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大众讲述凉州历史的复杂

《鬼神奇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鬼神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年7月
《宫廷文化》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10月
《陶渊明集校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12月
《中国诗歌史话》 黄山书社 1997年6月
《中国人的休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5月
《中国近代散文精粹类编·讽喻篇》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6月
《陶渊明传论》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1年3 月
《情有千千结—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年12月
《北里琐话》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年7月
《图说青楼》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3年12月
《慧远法师传》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4月
《世说新语校释》(上中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年3月
《鸠摩罗什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8月
《中国人的休闲》北京文津出版社 2021年4月
附一： 集大成的《世说新语校释》 　　日期：2021-04-15 作者：骆玉明 来源：文汇报　　　　集大成的《世说新语校释》
骆玉明
《世说新语》的笺疏、校释一类工作自古以来就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注意。现代学者全面系统的考释工作始于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其后不断有学者以各自的专长介入。香港中文大学杨勇教授的《世说新语校笺》开始有意识地广罗众家之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的《世说新语校释》，从集大成而臻于完善的意义上说，达到了目前的最高水准。
《世说新语》是关于魏晋历史与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一代人物风流，玄谈旨趣，尽载于此。但这也是一部不容易读的书。它所记多为逸事传闻，作为史料而言真实性如何难以判断；人物的事迹往往只是片言只语，所牵连的政治背景和人物关系有待费心追寻；玄妙的谈论大抵言简旨远，有时则未免云笼雾罩。加上年代久远，名物制度，每有疏隔，传写讹误，在所难免，口语俗谚，不易索解，几乎每一条都需要考证辨析。
正因如此，《世说新语》的笺疏、校释一类工作自古以来就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注意。现代学者全面系统的考释工作始于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这部始于抗战时期的著述到1983年才出版，以功力深厚而著称。其后不断有学者以各自的专长介入，成果越来越丰富，使得《世说》研究有了自成一门专学的规模。香港中文大学杨勇教授的《世说新语校笺》开始有意识地广罗众家之说，到2000年的修订版大致形成一种集大成的面目。杨书取材丰富，但校笺较为简约。书中大量以己意改动原文，似乎要做成一种终结性的新版本，而事实上许多改动毫无必要且不无失误，颇为可惜。
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的《世说新语校释》，是《世说》研究的新成果。它和杨勇先生的书一样，是个人研究心得与博采众人之长的结合，但做法上有很多不同。在我看来，从集大成而臻于完善的意义上说，它达到了目前的最高水准。《世说》研究群贤所聚，于此占一席之地殊为不易。龚斌教授不喜热闹，除学问之道别无所好，潜心十年，乃有今日的成就。
龚书的显著特点是详赡和全备。它的篇幅在余嘉锡书与杨勇书的两倍以上，即约略可知。《世说》本文及刘孝标注的有些内容，看上去好像很平易，仔细考察，却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譬如《德行》之十三，述“华歆与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是一个有名的故事。“难之”习惯上理解为“对此表示为难”，这确实也说得过去。龚书则引《尚书·舜典》之孔传：“难，拒也”，认为此处“难之”应是拒绝之意。当然，龚注虽于义为顺，却也并不是说习惯的理解完全不成立。我特地选这个很小的例子，是想说明龚书考察特别细致深入的特点，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
龚书的另一个重要的长处是对各家之说的取舍与辩证。古今众多学者在《世说》的校释、考证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或见于专书，或见于报刊论文，或见于杂著。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倘能汇其菁华，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更是一种学术总结。但一人之见得失相参，各家之说彼此9牾，乃是常事。勤于搜讨、精心爬梳固然重要，在各家意见中明鉴是非、确定取舍，补充不足，更需要高明的眼光和深厚的功力。龚书的做法，不是简单地于诸说中择取一种，而是尽可能深入考察，是者以更多的材料证其所是，误者以细致的考辨论其所误。取一例来说，《世说》中以职衔称王羲之为“王右军”，人所习知。但“右军”为省称，具体而言是何官职，由于不同史籍记载有出入，导致混乱。姚鼐《惜抱轩笔记》认为“王羲之是右将军，而本传误作右军将军”。杨勇赞同其说，并将《言语》之六十二刘注引《文字志》中“右军将军”四字改为“右将军”。龚书详证“右军将军”与“右将军”是不同的官职，而“右军”只能是前者的省称，“右将军”则不能省为“右军”，其论坚确不移。凡此种种，实际上是对以往的《世说》研究成果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于将来研究工作的推进大有助益。
《世说》的记载产生于中国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学者往往借此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大问题申发自己的认识。陈寅恪先生论王导江东事业，汤用彤先生论玄学的思辨精神，宗白华先生论晋人人格之美，皆见识远大，启发后人。我对余嘉锡先生深怀崇仰，读其《笺疏》，于其以儒者立场痛斥魏晋人物的虚诞，既觉未免苛严，又能确切感受先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慷慨的情怀。要之，谈《世说》而局限于考定史实、辨校语辞，总不能使人满足。而龚书的第三个特色，正是有意承诸前辈之绪，研求幽邃，及于宏通，努力揭示魏晋时代的精神创造及其历史意义。虽然所谓“微言大义”的发挥总有见仁见智之异，但作者尊重前人而不为所囿，以成一家之言，正是学者的精神。
《世说新语校释》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一二缺失或许难免，某些议论也颇可商榷。如山涛举嵇绍出仕，自顾炎武、余嘉锡皆严厉斥责，龚书亦指为“陷人于不义”，我以为这里面种种复杂的因素，人情的委曲，以“不义”一言蔽之，未必妥切。但读者只要通观全书，对其用力的辛勤，内涵的宏富，识断的精确，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这些年来人心浮躁，学术有荒疏之象，端赖一二君子远离世俗，不辞劳苦，维持其不坠。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附二： 　　信道笃而自知明 　　日期：2021-01-06 作者：阎诚骏 来源：文汇报　　　　信道笃而自知明 ——读龚斌《慧远法师传》和《鸠摩罗什传》
□阎诚骏
去年，读了龚斌教授的《慧远法师传》（江西人民出版社）以后，很有些感慨。前不久，又读了他撰写的《鸠摩罗什传》（上海古籍出版社），掩卷而思，似乎更有些话想说说。
慧远和鸠摩罗什这两位中国佛教史上的高僧，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他们，就很难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而这两位大德法师的史迹很多，在枝枝蔓蔓的史料中，能够删繁就简，择善而从，使读者尽得其妙义，已属不易；由于两位高僧的事迹又涉及到众多佛经和佛理奥义，作者也抓住精要，解释得清晰而明白，更属难能可贵。
法师与佛经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本名乔达摩·悉达多，是古印度迦毗罗国（现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子，约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与我国孔子所处的时代相当。传说他一生下来就能说会走，浑身呈金黄色，更有32种异相，“悉达多”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奇异吉祥”。29岁（一说19岁）时，悉达多放弃王位，离家出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悟出解除人间“生、老、病、死”痛苦的真理，也即佛教说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了。
释迦牟尼悟道之后，就开始收徒传法。起初，他到鹿野苑（今波罗奈城）去度化曾经跟着他苦修、后又离开的憍陈如等5人，途中，释迦牟尼接受了几个商人的供养和皈依，这些商人是佛陀的第一批未出家的信徒。到鹿野苑以后，憍陈如等听了释迦牟尼的说法，大为感动，心悦诚服，也皈依了佛陀。这样，历史上的第一个佛教团体便建立了起来。接着，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宣传他已证悟的“四圣谛”、“十二因缘”等佛法。此时，佛教一切宗派都承认的“三宝”（三皈依），即“佛、法、僧”，已具备。“佛”就是释迦牟尼、“法”就是“四圣谛”等佛法，“僧”就是憍陈如等信徒。于是，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就正式创立了。
释迦牟尼成佛的年龄，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30岁，有的说35岁。此后50年中，直到他80岁逝世前，足迹所至，从未间断过向大众宣示他自己证悟的真理。
但是，释迦牟尼一生宣示佛法，却从未用文字把他自己说的经、律、论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存所有经典，相传都是他的弟子们在佛逝世后记诵出来的。其弟子结集经、律，均由阿难和优波离、摩诃迦叶诵出。所以一般认为佛经开卷（如《金刚经》、《无量寿经》）有“如是我闻”的句子，即是阿难亲自诵念的佛经，后来也有不是阿难诵出的佛经也冠以此句，表示取信。
佛教史上共有4次重大的结集，第一次结集，是释迦牟尼圆寂后不久，由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主持。第二次结集是在佛圆寂百年后。第三次结集在佛圆寂235年后的阿育王时代。第四次结集在佛圆寂后400年，大约公元1世纪左右。所谓结集，就是整理编辑的意思，参加者都是学德兼优的僧众。
现在我们见到的汉语佛经，就是从印度梵文、巴利文翻译过来的。佛经之难读，在于佛教术语多，语法文体又是古印度式的，最大的障碍在于不易明白其背景。其次，很多佛经以讲宗教信仰的道理为主，讲道理的部分，又有很多潜台词，弄不懂其内容，甚至会越看越糊涂。
我之所以推崇龚斌教授的《慧远法师传》和《鸠摩罗什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本书文史并重，关键是把与慧远法师和鸠摩罗什法师有关的佛经都作了明白的介绍，对他们所持的佛教观点更是诠释得清清楚楚，使读者起码能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体会到佛教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意义。
慧远以玄证佛的净土思想
慧远是东晋时期佛教界的著名领袖，他隐居庐山东林寺30余年，由于他在佛学造诣和学问、品行方面的吸引力，许多人慕名而至。久而久之，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人，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从而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研究、宣扬佛教的团体，使庐山成为当时江南的佛教中心。
从《慧远法师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慧远从小就学习儒家经典和老庄之学，博通六经。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乱、分裂的年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处在一个特殊的无奈境地中。正是这种信仰无常、人生无常的时代，催发出历史上被称为“魏晋玄学”的思想花朵。玄学继承儒家和老庄经典，直接追究起宇宙之根本，当时上流社会的士族显官、文士学人，莫不竞相学习、诠释、发挥、辩论、成为一种风尚。
慧远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走上一条从儒学到玄学再到佛学的道路。因此，以玄证佛便成为他净土思想的基本特点。
慧远从研习儒学到崇尚玄学、杂引儒道之言入于佛学，更多的还是从玄学中寻找依据。玄学探讨宇宙的本体究竟是“有”还是“无”，并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慧远出于老庄对人生短促的感叹，把玄学的“本无”观引来阐述他的“因果报应”说，以此解释人生的痛苦、烦恼及解脱的出路，即信奉阿弥陀佛，往生阿弥陀净土。为此，他还约了100多人组织“莲社”，来提倡推行。正如龚斌教授所说：“慧远弘扬的净土法门，在中国佛教史上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土宗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此被奉为‘莲宗初祖’。”（见《慧远法师传》第134页）
慧远开创的净土宗这一佛教宗派，到了唐朝盛行起来，直到今天，仍然信徒众多。阿弥陀佛流传众口，名声甚至高过释迦佛。阿是无，弥陀是量，合起来就是无量，阿弥陀佛也称做无量寿佛。据说，若有人口念他的佛号，他必知道，又说，临终者若一心念他的佛号，他必接引此人去西天佛国，就是往生净土。
除了奠定净土宗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让佛教真正合法地进入中国社会，慧远的贡献也是莫大的，这源于他千古传颂的护教之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有关这篇文章的背景，《慧远法师传》交代得非常清楚，并且立出专章，作了重点阐述。《沙门不敬王者论》共分5个部分：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形尽神不灭。第五部分“形尽神不灭”是全文的核心，在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尤其是以“薪火之喻”来说明形尽神不灭，显示出慧远的博学和缜密的逻辑辩驳才能。“薪火”一词，在佛教典籍屡有言及，但慧远的“薪火”之喻，则采之《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起尽也。”意思是说，薪有燃尽之时，火却一直传下去，不会穷尽。
总之，慧远以自己的饱学，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思想与源于印度的佛教思想糅合起来，创立了自己的佛学理论，不愧为一代高僧，读者若读一读《慧远法师传》，自会明白。
鸠摩罗什译经之虔诚
翻开龚斌《鸠摩罗什传》，开篇看到的是古代西域地区我国境内的景象。这样的写法，既具文学色彩，也符合历史真实。因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先是东传西域，然后再传入我国中原（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鸠摩罗什就是西域龟兹（qiūcí）（今新疆库车县一带）人。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说鸠摩罗什7岁就跟着母亲剃度出家，9岁学经，12岁开座说法，20岁时，名声远播以至惊动了远在中原的前秦王苻坚。公元383年，苻坚派手下将领率7万大军破龟兹，目的竟然只是为了得到鸠摩罗什。可惜短短一两年后，苻坚就和他的前秦迅速消亡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讨伐龟兹的大将吕光在回中原的途中驻扎于凉州，并登基称帝，鸠摩罗什只得做了史称后凉的子民。可惜吕光等人并不器重他的佛学造诣，但是鸠摩罗什并没有荒废岁月，在凉州的10多年里，他通晓了汉语，学习了大量中国历史典籍。
又过了将近20年，后秦大败后凉。公元401年，崇佛的姚兴（姚苌之子）终于在长安迎来了两代人朝思暮想的已经58岁的鸠摩罗什。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出面支持并组织的宏伟的佛经翻译，拉开了帷幕。
从公元401年开始到413年圆寂，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一共翻译了大小乘经、律、论35部，294卷。其中主要有《法华经》、《大品般若（bōrě）经》、《阿弥陀经》、《维摩诃所说经》、《金刚经》以及《百论》、《中论》、《大智度论》等。由于他佛学造诣精深，又精通汉语，弟子中又有一批杰出人才，所以他主持翻译的佛教经论，质量非常高，其中部分经论成为世代流传的译本，佛教很多宗派的宝典，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他翻译的《法华经》，又称《妙法莲华经》，内容丰富，文笔优美，日后成为天台宗的立宗之本。其中有一章（一品）专讲观世音菩萨的神迹。菩萨都是男身，但观世音菩萨常显女像而显得慈悲，经中说他闻声救苦，危难中念他的名号，他就来救苦救难。因此在民间流传广远。这部《法华经》和《维摩诃经》等，为历代文人所喜爱，不但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
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鸠摩罗什翻译佛法，是以极其虔诚认真的态度进行的。每译一经，他总是先当众解析，然后以西域本口译为汉语，另有一僧人览阅译本核对，如果西域本有谬误，再用天竺梵本校正，并且反复斟酌汉语字义，直至数百人详加审定后才笔录下来，最后全面校正一遍，方才定稿。为了保证译本的质量，他甚至在众人面前发誓：“若所传无谬，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后来在他圆寂后果然应验了生前的誓语，现存甘肃武威的罗什寺塔，便是葬其舌头的地方。
鸠摩罗什的这种宗教精神、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种敬业精神。这种精神，《鸠摩罗什传》第二十一章“形碎舌存”作了详尽的叙述，读来令人感动不已，慨叹万千。
有学者说，中国佛教是从鸠摩罗什才真正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我以为并不为过。读完《鸠摩罗什传》，也许会有人认同这样的观点。
“名僧”与“高僧”之别
南朝梁代的慧皎在《高僧传·序》中说：“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失时，则名而不高。”
现代著名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针对这段话解释说：“盖名僧者和同风气，依傍时代以步趋，往往只使佛法灿烂于当时。高僧者特立独行，释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泽继被于来世。至若高僧之特出者，则其德其行其学识独步一世，而又能为释教开辟一新世纪。”（《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精辟地、具体地指出了“名僧”与“高僧”之别，尤其强调“高僧”是“特立独行”，能够为佛教开辟新世纪的人物。根据汤先生的见解，《高僧传》里的慧远和鸠摩罗什，正是“佛教史上不数见”，能创宗立派，使佛教文化流光于后世的人物。
龚斌教授的《慧远法师传》和《鸠摩罗什传》，用丰富的史料，明白晓畅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这两位高僧的生平和思想，德行和学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慧远既是一位高僧，又是当时的一个大名士，其学问和人格，得到东晋时代上自帝王贵胄，下至学人释子一致的推崇。而鸠摩罗什则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人，他才华横溢，崇佛敬业，所翻译的佛经准确达意。对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生活在同一时代，虽然一在南方，一在北方，这两位高僧互相交流佛法学术，更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成为佛教史上的佳话。从他们的事迹来看，不愧为汤用彤先生所赞誉的“特立独行”的大德高僧。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韩愈在《伯夷颂》里的一段话：“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慧远、鸠摩罗什不正是这样“信道笃”而“特立独行”的先哲吗！
龚斌教授青年时代就深爱中国文学，还写得一手好诗。从教后，专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数十年里，他不改初衷，“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苏氏文集序》）。不管世风如何浮躁，终日劳筋苦骨，矻矻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世说新语校释》三大卷、陶渊明研究等专著，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当他把目光转向东晋十六国时代的两位佛教人物时，他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六朝散文般的文采、通畅准确的语言所描绘出的栩栩如生的世态和人物形象，以及其中传递出来的浓浓的人文气息，再次令我感动，因而不揣浅陋，匆匆写些文字，供读者参考。

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开辟了河西四郡（即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元封五年（前106年），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在今甘肃省置凉州刺史部，凉州之名自此始，意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下辖陇西、天水、安定、北地、酒泉、张掖、敦煌、武威、金城、西海10郡，治在陇县（今陕西省陇县），辖域约为今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湟水流域，陕西省定边、吴旗、凤县、略阳等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等地。东汉时，增置武都、永阳、南安、安定属国、张掖属国（以上3郡后废）、张掖居延属国(即西海郡)。汉献帝建安初年，分凉州河西的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张掖居延属国5郡置雍州刺史。建安十八年（213年），凉州入雍州，治所姑臧。
东汉十三州包括：司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凉州，并州，冀州，幽州，扬州，荆州，益州，交州。凉州辖郡、国十二（陇西郡、汉阳郡、 武都郡、金城郡、安定郡、北地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张掖属国、居延属国），县九十八，治所姑臧。
当时凉州的范围是从陕西的宝鸡以西起，包括整个甘肃，西面与西域连界，北面包括了宁夏的部分县（市），南面包括青海沿祁连山南麓的一些县（市）。到东汉灵帝时，凉州辖区又扩大到了长安以东的部分地区，区域横跨陕、甘、宁、青、新疆五省区。州治初在陇县（今陕西陇县），后迁至冀城（今甘谷县），而后又迁回武威姑臧。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分雍州河西地区的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西平、西郡8郡复置凉州，一直到西晋，姑臧县（今甘肃武威县）均为凉州治所，辖域仅兰州、河西走廊、青海北部、宁夏南部地区，比两汉时期的辖区小了许多。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张寔）、西凉（李暠）后凉（吕光）、南凉（秃发乌孤）、北凉（沮渠蒙逊，一说为段业）及隋末唐初的（李轨），都曾在凉州建立政权。
北魏时因地理因素，改凉州为敦煌镇。太和十四年（490年），复置凉州。西魏时分凉州西部置西凉州。北周时因处于西域的军事要地中，设置凉州总管府于此。北周时管有武威郡、番和郡、广武郡、泉城郡共4郡。 隋文帝废郡改置凉州，炀帝时改称武威郡。辖域仅有今甘肃省永昌以东、天祝以西地区。唐代天宝元年（742年），改武威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凉州。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改为西凉府。
元代时设永昌路。明清称凉州府。民国初，置河西道（后改称甘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