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还有荆扬之争吗，荆扬之争什么时候退出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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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出刘惔所料，平蜀之战使得桓温声名大振，膜拜者越来越多，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开始有些恐慌并忌惮不已，担心他日后难以控制。便着急跟褚蒜子商量，并提议让大名士殷浩参与朝政，以期能对桓温有所抑制。

殷浩？褚蒜子一开始有顾虑，用名士担任朝廷高官在本朝有过先例，倒也正常，只是这位殷浩先生并不有意于官场，隐居民间只想做个学术大佬。朝廷妥不妥委以重任？他能不能不承担起要务？褚蒜子吃不准。因为坊间流传着殷浩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有人问殷浩:“都说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能解个梦吗？将要做官而梦见棺材，将要发财而梦见大粪，这是为何?”殷浩回答:“官本是臭腐之物，所以将要做官而梦见死尸；钱本是粪土，所以将要发财而梦见粪便。”

然而司马昱却极力推荐说：“启禀太后，殷浩见识度量清明高远，负有美名，尤其精通玄理，被那些风流辩士们所推崇，是我朝学术界领袖。他隐居荒山将近十年，人们都将他比作管仲、诸葛亮。王濛、谢尚还以他的出仕和退隐的动向，来预卜江东的兴亡，甚至叹息殷浩如果不问世事，如何面对江东百姓!”

褚蒜子惊讶地问：“哦，还有这事？”

司马昱继续说：“这样的人才不被我朝所用，岂不是白白浪费？我们请他出山，一来招徕贤才为我朝所用，二来在力量上可以制衡桓温，可谓一举两得。”

碍于殷浩是司马昱的好友，又鉴于他是江东的清谈领袖，用他来压一压桓温的气势倒是可以值得一试。褚蒜子终于签发太后诏令。

但殷浩似乎并不领情。于是司马昱又苦口婆心写信劝说:“殷兄啊，国家正当危难，足下见识广博，才思练达，为国所用，足以经邦济世。如若再存谦让之心，一意孤行，本王担心天下大事从此将要完结。如今国家衰微，朝纲不振，一旦亡国，恐怕死无葬身之所。由此说来，足下的去留就关系到时代的兴废，时代的兴废事关社稷存亡。足下长思静算，就可以鉴别其中的得失。希望足下废弃隐居之心，遵循众人之愿。”

不知是殷浩真的不愿意出来从政，还是对自己没信心，总之再三辞让，从太后签发的三月直至七月，才勉强接受征召。殷浩出山的消息传到建康，举国沸腾，大街小巷都在欢呼：晋朝有救了。

这消息传到荆州，桓温正在官署议事。属官们都为他感到愤愤不平。殷浩？桓温刚喝了一口茶水，结果当场就笑喷了。大家都被他搞糊涂了，难道桓君侯浑然不在乎？

“诸位，殷浩，我了解他，理论专家，嘴上功夫可以，治国理政不行。”桓温擦了擦嘴，一脸的不屑。

司马袁宏有些不服气，辩道：“治国理政也不是非得武将才行，文臣也有文臣的优势，更何况很多政绩是靠说出来的。”

桓温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可知中朝的王衍是怎么死的？死前石勒是怎么对他说的？”

袁宏被问的哑口无言。

“你钻研历史，应该懂的。王衍被石勒俘虏后，向敌方陈说了西晋败亡的原因，并推卸责任不在自己身上。因为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参与政事，想求自身避免祸患。结果遭到石勒大骂，说他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头生白发，怎么能说不参与朝廷政事呢？整天清谈，误国误事，破坏天下，正是他的罪过。”

“对了，这个故事你一定会知道，但另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我好友庾翼生前跟殷浩交情不浅，在前方主持北伐的他曾给殷浩写信劝他不要沽名钓誉，要敢于承担国家大事。”

庾翼曾敏锐地感到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政委托褚裒、何充等诸位重臣，外事依仗庾氏、桓氏等几户大族，只怕难保百年无忧，国家破灭，危在旦夕。当代的大业，还须靠当代的杰士去完成，他责怪殷浩为什么一定要盲目追寻古人的风范，劝他不要像王衍那样，只会遭到人们的鄙薄。你殷浩既是名位显赫，就该努力光大名教，全心治理天下，使乱世得以安定。

作为政治对手，殷浩的出山并没引起桓温多少的嫉妒和担忧，倒是这段时间内朝廷“外难未弭，内弊交兴”的现状让桓温很是焦虑和深思，他在苦苦思索着究竟是何种力量导致中原沦陷，是何种原因导致北伐未能倾尽全力。

深思熟虑后，他上奏朝廷提出了著名的《七项事宜疏》。这道奏疏将目前东晋朝廷内部的几大矛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都做了一一罗列和分析，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尤其提到要大胆提拔使用寒族人士，为国家效劳效力。

东晋王朝在用人上，凡是阿猫阿狗，只要你有一定的门阀地位，都可以出仕为官。而且越会清谈越吃香，说空终日，不务实际，虽说谈道，实长浮华空谈之风，而且世人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名实不符者比比皆是，空谈浮华之恶习遍地开花。通过提拔务实的想做事的寒门子弟，也许可以改变这个现状。

奏疏里，桓温坦言了当时官场七大弊病，比如风行朋党之争，因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荆扬之争”是东晋内耗的最大问题，从早期的王导和司马睿，再到庾亮和陶侃。整个东晋朝廷内部被割裂成两块，这两块时时刻刻在较劲着，所以中央集权在东晋实现不了。

比如冗官现象突出、办事效率低下。东晋这个政权冗官现象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衣冠南渡”带来的负面影响。人浮于事的直接后果是朝廷事务处理效率低下，办事相当拖沓。一个分散无法集权，又因冗官而人浮于事的政府又如何能高效运转呢？

还比如提出要重视机要政务，对公文案卷的处理要限制时日，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即办制，简单事立即办，复杂事限时办，特殊事紧急办。此外，还指出要明确长幼之礼，奖励忠实、公正的官吏等等。

在这篇传世的奏疏中，桓温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条：让东晋寒门素族接受教育，给他们晋身之阶。桓温以雄浑的文笔论证一个道理：士族高门把持教育会弊端丛生，要想富国强兵、光复中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兴办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要想摆脱历史的宿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让教育普惠于国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们过的更好，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在这种不停的流动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更加富强。桓温这种不拘门第、选贤任能的言行，对当时以家世为标准选才的“九品中正制”，无疑是很大的冲击。

因为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世族门阀完全垄断中央政权。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贵族仕进、升迁和垄断政治的工具，进一步确立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政治准则，导致了“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现象。高门士族世代担任高官美职，寒门青年则无进升之阶。

阅过桓温的奏疏，褚蒜子不禁暗自称好，管仲曾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蒜子马上批示给几位辅政大臣：“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第一个大分裂时代。这个时代，中国的分裂长达400年（189年—589年）。而整个魏晋南北朝，最重要的地区莫过于荆州地区。在秦汉时代，得关中者得天下；在魏晋南北朝，得荆州者得天下。魏晋南北朝的荆州都是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就从荆州的地理位置来解析这400年中的荆州问题。

一，荆州的地理位置和荆州之争的开始

在秦汉之前，荆州一带还没有什么地位。可是东汉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了。由于铁犁牛耕技术在南方的推广，南方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根据相关的资料得出，东汉时期益州人口达到了700多万，荆州也达到了620多万，扬州达到了430多万，交州达到了200多万，也就是南方的户籍人口大约有2000万，是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南方人口的增加，反映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这给南北势力的平衡奠定了基础，为南北对峙奠定了条件。而“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可以说是当时的全国的地理、交通中心。这里沟通长江的上游和下游，连接南方和北方，今天的湖北依然被称为“九省通衢”，可以看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

在南北对峙的时代，长江成为了天然的防线。长江下游一带，江面宽广，难以逾越，是为天堑。因此，北方王朝想要攻击南方，必定先要占据上游，顺江而下直捣建康。南方王朝自然也知道上游的重要性，因而在荆州驻扎重兵。对于北方来说，拿下荆州就是统一的必要步骤；对于南方来说，拥有荆州，就是建立稳固防线的不可或缺的一步。

从东汉末年开始，各大势力对荆州的争夺可以说是最激烈的。诸葛亮的《隆中对》就给刘备提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208年，曹操发动赤壁之战，其目的就是占据荆州，进而统一全国。赤壁之战失败后，东吴为了拿下荆州不惜违背盟约，对关羽动刀。对于曹魏来说，荆州是统一天下的关键；对于蜀汉来说，荆州是图谋中原的跳板；对于东吴来说，荆州就是生死国防线。

三国对荆州的争夺，开启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荆州问题。尤其是在东南地区出现偏安政权后，对荆州的争夺就更加惨烈。顾祖禹谈到荆州的战重要略意义时说道：“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

二，东晋的死结——荆扬之争

对于偏安南方王朝来说，江南一带东朝大海，北依长江，无疑是最安全的。因而，一般南方王朝都选择定都南京或者杭州。而荆州一带虽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是却是四战之地，其安全性难以保障。但是荆州是抵御北方南下的首要防线，因而每一个南方朝代都会在荆州驻扎重兵，这也就导致荆州的将领权势过大，反过来威胁中央。于是，荆州和扬州的矛盾不可避免。

建立东吴的孙权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220年，孙权迁都武昌，直接坐镇前线抗衡曹魏。我们不得不佩服孙权的勇气。定都武昌，形成“天子守国门”的格局，那么就能够解决地方兵权过重的问题，同时能够有重兵应对北方随时卷土而来的骑兵。但是东吴的世家大族不愿意将首都暴露于强敌之下，于是东吴之都只能迁回到江南的温柔乡了。

东晋建立后，同样在荆州驻扎重兵。东晋王朝是世家大族和司马氏皇权共治，世家大族中尤其以王氏最为显赫，其中的王导辅佐朝政，王敦坐镇荆州，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为了限制荆州王敦的权势，司马睿逐渐任用戴渊、周嵩、刘隗、刁协等人。322年，王敦就利用大族对东晋发奴为兵的不满情绪，以诛除刘隗、刁协为借口，在武昌起兵叛乱，史称“王敦之乱”。这场叛乱最终以王敦病死而很快结束，但是却拉开了东晋荆扬之争的序幕。

王敦去世后，陶侃坐镇荆楚，都督八州，史称其“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就在王敦之乱后不久，东晋就爆发了苏峻之乱，多亏了陶侃出兵才平定叛乱。陶侃去世后，又是庾亮坐镇武昌，他也是“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庾亮去世后，又是庾翼继承。345年，庾翼去世，东晋认为桓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上游事权集中于桓温一人之身。

从庾亮到桓温，都试图通过北伐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进而夺取实现称帝的野心。庾亮曾经“据襄阳，耀威荆楚”，不过因为石虎的进攻而失败。桓温控制荆州之时，石虎去世，北方大乱，于是桓温想乘机北伐，而东晋中央（扬州）方面则启用褚裒、殷浩等人北伐，为了争夺北伐领导权，桓温曾试图反叛。在褚裒、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才进行了三次北伐。北伐之后，桓温势力大涨，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桓温去世后，桓氏继续掌握长江上游的兵权。为了对抗荆州方面的力量，东晋的谢氏在扬州一带新建立一支军队，名为北府兵。有了北府兵，东晋的中央才有了真正可以抗衡荆州军的力量。后来北府兵还在淝水之战中击败了前秦，延续了东晋王朝的寿命。

桓温

淝水之战后，东晋世家大族更加腐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引发了“孙恩起义”，东南地区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于是坐镇荆州的桓玄乘机起兵，攻入了建康，灭东晋，建立“大楚”政权。为了削弱北府兵中反对力量，桓玄在灭东晋后大规模杀北府兵的上层士族人物，提拔其寒门庶族，这给刘裕、刘毅等寒门庶族的崛起提供了机会。404年，刘裕又带领北府兵反叛，最终消灭了桓玄势力。此后经过几年的政治斗争，刘裕掌握了大权，东晋名存实亡。420年，刘裕称帝，建立宋朝（南朝），东晋正式灭亡，而士族的高峰时代也过去了。

三，南朝对荆扬之争的持续

刘裕称帝后，鉴于荆州地广兵强，担心晋朝的残余势力会占据上游，威胁朝廷，于是刘裕进行了一些的调整。他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宗王出镇荆州，二是对荆州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三是减少荆州的军队。刘裕派遣宗族镇守荆州，保证了权力总体把持在刘氏家族之内，后来的南齐、南梁都采取了同样的政策。

在行政区划上，刘宋又将荆州分割出了江、 雍、 湘、 郢四州。《资治通鉴・宋纪十》记载： “（刘宋）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 居江南之半， 上（孝武帝）恶其强大， 故欲分之。” 原来的荆州管辖31个郡，改革之后只管辖了12个郡。

经过这两个措施，荆州藩屏上流的功能也丧失殆尽。尽管如此，荆州的战略地位还存在，荆州和扬州还在继续对抗。刘宋末年，禁军将军萧道成掌握朝廷大权，荆州、郢州刺史沈攸之和湘州刺史王蕴发动兵变，他们带领大军顺流东下。不过他们纷纷被萧道成击败，此后萧道成直接称帝，建立了南齐。

南齐后期，雍州刺史萧衍和荆州行事萧颖胄联合造反，此后很快就攻占江州，进逼建康。502年，萧衍在建康称帝；而萧颖胄在荆州拥戴和帝，于是荆扬之争继续。最终萧衍击败了萧颖胄，正式建立了南梁。548年，发生了“侯景之乱”，南梁名存实亡。镇守荆州的湘东王萧绎最终剪除侯景之乱，击其他萧氏诸侯，继位为梁元帝。

经过了宋、齐、梁三代的不断削弱，荆州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从而难以担负起抵御北方的重任。554年，北朝宇文泰出兵5万兵马进攻陪都江陵，梁元帝战败，江陵“阖城老幼被虏入关”，南梁灭亡，从此荆州就被北朝控制了。陈朝建立后，就没有荆州之地作为屏障，因而很快就被隋朝所灭，而中国再次宣告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大抵是以从北向南的南征为统一全国的基本轨迹，而北伐却极少成功（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和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这是为什么呢？

归结起来可以说有三大层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缺乏精良的马匹和地势的相对较低。

在古代骑兵是速度最快、机动性最强的“摩托化部队”，一支几千人的骑兵就可以横扫数万人的步兵方阵。仔细观察中国的草场分布就可以知道，中国最主要产马的牧场大多分布来河西走廊、内蒙草原、承德张家口以及晋北地区。而南方云贵高原的马匹体格较矮，适合马帮驼载货物而并不适合爆发性的攻击，因而在南北战争中南方军队往往缺乏足够优良的马匹与北方军队争夺中原要地。（特别表现在南宋对蒙古的作战中层召集回鹘、吐蕃人组织专门的骑兵部队来对付蒙古铁骑。）

另外中国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北方的秦岭、桐柏山、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等山脉大都具有高位的地势，这样在地缘格局上也不利于南方北伐的军队仰攻。历史上桓温三次北伐，大多因为地形复杂，难以补给而兵败垂成。

除过天然的马匹与地形优势外，北方常常压制南方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南方政权内部面临的整合难度要大于北方。

例如在东晋南渡之后，在长江上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江州、扬州之间常常爆发对政权的争夺，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里也特别提到了这种“荆扬之争”，最著名的莫过于王敦、桓玄等人凭借上游的军事优势沿江而下直取建康，攫取中央政府的领导权甚至改朝换代自立为帝（桓玄建国，国号为楚也称桓楚）。

在统治阶层内部，也面临着南渡而来的侨姓世族与当地的吴姓世族的分歧；对一些边垂地区如宁州（今云南一带）则也是鞭长莫及，只能放任当地酋长管理。

较差的整合能力使得南方政权集中国力北伐的可能性变小，许多政治人物的北伐更多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以巩固其在国内的权位，代表人物就是桓温、刘裕。相比之下北方胡人以部族联盟群体南下，经过长期战争洗礼彼此之间的整合度要大大强于南方，所以在军事与政治的组织上得以简化，更方便做出高效决策。

当然战略的得当与否也是影响南方政权北伐成果的重要原因。

一般来说，南方政权北伐有三个大的方向即巴蜀、荆襄和江淮，东晋时代祖逖、桓温、庾亮、谢玄、刘裕等人的北伐大多数是从荆襄和江淮进入中原的，其中以刘裕的北伐最具代表性。刘裕之所以能消灭盘踞关中的后秦就是因为“奇正之师兼用”，他的主力从两淮进入泗水然后顺黄河两岸进兵，偏师从武关进兵效仿刘邦当年的计策故而一举奏效。

相比之下单独从正面用兵往往劳师远征，消耗过大，难以为继。朱元璋北伐时取得胜利的关键也是直取元大都，先那些山东、河南、大都，再取陕西、山西等地，可谓各个击破；同样的思路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时也是采用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策略。

但南方政权往往难以有效地组织多个方向的军队同时出击，也就无法做到天衣无缝的配合，因此南宋亡于蒙元，南明不敌大清。

当然南方北伐少成功的原因也不止于马匹地形、内部整合与作战策略等因素，还与双方统治者的用人策略、新式武器的使用配备状况等因素有关。纵观南方北伐的故事，大都被掣肘于内，领兵的大将更大程度上受到讲和派和君主的猜忌，如南宋的余玠、岳飞、刘整；而北方则是能招徕南方降将，多方利用，如忽必烈重用刘整、吕文焕等人。此外北方军队的骁勇善战也与精锐的武器如回回炮、吕公车的配置有关，这一点特别在宋蒙战争时期表现的淋漓尽致。

东晋历史有两个越不过去的名词，一个是“门阀政治”，另一个便是“荆扬之争”。所谓“荆扬之争”是指地处长江中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之间绵延近百年的政治斗争。东晋初年，荆州刺史王敦两次拥兵南下，酿成震惊一时的王敦之乱；东晋中期，权臣桓温凭借荆州的强大实力，先灭成汉，再下建康，把持朝政二十余年；东晋末年，荆州刺史桓玄，顺江而下，代晋称帝，名噪一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王敦之乱是东晋第一次荆扬之争（图片来源：《中国历代战争史》）

而荆州之所以能在多次政治斗争中，独占鳌头，依靠的正是其强大的实力。当时的荆州可不是现在湖北下面的一个地级市，当时的荆州面积十分广大，下辖二三十个郡，几乎包含今日湖南湖北的全境。面积如此之大的同时，荆州的人口也不少，人口多自然意味着兵源充足，尤以江陵（荆州州治）兵士作战英勇，与闻名天下的“北府兵”齐名，因为江陵在都城建康以西，所以号称“西府兵”。仅仅是一个荆州就有如此强大的实力，更不必说自东晋以来，不少荆州刺史时常都督周边七八个州的军事，这样一来作为荆州最高长官的刺史，手下管辖的土地、军队、人口便占了全国一半以上，实力如此强大想不当权臣都难。

东晋末年的荆州地域广大，刘裕北伐夺回的雍州、司州后来又失于北魏（图片来源：史图馆）

东晋由于皇室软弱，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而到了南朝，由于皇权的重新复兴，皇帝对荆州如此强大的实力颇为忌惮。首先想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就是宋武帝刘裕，东晋一朝荆州的刺史多由士族门阀担任，比如仅桓温一族便把持荆州近四十年，刘裕登基后，考虑到“荆州上流形盛，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刘义宣传）”。就是让自己的儿子按个担任荆州刺史。在刘裕看来，士族门阀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们是靠得住的，不会反自己。

刘裕的想法跟老祖宗刘邦（刘裕据说是刘备幼弟的后代）的想法很像，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很不靠谱的，儿子自然不会反父皇，但是对继任皇兄、皇侄的忠心就要打个折扣了。所以继任的皇帝对荆州的尾大不掉，只能另辟蹊径，既然荆州这么大太危险了，那如果它小一点呢，由此南朝的几代皇帝开启了轰轰烈烈，长达几十年的削弱荆州行动。

荆州所以强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兵力强盛。北府兵作战英勇是因为其组成人员很多是来自北方的流民，荆州的军队在这点上与北府兵很像。荆州是长江中上游抵御北方胡族入侵的中心，由于此地靠近关中、陇西一带，所以接收了大量来自关陇的流民，关陇流民勇猛好战，天生就是当兵的料，所以荆州军事的强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北方流民的加持。

这些寓居荆州的流民大多来自北方的雍州和秦州一带，我们知道流民里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流民里面地位高的上层士族首选居住地，当然是荆州州治江陵；地位低的下层士族和寒门等只能居住在襄阳一带。随着襄阳一带的流民越来越多，东晋孝武帝决定在襄阳一带侨置雍州，不过这个时候的雍州是没有实际统治范围的，只是为了纾解流民的思乡之情，侨置的雍州依然处于荆州的治理之下。

到了宋文帝在位期间，立志北伐，想要收复被北魏侵占的国土，而地处北伐前线的襄阳为南北用兵的重镇，自然得到刘义隆的青睐，“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中）、河（南），故有此授（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宋文帝委派当时还是武陵王的刘骏（宋孝武帝）为雍州刺史，出刺襄阳，后来又任命竟陵王刘诞为雍州刺史，对于一个侨置州郡，接连派遣皇子为刺史，可以看出此时雍州的地位已经大幅提高。

但令人尴尬的是，如此重要的雍州只是一个侨置州郡，并无实土，所以用起来很多方面要受到荆州的掣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宋书·州郡志）”，至此雍州正式脱离荆州，成为一个真正的地方行政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