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考古中，同一个族群有没有可能先后使用多种不同的文化（如陶器形态发生变化）

　　半坡人居住的半穴居房屋
　　半坡遗址恰在秦川上，背依白鹿原，前临浐 河，距今约五千至六千年，当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了。作为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上宅文化遗址，北有燕山，南有泃 河，依山傍水。看来人类早期生活似有共通之处，毕竟那个时代人类还只有被动的依赖自然，而不能主动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半坡遗址，发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典型的母系氏族聚落遗址，以丰富的文化遗存，成为我国仰韶文化的代表。半坡博物馆，就坐落在遗址上，进去，须登几十级台阶，仿佛一条时光隧道，一级级引我步入远古先民的生活情境中。

　　半坡人居住的地方，用今天的话，应该叫半坡村。无论是方形的还是圆形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而且以小屋居多，大屋仅一座，位于中央，小屋围大屋而筑。这种环形布局，不会是无意识的，明显地体现着团结向心的一种原则一种精神。
　　上宅文化遗址，也是半地穴式建筑，大多是不规整的椭圆形，屋内都埋有一个或两个深腹罐，是灶塘吧，且兼及存储火种。因没有全部挖掘，不知是否也有大屋 ，也环形布局。我想，有可能同半坡类似的。半坡遗址上，有很多柱洞，其建筑应是用树木枝和其它植物的茎叶再加泥土混合架构而成的，上宅文化遗址也发现了柱洞。这些今天看来实在是不起眼的"马架子窝棚"，却是六千年前先民的杰出创造，是中国土木合构的古典建筑的发端了。

　　穴居日久，容易“下润湿伤民”，人们便就地取材，铺茅草、皮毛甚至烘烤地面。屋内设有火塘，但无烟道，一旦失火，就得重新搭造，何等艰难的生活！人类发展是缓慢的，每一个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生活实践甚至付出了血与火的惨重代价。原始的先民，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栖身之地，我们现在的烟囱等通风通烟易如反掌，随心所欲，半坡人不行，他们一定希望生活得更好，但能做的，也只有那样，实属不易了。那么，这些房子里又住着什么人呢？既处在母系氏族阶段，每个小房子，似应住着过婚姻生活的妇女以及不确定的来访的其他氏族的男子，当然，也会有男女相对稳定的对偶婚，但绝不是后来的一夫一妻制，依然依附于母系大家庭内，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最受尊重的“老祖母”或另外多族的首领住在大屋子里，同时也是老年、孩子的集体住所。在半坡村里，人们过着生而平等相安无事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既然居住区是一种环形布局，那么，四周环绕一条壕堑围护，就很正常了，尽管现在只清理一小段。堑深六至七米，宽五至八米。半坡人没有现代挖掘设备，完全是用简单的石铲一铲一铲掘成的，数百米的壕堑，算来起码出土量要一万多立方米，那时一个氏族能有多少人？除去老弱病残，还有多少强壮者？其工程之浩大之艰难，恐怕不亚于后人开凿一条大运河。

　　中华民族最能吃苦耐劳，从原始先民也得以体现。夏雨时节，村落积水可以疏导到壕堑中，而野兽袭击、外族侵袭，壕堑做了第一道防护的屏障，称这是后世城壕的雏型或先驱，不为过。堑北为墓葬区，是一片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死者排列相当整齐，一般头部向西，以单人葬为主，也有二人四人葬；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有仰身葬，也有俯身葬；有直肢葬，也有屈肢葬，以及瓮棺葬。其中，成人儿童分开，儿童大多不葬于公共墓地内，而是置于瓮棺内，埋在房屋附近，或许想孩子年幼，尚需父母照顾吧，尤其瓮棺上有一钻凿的孔洞，大概是作为孩子灵魂的通道，表明半坡人已经具有人死后而灵魂不灭的观念了。

　　如果从整个墓葬看，虽然那时仍处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物质极其匮乏，人类还没有走出混沌，因而没有阶级，没有贫富，更没有剥削与压迫了，但差别总是有的，可能社会学家会有很多种更科学更合理的解释，而凭直觉我以为，屈肢葬、俯身葬，一定与仰身葬不同，仰身葬者一定优于其他葬者，不然，就不会随葬品大多出现在仰身葬中了，哪怕几件陶罐，现在觉得忒不值几个钱了，而那时当是较为贵重的了，宛若后代随葬的青铜器、金银器一般。

　　半坡人要生存下去，最基本的就要有食物。其途径，一靠狩猎。从出土的许多石或骨的箭头看，他们已普遍使用弓箭，还有石球石矛。 由此可以想见，人类发明了弓箭与矛，延伸自己的臂力，最初只为满足生存需要，后来进入阶级社会，为了争夺领土，为了争夺权力，弓箭与矛才用于战争，用于消灭人类自己！二靠捕鱼。数千年了，渔网难以保存，网坠儿却不易腐朽，很简单，就是把扁平的小卵石，两侧击打出缺口，拴在网沿上，坠网沉入水底，网在水中张开，待鱼自投了。似乎陶器上曾印有布纹，半坡人已经纺纱织布，因此，他们就一定能够用细绳，编织鱼网。他们应该具有了这种能力。

　　当然，我们切不可将五六千年前先人的智慧估计太高，毕竟是人类的童年，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相反，也不可能把他们的智慧估计太低，什么都不行，那还怎么称得上万物之灵呢？三靠种值。半坡人已大量使用石铲、石斧、石锄、砍伐器等生产工具，进入了较发达的原始农业阶段。他们用石斧、砍伐器砍倒树木，芟除杂草，并放+火焚烧，再用石铲翻掘土地，石锄和尖木棒挖穴点种，最后，用石镰或陶镰收获，食用时用石磨盘、石磨棒脱皮碾碎。现已发现半坡人盛粟的罐和粟腐朽后的遗物，证明半坡人学会了栽培，粟耐旱易种，且便于存贮，不仅养育了六千年前的先民，至今仍是中国北方种植的主要作物。

　　故此，我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栽培粟的国家了。记得上宅人也使用了石斧、石铲、石磨盘、石磨棒，通过谷类孢粉鉴定，那时上宅地区便孕育了原始农业的萌芽。正是由于六千年前先民的生活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即便是刀耕火种，他们才能够过着较稳定较长久的定居生活，不然，或许他们还要扶老携幼，一群群地四处飘泊，随地而安呢。

　　半坡人制作了大批彩陶。虽然耕作于远古时期，却显现着魅人的艺术感染力。他们以天真的童稚目光，好奇地观察和认识着变幻无穷的斑斓世界，用彩色绘制在陶器上，那艺术形象尽管简洁，却寓意深刻，充分再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总的看，这些彩陶或写实，如游动的鱼，奔驰的鹿，应是他们渔猎的写照，艺术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也会寄托着希望捕获更多的鱼和鹿的心愿；或审美，彩陶图案多在陶器外壁上部，图案逼真，笔画流利疏朗，显然具有装饰作用；或象征，如人面鱼纹图案，人面涂彩，口部衔鱼，三角头饰，或许这就是半坡氏族的图腾、族徽。彩绘中，鱼纹形象很多，表现手法也由简单而逐渐丰富，由写实而逐渐脱离了鱼的自然形态，成为写意的几何图案。是寓人于鱼，还是寓鱼于人？抑或人鱼合为一体？

　　可以想见，半坡氏族极有可能是以鱼类水族为图腾的。既然如此，他们会不会认为他们就是由鱼变化来的呢？如果是，倒与几千年后科学所研究的人类起源于鱼相吻合了，只是吻合，不可同日而语。据说，夏部族是以龙纹为主要的图腾纹样（又传说夏禹治水），是否从半坡氏族的鱼类水族深化派生出的呢？上宅文化遗址发现了许多鸟首陶柱，专家认定这是上宅人祭祀的东西，崇拜的图腾。那图腾是一种鸟。曾有人认为商部族就发源于燕山山脉南麓，而商部族信奉的是玄 鸟，即燕子，那莽莽苍苍的山脉又叫燕山，我不敢妄断商部族就一定是由上宅人繁衍来的，这其中是否会有些内在关联甚至一脉相承呢？尚未可知。

　　上宅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没有发现具有明显的有规律的符号，而半坡多种器物上，都有符号，笔画均匀流畅，相当规整。同类符号在关中地区其它遗址中，多有发现。从其形状看，同殷商甲骨文十分相象，二者都出现于中国北方中原地区，只时间有别。是纯粹的偶然吗？甲骨文会不会来源于这些刻划的符号呢？无论如何，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很成熟很系统的文字，绝不会凭空产生的。而这些符号，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只有求教半坡人了。

　　半坡，仰韶文化的代表，太博大精深了，门外的我只匆匆一瞥，仅仅看了几个先人足迹。而这足迹，甭管是深是浅，也是母亲在远古留下的。况且，与上宅人尽管远隔千年与千里，足迹却时断时续地连贯在了一起……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典型文化，而半坡文化则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们同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因而对于这两种文化，尤其是居址选择作一对比研究，对于探索史前居民的居住规律是颇有裨益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指出：“由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看来，当时人们所选择的居住地址就已显示出他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时代虽然已先后不同了，但是人们在选择居住地方的时候，依然要注意到饮水的来源。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于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总是邻近于当地的河流或湖泊。[1](P6)史先生得出的结论，即“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于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总是邻近于当地的河流或湖泊”，可以说是一条普遍规律，当然也适用于河姆渡人和半坡人。

　　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即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一期（绝对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二期（绝对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期（绝对年代距今5 600-5 8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四期（绝对年代距今4 700±90年，未经树轮校正）。[2]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了一口木构浅水井，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水井遗迹。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约1.35米……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推测这浅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

　　对于人类来说，井的发明无疑是一件大事！“自从发明了打井，人类就可以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居住，不仅大大地开扩了活动范围，而且改善了人类的饮食卫生条件。”[4](P216)对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来说，他们虽然发明了井，但他们的井不仅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而且这低洼处“原先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或人工开挖的锅底形水坑，人们取用坑中的水。当坑内水枯竭时，就在坑内挖一竖井。”[4](P217)

　　由于河姆渡人的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且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约1.35米（这口井的深度显然不能和发现于河北邯郸涧沟的两口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相比，因为那两口水井的深度已达7米之多），这说明井所在的地下水位是很高的，井应在近地表水源的河流或湖、沼附近。如果说井的位置是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那么井所在的地下水位就不会太高，而井只有 1.35米深就能见到水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河姆渡人的水井只有1.35米深，所以考古学家把这种井称为木构浅井可谓名符其实。即使是浅井，河姆渡人在近地表水源的地方也没有推广开挖，至于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那更无从谈起了。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有20多处，其中包括余姚龙山乡朱山、下庄历山茅湖，鄞县辰蛟，宁波市八字桥、妙山，舟山的白泉，慈溪县龙南童家乔等[5](P201)。

　　河姆渡文化遗址虽发现有20多处，但遗址内发现有水井遗迹的却只有一处，那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木构浅水井遗迹，仅此而已！这样说来，河姆渡人虽然发明了木构浅水井，但由于他们的水井是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而且也没有推广开挖，所以他们的居住地也应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

　　事实也正是如此，“姚江从遗址的西部和南部流过，顺姚江向东二十五公里即宁波市，往西二十五公里是余姚县城，南为四明山，和河姆渡村隔江相望。遗址面积约四万平方米。遗址所处的地势很低，平均海拔三至四米，附近农田在耕地以下有大面积的泥炭层，古代这里可能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当时人们就在这样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6]考古学家作出的“当时人们就在这样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的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

　　与河姆渡人一样，半坡人的居地也是处于近地表水源的地方。具体地说，6000多年以前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先民，是生活在西安市东郊十余里的chǎn＠①河东岸一个背倚白鹿原、前临chǎn＠①河的二级阶地上。[7] (P10-11)现在的半坡遗址距离chǎn＠①河常水位已有800米的距离，但在6 000多年前的半坡时期却近在chǎn＠①河岸边。这其中的道理，史念海先生分析得至为透彻，他说：“到了半坡新石器时期，少陵鸿固、凤栖诸原之北那条由西南流向东北的河流，已经向北移徙。正是由于河流的移徙，才能使半坡周围的二级阶地为当时人所利用。一级阶地那时尚未形成，因而半坡时期的遗址就近在chǎn＠①河岸边，不似现在距离chǎn＠①河常水位已有八百米的距离。”[8](P438)

　　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刚刚从旧石器时代的完全依靠自然逐步向新石器时代的利用自然乃至改造自然过渡，因而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不谋而合地选择河流（或湖、沼）的附近居住，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是颇为便利的。
　　一、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人和牲畜的饮水
　　水是生命之源。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离不开水，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因而，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和半坡人在选择居址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在河流或湖、沼的附近，无非是为了人和牲畜饮水的方便，这是合情合理的。
　　二、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农业

　　元谋人和河姆渡人生活在长江流域，而半坡人生活在黄河流域；北京人生活在海河流域。

　　生活时间 古人类/人物 特点
　　旧石器
　　时代 距今约170万年 云南元谋人 我国境内发现的已知最早人类
　　距今约70万-20万年 北京人 保留猿的特征、使用打制石器和天然火、群居（火的使用，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和脑的进化，大大提高了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新
　　距今约7000年 浙江河姆渡人 位于长江流域的浙江余姚，气候温暖湿润，水网密布 长江流域干栏式房屋（干栏式建筑 通风防潮）、使用磨制石器、种植水稻、能使用弓箭，会制作骨器和陶器（黑陶）。
　　距今约6000-5000年 陕西半坡人 位于黄河流域的陕西西安气候干旱少雨，半地穴房屋（就半地穴式建筑 避风避寒）、种植粟、彩陶 （人面鱼纹彩陶盆）
　　距今约5000-4000年 炎黄尧舜禹 人文初祖、禅让制、大禹治水
　　——以上内容来自《北师大附中2021年史社中考复习提纲》（厚霸）

　　看了“半坡姑娘”这几个字，你可能会问半坡是人名还是地名呢？告诉你吧，半坡是个地名，在现在陕西西安市东郊。原来，考古人员在半坡找到了一个6000多年前人们生活过的村子，挖出了差不多一万件物品。由于这里的地名叫半坡，当年住在这里的人，就叫“半坡人”了。

　　6000多年前的时候，还没有文字，当时的人类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明白。这下可好啦，半坡村的发现，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情景，他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画什么？住的房子什么样？人和人怎么生活在一起？等等。这许许多多的事，都能有个说法了。所以，这个村子可就特别特别重要了，如果你要亲自到半坡村里走一回，那才好玩呢！

　　先说说半坡人的住房吧！他们在离河水不远的一块高地上盖了几十间大大小小的房子，有圆形的、方形的。这些房子排列成一个圈，圈的中间是个广场，每间房子的门都朝着广场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为了方便人们到广场去。那时，每天人们都要到广场集合几次，居住在这里的人都要听一位老奶奶的话。这位老奶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威呢？这是因为6000年前的人类社会叫原始公社，妇女在氏族社会里占居支配地位，男人要服从女人的领导，再过大约1000年以后，男女的地位才颠倒了过来。那时候，每天早晨，人们穿上用麻布缝的衣服，带上石刀、石斧、弓箭、木棒来到广场，老奶奶便分配人们干活：男的去打猎、捉鱼，女的种粮食、种菜、养猪、养狗，还要看孩子、做饭。吃饭的时候，人们又要集中到广场，不论谁弄到的食物，都要全交给老奶奶，由她公平地分配给大家，共同享受劳动成果。

　　半坡人的房子是怎么建的呢？假如让你建造一间小房子，怎么做才能又省力气、又省材料呢？半坡人是这么做的：先从地面向下挖一个方形或者圆形土坑，用坑壁做墙壁，然后在地面上沿着坑边埋上一些一米来高的木棍，为了防止刮风下雨，再用泥巴加上草什么的抹在木棍内外，弄成泥巴墙，还要用火把墙烧硬，最后再搭个像雨伞一样的房顶，一间房子就建成了。由于这种房子，一半在地面上，一半在地面以下，所以就叫“半地穴式”房屋。每间房屋还有个门坎，这是做什么用呢？原来是为了下雨的时候，防止雨水流进屋里去的，你猜对了吗？

　　咱们看看他们在吃什么吧：他们今天的运气还真不错，煮了一大锅粥饭，还加了鱼、鹿肉和一点小白菜。要是赶上捉不到动物的时候，就只有煮粥加点野菜了。因为那时候，人还很少，天气暖和的时候，钓条鱼、打只鹿，找点能吃的东西，还算容易，可是，到了大冬天的时候就困难了。用什么钓鱼呢？这个问题难不住你，你可能早就从爸爸、妈妈那里知道了要用鱼钩钓鱼。半坡人那时就很聪明，他们用骨头制成鱼钩，还在上面磨出了倒刺。这样，鱼一上钩，就跑不掉了。那时候，河里的鱼特别多，还可以用鱼叉扎鱼。一开始，人们只会做直鱼叉和没有倒刺的鱼钩，常常是被扎上的鱼使劲一扑楞就跑掉了。人们不住地想办法，改造自己的工具，结果，鱼钩、鱼叉都有了。

　　由于半坡人经常看到鱼，特别是鱼在水里游动时，姿态非常美。半坡人也很爱美，就照着鱼的样子画起来了，这么一条那么一条，愈画愈好，最后只要画个三角，再点上一个点，就成了鱼头。我们请你在看了半坡人画的鱼以后，也拿起画笔画三条不一样的鱼，然的寄给我们，你将得到一份精美的小礼物。

　　人，每天都要喝水，咱们再说一件半坡姑娘打水用的陶瓶吧！这个尖底的瓶子是半坡姑娘最喜欢用来打水、运水用的工具。它的口很小，可是肚子比较大，还有两个耳朵。你想想，半坡姑娘为什么喜欢用这种瓶子呢？原来这大肚子就能多装一些水；小口呢，在运水的时候，水不容易流出来；两个耳朵穿上绳子，就像你背书包似的，可以背上，也可以挎在肩上，还可以背上一个，一只手各提一个，一次就能运三瓶水。知道它的好处了吧！还有一个好处哪，由于瓶子底是尖的，上面重，下面轻，当人们把瓶子往水里一放，它一下就能躺在水面上，水咕嘟、咕嘟就灌到瓶子里去了，等大肚子灌满了水，下头又重了，瓶子自己就在水里立起来了。半坡人多聪明呀！

　　由于半坡人经常看到鱼，特别是鱼在水里游动时，姿态非常美。半坡人也很爱美，就照着鱼游动的样子画起来了，这么一条，那么一条，愈画愈好，最后只要画个三角，再点上一个点，就成了鱼头。

　　这个故事里讲的半坡氏族和前面讲的河姆渡氏族，处于我国历史上的同一个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氏族就是以血缘关系结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一个祖先的儿女辈和孙子辈。人们共同劳动，得到的物品，平均分配。没有固定的一家一户，没有个人财产。母系氏族就是妇女居于氏族的主导地位，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靠妇女的劳动，氏族的首领是老祖母。

　　考虑到孩子还小，在故事中没有讲母系氏族这个概念，而是讲述人们都要听老祖母的话，每天妇女干的活比男人干的多，以及大家都要交出自己弄到的食物，一起享受劳动成果，通过这些事情勾画了母系氏族社会的主要特点。

　　半坡遗址是1953年发现的，当时就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采用盖大房子的方法把发掘出来的房屋遗址、墓葬群、烧陶器的陶窑等，统统保护起来，并建成了。1961年国务院批准半坡遗址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

　　半坡遗址中的许多发现令人震惊。半坡出土的农作物主要是粟（粟去壳后就是小米），在一个陶罐里还保存着6000多年前的粟籽。这一发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粟的国家。在另一个陶罐里还发现了菜籽，经鉴定有的是白菜籽，有的是芥菜籽。由于有这两种发现，我们在故事里才讲半坡人煮了粥饭，里面有点白菜。
　　粟是从狗尾巴草进化来的，人们发现狗尾巴草每年都会从地下长出来，结了穗后又会死去，而狗尾巴草的籽也能食用。于是人们采集草籽进行培育，使之成为人工栽培作物。
　　在半坡发现了猪、狗、牛、马、鸡的骨骼，这些应该是人们驯养的。还有鹿、狐狸、兔、獾等动物的骨骼，这是人们猎获的，其中鹿的骨骼最多，这可能是因为鹿比较容易捕捉的缘故吧。人们在猎取动物时，已使用了弓箭。

　　建议您利用故事中讲的尖底陶瓶，启发孩子注意观察事物，注意想问题。这种陶瓶由于底是尖的，重心靠上，所以在水面上容易倒伏。

　　当水灌进瓶内多一半时，连瓶带水的重心就下移了，水瓶就会立起来。这时如果把水灌满瓶子，重心又上移了，瓶子就自己立不住了，水就会流出来一些。这种现象，人们看了几千年，习以为常了，可是当孔子看到这个陶瓶装水的情景后，受到启发，说了一句名言：“满招损，谦受益”。您看，同样一个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和头脑里有了不同的结果。我们再联想到苹果熟了从树上落到地上，人们看了几千年也没有想什么，可是当牛顿在苹果树下看到苹果掉下的情景后，就从中受到启发，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而瓦特看到壶里的水开了，蒸气顶动了壶盖后，发明了蒸气机。这三件事都说明了观察后的思索是多么重要。

　　让您的孩子也学会动脑筋吧，有人曾说“儿童是天生的科学家”，愿这句话在您的孩子身上应验。

　　河姆渡人

　　该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在1973-74和1977-78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

　　距今六七千年前，河姆渡一带系沼泽地，河姆渡人建造住宅时，先打下1米长木桩，木桩上架设纵横交错地龙骨（地梁），其后于地梁上铺设10多厘米厚地板，地板上再立柱、架梁、敷橼、盖顶。地板起防湿、御虫蛇作用。其下可用来豢养家畜。地板上为起居住室。从柱子高度看，人还不能直立进出，但较巢居已大有进步。

　　房屋规模大小及内部结构，视居住成员多寡而定，从住宅营建看，河姆渡人已较熟练地掌握伐木、加工成桩、柱、梁、板等建筑构件技术，梁柱间已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不同榫卯形式均基本符合受力要求，与晚期木构大致相同，木构件上刻有双圆、直线、斜线、植物茎叶等装饰图案。因工具限制，加工显得较粗糙。遗址还出土6支木质船桨，1支外形基本完整，轮廓清楚，分桨柄、桨叶两部分，一块原木制成，形如长柄树叶，柄上刻满线条组合图案，轻巧实用，与现代游船划桨大体接近，是目前中国已发现船桨中最古老一支。船桨及一只陶舟均证明河姆渡人已开始用船、筏载人荷物、浮水采集。第三、四文化层中还出土200多件木器，有刀、匕、锤、铲、矛、碗、筒、小棍、器柄、纺轮、蝶形器等，不少器物为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少见或未见。用于生产的占大多数，木锤系加工锤击工具，木予是狩猎扎戳武器，木碗为生活用品，木质器柄则是石器工具发挥更大效用的附属件，小木棍既是农业点穴播种工具，也是采集野生植物时挖根刨茎的采集工具，木器制作大多要经过切断、剖开、削、茬、挖凿、修磨、髹漆及火烧硬化等工序，其中碗、筒、蝶形器制作颇精细，表面经过磨光、髹漆，出土时油光可鉴，出土的20多只木筒系用整段木材制成，形似毛竹筒，内外壁锉磨光洁、内壁还凿有一浅槽，塞以圆木饼，有的外缠藤篾，可能作敲击乐器用。

　　第二文化层中发现木架方形井，证明河姆渡人已掌握凿井技术。众多保存完好的木器出土，为世界木器工具研究提供了实物材料。 该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在1973-74和1977-78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在食物方面，植物遇存有水稻的大量发现，被断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此外植物残存尚有葫芦、橡子、菱角、枣子等。动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

　　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斧等打猎工具，亦有较也有装饰品。多的是木器和骨器，其中发现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亦有大量纺织工具。

　　河姆渡人生活在长江流域，在浙江余姚市河姆渡村，住干栏式房屋

　　参考资料： 百科

中国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基本信息
中文名
中国文明起源

别名
华夏文明

外文名
Chinese culture

特点
持续时间最长、最古老

起源
8000年前

内容简介
中国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产生的地点和时间。根据考古发掘研究，有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等几种不同观点。

文明的概念和要素 文明指人类在物质、精神和社会结构方面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文明起源的实质，就是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体，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进入对抗性阶级社会、建立起国家组织这一历史进程。文明起源以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增长为前提，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变。文明起源的时限，应包括构成文明诸因素的孕育、发展，直到文明时代最终诞生（或称文明社会形成）。

在考古学上探讨文明时代的形成，有些学者简明地提出了文明要素的概念。对“文明要素”的概括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是城市、文字、冶金术和礼仪中心四项。其中，居首位的是已有城市作为政治（表现为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包括宗教）的中心，这一要素集中体现了由平等的氏族社会演变为有阶级的国家社会的历史转折。有的学者为突出城市在文明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把文明时代的开始径称为城市革命，这是继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划时代事件。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

考古发现
我们通过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大陆地区，虽然有着红山、龙山、仰韶、大溪、良渚这五种文化区系，但是文化区系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平民使用的陶器上，而上层贵族使用的玉器都非常相似。最重要的礼器之一，玉琮，从东北到西南都有发现。这可能说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虽然平民有不同的遗传和文化传统，上层建筑可能是同一套。那么中国的帝王最早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在中国人的遗传谱系上发现了证据。我们发现中国人群，特别是汉族人群来自迅速的人口扩张，这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开始了。用Y染色体构建的中国父系遗传谱上，我们发现了三个独特的新石器时代个体节点，发生了突然的后代人口扩张。也就是说，有三个人，分别有特别多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又有特别多的孙子，两三代内就迅速繁衍出了成千上万后代。今天，近半数的中国男人都是这三个人的直系后代。根据积累的突变计算出这三个个体的年代，分别是大约6800、6500和5400年前。如果不是帝王级别，如何能有这么多的子嗣？有趣的是，这三个年代正好分别对应考古文化中高庙文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鼎盛期的开始时间。
这些年代出土了数个高规格墓葬，最著名的是仰韶文化西水坡大墓，距今6400多年。其中遗骸的四周摆满蚌塑，东面是龙，西面是虎，北面是北斗，南面摆了一排动物，起头的是驼鹿和山羊，后面还有蛇蜥等动物，很有可能是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对星象的详细描述，说明当时中国地区的人们有丰富的天文知识，这可以用来制定历法。这位如此高调的墓主是谁，或许检测其基因组以后，可以在中国人的遗传谱系上找到他的位置。
而红山文化牛河梁最大的陵墓，是一个金字塔形建筑，距今5300多年。墓主佩戴的玉器极其精美、无出其右。他的身份也有待于基因组检测来解答。说到这里，红山文化及其玉器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或许都是真的。我们确实到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关口。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距今四千多年前，中国各地出现了多个城池。八角星的徽章出现在各个文化区的重要器物上。陶寺遗址发现了制定太阳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台。各地的玉制礼器越来越规范。这一切都说明，中华文明已经完全成形了。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重点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初步拟订的课题包括：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汉字的起源、夏商周时期环境的变迁、农业和牧业起源、手工业的发展、城市起源、战争与文明起源及王权形成的关系、宗教信仰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等。相关课题还包括：史前至夏商周时期音乐、绘画、雕刻艺术、天文与历法、数学和金属矿产开采等。
考古学家将在传说中炎黄集团主要活动区域内，提取五千年前古人类遗传基因，将其与夏商周、秦汉以至现代中国各地人类基因对比，以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中国文明起源！！！！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中国文明产生的地点和时间。根据考古发掘研究，有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等几种不同观点。
文明的概念和要素 文明指人类在物质、精神和社会结构方面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文明起源的实质，就是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体，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进入对抗性阶级社会、建立起国家组织这一历史进程。文明起源以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增长为前提，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变。文明起源的时限，应包括构成文明诸因素的孕育、发展，直到文明时代最终诞生（或称文明社会形成）。

在考古学上探讨文明时代的形成，有些学者简明地提出了文明要素的概念。对“文明要素”的概括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是城市、文字、冶金术和礼仪中心四项。其中，居首位的是已有城市作为政治（表现为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包括宗教）的中心，这一要素集中体现了由平等的氏族社会演变为有阶级的国家社会的历史转折。有的学者为突出城市在文明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把文明时代的开始径称为城市革命，这是继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划时代事件。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各种观点 根据上述理论，具体分析现有实物资料的涵义，以判明中国文明时代开端的年代和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目前尚无定论。有下列5种主要学术见解：

①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或可称“原始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如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便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

②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核心，中国各大文化区进入文明时代始创期，出现早期国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早期可能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后期，存在的天下万邦局面，即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雏形国家、方国、邦国，或前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时代。如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地，可看出当时已形成从“王”、贵族到平民的不同阶级和等级。许多地方出现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丰富）、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组成的整套礼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礼制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古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等为代表，约当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阶级分化，中国文明起源历程由此开始。至龙山时代，约当唐虞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会门槛，也有的或者已进入与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会。其后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则属于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属于原始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
⑤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于夏末商初，够得上称为文明，肯定进入文明时代。而夏文化则属于探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的发祥地在中国；最早的原生文明之一亦在中国。南岭至长江流域是东亚渔民、农民定居生活的摇篮，其中走完全程并结出硕果的是澧阳-洞庭平原万年前的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后者完全放弃狩猎野兽，只保留在水边射鸟和捕捞，发展渔业和采集水域食物，并专心驯化水稻和鸡鸭，修建环濠聚落，初创历法，成为后世农耕定居生活的典范。此地社会一脉相承发展之后，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创造专业化的生产和交易，相继修建城市，发明冶炼和文字，创建国家。发源于长江中游的历史长河万年不绝，并逐渐与中国其它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华大文明的形成，虽然一直以发展平原农耕文明为主流，但同时也不断融合吸收山地猎民文化、不同区域农耕和半农耕混合文化以及草原游战及游牧文化，绵延至今而越发壮阔。
[作者及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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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作为传世文献关键形成期的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黄河中下游，造成后人理解的中国历史带有浓厚的以黄河为中心的烙印。然而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却表明黄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时代相对晚且并非原生，若继续以传统上相对狭窄的空间来定义“中原”，以黄河中游为样板，去与旧大陆其他古文明相比较，易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误视为晚于其它世界古文明，甚至将众多重要成就误解为西来传入而非原创。
实际上，近年基于考古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旦跳脱黄河中心观念的束缚而在更大范围探讨，并将“中原”范围向南扩展到长江中游大平原即“江河中原”，则不难发现，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不但是世界最早的新石器革命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
一 、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祥地在中国✦
新石器革命在人类整体历史中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如果没有新石器革命，就不会有后来所有的文明成就，更不会有国家的产生。随新石器革命而来的“生产经济降低人类被自然环境决定的程度，并且通过生产者合作取代同类之间为攫取而发生的竞争，而合作者的群体获得新能力以配合生产的需求，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这一套做法奠定了人类在其他生物面前的优势，而最终使人类成为地球之主。”[1]
在距今大约一万多年以来，随着末次冰期结束，气候暖化，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有些人群的食谱开始多包含鱼等水生动植物以及水边的鸟类，因此石质猎器和部分工具细小化。同时，因应捕捞发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够的地区，开始制作竹筏和木船，由此促使新型磨制加工石器技术的发明。以渔业维生的族群逐步开始在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半定居或全定居，并进一步尝试在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其它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谷类，开始采集及酿制低度数的甜酒。采集且水煮小螺和谷物，以及酿米酒的需求，促使人们发明陶器，以及专注保护、管理与逐步驯化野生稻，直接推动稻作农业的萌生。
在旧、新石器交界之际，只有极少数人群因着各种机缘有幸经历前述全套过程而原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趟出一条全新的路；其余大部分人群则是通过借鉴吸收先行者的经验和技术后才开启其新石器化之路。[2]
最新考古发现及研究表明，南岭南北直至长江以南整个地带，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开始食用稻谷的发祥地（以澧阳平原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以及南岭地带岩洞遗存为代表，还包括浙江部分遗存等）。[3]
该地区发现有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磨制石器工具，最早的船桨和大型独木舟，最早的环濠聚落、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稻田。其中独立走完新石器革命全程，到达终点而结出硕果的是位于澧阳——洞庭平原的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8000-前5800年）。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放弃狩猎大型野兽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彭头山先民最早放弃“食肉饮血”和“衣皮毛”；他们最早“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民食五谷”、“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并“制作为历”；通过栽培水稻，在水域捕捞采集，驯化鸡鸭，形成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并配套有规律化的聚落安排，创造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堪称世界奇迹。而且难得的是，彭头山先民开创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完整传承下来且不断发展，终成为后世农耕生活的典范。[4]
接续的皂市下层文化（约公元前6200-5000年）、汤家岗文化（约公元前5000-4000年）进一步将稻作农耕区域扩展到洞庭平原腹地，且不断完善其聚落布局方式和稻田开垦技术，开发大型梯田修建濠沟等水利设施；[5]相继构建了完整的二分二至和四时四方、八方八季以及天中地中等时空观念范畴，发展出与农耕生活相配套的天文历法与地理知识。[6]
循着食用稻谷区域北渐的步伐，在水稻分布区以北的中原平地，相继因地制宜地驯化了粟黍等旱地作物；并且在华北及东北，诸如兴隆洼文化的猎民开启驯化野猪的漫长过程。
总之，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革命进程，无论在开始时间、内涵丰富度以及对所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都足可与驯化了大麦、小麦的西亚北非在旧大陆中西部所扮演的角色相当，是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生地。
二、世界时代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起源地之一在中国✦
直接继承汤家岗文化，在澧阳-洞庭平原继续发展的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3500年）步入前国时代。其早期出现专业化制陶，发明了轮制陶器技术，并发明在高温还原气氛下烧制的精致薄胎的黑陶技术。与此同时，平原农耕区与山地游猎区凭籍各自优势资源开展专业化生产与交换，再加上稻作农耕社会对于合作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内在需求及相应组织体系，共同推动了超越单一聚落的大型社会网络的形成，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及现成可用的组织架构。
在谷物、甘酒、精致陶器、纺织品等平原区的产品，与山地的玉石器、食盐、山货珍品等物品交换规模扩大而系统化的背景下，最早兴起的城市成为专业化生产中心和交易中心，并通过神庙和神权保护及管理生产和交易。位于澧阳平原西侧，兴起于约公元前4200年的城头山城是迄今所知东亚第一座城。该城有宽大的土筑城墙；外围有宽阔的可通航的濠沟；南门外有码头；城内有专业化作坊、神庙和祭坛等设施。城头山城的结构成为此后长江中游地区所建城市的典范。[7]
大约公元前第四千纪早中期，已奠定初步国家化基础的人群，从洞庭平原出发向北开拓，跨过长江来到鄂西台地，并进一步越过汉江向东北扩展到汉北地区的大洪山南缘地带。[8]江汉及汉北地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很高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说明最早的开拓者是有备而来，在移入之前不仅已具备丰富农耕定居生活经验，拥有对自然环境的良好驾驭和适应能力，掌握了烧土及烧砖建筑、制船业、轮制陶器、高温陶窑和炼铜、发达的纺织等技术，并拥有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体系。[9]
屈家岭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500-前2800年）长江中游的文明化进程明显已步入国家化阶段。此时在古云梦泽-洞庭湖周边海拔高程约30-50米地带，先后兴起且并行共存二十余座城，如阴湘城、马家垸城、城河城、龙嘴城、谭家岭城、笑城、陶家湖城、鸡叫城、鸡鸣城、青河城、走马岭城等。
这些城大多有着仿自城头山城的结构，如平面呈圆形，有一重或多重垣濠结构，设有码头、水门等航运设施，人工挖筑的濠沟皆宽阔可通航；且皆通过自然河湖与古云梦泽-洞庭湖相连，形成了一个以古云梦泽-洞庭湖为枢纽的连结各城邦的大型水上交通运输网络。相邻诸城之间彼此间仅相隔十几至三四十公里，均在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范围内，故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内部有密切互动而连接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
当时可能出现了如同扶桑十日神话所反映的类似于“十族兄弟”的政权制度：即形成了联盟制城邦国家，各个城邦的贵族均为同等的“兄弟”，按照制度轮流“值日”，轮流主宰联邦，负责发起和组织国家联盟会议，安排并管理联盟内部的公共事务，协调彼此间的合作。[10]这个联盟制国家所覆盖的区域面积达五、六万平方公里，若加上周边影响区则更大，其社会规模之大，堪称当时世界之最。
前述诸城本身既是所在区域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亦是指挥和协调流域或区域内治水的中心。如以鸡叫城为例，在护城河之外200米处有第一重环濠，再往外150米处还有第二重环濠。在一环与二环之间有7处遗址，二环附近有8处遗址，二环外2千米内另有18处遗址。此外，在城的西部、西南和东北区域，均有大片平行沟渠存在。这些沟渠、环濠与护城河都相互贯通，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航运或灌溉体系。沟、渠之间是平坦的土地，推测应是当时的农田耕作区。初步观察，以鸡叫城为中心的整个系统面积大约为10-15平方公里，相当于1000-1500公顷土地。城、聚落和稻田通过密集水道（沟渠和城濠）连结在一起，水道既方便航运交通，亦有利于农业灌溉。所以，这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集生产与交通、居住和管理为一体的大型稻作水利灌溉兼具航运功能的紧密的社会系统。
在屈家岭各城市中心的祭坛上供祭着象征社群公共的神话英雄祖先的大型陶祖（日祖偶像）。这些城并非平民居住区，而是所在邦国社群的活动中心，是社群成员集会议事之所和祭祀祈神重地；故也是行政中心、神庙所在地，是高等级祭司或贵族的居住生活区，同时也是供税、公廪区，以及高技术的作坊、市场、集会广场所在地。而在城市的周围，则可见到许多小型的平民聚落。当洪水来袭时，城市也摇身一变而成为平民的救生保护区。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在长江中游看出，一个从濠沟灌溉到专业生产、市场贸易、社会管理、宗教崇拜等功能齐全而强盛、庞大的联城邦国网络，此一发展过程相当近似于两河流域下游苏美尔文明起源而兴盛时的景况，其时代亦接近。[11]
此时另一件大事是屈家岭文化北扩，将稻作生活方式带到南阳盆地、豫西南直到郑州附近。自此以后，包括湖南、湖北与河南中南部在内的江河中原社会文化发展格局成形，此后二千多年的时间，直至殷商早期，江河中原一直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具有大体同步的特点。
综上，屈家岭文明不仅是东亚最早的国家文明，也是世界最早的大型原生国家文明之一，是后续中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最初始的源头和基础。
长江中游原生国家文明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约公元前3100─前3000年之际，在人口大量增加以及各城邦大贵族相互竞争盟会主权等因素推动下，国家大中心——即石家河大城开始兴起。这可以看成为石家河文化开始的指标，不过，诸城国联盟性质的整体架构仍继续存在，且新出现了一批平面大体呈方形或圆角方形的城市，只不过石家河似乎成为了该联盟体系推举出来的盟主的固定所在地。
此时的石家河聚落以石家河大城作为外城，以谭家岭作为内城，以此为核心，单一聚落面积超过800公顷。聚落内存在不同的功能分区，不同区域存在不同的工坊或专业区，因此整个石家河聚落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宗教中心。如位于大城内西南角的三房湾一角是生产厚胎红陶杯的工坊、城外东南部的罗家柏岭则是玉石加工坊；城内西北角的邓家湾和城西中部的印信台则是大型祭坛所在地。
最能代表长江中游上古文明技术成就的是冶炼。最新研究表明，中国青铜技术并非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自西方传来，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就在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在龙嘴、屈家岭、石家河等遗址发现有铜块、矿石、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不同形状的炼炉和冶铸工作坊以及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12]石家河文化考古遗址中更可见到相对完整的冶铜操作链及相配套的工具和器物，包括碎矿、洗选矿、研磨矿料粉、鼓风、冶炼、熔铜液、锻造、铸造、加工铜器等。
复原研究表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开始认识氧化铜矿，发明了还原法炼铜。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的石家河文化发明了用氧化铜与硫化铜搭配冶炼的方法，自行原创发明了锡铜以及锡铅铜三元合金青铜技术，已进入青铜时代。石家河先民还发明了世界独有的用夹粗砂厚胎陶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铸的技术；且在寻找耐高温冶炼材料的过程中，发明了用瓷石、高岭土等材料制作硬陶和原始瓷的技术，无意中开启了另一场人类生活用具的材料革命。
作为具有跨时代重大意义的冶炼技术的原创发明者，石家河先民的精神文化曾被冶炼活动所渗透。石家河文化早期人们在邓家湾和印信台等国家公共祭坛上公开展演用大型炼缸冶铜的祭礼，以祈求永生，因此在祭坛上留下套缸、铜矿石和铜器等遗存。
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随着铜器实用化，冶铜也从礼仪走向实用化和专业化，致力于发展各种冶铜炼炉，提升冶炼技术，并开始开发幕阜山等矿区；红陶杯、神母抱祖及其他小型祭器取代了此前的大型套缸，反映出当时以神话英雄祖先为对象的社会共同祭祀趋于瓦解，而被家族化、个人化的祈祷所取代。[13]
大溪时期在峡江地区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的泥质黑陶碗底和祖形陶器的顶面上发现不少前文字性质的刻符，后来屈家岭、石家河陶器上的刻符虽不多，但与杨家湾前文字明显具有同样的脉络，其中有不少符号可与甲骨文字相对应。所以，虽然由于书写载体（如竹简、木牍）不易保存而使长江中游早期文明的文字系统难觅其踪，但从偶见的零星资料可知，当时肯定已发明文字，并且后来的汉字滥觞于该文字体系中。[14]
总体言之，长江中游以屈家岭——石家河为代表的文明，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之一。其城市出现时间在东亚地区最早、持续使用时间最长；其区域规模最大、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最高，管理体系发达、文明化的程度最高，且完全是由稻作社会内生成长而来。[15]
三、中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
自新石器早期以来，已定居的农民村落对周围猎民形成影响，后者吸收一些农民创造的新技术或发明，且因其游动范围大，成为很好的文化传播者。[16]这种交流与融合，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
比如，约自公元前5800年以来，在与长江中游低地平原相邻的山地相继出现了以千家坪文化、高庙文化为代表的山地游猎族群文化。在其陶器纹饰母题中，有几种固定的日纹结构占比最大：包括太阳下的山景，日圭高立，四分日历纹等，特别是其中最关键的两种形象，分别是象征太阳的鸷鸟和獠牙猛兽。对其寓意的分析可知，在千家坪人心目中，太阳既是老鹰，亦是神秘的獠牙猛兽。先民选择这两种形象，是用来分别表达太阳的两面。日行鸷鸟象征白天的太阳，而猛兽獠牙嘴象征夜间的太阳。这是迄今所知最早也最为系统的太阳崇拜。[17]
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自公元前5000余年以来，沿海地区有咸头岭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它们致力于发展海边生活，深入影响了此后东南亚群岛文化的发展，并成为南岛语族的重要源头。
此外，环太湖地区自约公元前4300年开始有人在平原地区开拓定居，努力发展稻作，多年后此地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崧泽及良渚文明。辽蒙冀结合地区，在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在此地原有之半定居或定居的兴隆洼、赵宝沟狩猎文化的基础上，孕育了以玉器和大型积石冢、祭坛为特色的红山文化，步入前国社会阶段。华北各地自公元前5000年以后兴起以彩陶著称的仰韶文化群，呈现出典型部落社会的特征。这是一种猎农混合生计方式，发展粟作为主要植物性食物，并通过家养兼猎获、捕捞等方式获取肉食资源。
自公元前4000多年起，更明显可以看到不同族群和区域的专业化，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系统的交易关系，不同文化融合的进程也因此大为加速。约从公元前2400年起，长江中游发生了第二次国家文明大转型。此次转型的外部原因涉及到4200气候事件——在此气候剧变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文明进程崩溃；内部原因则涉及到长江中游平原周围的山地族群。
他们原本从事游猎及与楚地平原古文明的贸易；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以来与低地平原农民之间因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出现彼此互斗和相互掠夺的情况。在经过两、三百年掠夺、攻击之后，山地族群最终侵夺并攫取了低地平原农耕社会的统治权，同时也将诸多山地社会的信仰与文化融入到平原农耕文化中。这些山地族群占领石家河大城，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一事件在古籍中被称为夏王国之前的“三苗三朝”，而在考古学则表现为“后石家河文化前段”（约公元前2400─2000年）。[18]
在此背景下，长江中下游国家文明的因素明显外溢，开启了大规模的社会文化重组与融合进程，也因此开启历史的中国化与东亚化进程。
这一历史大转折产生的主要结果有四：
第一，这是东亚文明战争历史与战争文化的起源。从这时期起，在考古遗址中多见兵器，并促使冶铜行业的规模化扩展和技术快速创新。在此之前，冶铸技术在其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只用于制造小型工具、装饰品及为精神文化服务；到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并逐渐影响而使冶铸业发生大规模的变化。
此时原本栖息于长城地带这一生态脆弱区的各类群体为生存而加剧竞争。在互相掠夺、战争与冲突的背景下，这一地区出现大量防卫堡寨性质的山城、石城，并作为保卫自己或外出掠夺的据点。其中一些堡垒在后来发展成为远程贸易的据点。长城地带中，黄河上中游从公元前2400年以来逐渐成为战争和贸易的要道。该地区陆续出现的堡垒，在历史上一方面肇始和创造了军权管理方式，大量发展战争技术；另一方面，该地区致力于发展专业化生产与远程贸易，成为跨越不同文明区并将中国农耕文明与欧亚大草原连成一体的关键要道，并最终孕育了殷周秦汉唐文明。
第二，最终打败和终结了长江中游联盟性质的国家结构，演变成为统一王国性质的国家结构，并使这种政体成为历史主流；此后，历史传说中大禹虽然驱逐了三苗，但却仍尽力保持统一的大王国制度。所以，这也是楚地夏王国和商王国建国的源头。[19]
第三，是华南地区山地猎民文化与平原稻作文化结合、相融而创新，成为后来楚历史的人类基础，也促使长江流域大区域内出现全新的文化面貌，并广泛地影响了东亚其它地区，如淮河与黄河地带。比如，受长江中下游影响，赣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以及淮河中上游王湾三期——新砦文化等皆在这一时期兴起。
这些地方都逐渐发展出城邦国家，且赣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商周时期分别演变成为两个庞大的国家文明，即赣湘地区的吴城（虎国）青铜文明以及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它们都属于延续时间长久的文明。
而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一方面是南方农耕区的北部边缘地带，受到长江流域上古国家与城市文明的直接影响，发展稻旱混作农业；同时也是北方长城地带游战族群南下掠夺的前线，受到较大的外来冲击；该地区在考古上表现为在某个特定区域内群城并起，竞相而生。不过，该地区诸多以城为中心的小型政体，如王城岗、平粮台、新砦、景阳岗、教场铺、丁公、田旺等，存在的时间都不持久，社群规模亦不大。[3]
第四，在这种平地农民与山岭地带游猎族群结合的背景下，那些原本有着游动生活背景和经验的新兴贵族，致力于发展贸易活动，更为积极地扩展贸易路线。在考古上，可见长江流域文明制作器物的分布范围及其辐射影响的范围更为宽广；从后石家河文化以来，其影响甚至开始到达黄河上游黄土高原，亚洲大草原的南缘。与此同时，北方草原人群也开始南下到黄河地带，更加靠近楚古文明之北缘地带。
约从公元前1700年起，以商王国（特指早商、汤商或楚商）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在江河中原地区兴盛起来。长江中游才是商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商王国的中央之地。迄今为止，在江河中原发现的数座商王国城址之中，最大且最丰富的是位于武汉的盘龙城，很可能是商王国的都邑或中心。商王国直接继承了长江中游此前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成果，包括治水、建筑以及当时最先进的冶铸技术。商王国又直接掌握并开采鄂东南、赣西北地区多种金属矿料这种最关键的资源。所以，商王国是东亚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且其得地利之便，正好位于当时数个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部位。
以这些条件为基础，构建了以商王国为核心和主导力量，以金属料、铜器、黄金器、玉料和玉器、绿松石、硬陶和原始瓷等贵重或声望物品作为主要流通对象，主要由各地上层贵族参与的庞大远程交换贸易体系。该体系包括了当时南方农耕区几乎所有区域和重要国家，如位于江河中原北部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诸城，位于东北的海岱及沿渤海地区诸国，位于南部赣中的吴城及湘中的炭河里等虎国诸城，位于东部的江淮及江浙地区（如马桥文化），以及位于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等，都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参与者。[20][9](P211-241)
在该体系中，各地上层贵族通过联姻与联盟、交换与馈赠、模仿与借鉴等方式开展互动与交流，使得各地精英物品、精神信仰及相关的礼制实践有趋同的趋向，如被商王国视为国家宗教崇拜对象的双嘴夔龙天神信仰，其造型与纹饰皆通见于前述各地。正是由于在商王国主导下各地区上层精英精神文化实现大融合，使其成为此后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主流来源。[10]
以商王国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还与北方草原地带诸族群之间有着不断深化的来往。正是二者之间的征战与贸易，特别是主要商路的开通，决定了二里头、偃师与郑州诸邑的兴衰。早期主要通过黄河干流来往，使位于西部咽喉地带的二里头（兴盛于约公元前1620-前1520年）和偃师城（兴盛于约公元前1550-前1450年）地位重要而兴盛起来；但后来随着主要商路东移至燕山和太行山东麓一带，位于此交通线上江河中原北界的郑州城成为当时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郑州城兴建于约公元前1480年，兴盛期约为公元前1420-前1300年）。自公元前1400年以来，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出现全新的游战族团，该族团源自草原，以战争掠夺维生，并掌握驾马战车技术。约当公元前十四世纪中期前段，他们突破燕山屏障，顺太行山东麓南下，占领安阳殷墟一带，在此立足建国。几十年后，即约公元前1300年，在其强势统治者武丁的带领下，过黄河向南征战，打败了南方农耕区诸多国家，其中包括势力最大的商王国，且篡夺其国名与神史，据有其人员和技术，自我称为“商”，建立了广阔的殷商上古帝国，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最大一次跨区域、跨族群的文明大融合，奠定了其后中华文明实体国家的基础。[21]
在中国文化中，殷商在各地原有文明的基础上，努力组织起一个全新制度的军事集权政体，以多元及整体化的方式建立并努力维持殷商上古帝国，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殷商帝国的时间只有二百多年，其拥有庞大势力的时间更为短暂，但从这一历史转折伊始，草原游战族群已不只是偶尔出现在中国边缘区，而是长驱直入，进入中国文明的核心区，开始大量影响并主动参加到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其中有一些草原族群变成为中国境内的贵族，并因其军权的性质而有着持续的马匹贸易需求，使内地与草原之间的马政活动兴盛，也使内地与草原之间的人员与文化来往频繁。
此时，随着驾马战车技术被引进中国内地，自草原外来的影响也跟随着军队武力一并进入中国。中国文明和东亚文明在殷商时期获得了与西亚文明来往的桥梁——草原游战族群。从此时伊始，东亚历史世界化，在长江与草原之间的黄河流域中心带成为数个军权国家大势力竞争的舞台。黄河地带的国家与草原来往密切，而长江流域的国家，亦间接受到了草原文化的影响。[22][5](275-281)自此以后，中国文明的重心北移至黄河地带，周、秦、汉、唐等皆以黄河和中原为核心基地，融合南北文化而发展。
综观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犹如源远流长、流淌万年的历史水系，一直以农耕文明为源头和主流，中途不断有众多大小支流汇入，绵延不绝而波澜壮阔，是世界上最长久、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南方与北方，稻作与旱作，农耕与游牧、渔猎与游战，匠人与商人，不同的自然环境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气质，都在这块土地上碰撞、交流与融合，最后浑然一体，成就了中华文明。
【说明】本文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引用或转载，务请说明出处。

关于你的补充问题：
3。劳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4。北京人与山顶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劳动方式主要是打猎和采集；

这是答题点：
1。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农本经济可以发展到较高水平，包括手工业、商业、以及市集、城镇等等；各个以农为本的地区之间，也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并且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只要还是以农为本，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2.
人类用火约经历了以下几步:
第一，使用天然火。火山爆发、雷电轰击、陨石落地、长期干焊、煤和树木的自燃等等，都可以形成天然火。这种过程反复多次，使人们看到了火的威力和作用，逐步学会了用火，可能是把火种引到洞，内经常放入木柴，形成不易熄灭的火堆供人们使用。
第二，钻木取火。通过钻木摩擦生火，再引燃易燃物，取得火种，点燃火堆。
第三，用火石、火镰、火绒取火。传说是原始的人们，打猎时用石块投掷猎物，因石块相碰冒出火星，欠而久之，学会用石头互相撞击，打出火星，再引燃植物的绒毛取火。后来，这方法经多方改良，形成了火石、火镰、火绒的系统取火工具。
人类由于懂得利用火，因而逐步学会了烧制陶瓷、冶炼金属、制造玻璃等。

在给你些延伸理解扩大视野的资料，但这些答题时不用答的：

大约在一万年前，古代世界开始发生了农耕和畜牧。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带，这里的居民最早驯化了野生麦类，发展为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中国的黄河流域培育了小麦。中国长江以南以至东南亚、印度恒河一带，则以培育水稻为特色。另外有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是墨西哥。秘鲁可能是另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学界认为也可能也有独自发展起来的农耕中心。农耕中心形成以后，就缓慢地向它易于农耕的地方发展。经过几千年后，就欧亚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尼亚至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都先后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这个地带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史学界称此长弧形地带为农耕世界。农耕最初是与畜牧结合的。在欧亚大陆，易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即从东到西形成了农耕世界。
游牧世界所在的位置。在易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史学界称此地带为游牧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从东面的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相比，农耕生产的增长率，大于游牧生产的增长率。农耕必然趋于定居，又使它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明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食物生产丰饶后，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因此，农耕世界较快地产生了文明，较早地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利，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与农耕世界相比，游牧世界地带的生产增长得缓慢，不能或很少分出较多的社会劳动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种活动。游牧世界也有阶级分化，但分化很有限度，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于一种淳朴的然而是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富庶先进，一个贫瘠落后，南农北牧，南富北穷。中国西北的酒泉（今甘肃境内）一带是两个文明的交界处，有农耕文明与农牧文明的贸易处，有马茶互市。
农耕经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这种农耕经济能够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最先进的文明。但是，它使中国形成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火的使用

　　火是大自然中最神奇和最常见的现象，是人们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现在知道，至少在50万年之前，人类已经使用火了。在北京猿人生活过的洞穴中，发现了好几层灰烬，并且从中找以了许多被火烧过的石头和骨头。实际上，人类使用火的历史还要长，北京猿人已学会了管理火。
　　 人类使用火的意义重大，它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前景，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火可以帮助人类驱赶野兽，保卫自己；火可以用作洞穴里的照明，给人类以温暖，避开严寒的侵袭；火还可以帮助人类猎取大型野兽，使人类能吃到烧熟的食物。火的使用是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中迈向文明的第一步，是人类从动物界最终分化出来的标志之一。
　　 原始人类对火的使用有两个阶段。利用自然中的野火，把它作为火种保存起来，是第一个阶段。那时，他们初步懂得了火可以用于熟食、取暖、杀伤野兽等。经过了一段极为漫长的时间，人类懂得了人工取火的知识。他们发现石头间的碰撞可以产生火花，物体间的摩擦也可以生出火来，从而掌握了一些取火的技巧。这时，人类对火的使用更加自由了，从被自然控制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在前南斯拉夫一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根烧焦的木棍，它的一端光滑明亮，是由摩擦造成的，这被认为是人工取火的一个证据。?

偶然在网上找到一本菲利普·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虽然就其题目的广度而言，此书的分量是显得不够的，不过对我这样不准备深究的普通读者来说，收获也算不小，填补了我读史经历中的一个空白。
希提的叙述中有三点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一）在古代史上（中古以前），从阿拉伯半岛的草原－沙漠地区周期性涌出的游牧民族，不断地冲击着周边文明的农耕社会；（二）野蛮游牧民的冲击和征服，一方面造成文明的破坏，一方面也是一种革新、贯通和融合的力量；（三）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继承古代遗产和影响欧洲文艺复兴中的作用。
这些观察，恰好与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的描述相呼应。
按格鲁塞看法，从草原地区周期性涌出的游牧民，是推动古代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动力，从上古起，来自大兴安岭西坡和戈壁草原的蒙古／突厥人，便不断冲击着南边的华夏文明，并波浪式的向西侵袭，不断侵入和填充着中亚、俄罗斯、波斯和印度河等地区；（二）蒙古大军的野蛮征服，一方面造成文明的巨大破坏，一方面也是一种贯通和融合的力量；（三）蒙古征服在打破欧亚大陆东西几个文明中心之间的阻隔，激活东西方贸易和西欧寻求新商路的热情中的作用。
阿拉比亚游牧民最后的那次涌出和征服，打破了存在于拜占庭、埃及、叙利亚、波斯和印度这几大文明之间的阻隔，他们继承了这些文明的成果，并使这些地区在此后的几百年间，时松时紧的同处在一个行政、贸易和文化体系之内，这样的融合自然的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特别是，他们从拜占庭那里接过了希腊－罗马遗产，并与从东方获得的印度元素相结合，这些结果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传入西欧，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蒙古的野蛮征服消灭了中亚的一系列突厥和斯拉夫小国，扫除了存在于中国与印度／波斯／阿拉伯之间，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印度与波斯／阿拉伯之间，以及小亚细亚和东方之间的阻隔，蒙古人在行政和财务上严重依赖波斯－阿拉伯人（色目人），而后者以此为交换获得了贸易机会，随着蒙古征服的扩大，波斯－阿拉伯商人大大扩展了其视野和贸易范围，而西亚的文化和商品也借机进入东方。当我们考察诸如明代的商业繁荣和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情时，不应忘记上面的历史背景。
农耕社会通常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集权化，一是封建化。大致说来，在前一种社会里，权利是不明确的，个人的命运依赖于他在权力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在后一种社会里，权利是明确的，但也是依附性的，也就是说不具有可交易性。无论上面哪一种社会，都有一种内在的封闭化倾向，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会逐渐走向封闭和僵化。
这种封闭状态对存在于农耕社会边缘的游牧社会构成了一种劫掠和侵袭的诱惑和机会，而周期性的入侵和征服不断的打破封闭和隔绝状态，使农耕文明每个几百年又得以在一个新的框架和范围内进入新一轮发展。这样的互动和循环是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1.农耕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什么？2.人类对火的使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河姆渡遗址 半坡遗址
地理位置 浙江余姚河姆渡村 陕西西安半坡村
年代 距今700年 距今6000多年
农作物 水稻 粟黍
房屋 干栏式 半地穴式
工具 磨制的石器和骨器陶器
能够使用天然火和保留火种
我也初一，刚考好历史，考得不错，此乃本人珍藏版笔记。

1.农耕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1 、自然经济就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

2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它是由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的。

3 、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们为了斗争而进行的改革，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如商鞅的“耕战”政策。

4 、农耕文明是指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而逐步形成的人类文明。

5 、中国的农耕文明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由于黄河流域更适合于农耕，故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得到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发展，农耕区域才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

6 、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东南财赋”和“西北甲兵”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7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既有长期的对垒，也有相互的融合。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常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人常取攻势。在对垒的同时，两种民族也在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

8 、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明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形成了中华文化。

9 、中国农耕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成分是多元化的，从纵的方面讲，它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份；从横的方面讲，它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10、中国的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它还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份。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性农业和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产品更在农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11、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它决定了中国的海洋贸易不可能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经济。海洋贸易仅仅是农耕经济一种补充形式而已。

2.人类对火的使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一项发明能像火影响那麼大，从夸父追日到普罗米修斯偷火，从“长明灯”到“拜火教”，从钻木燧石到火柴的产生，在人类文明前进的每一步，火的作用和影响都不容忽视。

一、火与人体毛发变化的关系

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火与人体毛发变化有关系的说法，但事实上人体毛发的变化与火确实存在著密切的因果关系。在一百多万年以前的远古时代，人类及其他动物对自然界的影响还比较小，当时的自然环境应该说是完全天然的，原始森林比比皆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因雷电或其他原因产生自然火应是较为普遍的，至少比现在的森林更容易产生自然火。其时，由於只能靠河流、湖泊或者天降大雨才能阻止山火的漫延，所以与今天相比，古代的自然火一旦发生，所燃烧的面积会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

在远古时代，自然火对生态环境的变化有著十分重要的影响。一场大火过后，无数生命被吞食，幸存下来的人类只得从灰烬中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原始人在从灰烬里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火虽然是可怕的，但靠近它时又可取暖。这一意识的发生可以说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一个重大分界线，正是意识到火可以取暖人类才产生了保存火种的意识。原始人开始将自然火种带回洞穴中保存起来，人类对火的利用也就从此开始了。

在中国的云南元谋县、非洲肯尼亚的切苏瓦尼亚地区都发现了100多万年前人类用火的遗迹。北京周口店猿人的用火遗迹也有50多万年的历史。当时人类保存火种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烧烤食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寒冷的冬天能取暖。当冬天来临时，原始人在晚上围在火堆旁休息，天气越冷，人类就越靠近火堆，人类本来用以御寒的毛发慢慢地被火烧焦了，变得越来越少。随著熟食的增多，原始人的饮食习惯也在改变，吃熟食容易使人积累较多的脂肪，脂肪的增多一方面提高了人类御寒的能力，另一方面却阻止人类毛发的正常发育，降低了毛发在抵御寒冷方面的功能。所以，火的利用与用火带来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是造成人类毛发退化的根本原因。

二、火与服装产生的关系

原始人在使用火的过程中，随著毛发的减少，对火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特别是冬天，当人类离开火堆外出活动或寻找食物时，由於感到非常寒冷，就不得不开始思考寻找御寒的办法。这样，洞外取之不尽的柔软并且可以连结起来的树叶自然就成为人类的第一件衣服，但人类学会用树叶、兽皮做为御寒工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是，人类从利用树叶护身到使用兽皮御寒，可以说都是由用火催生的。我们知道，许多鸟儿可以搭建技术高超、结构合理的鸟巢，它们也是利用自然界的东西来搭建这些建筑，但它们并不知道把这些东西附在身上移动时也可御寒。也许鸟儿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羽毛足以让它们度过寒冷的冬天。但原始人在用火的过程中由於改变了人类自身的毛发结构，所以利用树叶、兽皮御寒就成为人类不得已的选择。人类在困难面前学会了思考，终於发明了服装，这是动物所不及的，所以说火的利用也是人类发明服装的最根本动力。

三、火与人类智慧产生的关系

远古时期，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原始人开始吃熟食也许是在大火过后，由於太饥饿，不得已到灰烬中去寻找食物，但当他们感到熟食比生食更加味道可口时，人类在进化的路途中就实现了一次大的飞跃。掌握和使用自然火是人类食物发生变化的关键。原始人捕猎归来，把捕获的动物或采摘的植物放在火中烧烤，并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改进食用熟食的方法。在我国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均发现了大量陶器，陶器的发明使人类开始可以随心所欲地烹饪食品。熟食的长期食用不仅可以防止疾病，同时还可以增加营养，并进一步促进人类大脑的发育，最终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所以火又是人类智慧产生的原动力。

由此可见，从原始人到现代人智慧产生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火，可以说认识和掌握自然火是人类智慧启迪的第一步；而人类在火光中得到光明，在寒冷中取得温暖，利用火抵御野兽侵袭是火对人类智慧启迪的第二步；继而人类掌握了用火烧烤食物，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使人类大脑在吃熟食过程中更加发达，这是火对人类智慧启迪的第三步，人类从此揭开了认识自然改变自然的新篇章。由此，也可以说，是火将人类带进文明时代。

教学目标

一、基础知识目标

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所代表的地区，距今年代，使用的工具，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制造的陶器和建造的房屋，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大汶口原始居民所代表的氏族公社发展阶段，距今年代，制造的金属物品和陶器的新品种，氏族公社瓦解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黄帝其人以及他对华夏族的形成所作的贡献，尧舜禹时期的禅让。

二、能力培养目标

以北京人、山顶洞人到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再到大汶口原始居民生活进步的史实，培养学生的比较能力和认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观察能力。

三、思想教育目标

1.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分别种植水稻和粟，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和粟的国家。

2.由于生产的发展，大汶口原始居民后期出现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是阶级和阶级压迫产生的根源。

教学要点

一、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

1.生活的年代

2.磨制石器及弓箭的使用

3.水稻和粟的种植及半坡彩陶

4.房屋的建造和定居生活

5.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二、大汶口原始居民

1.父系氏族及氏族瓦解时期的代表

2.农业成为主要生产部门、黑陶和白陶的制造

3.私有财产的出现和贫富分化现象

三、炎帝、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

1.黄帝其人以及他对华夏族形成的贡献

2.尧舜禹和禅让制

教学要求和建议

一、本课重点：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的生产状况，大汶口原始居民的贫富分化现象。

本课难点：大汶口原始居民氏族制度瓦解的原因和状况，尧舜禹禅让的实质。

二、学习本课正文前，要指导学生认真学习课文提要，带着以下三个问题学习。第一，山顶洞人之后，我国氏族公社怎样走向繁荣?第二，他们的生活有了哪些进步?第三，贫富差别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怎么产生的?

三、“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一目，明确指出它们分别是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前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两个典型氏族公社。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教材着意改变过去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即江南文化的发展一向较晚，适当加大了河姆渡氏族的比重，并把它与半坡氏族相提并论。因此，应当重视对河姆渡原始居民内容的讲授，使学生认识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孕育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摇篮。插图《我国氏族公社重要遗址分布图》不要求学生掌握。

我国在约七八千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已处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这时社会生产力的标志是普遍使用磨制石器。所谓“普遍使用”有三层含义：第一是磨制石器的数量大，第二是磨制石器的种类多，第三是出现装有木柄的磨制石器。

原始农业出现于一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畜牧业的出现要晚一些，出现于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已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部门。水稻是由野生稻逐步培育成的，一说起源于我国的云贵高原，一说起源于我国云南和印度阿萨姆地区。河姆渡原始居民种植的水稻，已经有了籼(xīɑn)稻和粳(jīng)稻之分，说明我国水稻栽培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粟是由野生狗尾草逐步培养成的，起源于黄河中上游的高纬度、高海拔地区，半坡原始居民种粟已有相当的规模，说明在此之前粟的栽培也已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应重点讲述水稻和粟的种植，因为这不仅是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河姆渡遗址和半坡遗址出土的水稻、粟和蔬菜的遗物，以及当时饲养的家畜家禽种类，课文是用小字叙述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但不要求记忆。

由于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的生产仍处在比较原始的水平，因此，打猎和捕鱼仍占有重要地位。弓箭的普遍使用，标志着狩猎技术的重大发展，对此教师可适当多讲几句，并指导学生观看课本插图《半坡出土的骨制箭头、鱼叉和鱼钩》，但不要求学生记忆。

陶器的烧制，重点讲半坡彩陶，书前的彩图《半坡人面网纹盆》要求学生记忆。原始纺织业则应提醒学生，当时纺织的是麻布，至于棉花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的主要衣料，那要到元、明以后的时候才出现。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已经学会制造房屋和凿井，过着定居生活。这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要引导学生观看课本插图《河姆渡原始居民的水井和草顶井架复原图》和《半坡原始居民的房屋复原图》，讲清它们的结构。

最后，还有一个母系氏族公社中的社会关系问题。教材只提了两点，即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人们过着平等的生活，教师不必再补充其他要点。由于学生年龄尚小，因此，教师在讲第一点时可以不讲当时的婚姻制度，应依据教材着重从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加以说明。在讲第二点时，教师不提原始公有制的概念，但可用浅显通俗的文字扼要地介绍一下氏族公社公有制的内容，这会有助于学生理解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能够过平等的生活。

四、“大汶口原始居民”一目，叙述了大汶口中晚期社会生产的相对发达和大汶口文化晚期氏族制度的瓦解。这两个问题为因果关系，其中后一个问题是本课的难点。在正式讲授前，应指导学生阅读课文下部关于大汶口文化的注释，以弄清它的得名和它的社会形态划分。最好还能提一下与大汶口遗址属于同一类文化的遗址，在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还有多处，也通称大汶口文化。这样有利于学生把后面教材小字里提到的河北邯郸父系氏族公社晚期遗址(废井)，纳入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范畴来加以理解。

教材叙述大汶口原始居民社会生产相对发达的文字很简短，但分量很重。这是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私有制和阶级之所以能够产生的物质基础。因此，教材讲这部分内容时，不要一带而过，应适当加以补充和发挥。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原始居民时期制陶业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后者还为以后瓷器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因此要求学生记忆这两种陶器的出现，并指导学生观看教材插图《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但不要求学生记忆。

大汶口文化晚期原始氏族制度的瓦解，是本课的一个难点。这部分教材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讲：第一，由于生产的发展，父系氏族公社后期，出现了私有财产。大汶口坟墓中随葬猪头、猪下颚骨的墓占总数的34%，少者一两个，多者有14个猪头。此外，这一时期随葬的物品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各种装饰品等。这些东西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第二，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贫富分化的现象。第三，贫富分化的加剧，逐步产生了阶级。关于阶级产生的情况，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中关于河北邯郸父系氏族公社晚期遗址的小字部分，但不要求学生记忆。

五、“炎帝、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一目，叙述了炎帝、黄帝对华夏族的形成所做的贡献和尧舜禹的禅让。这部分内容属于古史传说。由于这些传说见之于古代历史记载，并且经常为人们所引用，因此，这一段虽在课文中用楷体印出，但应当把这些传说作为基本历史知识来加以重视和讲解。教师在这里应再一次指出，“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和尧、舜、禹的年代相当于父系氏族公社后期”，努力引导学生将这部分材料与大汶口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的考古材料结合起来，以加深对父系氏族公社后期原始氏族制度瓦解的认识。

氏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同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相适应，历史地形成的。炎帝、黄帝、蚩尤是约四千多年前分别居住在我国西方、北方和南方的三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在向我国中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发生了冲突，也产生了联系。炎帝和黄帝联合打败蚩尤，以及炎帝和黄帝结成联盟，适应了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发展趋势，奠定了日后华夏族形成的基础，因此黄帝被尊为华夏族的祖先。讲解时应提示学生注意前边的彩图《黄帝陵》。

尧舜禹的禅让是本课的又一个难点。这部分虽属楷体字，但最好予以讲解。讲清它的关键在于：禅让的实质是原始社会时期的一种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新的部落联盟首领是通过部落联盟会议民主推选出来的。第二，被推选出的部落联盟首领没有特权。第三，禹治水成功，说明为群众办事是他的责任和义务。这部分小字还可起到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作用。

最后，教材关于禹身分转变的小字，虽不要求学生记忆，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原始氏族制度的最终结束和奴隶制夏朝的建立，因此最好能指导学生进行阅读。这样，到讲述启破坏禅让制，建立世袭制的内容时，学生就不会感到突然了。

资料和注释

母系氏族公社

母系氏族公社始于氏族公社的产生，终于父系氏族公社的确立。大体相当于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此时妇女在氏族社会中居支配地位。母系氏族公社又可分为早期和繁荣期。一般以山顶洞人作为母系氏族公社的早期代表。那时，人们已经掌握磨制和钻孔技术，妇女从事采集，男子从事渔猎，实行族外群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只能按母系计算。河姆渡氏族和半坡氏族是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两个典型。旧石器晚期出现的原始农业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磨制石器、原始畜牧业、原始制陶业及原始建房技术，这时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婚姻制度过渡到了对偶婚，男女双方在一段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固定的偶居关系。男子居住女方，参加女方氏族的生产活动，一起消费，抚养子女，世系和财产继承仍按母系计算，但开始出现了父子关系。

祖国境内氏族公社的繁荣

我国境内的氏族文化遗址，遍布全国，最主要的有细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介于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之间)、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属于仰韶文化类型)和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属于龙山文化类型)三种类型。在长城以北，从东北、内蒙古到新疆的氏族文化遗址里，石器里都有许多打制精巧而细小的细石器，因此叫细石器文化。在黄河中下游，从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一带为中心的氏族文化遗址里，都有画着红黑色花纹的彩色陶器，这种类型的文化遗址，最初是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因此叫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以山东、河南为中心的遍及黄河中下游和东部沿海的氏族文化遗址里，都有黑色的、薄而光亮的陶器，这种类型的文化遗址，最初是1928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发现的，因此叫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三种类型文化均属新石器时期，其中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龙山文化则属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河姆渡原始居民

河姆渡原始居民指河姆渡遗址生活的原始居民。河姆渡氏族遗址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东北。在遗址的居住区发现了木结构建筑遗迹，出土的木构件总数在千件以上。生产工具有伐木用的石斧、石凿，农耕用的骨耜。骨耜是该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是用个体较大的动物的肩胛骨去掉骨脊制成的一种翻土工具。陶器制造粗糙，为“夹炭黑陶”，质地松脆，品种不多，只有釜(古代炊具，相当锅)、(形状像盆，但较小，用来盛饭、水)、罐、盆、盘等五种。同时发现了大量稻谷遗迹，经科学测定这些古稻谷的种植是在距今6 700年至6 900年之间，比曾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泰国奴奴克塔遗址出土)还要早数百年。这里还出土了一件陶猪和一件陶羊。陶猪腹部下垂，四肢短小，作奔驰状。陶羊昂首匍匐，栩栩如生。此外，还出土了不少水牛骨骼。说明河姆渡原始居民已饲养猪、羊和水牛。

半坡原始居民

半坡原始居民指半坡遗址生活的原始居民。半坡遗址位于陕西西安东郊半坡村。遗址略呈椭圆形，总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区、制陶窑场和公共墓地三部分。居住区的周围有一条深宽各五六米的壕沟。沟北边是氏族公共墓地，东边是窑场。在居住区和沟外的空地上，分布着各种形式的窑穴，那是氏族的公共仓库。居住区内先后建筑的四五十座房屋，密集地排列着，布局颇有条理。在居住区中，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长方形房屋，那是氏族的公共活动场所。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多为彩陶，花纹的特点是动物形象较多。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1958年在该遗址上建立了半坡博物馆。

弓箭的出现及广泛使用

弓箭的使用开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镞是弓箭上使用的石制箭头。我国迄今发现的较早的一件石镞，出土于山西朔县峙峪村，距今已有二万八千多年，是用薄而长的燧石石片做成的。弓箭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狩猎技术。峙峪遗址出土了四千多颗完整兽牙化石，据分析它们包括了120匹野马个体和88头野驴个体。到了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弓箭已成为普遍流行的狩猎工具。半坡遗址的骨箭头、石箭头数以百计，有三角形、圆柱形和柳叶形多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箭头竟有1 800件之多，占了骨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石箭头。狩猎活动作为饲养业的一种补充，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活动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半坡彩陶的烧制技术

半坡彩陶是由有制陶经验的妇女们制造的。她们选用粘性适度、泥质较细的泥土作陶土，并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或淘洗掉泥土中的杂质，或掺和适量的沙子以便耐火。陶土调好后，搓成泥条用盘筑法或分段衔接法做坯，小器物则直接用手捏塑而成。接着是修饰陶坯，先用慢转陶轮修整器皿口部，又趁湿粘土嵌入把手、器耳等附件。等陶坯半干后，要用陶垫托着内壁，细心地进行拍打，使之加大密度与光洁度。上彩之前要涂上一层白色或浅红色的陶衣。绘彩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蘸上赤铁矿粉或氧化锰粉，在器皿上绘出红色或黑色的花纹来。最后放在窑中去烧成。由于当时的窑室封闭得还不够严密，陶土中的氧化铁得以充分氧化，因此成品绝大部分呈红色或红褐色。因为烧制火候估计有1 000 ℃左右，所以烧出的陶器硬度相当的高。

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里的重要地位

母系氏族公社早期，妇女从事的采集经济比男子从事的渔猎经济稳定，能够为氏族成员提供较多的生活资料。妇女从事的抚育后代、管理家务等活动，具有公共性质。妇女的生育维系着氏族的生存和繁衍，氏族以母系血缘为纽带。这些就决定了妇女在氏族公社中的主导地位。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原始农业、畜牧业、制陶和纺织等手工业均已出现。但是，男子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渔猎领域，主要的农活和家畜饲养是由妇女来承担的，再加上妇女仍从事一些采集活动，就使妇女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同时，妇女还担负着管理住所、抚育子女、从事制陶、纺织和缝纫的繁重劳动。妇女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比起男子的生产活动，意义更重要，领域更宽广，从而使妇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母系氏族公社以年长的妇女为氏族首领，她担负着管理氏族的责任，受到人们的特殊尊敬。这一时期在某些地区盛行的以老年妇女为中心的大合葬，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妇女的尊敬。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的平等生活

在母系氏族公社里，土地、房屋、牲畜等都归氏族公社。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食物实行平均分配，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全体氏族成员参加的氏族会议作出决议，大家过着平等的生活。氏族首领由氏族会议任免，没有特权，是社会的公仆。氏族成员死后都埋在公共墓地里，随葬品的种类和多寡也没有什么差别。

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的房屋

我国南、北气候相差很大。不同的气候，使南、北方的房屋建筑形式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巢居”和“穴居”，当是南、北方最早的居住形式。河姆渡遗址的房屋多为长方形，是由巢居发展而来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它以竖立的木桩为底架，在木桩上铺梁搭木板，在木板上建长脊短檐房屋，房顶覆盖茅草。今天，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傣族、壮族、高山族等的住房，仍保留干栏式建筑的遗风。木构技术已相当成熟，梁柱间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而成。半坡遗址的房屋有圆形，也有方形，多为“半地穴式”，即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是由穴居发展而来的一种土木合筑的建筑。它以坑壁作墙基，在居住面和墙上涂抹草筋泥，抹平后烘烤使其变硬。墙壁依次安竖木柱，以支撑房顶。房顶用草木搭成，并且抹一层草筋泥，以便抵御风雨。

父系氏族公社

父系氏族公社始于母系氏族公社晚期，终于氏族公社的晚期。在我国大体相当于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此时男子在氏族社会中居支配地位。教材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其代表。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与农业分离)后，男子开始代替妇女在经济生活和氏族公社中的主导地位。婚姻由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初期形成以男子为中心的大家族，后来出现了个体家庭。社会经济单位由氏族最终变成了个体家庭。妻子从夫居，世系和财产继承按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公社后期，原始氏族制度解体。

大汶口原始居民的农业生产

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时期是由火耕农业向耜耕农业过渡的时期，当时火耕仍占一定比重，但耜耕已有了一定发展。大汶口父系原始居民时期耜耕农业已占统治地位，这里出土的石耜大大多于砍伐用的石斧(石耜27件，石斧10件)，还出土了一件52厘米长的鹿角鹤嘴锄。至于各种质料制作的镰刀，其总数超过了整地农具的数倍。耜用于翻地，鹤嘴锄用于中耕，镰刀用于收割，整套农具的出现，反映了大汶口父系氏族时期农业技术的提高。当时农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家畜饲养业和制陶等手工业都有赖于它的发展。由于剩余粮食的出现，制陶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猪的饲养也得到很大发展。半坡氏族的猪，绝大部分是在幼小时宰杀掉的，因为那时人们的生活资料还比较缺乏。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宰杀的，则多为一二岁的成年母猪，且猪的数量也很大。猪的饲养，间接地反映了大汶口父系原始居民时期农业的相对发达。

黑陶和白陶的烧制技术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由一人转动轮盘，使其急速旋转，由另一人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窑箅箅孔的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这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白陶用高岭土制造，制造时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因而烧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白陶上有的还有图案花纹。

大汶口墓葬反映的社会劳动者性别的变化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发掘墓葬一百二十多座，多单人仰身直肢。凡头部有装饰品者(为妇女)，均随葬纺轮；头部无饰品的(为男子)，多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农具。这种现象自中期始，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男耕女织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社会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大汶口文化墓葬反映的贫富分化

大汶口墓地的墓葬中，以发掘的10号墓随葬品最多，数量居各墓之首，达一百七十多件。除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外，还有制作精美的玉器和大量的骨、牙、绿松石等质料的装饰品。据鉴定，墓主人是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此外，有两组墓葬(可能为两个父系大家族)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组7座墓，随葬品比较丰富，最多的一座墓有77件，最少的一座墓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猪头等；另一组4座墓，随葬品很贫乏，总共只有17件，为陶器、纺轮、獐牙等。墓葬随葬品悬殊之大，反映贫富分化已很明显。

大汶口合葬墓反映的阶级压迫

大汶口墓地里发现了4座岁数相当的成年男子合葬墓。其中一座为二次葬，为正常死亡，两者应是夫妻关系。其余3座都是一次葬，有一座还有一个女孩的尸骨，因为男女同时死亡的现象是极少有的，因此这种墓葬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造成的殉葬现象。那些殉葬者极大可能是被掠夺或购买来的女子，丧失了原来氏族的保护，主人杀死她们也不算犯罪。因此，她们成为家庭主妇的替身，随父系家长殉葬。殉葬的女孩，很可能是小奴隶。这种人殉现象说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出现了阶级的萌芽。

炎帝、黄帝和蚩尤三个部落联盟的战争与融合

炎帝，姜姓，号神农氏，是原来居住在我国西方(今陕西南部岐山一带)的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是原来居住在我国西北(今陕西北部)的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蚩尤为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九黎原住在我国东南部(今山东、安徽一带)。三个部落联盟逐步向我国中部地区推进。结果是九黎最先进入。当炎帝也推进到我国中部地区时，与九黎遭遇，双方发生冲突，经过长期斗争，九黎得胜。炎帝被迫逃往涿鹿(今河北怀来县或涿鹿县)，与早已移居在那里的黄帝联合，共同对抗九黎，这就是“涿鹿之战”。九黎战败，蚩尤在战斗中被杀。九黎的一部分加入了炎、黄两个部落联盟，另一部分南下与苗蛮部落联盟居住在一起。炎帝和黄帝在共同打败九黎后不久，他们之间又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县)地方发生了大冲突，这就是“阪泉之战”。最后炎帝被打败，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联盟结成了新的联盟。炎帝、黄帝和部分九黎结成一体定居中原后，共同开发黄河中下游两岸，形成了日后的华夏族。

尧、舜、禹的禅让

部落联盟设联盟会议，各氏族部落的首领都是该会议的成员。相传，尧年老的时候，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提出后继人问题，兜(Huāndōu)推荐共工，尧虽不同意，还是让他担任工师之职，以考验其才能，结果不行，大家又才推举舜，说他很能干。于是舜协助尧20年，又代尧摄行政事8年，得到各方面的锻炼。尧死后，舜才正式主持联盟的事务。舜继位后，挑选贤人，治理民事，用禹治水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舜老的时候，也召集部落联盟会议，禹因治水有功，被大家推举为后继人。于是禹代替舜处理联盟事务。17年后舜死，禹正式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尧、舜、禹的禅让，已经可以看出原来老的联盟首领已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最终还得服从联盟会议的决定。因此，当时的禅让制在实质上仍是一种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

附一：课本思考题答案提示

想一想，大汶口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的原始居民同河姆渡、半坡原始居民的生活，有哪些不同?

答：①大汶口后期农业已是主要生产事业，而河姆渡、半坡时只是有了农业和畜牧业。②大汶口晚期制陶工业进步，有白陶、黑陶，半坡、河姆渡有彩陶等，不如大汶口进步。③大汶口后期出现象牙工艺品。④大汶口后期男子在生产中居主导地位，而河姆渡、半坡却是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⑤大汶口后期已出现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而河姆渡、半坡尚未出现。

附二：练习题提示

一、选择：D

二、问答：他们处在母系氏族时代，人们种水稻或粟，饲养家畜家禽，制造陶器，还会建造房屋，过着定居的生活。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尊敬。那时人们过着平等的生活，没有贵贱贫富和阶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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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汉字故事

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后来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至今普遍使用楷书，但仍未完全定型。

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贾湖刻符经碳14物理测定，距今约7762年（±128年）历史；七千年前的双墩刻符、六千年前的半坡陶符、五千多年前青墩遗址刻符、连字成句的庄桥坟遗址文字、大汶口陶尊符号、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朱文。

早期的刻划符号与骨刻文就是丰富的文字系统，后期的属于初步成熟阶段。这些考古发现可能是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也可能是各种文字发展的不同源流。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汉字的萌芽。

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南登封夏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陶器上，发现了更完备的文字。当时被学者们确认的迄今为止我国有确切时代的最早的文字。

扩展资料：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现存最早的原始文字是记事性图画和刻符，可识的成熟汉字系统是商代的甲骨文。汉字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从表形、表意到形声。除极个别的例外，都是一个汉字一个音节。

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汉字通常表示汉语里的一个词或一个语素，这就形成了音、形、义统一的特点。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方块状字，所以又叫方块字。

如“车”“上”“明”等，“车”“上”“明”用字的形体来直接表达语言里的词义；“问”既能表意又能表音，“门”表音，“口”表意。

汉字由最原始的石刻字符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汉字七体”，即：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字

汉字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至今普遍使用楷书，但仍未完全定型。
汉字的来历（一种说法）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1、甲骨文　　甲骨文主
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时代最早的文字。

2、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3、大篆　　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以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 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
4、小篆　　小篆也叫“秦篆”。秦朝李斯受命统一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小篆。通行于秦代。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成。
5、隶书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6、草书　　汉字的一种书体。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 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7、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
8、行书　　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象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隶书 → 楷书 → 行书
（商） （周） （秦） （汉） （魏晋） 草书
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字都有着与众不同独特的民族、民风的内涵，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深深地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然而，现今有些人对本国文字了解甚少，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投入极大的热情，却依然是个半调子。文字是国家的灵魂，为了了解祖国文字的变迁，祖国的历史，祖国的灵魂，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
中国文字的发展，经过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汉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中，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隶书则有秦隶、汉隶之别。由此可知，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总体来说，楷书形成后，中国文字已基本定型（表一）。
（表一：汉字书体的演变）
1甲骨文
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古文广义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概念。古文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为商朝后期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形声字只占20％。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满朱砂，也有直接朱书墨书的。因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殷代图像金文：先秦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彝器款识。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甲骨文是商代书写的俗体，金文才是正体，显示了正体多繁，俗体趋简的印迹（如表二）。
（表二：甲骨、金文对照表）
甲骨文因多为刀刻在龟甲兽骨上，故其文字带有坚硬的笔法（如图3）。这种如刀刻的笔法，亦有被运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上（如图4）。
2大篆
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3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等人所整理出的标准字体。由大篆简化而成。又名玉筋篆，因其具有笔力遒劲之意。小篆之形体结构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作了改换归并。与大篆相比较无象形性。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4隶书
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着的变化是从婉曲的钱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 角变成有 角。 一般人认为隶书是指有波磔的、一横一捺都拖着像刻刀一样的长长尾巴的隶书，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隶书主要有秦隶和汉隶，秦隶是隶书的早期形式；汉隶则为隶书之成熟字体。通常所说的隶书是指汉隶中的"八分"而言（图6）。"八分"是在秦隶之后，渐生波磔。隶书发展到八分，已经是姿致成熟。隶书因其字较方正、厚实，故带有刚正不阿的严肃感（图7）。图8虽为英文字母，但其有菱有角的字体，有隶书的〃味道〃。
5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之字属之。包含了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及章草之简捷等。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且为世人所喜爱。楷书有一种稳重而衍生出宁静之感；文字因个人书写的方式、性格之异，而有不同风格的同一字体（图9、10）。图11与宋徽宗的瘦金体同样是以细线条勾勒出文字，但因转折处以圆滑的方式表现，呈现出与瘦金体截然不同的视觉感。
6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字）体。行书不同于隶、楷，其流动程度可以由书写者自由运用。行书表现出浪漫唯美的气息（图12）。
（图12）
7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大部分较章草及行书更趋于简捷。草书给予观者豪放不羁、流畅之感（如图13、14、15）。
8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日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9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如 下图（其由左至右依序为：迭圆体、综艺体、古印体、勘亭流及海报体）
汉字的起源是一个未解之谜。说到汉字，不得不提甲骨文，得到考古支持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出现在3300年前，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至今共发现了5000个以上的甲骨文单字，其中可以认识的约有1700字。从一定程度上讲，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没有理由落于人后那么多！思索的同时，我们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会意和形声成分，在这些甲骨文中，“会意字”不到80％，形声字占20％多。这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等其他早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不如古埃及、古希腊文明。在古埃及人早已经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宏大的金字塔时，中国却只有夯土建筑。在古埃及人已经在坚硬的石头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时，中国却只能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出粗糙的划痕。但是看看中国的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图形。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汉字更不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了，当希腊人建造帕台侬神庙的精美雕塑，罗马人建立万神庙的巨大穹顶时，中国还只有秦汉时期夯土的长城，和陶制的殉葬兵马俑，但是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了，汉朝的隶书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无论是跳跃着前进的文字文化，还是中国汉字这一庞大的复杂语言文字符号系统，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在文字出现的早期，象形文字可以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语言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开始创造一些仅代表发音的符号来记录这些语言。中国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会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
表音字，如“阿”，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个音节；
通假字，如“说－悦”；开始出现于汉字中。
提及汉语，免不了令人联想到同样占文化课很大分量的英语。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学习一种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这种语言思考，就想用母语思考一样。但是，最能发挥个人思想创造性的还是母语，更何况要学好“外语”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古罗马人并不因为羡慕希腊文明，而改用希腊语——尽管两种语言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同样要把拉丁文、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不是改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同样，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也不是自己改用阿拉伯文，而是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更进一步地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并加以普及。
对于外语好的个人而言，直接看外文原文根本不费劲。但要他翻译出来，效率就要低很多。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果人人都化大量精力学外文，那效率就很低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像历史上那些失去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一样，彻底消失了。最好的选择就是象阿拉伯人、或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那样，以少数擅长语言的人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之后，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传播、普及。只有这样，本民族中才能更多的人用母语进行高效率的思考、创新。
汉语现在在英语面前面临的困境是：基于这个语言的文明正处于高峰期——并不象阿拉伯人面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那样，是处于经失落的静态文明；也不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面对的是正走向衰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新知识、新思想依然在英语世界产生，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社交语言，它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约有4亿多人。然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语的人数，要远比这多得多，可以说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民族。所以，现在并不能简单地因为学习英语消耗了学生大量时间，就不该学英语了。光学好英语是不够的，全民学英语也不表明就能提高素质，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从利马窦、徐光启向中国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算起，已经几百年了；如果从鸦片战争，从林则徐翻译西方书籍、报纸算起，也有160多年了；即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到现在也有近百年的时间了。当代的中国，应该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转折关头。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学习英语，与翻译并重；最重要的是要开始用母语思考、创新。提高科研、新闻等行业从业者的英语水平，与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先进科学文化思想并重。不应该在中国把英语变成象欧洲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那样的“贵族语言”。
文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痕迹，中国文字的演变是跳跃式的，是华丽的，是耐人寻味的，就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中国人创造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也同样引导着中国人前进。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编辑]六种构造条例解说
[编辑]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艸”（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编辑]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编辑]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编辑]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编辑]转注
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编辑]六书的运用
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因为汉字在商朝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好像“軚”、“锿”是形声字，“凹”、“凸”、“氹”是指事字，“畑”、“奀”是会意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字。

仰韶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其年代为公元前5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考古学界根据时间和地区的差异将陶器分为不同的类型，有半坡类型和庙地沟类型。

半坡类型：以西安半坡村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其造型以圆底钵、圆底盆和平底盆较多，还有折腹盆、细颈壶、直口尖顶瓶以及大口小底盆等，造型风格厚重朴实。

彩绘纹样中除几何纹样外，还有人面、鱼、鹿等形象，这些纹样一般都画于陶器最显眼的地方。代表作品有《人面鱼纹盆》、《鱼纹盆》和《鹿纹盆》等，纹样形象生动自然，手法简练，笔触粗犷，特征鲜明。几何纹样中主要有并列折线，并列斜线、三角形面构图的二方连续装饰带，单纯而富有装饰效果。二方连续纹饰在我国早期的装饰图样的发展中，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半坡类型彩陶纹样的造型特点是将虚实、疏密、正反、阴阳等关系较好地协调组织在一个空间平面之中。图样的多次重复，使看上去简单的图样显得丰富多彩，富有魅力。

庙地沟类型：以河南陕县庙地沟和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距今有5000多年。陶器有大口小底曲腹盆和碗。曲腹盆盆口较大，口部有折沿；碗型较小，并且是直口。盆的造型挺秀饱满，轻盈但很稳重。纹饰的色彩大多是黑色，一切都饰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分。装饰风格由半坡的写实转向变形，而且是几何花纹居多，通常用圆点、弧型线构成的新月型、叶形、花瓣形等纹饰，以及弧线与直线相交而成三角形纹饰图样。

马家窑文化的分类和特点

马家窑文化是以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年代为公元前3190年到公元前1715年。它与仰韶文化相近似，也可能是仰韶文化所派生出来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一般分为三种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

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以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陶器的制作方法没有太大改变，形制却比以前丰富，主要有盆、钵，罐、瓮、壶、盂、碗、豆、瓶、杯等。陶器彩绘以黑色为主，盆、钵等器物使用内外彩绘，少数瓶、壶通体彩绘。纹饰有几何纹、人物纹和动物纹，以几何纹居多，纹样为波浪纹、旋涡纹或垂幛纹。纹饰线条生动流利，装饰图案构成繁密，变化丰富有序。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是出土于甘肃永靖的双耳四系大彩陶瓮，其造型稳定匀衡，纹饰由旋涡纹、圆圈纹、波状纹、弦纹组成，线条生动流畅，弧线旋转造成强烈的运动感，堪称我国早期彩陶的杰作。

半山类型：以甘肃和政县半山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长颈小口、宽肩大腹的双耳罐是最常见的器物。它们造型圆浑厚重，大方稳定，外型轮廓线转折变化最为考究，是工艺制作最成功的陶器之一。

半山陶器彩绘以黑色为主，也兼用红色，组成的黑红间用的类型也较多。红黑的强烈对比与胎地的橙黄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效果。陶器的装饰面积较大，有的装饰带有四五条之多，主次分明，相互配合呼应，结构严谨、规整，形成一个变化多样统一的整体装饰色彩。装饰纹样多是几何纹，最常见的有连旋纹、葫芦纹、平行线纹、大圈纹、波状纹、折线纹、方格纹、锯齿纹等。半山彩陶纹样均以宽窄不同的二方连续样式展开，合围整个陶器。从陶器的顶部俯视，其图案变为优美的适合纹样，妙趣横生。

马厂类型：以青海和县马厂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基本上沿袭半山类型的器物。马厂彩陶装饰纹样略显粗犷简率，最具特色的纹饰是大圆圈纹，卷曲纹，蛙形纹和勾连纹。处理方法上是在二连纹饰的单位中，填以不同的纹饰。同时首次出现雷纹，它与勾连纹为后来的回纹形成奠定了基础。

彩陶艺术
——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谈起
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手工业生产——陶器的制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与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彩陶的产生是制陶业的一项重大发展，彩陶是新石器时代一种手制用红、黑等色绘有花纹的陶器，主要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类型。他们之间的不同构成了彩陶丰富多彩的历史。就以下七个方面论述他们的不同。
一、 发现地区。
仰韶文化，经过考古专家的陆续发掘，在陕西、山西、河北和甘肃东部等地区都有发现，逐渐形成了以中、晋为中心的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一山西、河南出土的最多也，装饰也最丰富。其有两种类型：半坡类型在今陕西省东郊庙底沟类型在近河南省。
大汶口文化，首次被考古科学家在山东宁阳堡头村发现。他的主要遗址在我们山东宁阳堡头、曲阜膝下候、安丘景芝镇、临沂大范庄、胶县三里河和刘林大敦子、新沂花厅村等。
屈家岭文化，在1954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江汉地区，经过发掘的遗址除屈家岭外，有湖北郧县青龙泉，宜都红花套以及河南淅川等处。
马家窑文化主要位于黄河上游，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一带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和四川北部地区。
二、 装饰纹样。
仰韶文化彩陶的装饰纹样内容比较丰富，有动物纹样、植物纹、人物纹、几何纹。属于动物纹的纹样有鱼纹、鹿纹、鸟纹、蛙纹、人面鱼纹、鸟鱼纹、蜥蜴纹等。几何纹分别有网纹、三角斜线纹、三角着线纹、弦纹、宽带纹、折线纹、个字纹、圆点纹、叶形圆圈纹、火焰纹等有十几种母体及演变的二、三十种纹样形式之多。
大汶口文化彩陶的装饰纹样形式较多，有圆点纹、窄条纹、圆圈纹、花瓣纹、八角纹、平行折线纹、回旋勾连纹、带状网格纹等十几种，其中，个别纹样和仰韶文化纹样很相似，说明彼此在文化交流上关系密切。此外，还有着较多的植物纹样，以花瓣纹及其演变的装饰纹样为最典型。
屈家岭文化彩陶的装饰纹样极为简洁凝炼，大部分为素面，少有装饰纹样，少数装饰纹样为弦纹、浅蓝纹、刻花纹、附加堆及镂空等。几何纹样的装饰，多种多样有直线、同心圆等。
马家窑的纹样和种类一样也是及其的丰富，包括四种类型，石岭下型纹饰有条纹、圆点纹、波型纹、叶形旋纹、弧纹、三角纹以及鸟纹、蛙纹等。马家窑类型彩陶的装饰纹样主要有条纹、宽带纹、圆点纹、弧线纹、方格纹、垂帐纹、平行线纹、旋纹、旋涡纹以及鱼纹、人面纹、蛙纹等。以旋涡纹、旋纹、波浪纹为典型。
半山类型彩陶的装饰纹样主要有螺旋文、菱形纹、同心圆纹、圆圈纹、折线三角纹、平行弧线纹、编织纹、棋纹、联户纹以及网纹等。
马厂类彩陶的装饰纹样内容多样，除部分有半山型特点外，另有人型纹、贝形纹、云雷纹、大三角形纹、波折纹、方框纹以及象征性的蛙纹等。

马家窑文化是以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年代为公元前3190年到公元前1715年。它与仰韶文化相近似，也可能是仰韶文化所派生出来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一般分为三种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

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以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陶器的制作方法没有太大改变，形制却比以前丰富，主要有盆、钵，罐、瓮、壶、盂、碗、豆、瓶、杯等。陶器彩绘以黑色为主，盆、钵等器物使用内外彩绘，少数瓶、壶通体彩绘。纹饰有几何纹、人物纹和动物纹，以几何纹居多，纹样为波浪纹、旋涡纹或垂幛纹。纹饰线条生动流利，装饰图案构成繁密，变化丰富有序。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是出土于甘肃永靖的双耳四系大彩陶瓮，其造型稳定匀衡，纹饰由旋涡纹、圆圈纹、波状纹、弦纹组成，线条生动流畅，弧线旋转造成强烈的运动感，堪称我国早期彩陶的杰作。

半山类型：以甘肃和政县半山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长颈小口、宽肩大腹的双耳罐是最常见的器物。它们造型圆浑厚重，大方稳定，外型轮廓线转折变化最为考究，是工艺制作最成功的陶器之一。

半山陶器彩绘以黑色为主，也兼用红色，组成的黑红间用的类型也较多。红黑的强烈对比与胎地的橙黄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效果。陶器的装饰面积较大，有的装饰带有四五条之多，主次分明，相互配合呼应，结构严谨、规整，形成一个变化多样统一的整体装饰色彩。装饰纹样多是几何纹，最常见的有连旋纹、葫芦纹、平行线纹、大圈纹、波状纹、折线纹、方格纹、锯齿纹等。半山彩陶纹样均以宽窄不同的二方连续样式展开，合围整个陶器。从陶器的顶部俯视，其图案变为优美的适合纹样，妙趣横生。

马厂类型：以青海和县马厂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基本上沿袭半山类型的器物。马厂彩陶装饰纹样略显粗犷简率，最具特色的纹饰是大圆圈纹，卷曲纹，蛙形纹和勾连纹。处理方法上是在二连纹饰的单位中，填以不同的纹饰。同时首次出现雷纹，它与勾连纹为后来的回纹形成奠定了基础。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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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一种彩绘的陶器。中国彩陶发现较晚，至今仅有85年，而彩陶的诞生到今天却已有8000年的历史。彩陶记载着人类文明初始期的经济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彩陶文化分布广泛，延续时间长，从距今8000年到距今3000年左右，绵延了5000多年，跨越老官台、仰韶、马家窑、大汶口、屈家岭、大溪、红山、齐家等文化，在世界彩陶历史中艺术成就最高。从制作工艺、艺术成就、历史价值、升值空间等诸多因素看，陕、甘、宁、青的仰韶、马家窑、齐家文化彩陶和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彩陶最宜收藏。

各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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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系采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 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描绘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经900～1050℃火烧后，在橙红色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颜色的图案。彩陶最早于1912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其后在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地陆续发现。彩陶因时间的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

因1953年首先发现于陕西西安半坡村而得名。以卷唇盆和圆底盆、钵及小口细颈大腹壶、直口鼓腹尖底瓶为典型器物，造型较单纯，年代约为公元前4800～前4300年。其纹饰主要有：①动物纹。以鱼、蛙、鹿及鸟为装饰对象，尤以人面鱼纹、鱼纹、鱼鸟结合纹最为生动精彩。它变化多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②几何纹。多以抽象化的动物纹、植物纹、编织纹演变而来，有宽带纹、三角纹、曲折纹、斜线纹等。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等。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

1953年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分布区域为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器形仍以盆、钵、瓶为主，还出现了瓮、罐等。多平底、大口、曲壁、小底，形体多呈倒三角形，造型挺秀、饱满、轻盈而稳定。年代约为公元前3900年前后。纹饰有：①植物纹。以旋花纹、叶状纹居多。②动物纹。有蛙、鸟等，较少见。③编织纹。有线、篮、绳等纹饰。④几何纹。多由圆点、钩叶、弧线三角和曲线等组成带状花纹。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

1924年，因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村而得名。分布于青海、宁夏、四川等地。器形以盆、钵、罐、壶为主，尖底器已消失。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900年。纹饰有：①人物纹。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人物彩陶盆花纹描绘5人一组携手起舞、腰带随之飘动。②动物纹。有蝌蚪纹、蛙形纹，最具时代特征的为旋涡纹和波浪纹，纹饰旋转、起伏，具有强烈的运动感。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

1924年发现于甘肃和政半山地区，分布于甘肃及青海东北部，器形有短颈广肩鼓腹罐、单把壶、敛口钵、敞口平底小碗等，年代为公元前2650～前2350年，纹饰有锯齿纹、网纹，以及鱼、贝、人、蛙等形的纹样，以锯齿螺旋纹、波浪纹、锯齿纹最为典型。部分器物的盖纽还被塑成人首形。为中国原始雕塑的重要作品。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

1924年秋发现于青海民和马厂塬，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地，器形基本沿袭半山类型的造型，但较之半山彩陶显得高耸、秀美。出现了单耳筒形杯，耳、纽的造型富有变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前2050年。纹饰有同心圆纹、菱形纹、人形蛙纹、平行线纹、回纹、钩连纹等。另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也出土有彩陶，但在数量、规模、艺术水平上与上述文化类型的彩陶有一定差距。古代陶器中还有一种在陶器烧成后画上纹饰的彩绘陶。

彩陶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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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捏黄土造人是中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天神女娲用黄土捏成了一个一个灵巧的活人，甚至用藤子搅拌泥浆，甩向地上，溅落的泥点也变成了人。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个神话至少对应于两个史实：一是母系氏族社会成员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生育被神化了。二是其时人类已经能熟练地制造陶器。

原始陶器是使用粘土作原料，用手盘筑捏制或用捏制或用轮制而成陶坯，然后用火烧成的器皿。彩陶则是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以天然矿物质原料彩绘，然后入窑烧制，烧制成型的彩陶呈现出赭红、黑、白诸种颜色图案，这样的陶器就叫彩陶。

人类在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相对定居的农耕文化一起发明了烧陶技术。关中地区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的老官台文化时期就有了较发达的陶器，有个别钵形器口沿装饰一条宽彩带，这是彩陶的萌芽。在公元前5000年的西安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彩陶，表明在半坡时期，人们已经能熟练地控制窑温，并且彩绘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彩陶的器型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常见的有盆、瓶、罐、瓮、釜、鼎等，在器型上很难看出来有其它特殊的用途。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用两瓮对合理葬小孩的例子，瓮上凿一小孔，表达了原始人对再生的向往。

艺术史的历程告诉我们，任何时期的优秀艺术都是人类"远观诸物，近取诸身"，取舍创造并加以发展的产物，从山顶洞人留下的贝壳项链，我们就可以知道，人类装饰自己，美化和赞颂人本身，是随着人类的进化，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每一个原始民族都有文身的历史，而彩陶艺术是人类文身艺术在器形上的表现方式。它是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是对生命的赞颂。

彩陶图案有大量的几何形纹饰，这既是早期陶器中编织物纹印以及鱼网、水涡、树叶等图案的延续和变化，同时也是原始人内心音乐涌动和视觉表现。

人能把自身体验到的运动、均衡、重复、强弱等节奏感用画笔表现出来，这无疑是神奇的创造。彩陶中的动植物形一般都用几何形把它概话出来形神兼备，显示了彩陶艺术写心写意的高超水平。 彩陶的象形图案多种多样，最基本的主题是生殖主题。有大量的鱼、蛙、 植物果实、花朵的描绘。半坡时代人的寿命平均二三十岁，生育是即神秘而又急迫的事情。所以鱼蛙这些多产的动物就成了生育的象征。尤其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对生育能力的赞美就是对女性的赞美。生育繁衍的主题在民间艺术里一直延续到今天。

有一些很特殊的图形，如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盆，是在盆的内壁描绘图案，用装饰的手法画出一个圆圆的脸，三角形的鼻子，用两根短线画出眼睛，似乎闭目在默默地祈祷什么，双耳和嘴的部位都画着鱼，盆的其它部位也画着鱼。这种图形似乎和半坡氏族的原始信仰有关，是图腾崇拜的产物。这种以鱼来装饰人体的母题，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间艺术里，只不过含交和象征会随着社会习俗的变化而产生畸变，研究和揭示他的秘密，是美术史家的重要课题。

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拉手人纹彩陶盆，是在接近盆口的内壁，描绘了三组拉手手小人的纹饰，每组5人，有头饰，还有尾饰。拉手小人图案在今天的民间艺术里是个很重要的母题，叫"拉手娃娃"，总称为"抓髻娃娃"。 "抓髻娃娃"在民间艺术里图式千变万化，但总是来说他是人类繁衍和保护自己的神祗。所以像拉手小人这样的图案不会是单纯为娱乐而创作的，它含有"巫"的性质，是为人类自身的实际目的服务的产物。

彩陶器形在完善功能的基础上，造型样式千变万化，充分体现了制陶者的艺术才能和乐此不疲的创造热情，而且不同类型的装饰技巧和艺术效果，各具特色。

半坡类型的彩陶，以西安半坡、临时漳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出土得为代表。施彩的陶器通常为圈底式平底钵、平底盆、彭腹罐、细颈瓶等。花纹绘在口沿、器肩、上腹等醒目位置，或绘在敞口盆的内壁。花纹图案除有宽带三角、斜线、波折等几何纹样外，还有大量的动物图案。后者具有浓厚的绘画意趣。

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以河南陕县庙底沟及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得为代表。彩绘多施于大口小底曲腹盆外壁的上半部，风格轻盈挺秀，纹样多用弧线描绘，除了鸟、鱼、蛙等动物图形外，最流形的纹饰手法是以圆点、弧边三角、垂幛、豆荚、花瓣、花蕾等构成图案，植物纹显著增加。多数图案采用二方连续的方式构成，具有虚实相生之妙。

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多瓮、瓶、盆罐等器型，装饰面积大，纹样以旋涡纹、波浪纹、弧边三角纹居多，具有构图繁密，回旋多变之特色。

彩陶产生在没有阶级压迫的原始社会，宗教意识也没采取和人尖锐对立形式，所以彩陶艺术热烈、明朗，有童真的稚气。彩陶艺术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艺术的审美基础。

是初一的历史课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