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考古发现一处新石器至明清时期大型遗址已出土器物 700 多件组，这一发现对历史研究具有哪些意义

肯定是河南，中原地带，得中原者得天下，所以中原地带在古代是必争之地，也是人类居住最早的的地方，所以存在的遗址和文化最多。

陕西、河南

四川广汉三星堆，和兵马俑！

南京

DNA双螺旋结构 1952年，奥地利裔美国生物化学家查伽夫（E.chargaff，1905— ）测定了DNA中4种碱基的含量，发现其中腺膘呤与胸腺嘧啶的数量相等，鸟膘呤与胞嘧啶的数量相等。这使沃森、克里克立即想到4种碱基之间存在着两两对应的关系，形成了腺膘呤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与胞嘧啶配对的概念。
1953年2月，沃森、克里克通过维尔金斯看到了富兰克琳在1951年11月拍摄的一张十分漂亮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这一下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他们不仅确认了DNA一定是螺旋结构，而且分析得出了螺旋参数。他们采用了富兰克琳和威尔金斯的判断，并加以补充：磷酸根在螺旋的外侧构成两条多核苷酸链的骨架，方向相反；碱基在螺旋内侧，两两对应。
一连几天，沃森、克里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用铁皮和铁丝搭建着模型。1953年2月28日，第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终于诞生了。
双螺旋模型的意义，不仅意味着探明了DNA分子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还提示了DNA的复制机制：由于腺膘呤总是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总是与胞嘧啶配对，这说明两条链的碱基顺序是彼此互补的，只要确定了其中一条链的碱基顺序，另一条链的碱基顺序也就确定了。因此，只需以其中的一条链为模版，即可合成复制出另一条链。 它的成功测定，开创了现代生物学的新时代．
克里克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求在4月25日发表的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他认为，如果没有这句话，将意味着他与沃森“缺乏洞察力，以致不能看出这一点来”。
在发表DNA双螺旋结构论文后不久，《自然》杂志随后不久又发表了克里克的另一篇论文，阐明了DNA的半保留复制机制。
1、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简介：

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989年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定名为“郧县直立人”，简称郧县人。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大致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

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郧县人化石及其文化的发现，对人类进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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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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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时代：商代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郭家庄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
发掘领队：杨锡璋
简介：

1990年10月14－23日，安阳队对郭家庄墓地北部的160号墓进行发掘，发现该墓未经盗掘。出土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工具、工具、兵器、杂器等，种类齐全，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200多件，镞900多枚，礼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卢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学术界认为，该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应为一地位显赫的武将。

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160号墓青铜礼器中有，方形器较多，方形器和盖提梁四足鼎都是罕见器形，大多数铜器上的纹饰繁缛华丽，制作非常精致。铜器组合、相配别具特色，对了解商代贵族生活与葬俗，提供了很好视角。其铜器成份的分析，对研究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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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季墓
时代 ：西周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队黄河水利考古队

简介：

虢季墓，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鬲、方壶、豆、盘、方甗、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虢国墓地发掘所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青铜礼器和组合玉佩饰的出土，对认识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虢国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为研究方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增进了对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及丧葬礼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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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车马坑南北长7.6米，东西宽3米，深2.1米。殉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发现于齐国王陵区，拥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陶礼器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铜、石乐器成编相配，铜编钟58件，有钟、甬钟、钮钟三类五种组合，石编磬每8件一组，共三组，24件。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并有一件有铭铜戈。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并发现一座大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

6、陕西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
时代：西汉
发掘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简介：

阳陵为西汉景帝及王皇后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阳陵从葬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位于帝陵东南，北区位于帝陵西北，各有24个从葬坑。

阳陵从葬坑出土文物有铜、铁、金、玉、石、陶、漆、木、骨、蚌、丝、麻等各种器物，以及麦、粟、菽、黍等各种粮食标本。其中数量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各种陶塑制品，包括各类陶俑及陶塑动物。

阳陵陶俑，多为裸体俑。这种裸体俑又称着衣式陶俑，以别于塑衣式陶俑。其特点是陶躯木臂，赋彩著衣。从葬陶俑品种丰富，门类齐全，数量极多。以各种武士俑为最，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

阳陵陶俑不仅是西汉军事制度的直接反映，也是西汉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信息的载体，对研究汉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陶俑本身，造型生动、刻划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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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陕西汉长安城陶俑官窑窑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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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
时代：隋唐
发掘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周公庙与洛阳日报社之间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简介：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东都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东都城由郭城、皇城、宫城等组成。宫城和皇城建于地势较高的郭城西北隅。应天门为宫城的正南门。

史载应天门重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现仍可区分隋唐两个时期不同的建造工程。出土文物中则既有隋代的，又有唐代的，还有不少是宋代的。经过数月精心清理，东阙遗址显露出昔日宏伟风貌。这是一座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为当时发现的隋唐洛阳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遗址。也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应天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隋唐东都城门建制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它对后代都城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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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
时代：西夏
发掘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宏佛塔，俗称“王澄塔”，坐落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一废寺中，残高28.34米。因年久失修，残损严重。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进行修缮。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在逐层落架拆除时，发现内藏大批西夏文物。计有彩绘绢质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数十尊及大量残块、碎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另有小木塔、木简、西夏文残绢、瓷钵、瓷珠、建筑构建等物。

宏佛塔天宫内珍藏的彩绘绢质佛画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宏佛塔天宫出土的彩绘泥塑像，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得艺术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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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
时代：金
发掘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北京市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简介：

水关遗址地层堆积共6层。第3层又分A、B两层，A层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B层为明、清时代地层。第4层堆积年代为元代晚期；第5层为金代晚期，出土有金代陶瓷遗物；第6层出土有金代铜镜及少量瓷片，为金代河流冲积沙石层。水关出土有铜、陶、瓷、石等器物，但完整者极少。

水关遗址现存为水关建筑基础底部。水关残留部分由过水涵洞底部、涵洞两厢石壁、进出水口摆手及水关之上夯土城墙四部分组成，全长47.4米。两厢石壁间距7.7米，残高最高处1米。水关建筑年代当在金中都修建之时（即金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公元1151－1153年），据出土遗物推断，应毁于元代中、晚期。

金中都水关的发现可以基本复原历史上金中都城内一条重要水系的发源、流经方向和位置。证实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水关遗址是古代都城给排水系统的重要遗存，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新石器时代是指距今10000～4000年前的历史阶段，以磨制石器为主，这时砥磨、切割、钻孔等加工技术有了十分突出的进步，不仅制作了各种精致的石器，而且创制了多种多样的精美玉器。由于技术的进步、功能的分化，制玉工业逐渐从制石工业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玉雕业和石雕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7 000多处，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现有的发掘资料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开创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为代表，西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成为中国新行器时代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中心，与此同时，黄河上、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也相继发现，面貌异彩纷呈。
　　兴隆洼文化玉器大多通体抛光，素面，日前仅在白音长汗遗址发现有装饰凹槽的纹样。赵宝沟文化卡器器表光素无纹。
　　红山文化器物器表光素无纹，仅有少数器类在特定部位雕刻出阴刻的线纹、瓦沟纹以及图线纹等简单纹样。如勾云形佩、土臂饰等饰有瓦沟纹，瓦沟纹之间的起伏随体形而变化，宽窄深浅十分均匀规矩，这种纹饰技法称为红山文化工艺的一个最显著特征。
　　良渚文化的纹饰主要有神人兽面纹、龙首纹、鸟纹、直线纹等。
　　庙底沟二期儿文化大部分玉器光素无纹，仅个别的玉琮、动物形玉饰上有就简单的凹槽或线条，玉器大多经过仔细的打磨抛光，光滑圆润。
　　陕西龙山文化大部分玉器制作规整精美，光素无纹，仅庐山峁玉琮上饰有简化兽面纹和简单眼纹。
　　大汶口文化玉器以素面为主，刻纹玉器有藤洲钢上遗址采集到的人面玉饰，以简练的线条，勾画出五官，虽比例不甚协调，但轮廓较为分明。
　　山东龙山文化纹饰以素面为主，施纹饰的玉器较少，如日照两城镇的一件玉锛，底部刻有纤细流畅的阴刻兽面纹，在兽面头冠两侧有上翘的三层卷云纹。
　　凌家滩文化中玉器表面素面无纹的占多数，阴线刻纹饰多在某些特殊形制的器类上发现，如虎首璜、人、鹰、版、三角形片、龙等。

随着耜耕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河姆渡先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变。但是，尽管耜耕农业和家畜业为河姆渡先民增加了产品，仍然还要靠渔猎和采集作为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河姆渡遗址出土动物遗骸数量巨大，其中仅能鉴别属、种者达六十一个门类，还有许多骨骸是不知其名的。如果把这些已知的和未知的加在一起，其数量肯定居国内外已发掘的同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之首。这表明河姆渡先民渔猎活动是非常频繁的。
河姆渡遗址北面有广阔的水域，沼泽湖泊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充足的水生动物资源。南面有深山密林、灌木丛林和茵茵绿草，也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陆生动物资源。总之，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充足的
自然资源。《尸子·广泽》记载：“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庖栖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渔猎是原始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有关遗物推测，河姆渡先民利用弹弓发射陶弹丸击落飞鸟，也有的用弓发射骨镞击落飞鸟。河姆渡第一期文化有一种C型Ⅱ式骨镞。圆柱形长锋，锋尖多圆钝。一些研究民族学的学者告知，在一些少数民族中
有这样一种习惯，为了猎取有美丽羽毛的鸟，怕伤它的身子，就用类似河姆渡这种箭镞。强弓可以发射箭镞击倒野兽。河姆渡出土了各式各样的箭镞一千七百件之多，这与河姆渡先民广泛使用弓箭狩猎有密切关系。像鹿一类的
动物抵抗力弱且数量多，喜成群结队外出觅食游闲，容易成为河姆渡先民的首选目标。这可以从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的鹿类标本中可得到证实。而且鹿类的下颌骨大都十分残缺破损，意味着确实曾被食用。从出土的动物标本来
分析，犀、象、虎、熊一类大型动物骨骼标本数量很少，说明这些动物的确凶悍无比，不易捕杀。
根据专家们对动物骨骼鉴定的意见，水生动物也是河姆渡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鱼类、龟鳖类等水生动物的遗骸之多，不胜细数，仅龟的遗骸就有
一千九百七十多个个体。从出土工具看，河姆渡先民捕捉水生动物主要是用骨鱼镖和骨镞，鱼镖仅发现二件，不可能成为当时主要的渔猎工具，推测用弓箭捕鱼可能是当时主要捕鱼手段。据说鄂伦春族、高山族和黎族等少数民
族过去也常用此办法捕鱼，一般是在皓月当空，鱼儿浮出水面时，人们举弓射鱼。还有一种办法可能就是徒手捕鱼，据说古代彝族男人善伏水取鱼，摸鱼主要有掏洞和捉地鱼等方法。当代原始民族中，居住在秘鲁亚马逊丛林里
的基巴罗部族今天仍采用徒手捕鱼法。“她们通常赤手空拳站在水里，以她们粗厚的手掌来捉那滑溜溜的鱼”。河姆渡遗址里还发现个别网坠，不排除当时人们还采用结网捕鱼的方法。
采集和渔猎是原始社会最古老的两项生产活动。在河姆渡遗址有限的发
掘面积中，发现当时河姆渡先民的植物类采集品就有橡子、南酸枣、菱角、
槐树子及芡实等，这些野果除南酸枣外，都是富有淀粉的坚果。这些果籽埋
藏在地层中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堆成坑出现，有的坑里果籽足足盛装一筐
也还有余，可见野果数量之巨。从野果的完整情况看，许多果籽是被掰成两
半的，表明它已为河姆渡先民所食用。这些野果多在秋天成熟采摘贮藏，以
备冬日之需，补充粮食之不足。
在发掘现场还发现有赤皮桐、细叶香桂、江浙钓樟、山鸡椒、苦槠及桑
科天仙果等树种的叶片，也曾发现过枫香的果实。因河姆渡处于湿热温润的
水网与森林交接地带，可能蚊虫特别多，燃樟叶可驱蚊除秽，被蚊虫叮咬后
人的身体奇痒，起疙瘩，煮熬樟叶所得水油相似于现代的风油精，可起到止
痒、散毒和消肿的功效。枫香树也是一种很好的药材，其叶、根、果也可直
接入药，根可祛风湿，叶可疏风解表，还可消炎，果则可通经活络。

墓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之一，其目的不仅在于安放死者，更是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种族、习惯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形式。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是很少有墓葬出现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平均寿命是很低的，即使是在中原地区平均寿命也多在40以下，而物质文化水平、生产工具发展水平又有限，所以对于尸体的处理是一种很原始的、初级的处理，甚至不处理。

人口死亡率高的现象一方面促使生殖崇拜的产生，一方面又使人对死亡充满了敬畏。人类总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十分敬畏，即使在今天也是这样的。由于原始人类对死亡的敬畏之情，埋葬死人，并乞求已故亡灵的保佑就成必然。有材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氏族社会存在着将死者尸骨安置在房屋底下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死者的安葬是对活着的人的心理安慰。

除了安放死人、给活人心理安慰这两点以外，还有体现死者身份的作用。不同身份的死者会有不同形制的墓葬。比如在高句丽王朝，普通老百姓最多只能拥有半地穴式的石室墓，而将军们则可以拥有雄伟的积石墓。伴随着死者的，往往都是一些当时社会比较精美的器物，石器，骨器，装着种子的草篓，以致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等等。不同身份的人会有不同的陪葬品，身份低下的人甚至没有陪葬品，更不要那些弃尸荒野的奴隶了。身份地位较高的死者的墓里甚至有甬道、耳室、壁画等等耗时耗力的设施。

至于考古挖掘坟墓的意义．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为了不断的走近历史的真实，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这是由人类的好奇心导致的，因为人类对祖先的生活好奇，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好奇，所以想要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就会有人专门去研究．然而光是靠文献史料的记载是不够的，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文字的体现力毕竟有限。墓葬，尤其是贵族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精美器物、典型器物，不仅体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特点，还能体现墓主人个人喜好等等。比如，墓主人生前使用的首饰、生活用品等，往往就会随葬在墓里面，壁画上则可能会画着他（她）生前所做的事的画面。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仿佛能看到他生前的画面，他是谁，什么民族，谁的后裔，有什么喜好，做过什么样的事，有哪些贡献等等。一个人物形象的充实，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就可以从而放眼看当时社会的模样。

现在中国大部分的考古发掘都属于抢救性发掘，多是配合基建而来的。比如，为配合三峡工程，我们国家在三峡沿岸开展了近二十年的考古工作，那么沿岸的各种遗址、遗物都要提取出来，要不然就都埋在水底了。再比如一些被盗过的墓葬，常常是被盗墓的人盗了人们才发现原来这有什么什么公侯墓什么什么夫人墓，这时候为了保护它，也是为了阻止损失更大，就要对其进行发掘。

一方面由于现阶段文物保护水平、考古发掘技术毕竟有限，另一方面为了留下一些遗迹给儿孙，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很少批准大型墓葬的发掘了。比如唐皇室墓发掘的就很少。

中国古代墓葬制度
【中文拼音词条】中(zhōng)国(guó)古(gǔ)代(dài)墓(mù)葬(zàng)制(zhì)度(dù)

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馀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馀的固定设施，称为“墓”。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常合称为 “墓葬”。在墓葬中，往往还包含著各种随葬的器物。古代墓葬作为考古调查发掘的对象之一，所提供的资料远远超过了研究墓葬制度本身的范围。但墓葬制度仍是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根据迄今的调查发掘，中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墓葬。此后，经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秦、汉及以后各历史时代，墓葬制度随著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在阶级社会中，墓葬制度突出地体现了阶级关系。在各个时代，民族和地区的特点， 在墓葬制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石器时代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埋葬的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按一定的方式埋葬死者。到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墓圹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中，数以百计的墓坑排列有序。多数的墓是单身葬，也有不少的墓是合葬。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合葬墓，往往采取“二次葬”，将许多已经埋葬过的尸骨迁移而葬入同一墓坑内。这些死者是同一家族的成员，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紧密的血缘关系。有些合葬墓，埋著两个或数个完整的尸体，他们的性别相同，应系兄弟或姐妹。大汶口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所葬多为两个成年男女，说明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婚姻关系；而齐家文化的合葬墓，则证明存在男子死后以妻妾殉葬的情况。
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尸体在墓内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的为多，偶然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后者可能是由於凶死。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除仰身直肢葬以外，还流行屈肢葬。仰韶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西；大汶口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东。这些都说明不同的部族有著不同的葬俗。
新石器时代的墓坑一般都小而浅，仅能容纳尸体。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已用木棺作葬具。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少数墓坑面积甚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 上面又用木材铺盖，构成了木椁，这大概是由於墓主人在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幼儿死后一般埋在房屋附近或房基下，利用陶器作葬具，称为“瓮棺葬”。
墓中随葬品以陶器皿为最普遍，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有发现，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在有些墓地里，男子墓内多石斧、石铲、石刀，女子墓内多陶制或制的纺轮，显示了男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由於地区和部族的不同，各地墓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颇有差异。但是，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可见在原始社会中氏族成员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但到了后期，出现了穷富分化的现象，例如，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少数大墓，随葬的陶器有多至 100馀件，猪头多达十馀个的，说明墓主人拥有远比一般人为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