便随时抵押借钱。当年哥伦布要环球探险,游说西班牙的女王伊莎贝拉资助,伊莎贝拉没有钱,也不能动用国库资金,就只好把自己的王冠典当出去,换得相应的资金。
  说起来,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与国王借钱,加税有关。在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即位时,国王债台高筑。富人和贵族已不愿再借钱给国王。查理一世只好典当了自己王冠上的宝石“三位一体”,得来的钱让他的王权继续维持了二十年。国王借不到钱,一筹莫展,只好挺而走险,求助于议会,要求加税。英国在1215年,也就是中国的南宋末年那时候开始,英国的贵族就与国王签订协议,没有贵族同意,不能加税。所以,查理一世要求加税,得与贵族等商量。商量不成,国王强行加税,结果引起反抗,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处死。国王借不到钱,也加不成税,还丢了脑袋,何欺窝囊!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也与借钱有关。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比英国强悍得多,但到了路易十六的时候,这个国家也成为一个烂摊子。和中国的周赧王、英国的查理一世一样,路易十六也债台高筑。国家的债务已经占税收的一半以上,而且利率很高 。借新债还旧债,循环往复,不断恶化。举债是饮鸠止渴的自杀之举,路易十六不想再举债。法国王室和中国帝王一样以卖官鬻爵筹集了不少钱款,但是,卖官鬻爵是不可持续的。最后,路易十六决定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增加苛捐杂税解决财政危机在中国历朝历代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办法,老百姓一般没有什么办法反抗,但在法国却也引出强烈反对,结果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有一位借不上钱又加不上税的国王脑袋搬家了。
  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一百多年后,中国的满清朝廷一改历史从来不借钱的惯例,向臣民借债。从1894年到1911年,满清朝廷向三次向国内借款,第一次叫“息借商款”,第二次叫“昭信股票”,第三次叫“爱国公债”。皇朝这时候不得不向臣民借钱,因为不如此便无法度过给日本的赔款的危机,甚至无法摆脱被革命推翻的结局。当然,满清朝廷没有采取加税而是采取借款的方式解决财政危机,或许也与当时西方思想观念的传入,皇权观念的淡化有关。总之,皇帝以平等的债务人身份来向他的臣民借钱,基本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除了周赧王,前往古人。有意思的是,周赧王和溥仪都中国历史的标志性人物:周赧王之后中国皇权专制社会正式建立,而溥仪之后则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至少在名义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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