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英宗年间『濮议』和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议』的本质是 两者有何区别

科举虽然起源于隋唐，但在当时却远没有后来的风光。比如终唐一朝289年共开科273次，几乎是一年一考，但在总计近400位大唐宰相中，出身科举的还不足50%。即便在剩下那不到半数的进士宰相中，真正的寒门庶族子弟也是寥寥无几——想当官、尤其是当大官到头来还是得靠拼祖宗。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后，看到新晋进士意气风发的走进宫廷，就以为打破了士族子弟充斥朝堂的旧格局，因此还兴高采烈的自吹自擂了一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顺道给后人贡献了个成语。

可结果呢？整个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寒门人才，也就是一个马周而已。

直到晚唐黄巢和朱温操起屠刀将高门大姓杀了个精光，科举的春天才姗姗来迟，并成为那些出身寒门庶族的士大夫的狂欢场。

可凡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在汉唐之时，士族子弟哪怕是酒囊饭袋也能凭着家世做官，而寒门士子哪怕才高八斗也难享贵官厚禄。所以后者恨透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种腐朽的官吏选拔制度，渴望更加公平透明的科举制度成为自己的晋身之机。可是等到两宋以后科举大兴，甚至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得拜相”的程度时，他们又开始纠结起来了。

纠结啥？以前当不上大官时，他们痛恨官爵世袭；可如今当上了大官，又恨不得世袭制能死灰复燃。否则万一自己的子孙不肖考不上进士——以科举那可怜的录取率，这种可能性几乎就是九成九——那岂不就要家道中落了？自己这一辈子岂不是白忙活了？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大概说的就是这种破事吧。

于是两宋士大夫一旦发迹，就开始为如何让自家子孙世世代代的赖在官位上而绞尽脑汁。再加上赵家皇帝对士大夫无底线的拉拢和抬举，导致发源于两汉但一直“不着为常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的恩荫制度，反倒在两宋泛滥成灾，数量几成历代之最：

不过，在这方面干得最成功的非韩琦莫属——这位历经仁宗、英宗、神宗的北宋三朝元老，不但将相州韩氏打造成北宋第一名门，甚至还有人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士族。

韩琦，字稚圭、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他虽生于官宦世家，但要是按照魏晋那套评定家世品级的标准，也是妥妥的寒门。他老子韩国华虽然是进士出身，还曾知泉州、担任过右谏议大夫，但在韩琦4岁时就病故了。因此韩琦是在几个兄长的拉扯下长大的，也算是过了段苦日子。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刚满20岁的韩琦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10年后，担任右司谏的韩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将当时的朝中四大佬——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一网打尽，统统撵回了家。自此他一举成名，“片纸落去四宰执”的名声传遍天下。

因此，韩琦获得了出使辽国的机会，这种任命在北宋官场上通常是即将受到重用的信号。果不其然，从辽国归来后他很快就受命担任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随后又转任陕西安抚使，成为一方封疆。

韩琦在西北御夏不到5年，倒是没少替自己造声势，留下了不少典故和轶事，比如“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默记·卷上》），又如“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谈苑·卷三》）什么的。然而战争是最容不得弄虚作假的事情，西夏人很快就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三场让宋人痛彻心扉的惨败，告诉世人什么叫“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西夏书事·卷十五》），更让韩琦这个眼高于顶的官场新贵首次尝到了没脸见人的滋味：

韩琦在宋夏前线忙活了半天，就忙活出来个耻辱的《庆历和议》。于是只好灰溜溜的跟着大哥范仲淹回京出任枢密副使，随即又打起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中去。

当然我们都知道庆历新政的结果是无疾而终。再度受到打击的韩琦心灰意懒，便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自请出外，并此后的10年间先后在河北和河东任职。自打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两国在百余年间未有战事，韩琦所谓的镇守北疆之功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而且韩琦治军似乎只有杀人立威这一种手段——在陕西时为了震慑西军大将狄青，就不由分说的宰了其心腹爱将焦用，到了河北河东同样是走到哪儿都要砍下一地脑袋。反正在士大夫眼中，武人的命等价于猪狗，宰就宰了，还需要什么理由？

史书上说韩琦屠刀一出，“由是中山兵精劲冠河朔”（《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简直就是扯淡。要是真有如此精兵，为何仁宗年间宋军没打出过一场像样的胜仗？而且也就是他运气好，摊上的北宋太平年间的窝囊兵——要是赶上汉唐时的骄兵悍将或者靖康之后游兵散勇，韩琦这么胡搞一气的结果即便不引来哗变，弄不好也得被反杀。

隋朝名将杨素也有临阵杀敌前先砍死几个自己人的毛病（似乎初唐名将李世勣也爱这么干），但却能起到“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的效果。为啥？因为老杨戎马一生逢战必胜，所以人家干啥都有理。可韩琦有啥本钱，“韩琦未足奇”？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韩琦被召还朝担任枢密使，并在两年后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终于实现了当宰相的梦想。话说在北宋当宰相固然是荣耀无比，但可惜赵家皇帝却几乎都是“受迫害妄想症”的重度患者，在防宗室防外戚防武将之余对于文官也不得不防上一手，于是就疯狂迷恋上了“闲着没事换个宰相玩玩”的游戏。比如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就换了23人次的宰相——任一宰相只要干了两三年，就得赶紧给自己弄出点毛病让谏官们好好弹一弹，然后顺势下岗换班。

这几乎成了北宋官场上的“明规则”。

偏偏韩琦赶上了好时候。他拜相时，赵祯已经年近60，身体已经接近垮掉偏偏又膝下无子，朝中因建储问题吵作一团，使得他根本没有精力再玩弄换宰相的小把戏。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赵祯驾崩后，作为几乎是被韩琦一手推上帝位，并在“濮议”事件中合作愉快的宋英宗赵曙，自然也没理由把这个贴心的宰辅撵走。而且赵曙在位4年就撒手人寰，随即宋神宗赵顼即位，于是韩琦不但幸运的连当了10年宰相，还一不小心混成了三朝元老。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因押班事件韩琦辞相并出任地方，并在8年后致仕，随即病逝于老家相州。赵顼为此辍朝三日，诏许配享英宗庙庭，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并亲立“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以作纪念。后来宋徽宗赵佶曾加赠韩琦为魏王，宋理宗赵昀也将其列入昭勋阁二十四功臣当中。

纵观韩琦一生，其才其能其功在北宋浩若烟海的所谓名臣贤相中其实并不突出。论德行才干他不如范仲淹、王安石远矣，论操守清名更不及包拯、陈希亮，哪怕是对自身执政理念的坚守，韩琦也不如司马光、章惇那样立场坚定。即便是论到“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这个宰相的基本职责，其实韩琦做得也远不如晏殊、庞籍、刘沆等人圆滑巧妙、润物无声。

但要论到把官做到人臣之极限的同时，还能将子孙后代安排得明明白白，整个大宋朝还真没谁敢说自己跟韩琦是一个段位的。

在两宋319年间曾有173人次担任过宰相（不算副相和枢密使），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只能风光于一时，免不了人走茶凉、家道中落的下场。少数几个例外中，吕蒙正和侄子吕夷简、侄孙吕公著虽曾有过“一门三相”的荣耀，但因涉入党争太深而屡遭诟病，名声自然也好不了；章得象与族侄章惇虽曾两度拜相，但争议更大，名声还不如老吕家。

能跟韩琦这个“相州韩”一较高下的，在大宋朝也就剩下个另一个姓韩的，即“灵寿韩”。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灵寿韩氏的开山老怪韩亿首登进士第。虽然其一生最高只做到了参知政事（副相），距离宰相只差一步之遥，但他的8个儿子中有4个考中了进士，孙辈中又有5人皇榜提名，加上重孙辈韩亿祖孙四代共涌现进士12人——这种盛况在科举时代几乎近于神迹了。

更别提其子韩绛、韩缜两度拜相，加上韩亿和韩维有过“父子四国公”的荣耀了。

但比起相州韩氏来，灵寿韩氏还是稍差一筹。

韩琦曾任相10年，长子韩忠彦曾为徽宗朝宰相，曾孙韩侂胄在南宋宁宗朝不但成了老韩家的第3位宰相，而且权势熏天，见谁灭谁，直接主导了著名的开禧北伐。

从韩琦到韩侂胄，相州韩氏在近150年间始终活跃在两宋政坛。这在自唐末士族门阀彻底没落后的历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故此老韩家也被称作两宋第一高门，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世家。

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算过分。

那么韩琦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大概有三，一曰立人设，二曰会站队，三曰抱紧皇帝的大腿。

所谓立人设，大概分为两面。在皇帝面前，韩琦不但始终表现得忠心耿耿，还刻意表现自己性格爽直、有话就说，从不藏着掖着的一面。因此他深得信任，哪怕在庆历新政失败后遭到守旧派的群起攻之，赵祯仍然认为是韩琦性情如此，从而不吝施加援手予以庇护：

而在天下人面前，韩琦树立的形象则是标准的士大夫典范。这不仅表现在他总是喜欢插手军事，虽然败仗打了一大堆，但打压甚至是迫害以狄青为首的武人不遗余力，更体现在无论何时何地，韩琦总是站在维护士大夫利益的立场上。

比如对外的态度。在韩琦的前半生虽然成天打败仗，但却堪称是顽固的强硬派。在西北时，范仲淹主守，韩琦偏要主攻，一看到党项人就上头，这才导致了三场险些葬送国运的大败。在“镇抚北疆”时面对契丹的小规模骚扰，他也是敌进一尺我必还一丈，让宋辽两国皇帝都非常头疼。可是等到宋神宗赵顼要对内变法、对外振作时，韩琦却一反常态的主张妥协退让，甚至不惜大肆宣扬宋之七事致“契丹之疑”，要求赵顼在河东划界问题上做出让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琦对待变法的态度。庆历新政时，虽然士大夫内部对此看法不一而且守旧派势力强大，但是傻子都能看得出变法派中坚如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蔡襄、余靖等年轻有为，前途无限，必成未来的朝廷新贵。因此，韩琦推动变法不遗余力，立场比谁都坚定、态度比谁都强硬。最后哪怕连赵祯都退缩了，范仲淹都心灰意冷了，韩琦还是一副不服不忿的劲头，非要跟反对派死磕到底的架势。那场面堪称悲壮惨烈，也让他真正扬名天下，哪怕因此被迫贬黜地方，但也为后来的还朝拜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是等到王安石变法时，韩琦却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上。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韩琦上书赵顼强烈反对青苗法，并与王安石展开辩论，还不惜自解河北四路安抚使的官职以示决心。这就导致了对于韩琦非常倚重的赵顼一度动摇了将变法推进下去的信心，可以说在司马光之前，韩琦才是反变法派真正的“赤帜”。

韩琦的政治立场为何如此没有底线？还不是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舆论站在哪边，他就替哪边站台？所以北宋自仁宗朝后因政见不同党争愈烈，多少名臣贤士都有过先成神再变鬼，或是先当鬼又封神的诡异经历，更有一大堆倒霉蛋因此名列《奸臣传》。

可是无论谁起谁落，都牵扯不到韩琦半分，更没人敢招惹，人家始终都是“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哪怕替其立碑的赵顼都被打落神坛，老韩照样屹立不倒，就是这么牛叉。

人设立稳之后，韩琦做起事来就愈发肆无忌惮，也不在乎什么底线了。

他当上宰相后，面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储——宋仁宗赵祯其实挺能生的（儿女16人），但儿子只生下来3个不说，还一个都没养活。因此在其晚年如何承继皇统就成了个大难题，而且君臣分歧严重。赵祯的想法是我还行，还能生；而大臣们的看法却是你不行，还是赶紧认个干儿子吧。

尤其是韩琦，态度比谁都积极。只要一逮到赵祯就在他耳朵边唠叨：您老就别犟了，亲儿子没可能了，赶紧认个干的吧：

话说韩琦也知道自己招人烦。为防止老赵一恼火把他的相位给撸了，韩琦每次折磨赵祯都拉上包拯、范镇、曾公亮、张升、欧阳修、司马光、吕诲等一干重臣或谏臣分摊火力，搞得皇帝束手无策，甚至惨到了每每在内宫与曹皇后抱头痛哭的地步。也正是在韩琦的不懈努力下，赵祯最后不得不立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赐名赵曙）为太子。

所以赵曙和赵顼父子才会对韩琦感恩戴德、倚为心腹了。

可赵祯认儿子可不是无条件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还可以算是韩琦提出的——正是他拿出《汉书》以汉成帝刘骜因无子而立侄子刘欣（即汉哀帝）为嗣做例子，才说服了老皇帝决心立赵宗实为太子。要知道刘欣虽然在位没几年就挂了，但可是一直老老实实的认刘骜为父，香火祭祀从没短过半分。因此韩琦此举完全可以视作巧妙的暗示赵祯，无须担忧身后之事并作出担保，这才打消了后者的疑虑。

然而等赵祯挂掉以后，第一个跳出来建议赵曙认自己的亲爹赵允让为“皇考”而将赵祯甩到一边去的，却恰恰就是韩琦。不过老韩此举却踩了雷，朝中上至皇太后曹氏、下至除了宰执外的绝大多数官员都被这种不要脸的行为所激怒。因为反对声音太大，赵曙不得不将此事搁置作为让步。不过在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四月，韩琦再度旧事重提，遂引发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规模朝争，史称“濮议”。

北宋的“濮议”和明朝的大礼议事件，虽然都是因新帝以旁宗入继皇统后管谁叫亲爹的问题所引起，但性质却完全不同。明世宗朱厚熜是在明武宗朱厚照死后，被以杨廷和为首的一群大臣推上帝位的，非但与朱厚照未有过直接的交集，也没做出过任何承诺。因此他即位后坚定的拒绝把亲爹换成明孝宗朱佑樘，并非得追尊兴献王朱祐杬帝号的行为，虽然违背了当时的礼法，但在大义和孝道上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赵曙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你要不想换爹，那当初就别眼红太子之位，毕竟大宋朝宗室多如狗，赵祯又不是非选他不可。既然收下了这份天下最大的好处，那就必然要付出代价，可赵曙出尔反尔，既要当裱纸又想立牌坊，这得有多不要脸？

而在赵祯和赵曙间左右逢源，又率先掀起濮议之争的韩琦，更是堪称无耻之尤。

那么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濮议又是怎样落幕的呢？一个是因为赵曙这个病秧子在位仅4年就挂掉了，继位的赵顼一心变法，对他爷爷的名分问题不感兴趣。再一个就是反对赵曙认亲爹的中坚人物、赵祯的皇后曹氏突然认怂了，下诏不再反对此事，这才使得大臣们群龙无首，只能认栽。

关于曹皇后为啥突然态度大变，史书给出的答案是“深明大义”四个字，这纯粹是在糊弄人——涉及到自身及宗族的兴衰存亡，哪来那么多的深明大义？倒是野史中记载的韩琦勾结宦官灌醉了曹皇后，再在早已拟好的诏书上强行盖章的说法，看起来更为可信，也更符合韩琦的性格。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赵曙重病不起，韩琦又赶紧建议立赵顼为太子——他这个“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就是靠这么反复卖好得来的。

韩琦毫无操守更毫无底线的一番操作，给子孙后代带来了丰厚的福利。

自赵曙以后，宋神宗赵顼、宋哲宗赵煦、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以及宋高宗赵构均出自濮王一系，因此对韩琦及其子孙自然是感恩戴德，继而投桃报李。比如赵佶即位之初任命的头5位宰相皆庸碌奸恶之辈，太学生陈朝老曾愤然上书直指其弊，并预言这货再这么胡搞下去，大宋江山迟早药丸——后来果然一语成谶。

其中被点名者就包括韩琦的长子韩忠彦。而以这货的水平能当上宰相，纯粹就是因为赵佶大开后门的结果：

对此赵佶根本不在乎，而且还变本加厉。比如当时蔡京曾主持立《元祐党人碑》，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并刻姓名于石碑之上颁布天下。结果赵佶发现韩忠彦及其子韩治也名列其上，便立即下诏“韩琦子若孙尝以累在吏议者，其除之”（《竹隐畸士集·卷十七》）。

同时，在历代实行流官制的王朝中，其中一个极大的禁忌就是官员在本乡本土为官。北宋优待士大夫，因此往往在重臣因故离任或是半隐退时，许其回家乡任职，故此韩琦才得以数次知（或判）相州。

但这种优待只限于重臣本人，不可世袭。但赵佶却给韩琦的子孙开个口子：

于是在韩琦之后，其孙韩治、曾孙韩肖胄相继知相州，并分别筑昼锦堂、荣归堂、荣事堂以显尊容。而要不是一场靖康之变让相州成了金国的地盘，韩氏“三世守乡郡”的所谓佳话没准还得继续下去多少代，这种情况在晚唐士族消亡后，可谓绝无仅有。

可是赵构因为无子不得不学赵祯找宗室子弟继统，因此从宋孝宗赵昚起，赵宋皇统归于宋太祖赵匡胤一脉——这位赵家祖宗可跟相州韩氏没什么瓜葛，韩琦的子孙凭啥继续受到各种照顾，以至于韩侂胄一个连进士资格都没有的“官四代”能当上平章军国事，成为独揽大政的权相？

因为韩琦早早的就下了一盘大棋。

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把6个儿子的未来之路安排得明明白白。长子韩忠彦虽然“庸懦”，但凭才学考个进士还不算费劲，那就去走正途；剩下的几个儿子韩端彦、韩良彦、韩纯彦、韩粹彦就是如假包换的纨绔子弟，老韩就凭面子给他们弄来个荫补的资格，再加上濮王一系皇帝的关照，基本都混到了两制官以上——这在北宋宰相之后中，又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而对于幼子韩嘉彦，老谋深算的韩琦则安排他娶了赵顼的第三女唐国公主。

话说在今人眼里公主是金枝玉叶，但在两宋时却并不怎么值钱，甚至还会遭到嫌弃。理由有二，其一是尚公主等于自绝于仕途，所以但凡有才华或有理想的都不愿意娶公主；其二是两宋士大夫对于皇亲国戚不但鄙夷而且不吝打压。像是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人家不但是进士而且能力也很不错，更没啥劣迹，可就因为外戚的身份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排斥和诋毁。河堤决了、蝗灾来了、哪儿地震了还是冒出叛乱了都是赵祯贪恋美色，任用小人的错，包拯、陈升之、吴奎等谏官更是将张尧佐当棉花弹，直到将其撵出朝堂为止。

像真宗朝宰相向敏中本来名声不错。可等到他的曾孙女嫁给赵顼当上了皇后以后，老向虽然得以追赠燕王，但向家作为外戚却等于自绝于士大夫，几代世交都必须与其断了联系，以示跟外戚划清界限。

不过已经功成名就的韩琦，却根本不在乎这些虚名。他要做的，就是跟皇权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让韩氏子孙世代尊容、家道不绝。

所以韩侂胄为啥能当上宰相？因为他奶奶就是那位唐国公主，赵构的皇后吴氏是他的姨妈（韩侂胄还娶了吴皇后的侄女，亲上加亲），当朝宋宁宗赵扩的皇后韩氏还得管韩侂胄叫一声“叔祖”……

有如此强大的后台，韩侂胄当个宰相还算啥稀罕事吗？

韩琦当年看似令人（指士大夫）不齿的一个小举动，才造就了相州韩氏近150年的辉煌。

不过韩琦此举虽出于私欲，但也并非没有好处。比如说整个南宋一朝对于北伐中原、恢复故土最热衷的两个人，无疑就是岳飞和韩侂胄。前者为了直捣黄龙不惜屡屡抗命，最终还惨遭冤杀，而后者更是南宋中期北伐的急先锋，投降派甚至不得不采取肉体消灭（暗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把他拦住。

恰好，这两人都是相州人，据说岳飞还给韩家当过佃户。也正是这二人，身负国恨家仇，矢志抗金复国，虽未功成，但足慰平生。

这也算韩琦无意间做的一件好事？

想那两晋南北朝之时，正是像祖逖、庾亮、褚裒、谢安等北方士族子弟前赴后继的北伐中原，才使得五胡之乱未涉江南，为华夏文明保留下了火种。晚唐士族灭绝，又有相州韩氏继绝再起，又一次肩负起这一重任。

从这个角度看，说相州韩氏是中国最后的士族，也不为过。

议礼是明代中期标志性的大事件。
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将明史提炼为七章讲述，分别是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
以议礼概述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历史，可见议礼之影响深远。
后人常评价，明“亡”于万历，此结论尚属公允。但明究竟“衰”于何时，却无定论。我以为，如果有人仿吉本写《明帝国衰亡史》，这个“衰”当从武宗写起，当围绕“议礼”做大文章。
议礼起因，是外藩入嗣，欲尊其所生，而廷臣逆之，于是兴大礼之狱。而外藩之入嗣，在于武宗没有留下后裔，偏偏孝宗又只有武宗这一个儿子，不得不起用外藩。
议礼之祸，武宗要承担大半责任。 武宗荒淫无道，类似隋炀帝一般人物，但其死后，尚得贤臣消除恶劣影响，奸臣伏诛，政治为之一清，亡羊补牢，为时未完。
而武宗“无后”此罪，最无计可施。若能未雨绸缪，即使无生育能力，只需过继外藩为子，绝无议礼之争。
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武宗死时不过三十一岁，谁又能料到会出现这样尴尬局面？谁又敢事先操作过继外藩为子？
孟森先生以为议礼为明嘉靖一朝士大夫气节之表现。
相比清代，清士大夫以皇帝之是为是，以皇帝之非为非，天下是非皆仰仗于皇帝之是非，明代士大夫之气节可谓高洁。
然而士大夫得气节既用得不是地方，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议礼在明士大夫看来，重要无比，宁可罢官丢脑袋来坚持。但议礼此事，毕竟无关国计民生，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
群臣固然团结勇敢，可面对皇帝的倔强，也是一筹莫展，最终一败涂地，倒是让诸多小人趁机把持了朝政。
后人称颂古人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但纠缠于如此无益又无用之事，是不是白白牺牲了呢？
当然，我们不可以今人标准衡量古人的道德观念，在明士大夫看来，议礼非争不可，这正是舍生取义的时候。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念，他们敢于犯上直言，敢于对抗奸佞，为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由此看来，明士大夫的愚直，相较后人自以为是的圆滑世故，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2. 议礼前夜
公元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武宗崩于豹房。
武宗遗诏中指明了接班人。
“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这个“遗诏”，是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与皇太后共同拟制的，是以先帝名义发出的最后诏书，而不是先帝的意思。
如世宗嘉靖的遗诏，《明史本纪十九穆宗传》有：“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
武宗病重，当时朝局势危，而杨廷和表现出非凡的才干来，首先确认了皇位的继承人，稳定了大局。
《明史杨廷和传》：（明正德十六年正月），帝郊祀，呕血舆疾归，逾月益笃。时帝无嗣。司礼中官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廷和心知所谓，不应，而微以伦序之说风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张永至阁，言帝崩于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殡大内，且议所当立。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乃令中官入启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顺门下。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
接下来杨廷和以雷霆手段布兵控制了京城，并且废除了武宗的弊政。
“廷和遂以遗诏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尚书王宪选各营兵，分布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广卫御史以其属扦掫。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
于是“中外大悦”。
武宗时期宠信的奸臣江彬手握重兵，有心谋反，杨廷和温言安慰，设计擒之，并趁势将奸党一网打尽。把“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此外，杨廷和还进行了宫廷改革，“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
在短短三十七天内，杨廷和总掌朝政，“中外倚以为安”。
即使后来嘉靖与杨廷和因为“议礼”闹翻，在杨廷和离开朝堂后，嘉靖帝还是不得不肯定杨廷和的功劳。
（嘉靖帝）问大学士李时：“太仓所积几何？”时对曰：“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帝慨然曰；“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
对嘉靖皇帝来说，杨廷和是他不二重臣。于私，杨廷和有拥立之功；于公，杨廷和有安社稷之功，可谓功勋卓著。
在朝中，杨廷和德高望重，加之其精明能干，乃是当之无愧的朝臣之首。
年轻的嘉靖皇帝即位之初，绝没有料想到自己即将面临杨廷和这样一个对手，并将与杨廷和及诸臣，乃至整个士大夫群体做数年艰苦的斗争。
3. 君臣之争
刚刚即位的嘉靖皇帝既无政事经验，在朝中也缺乏支持者，虽然他是个倔强之极的人，但在初期仍不得不向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妥协。
正德十六年四月，世宗至京师，抵郊外。礼部尚书毛澄议世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位，引起了世宗的反对，世宗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而杨廷和请如礼臣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没有同意。于是皇太后和群臣劝进，诏草言“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世宗迟久才答应下来。
由此，拉开了嘉境初年漫长议礼纷争的帷幕。
关于议礼，其实双方的观点很简单。嘉靖皇帝的意思是要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希望能够加封“皇”、“帝”之称号，而杨廷和、毛澄等群臣的意见是要嘉靖帝称孝宗为皇考，称武宗为皇兄，改成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称亲生母亲为皇叔母。
平心而论，嘉靖帝的想法不无道理，亲生父母竟然要叫成叔父、叔母，岂不是有违孝义之道？杨廷和、毛澄他们没有过多考虑嘉靖的个人感觉，确有不是之处。
然而杨廷和他们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有意难为嘉靖皇帝。群臣所持的这种意见，即使在面对皇帝的高压之下也不退缩，可见必然有所道理。
议礼初期，毛澄组织廷议，特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进览，并录魏明帝诏书。以为：推尊之说，称亲之议，似为非礼，推尊之非，莫详于魏明帝之诏；称亲之非，莫详于程颐之议，至当之礼，要不出此。
我们知道，明代尊宋儒，把朱熹、程颐的话当成金科玉律，明儒可以批评孟子，可以批评孔子，但对程、朱是万万不敢非议的。所以明代的士大夫认为，只要有了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的理论根据，议礼此事，完全可以做成铁案了。
当嘉靖皇帝表示疑义时，杨廷和说：“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亦未闻追崇所生父南顿君。惟陛下取法二君。”
这话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有关议礼的奏折还有多，特录三折如下：
其一，“窃闻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而以楚王孙景后定陶，承其王祀，师丹称为得礼。今上入继大统，宜以益王子崇仁，益王名佑槟，宪宗第六子。主后兴国，其崇号则袭宋英宗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而令崇仁考兴献，叔益王，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为万世法矣。”
其二，“以前代君主，入继宗祧，追崇所生，诸多未合。惟宋儒程颐，议尊濮王典礼，以为人后者谓之子，所有本生父母，应与伯叔并视，此言最为正当。且兴献祀事，今虽以益王子崇仁为主，他日仍以皇次子为兴国后，改令崇仁为亲藩。庶几天理人情，两不相悖了”
其三，“大行皇帝，以神器授陛下，本与世及无殊。不过昭穆相当，未得称世。若孝庙以上，高曾祖一致从固，岂容异议？兴献王虽有罔极深恩，总不能因私废公，务请陛下顾全大义！”
不管我们觉得这些观点怎么的不近人情，但听上去确实还是蛮有道理的。
当然，嘉靖皇帝在朝中也有支持者，如观政进士张骢就揣度了皇帝的意思，上疏反对杨廷和的意见。
君臣之间的第一场战斗以双方妥协告终。世宗最后确认为称孝宗为皇考，自己的父母称兴献帝，兴献后，但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也算是各退了一步。
这场战斗中，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占尽了上风，毕竟臣子跟君主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杨廷和为议礼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持奏几三十疏，在明代皇权高涨的年代，杨廷和的行为，也够骇人听闻的了。
嘉靖帝为尊所生，曾经派遣宫人长跪稽首在礼部尚书毛澄面前，甚至出金贿赂。而毛澄不为所动，宁可辞职也不改变主意。
这些都是一时美谈了。
那些支持嘉靖皇帝不过观政进士张骢、兵部主事霍韬、御史熊浃寥寥几人，因为清议皆为邪说，三人都被排挤出京城，张骢出任南京的刑部主事，熊浃外转佥事，霍韬干脆引疾致仕
议礼伴随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因此呈现出来。

4. 卷土重来
孝宗称皇考，兴献帝称本生父母，这件事情这么定下来，一直过去了几年，也没有异议，本来议礼大致这样平息了下来。可是总有些希冀升官发财的小人想利用这个机会，于是炒做起来，而议礼也波澜再起，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嘉靖三年正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骢，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一起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力，定称圣母。
这次来自南京的上疏让渐渐成熟的嘉靖帝再次动心。
此番议礼卷土重来，嘉靖皇帝已经大权在握，不可战胜了。嘉靖帝立即召骢、萼及书于南京。
四月，追尊兴献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皇母璋圣皇太后。
“皇”字终于加到了嘉靖帝亲生父母身上。
与此同时，二月，罢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三月，罢礼部尚书汪俊，以席书代之。其他上疏谏者，有下诏狱拷掠者，有发配边疆的，有夺俸的。
而“骢、萼以议礼骤贵，于是闲罢失职武夫小吏皆望风希旨，抗论庙谟矣。”
自古以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而今嘉靖帝一意孤行，决心尊本生，偏偏群臣强烈反对暂时执行不下去。现在情势分明，胳膊拧不过大腿，只需要和皇帝站在一边，前程富贵指日可待。也难怪投机者众也。
七月，嘉靖帝得寸进尺，言：章圣皇太后命去本生字。
为了阻止嘉靖帝，群臣采取了极端的行动，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一人。跪伏左顺门，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
嘉靖帝大怒，先命退，不听。遣锦衣卫擒为首者八人，众皆哭，于是嘉靖帝更怒，命尽录诸臣姓名。于是一百九十人逮捕入狱，其余待罪。
几日后，对他们的处罚是：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被当场打死的有十七人。
这便是议礼的最大事件。
至此廷杖后，群臣多“依违顺旨”，不敢再和皇上争执。
九月，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
之后，嘉靖帝更进一步，要崇祀献皇帝于太庙。这种做法匪夷所思，毕竟嘉靖帝的父亲再生之日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祭祀于太庙于理不合，即便是靠着议礼上台的席书、张骢也表示了委婉的反对，但嘉靖帝坚持如此，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别立一庙，称为世庙。
yi礼第二阶段，以嘉靖帝大获全胜而告终。
嘉靖十七年九月，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
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奉安太祖列圣神主于太庙。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德、懿、熙、仁四祖为祧庙，亦南向。于是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
一个子虚乌有的皇帝，最后跻身在武宗之上，堂而皇之配享太庙，嘉靖的固执把一件严肃郑重的大礼变成了儿戏。
除了议礼外，嘉靖帝还进行了秋后算帐。追论前议礼诸臣罪，削杨廷和籍，蒋冕、毛纪、毛澄、汪俊、乔宇、林俊皆夺职，斥何孟春、夏良胜为民。
5. 议礼余波
本来，议礼这件事至始至终是和民众无关的。无论兴献皇帝怎么尊崇，又无论群臣怎么抗衡，都不会涉及到老百姓。可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为议礼所产生复杂的政治斗争，从而影响了国家乃至民众，作为朝堂大事，议礼余波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其治下之民。
孟森先生道：兴献皇帝更以称宗袝庙为终极，而凡附和大礼者，皆可挟为颠倒是非报复恩怨之用，其事不可胜列。而嘉靖五年至六年期间的李福达之狱，就是最典型案例。

李福达，山西人，因参加秘密宗教的起义被充军，逃脱后更名李午，继续以弥勒教号召发动起义。事败后改名张寅，混入京师，竟然靠着行贿当上了太原卫指挥使，并且获得了武定侯郭勋的宠信。

事迹败露后，李福达逃回山西，被告密逮捕，其庇护者郭勋受到御史马录等人的弹劾。

郭勋在议礼案中，是站对了边的，此番为了自保，遂“以议礼触众怒为言”，请张骢、桂萼相助，张骢、桂萼正打算拿敌视自己的群臣开刀，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亦欲借是舒宿愤，乃谓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郭勋，将渐及诸议礼者。”
世宗在议礼问题上，向来头脑发热，当即认定郭勋、张骢、桂萼说得有道理。
在皇帝的暗示下，李福达不但没有被判有罪，反造成了告发者的诬告罪。第一次的审判还没有涉及到马录，世宗很不甘心，重新任命了三法司，并命张骢、桂萼主持审判，通过严刑拷打逼迫马录认罪，马录“不胜刑，自诬故人入罪。”
于是，这个案件最终变成了“张寅非李福达，马录等恨郭勋，构成冤狱”，凡张骢、桂萼的政敌，都被列入了黑名单。
被诬告的大臣，“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四人，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其他下巡按逮问者五人，谳未定前先已得谴六人。”
（马）录以故入人死未决，当徒。，经过杨一清得求情，永戍烟瘴地，令缘及子孙，遇赦不宥。
而张寅，也就是李福达，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大大受益，不仅无罪释放，还官复原职。
张骢、桂萼以平反有功，各自升职，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

这桩冤案直到嘉靖四十五年才沉冤得雪。四川蔡伯贯被擒，自称学妖术于山西李同，而李同供出李午之孙，其父大礼，世习白莲教，结众谋起事。与《大狱录》姓名无异。而大礼正是李福达之子。 福达狱虽明，马录却早死戍所矣。
为排除异己，不惜制造冤案，为朝廷钦犯做伪证，甚至保住了十恶不赦的谋反主谋，以此来打击政敌，可谓所无不用其极。国家法纪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任人操纵的小姑娘而已。
因议礼一案，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正人罢黜，奸佞得逞，朝中空气为之混浊不堪，继而奸臣严嵩用事二十余年，国家外患不断。倭寇纵横东南沿海一代多年不必多说。蒙古入侵更是奇耻大辱，力主收复河套的曾铣、夏言被诛杀，以至俺答率领的蒙古军长驱直入，进围北京城，明军十余万前来保驾，竟不敢与其交锋，任其劫掠后扬长而去。
议礼一案，不论朝堂之上谁胜谁负，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6. 尾声
公元1576年，隆庆元年，穆宗即位。
嘉靖皇帝的去世意味着议礼的闹剧彻底终结，议礼的谬误得到了纠正。
《明史本纪十九穆宗传》：隆庆元年春正月丙寅，罢睿宗明堂配享。兴献皇帝彻底搬出了太庙，后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位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的皇帝，嘉靖帝努力了一辈子的事情，终究还是没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倒是太宗被称为成祖，这个说法一直沿用了下来。
隆庆初，（被削职为民的杨廷和）复官，赠太保，谥文忠。因为议礼案被罢黜的官员都复职赠官，李福达案戍边冤死的马录被赠太朴少卿。
一切都得到了拨乱反正，虽然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与此同时，明帝国的外患因为戚继光在沿海的奋战、王崇古在河套的作为，倭寇和蒙古军渐渐势弱。穆宗在位仅六年，却颇有中兴气象，并且还为万历皇帝留下了一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此是后话不提。
有人认为“议礼”是的本质君相之争，并且君权从此战胜了相权，自杨廷和之后，明代的“宰相”，除了张居正外，几乎完全屈服于君王之下，再也不敢违背君王的意志。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议礼”所表现出来的君臣对抗，不应简单的理解为君相对抗，或许理解为强权和传统的对抗比较合适。
当然，君王和臣子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强权毋庸置疑的战胜了传统，而在强权的权力消逝后，历史还是走上了传统的正轨。 有关议礼双方的是对是错，作为后人来评价，总不免带有自己的、现代的观点，不够客观。
我们不妨来看看差不多同一时期访问中国之利马窦的说法。
《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
皇上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妻子或皇后，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们可以另有九个妻子和另外三十六个称作妻子的人。除此以外，他还有一大批妾，她们既不称后也不称妻子。替他生了儿子的最受宠，他的女人中任何一个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总是皇位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不仅皇上和他的家族如此，全国都如此。只有第一个和公认的配偶才准许和皇上一起坐在桌前。所有其他人，除非与皇上沾亲，都是皇上的奴仆和皇后的侍从，在皇上皇后面前总是站着。皇上生的所有儿子都把合法皇后当作母亲，也这样称呼她，这个称呼只属于她一个人。他们的生母死时，他们也不守习惯的三年之孝，而是只给皇后服丧，为她进行前述的丧礼，无论他们当时可能担任任何官职都必须告职守孝。
从利马窦的论述来看，杨廷和及群臣所坚持，确实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真理。
虽然，议礼无关国家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等任何重大方面，于国计民生也没有太大关系，但确实把明代朝臣和君主的对立推向了明代的高潮，而朝臣也渐渐分化为挟天子之威的一派与自我标榜道德口碑的一派，真正的国家大事反而在无止尽的斗争与扯皮中被忽视了，并且这种特点一直持续到了明朝的灭亡。或许，这一点才是议礼成为明代衰亡开始的重要原因。

明朝中期中的一个时代，嘉靖（公元1522年～1566年）是明世宗朱厚熜的年号，明朝使用嘉靖这个年号一共45年，是明朝使用第二长的年号
嘉靖元年——关于嘉靖皇帝父母名分的“大礼议之争”，最终迫使内阁首辅杨廷和致仕。
嘉靖2年五月——宁波发生日使争贡之役。给事中夏言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实行海禁。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
嘉靖6年——莫朝在越南建立。
嘉靖8年——思想家王守仁逝世。由他和陆九渊创立的“陆王心学”学派开始盛行。
嘉靖21年十月廿一日——壬寅宫变。
嘉靖23年——戚继光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
嘉靖25年——索南嘉措被明世宗认定为三世达赖喇嘛。
嘉靖26年——张居正中进士，后逐步由编修至翰林院掌院学士。
嘉靖27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舟山市佛渡岛上双屿港，港口以木石淤塞，城市被大火烧光。数百葡萄牙人被杀，侥幸活命的乘船逃走。该港由浙江民间海商和葡萄牙人所建。内阁首辅夏言被杀，严嵩取代夏言把持内阁。
嘉靖28年——唐荆川编纂《武论》。《西麓堂琴统》出版。海瑞考中举人。
嘉靖29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满意而去，史称“庚戌之乱”。
嘉靖30年——被迫开放宣府、大同等地与鞑靼进行茶马互市。
嘉靖32年——葡萄牙人商船搁浅，向明地方政府申请上岸晾晒。
嘉靖34年——华县大地震
嘉靖36年——海瑞任浙江淳安县知县。葡萄牙人取得澳门长久居住权。
嘉靖40年——太湖大水。
嘉靖41年——徐阶暗中指使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藩被谪戍。
嘉靖43年——海瑞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嘉靖45年——徐阶推荐高拱任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正式进入内阁。
嘉靖45年二月——海瑞进《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明、清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阁老是明清之际时人对入阁官员的一种通俗又不失尊敬的称呼。
嘉靖年间的阁老已经相当于现在“九常委”之一的职位了。通俗的说法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集大权于皇帝一身；又设内阁，实际上只是供皇帝咨询、起草诏命的秘书机构，并无决策之权。

后明宣宗早逝，英宗即位时年幼，于是由内阁大臣“三杨”与太皇太后共同执政，此时内阁职权相应扩大。

明武宗死后无嗣，帝位由从弟继承（☆即明世宗嘉靖☆），朝起“大礼议”之争，此时内阁之权几与帝权相衡，而阁臣则成为有实无名的宰辅。

神宗时，张居正职权之隆，为有明一代之最。

　　
阁臣例设多人（一般三四人）但有“首辅”、“次辅”称谓之分，权力也相应不同。
万历早期，张居正为首辅，权倾天下，其地位实际上已相当于唐宋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同为阁臣的其他官员，虽然也被称为阁老，但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明、清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阁老是明清之际时人对入阁官员的一种通俗又不失尊敬的称呼。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集大权于皇帝一身；又设内阁，实际上只是供皇帝咨询、起草诏命的秘书机构，并无决策之权。
人大代表

阁老是明清对内阁大学士的尊称；
内阁大学士初期只是给皇帝出谋划的官员，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后来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
首辅就是国务院总理，
次辅是副总理；
群辅就是现在的常委；

阁老只是皇帝的秘书，有的阁老也就三四品。从法律当时的规定讲，并没有太大的行政决策权。当然也有兼尚书的什么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如果类比中国现在，应该属书记处书记，或国务委员这一档次。比一般的人大政协要高级多了。

明朝 宰相很多 就是权力平衡，和常委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