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

1905年张荫麟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
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1，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就。自此一举成名，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启超也成为他终身最为尊敬的前辈学人。
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但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
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经他批评或表扬的著名学者有胡适、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等。在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等人的历史认识理论，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因说：“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绝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但他并不笼统地反对疑古，并且说：“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对此伶牙俐齿，“古史辨”派人物迄无系统回应。
后人有论及此事者，至曰：“在不赞成疑古派之学者中较有名气、而又言之有物者如柳翼谋、胡堇人、刘炎黎、陆懋德、绍来、张荫麟诸氏，前三者之批评，着重于对古史上一些细节不同的解释，张荫麟与绍来则专在批评古史辨之史学方法上入手，陆懋德之批评则兼具方法和见解。此外，梁园东的文章也是专门批评其史学方法的。各批评史学方法文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所论也最为精到。他精确指出顾氏致误之因，半由于误用默证法，半由凿空附会。而此时他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绍来及梁园东的批评，有与张文吻合之处，但全都不如张的一针见血，可见他熟悉西方史学方法，故能从史学方法论方面指陈顾氏的错误。反观同时人的批评，益可见当时精通西方史学方法的极少。顾颉刚绝非如美人韩慕义所言学养极佳，其面对张氏之批评，终不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反驳或辨白。当时所谓大师级学者，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实为一可异之事。”张岱年先生则断之曰：张荫麟“论史学考证方法，提出'默证’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三十年代，疑古之说风行一时，对于古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往往陷于主观武断。”
参加学术讨论的同时，张荫麟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科技史上。他研究过张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两汉的数学、历史上的奇器与作者、宋代卢道隆吴德仁所记里鼓车之制造方法等，均受到专家好评。由于精通英文，在吴宓等文人圈子里，也热衷于翻译。译文门类繁多，包括诗歌、文化、教育、政治、语言文字诸多方面，对斯宾格勒理论的介绍尤为完整。此外，还完成《纳兰成德〈饮水词〉注》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火。其他散篇论文尚多。例如，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无只字道及洪亮吉，而作《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学说相比较，指出：“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当，其学说完成之期相差亦不过数载，……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
从1921年至1929年，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一阶段：清华求学时期。
1929年秋至1933年夏，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留学美国时期。
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毕业，旋赴美国留学，在斯丹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3月，他给史学家张其昀写信，自述治学旨趣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九一八”事变后，又给张其昀写信，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深切痛恨以及对战胜日军的必胜信念。他说：“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其论国事大都类此。
这期间，依然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性之强烈，毫未改变。值得重视的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他说：“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组织……较之某特个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自然重大得多。”社会背景“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有点‘理性’或‘历史的逻辑’，例如铜器之先于铁器……”。郭书的好处就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当时及后人批郭沫若，多从其教条模式出发，而张氏直指其所依据之人类学理论已过时，是为其史识超拔处，然又不否认郭氏著作之优点，复显示他不失中庸。
此外，在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文章中，提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统系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等。
总之，张荫麟的文章一般都带有较强的理论色彩。甚至考据文章，也同样如此。在考据过程中，他一般不是先从材料入手，而是先从认识做起。厘清逻辑标准，然后按逻辑统一性展开史料，以避免概念歧异。例如《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先说：“吾人第一步须立定审判标准”，然后找出“本案之中心问题”，依照核心问题一一梳理，最后得出可信的结论。正因为有深厚理论素养与逻辑思辨能力，所以他的考据文章全写得脉络清楚，神清气爽，绝非乌烟瘴气式的材料堆积。以考据精神谈思想，以思辨精神治考据，钱锺书、张荫麟，南能北秀，或可当之。
需要指出的是，他留学美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哲学特产，却反对杜威的心理逻辑，甚至认为“杜威老糊涂矣”。因此，他对胡适的理论主张也很瞧不起。他的伦理观来自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在美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位实在论者的伦理学的。在美国，他更多地阅读的是有关数理逻辑、直觉主义、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偏重于积极的主观实践精神。康德哲学对他也深有影响，其间所作《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分析中国书法艺术中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即“显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响。”他曾说：“今日哲学应走之路，仍是为康德之旧路。康德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之区别，究有所见。”柏格森和尼采也是他所偏爱的哲学家。盖康德、柏格森、尼采者流，均为思想界之希特勒，而杜威者流，终属戈培尔之伦。于是可见张荫麟之自负。
1933年夏，张荫麟由美返国。转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学术史与宋史等课程。是为张氏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任教清华时期。
1935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为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著，出版后颇获好评。他在《自序》（作于1940年2月）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除国内史家外，国外个别学者对此书也评价甚高。
在这期间的有关文章中，他称颂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12又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还曾著文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与陈寅恪讨论龚自珍《汉朝儒生行》诗。所作史学论文主要集中于古史、宋史、甲午海战诸方面，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其所论甲午海战文，或以之为最早替方伯谦辨冤的文字之一。
张荫麟还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批评与政治批判。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16中，他说：“时贤喜欢作中西文化的比较，我想再没有两宗具体的事情可以更简约地例示中西文化的差别的了。”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以及大家庭制是阻碍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他还讨论了法律裁决和道德判断的关系，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以法律代替道德。“为什么一个滥杀无辜的省政府主席可以千劾万劾而安然无事？因为他是‘尊’，也许加上‘贤’。为什么一个包烟土被正式发觉的人可以安然做大官？因为他是‘贤’。为什么一个失土的逃将不能惩罚？因为惩罚他便间接直接牵涉到许多尊、亲而又贤的人。”他还说：“‘三讳主义’是法律尊严的摧毁者，所以在今日中国生存斗争中第一需要的心理改革是打倒三讳主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口号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是‘法律高于一切’！便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也在党的法律高于一切。不然，党权靠什么去维持？”又说：“父权中心或家族中心的道德，无益而有损于国族的团结。中国生存斗争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这些都是张荫麟的精彩主张，但还流于表面，无非是知识人的牢骚而已。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心理改革”，而绝口不提社会革命，此尤为一厢情愿的迂腐。
1937年7月至1942年10月，在西南任教与流亡，是为张荫麟治史道路和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卢沟桥事变不久，张荫麟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主讲历史。他的全部文稿与藏书（曾计划写民国开国史）以及家属全部留在了北京。尔后，浙大几度搬迁，他辗转来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住在吴晗家中，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黔北遵义，他又前往任教，直至死在任上。这时期的治史重心为宋史，“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
在浙大，与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试图“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思想与时代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创刊号，曾得到蒋介石鼓励。张荫麟晚期文稿主要发表于此。
这期间，他对国民政府腐败政治近乎彻底失望。本来，他曾于1939年受到蒋介石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使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18。后在重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小住，受到政治部长陈诚礼遇，作有《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的小册子。但他随即发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便严厉地予以口诛笔伐。所作《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因言语激烈，不得不刊于死后，略谓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病症是瘫痪，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据说他最初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曾想拉拢他。后来，他“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又划分政治形态为“上同”的与“下比”的，而不是反动的与革命的。他倾心于表面“动乱”实质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而不是将统治者一人的臆见想方设法变为“全国一致的意见”。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发发牢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第一，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张荫麟认定价值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而从哲学上的一般价值观说到社会价值，就会必然引出历史的效益问题，涉及到制约史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读者。读者的重要性，可以在当代西方显学接受美学理论中得到说明。当然，张荫麟对读者的注重只暗含在其理论与《中国史纲》的写作里，需要我们将其“演绎”和“解读”出来。历史的社会价值，或者说历史的效益，往往取决和依赖于读者的接受广度和深度，因此，“读者”应该是历史学范畴之内的因素，不应排斥于史学之外，而最能引发读者积极接受或消费，从而使历史学能够“推销”出去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艺术了。艺术的感染力最强，艺术表现的人类精神风貌最亲切动人。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即不能伤害历史的科学性。张荫麟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就是能使一切最后的价值都得到和谐的发展，都并育而不相害的文化。”因此，一个健全的历史学，不但要求真，亦要求美。求美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就是如何运用历史学更好地为人民（读者）服务的问题。历史的艺术性问题，首先在价值问题上表现出来，在读者接受关系上表现出来。毋宁说，史学要想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必须具有艺术功能。
第二，张荫麟认为，客观历史本身是史学艺术功能的自然基础。历史的艺术性问题，实证主义史学家一般理解为仅仅是一个“装饰性”问题，因而无关紧要，地位较低。然而，在当代西方某些以诗化为特征的哲学家看来，这一问题决不仅仅是装饰性的，更主要的是“结构性的”，具有本体意义。张荫麟虽不如此极端，但也有此意。他说：“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明乎历史之美学价值，则史学存在之理由无假外求矣。”
所谓“无假外求”，是说历史本身无论其动的方面，或“静”的方面，原本“同是可为审美之对象”，“世界之壮观，足以陶瀹吾人性灵而开拓吾人之心胸者，不惟在其当前所展陈，抑亦在其过去之重构。”历史的客观美，是历史美学价值的自然基础。艺术哲学中的“模仿说”即以此为理论根据。历史本身就是艺术，他说：“历史者，一宇宙的戏剧也。”“对于过去世界之欣赏流连，固众人之所惊讶者也。”史家“所神游之乡，有以移其情而协其志”的固有本性，“过去吾国文人其于史界之美感觉特锐。此于旧日抒情诗中怀古咏史之多及词章中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之繁可见。”张荫麟能从历史本身的角度而主要不是从史家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的审美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高明的。他告诉我们，只要有历史，就会有历史的美，历史本身具有审美价值。张荫麟并且批判了轻视历史美学价值的观点，他说：
吾窃不解者，自来史家原历史之功能，为史学作辩护者，为说众矣：曰垂范以示教也，曰褒贬以劝惩也，曰藏往以知来也，曰积例以资鉴也，曰溯古以明今也。惟独不闻有以历史之美学价值为言者。不审彼辈史家，当其在尘篇蠹简丛中涉猎之余，曾亦一回顾其所闯入境界而窥见其中宗庙之美、百宫之富，如罗素之所发现者耶？
罗素在“历史作为一门艺术”问题上的“发现”，我们略去不提。张荫麟从客观历史本身立论，认为对历史美学价值的认取，其重要性“实与18世纪以来西方诗人对于自然之美发现同等。”“此发现实为吾人之审美经验开一无涯之境土。”如此开阔的见解，在近代史家中确为难能。
第三，张氏谈到了历史的隐喻问题，即艺术性的修辞手法在史学中的地位问题。他说：
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即狭义之所谓用典。此种修辞之技术若用之而洽切清新，明易不诡，则实足以沟通幻想或现实之美与史界之美，而予一意义以深远而丰富之背景。近人以典故为文病，相戒为用，此实一新式“塔布”，其由来则矫枉过正而昧于历史之美学价值也。
从隐喻的角度去谈论历史的美学价值问题，亦即是语言哲学或文化哲学的问题了。
当代西方的诗化哲学家已将隐喻当做语言的本质，这种不恰当的极端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过头来用更深刻的眼光去看待张荫麟的似乎很平常的论断。诗的语言是隐喻化的。从历史发展先后来看，诗的语言先于逻辑语言：先有非逻辑思维，后有逻辑思维。从语言结构的横剖面来看，诗的语言同样比逻辑的语言在发生学上优先：现实人的言语一般不考虑逻辑规范。这些全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问题在于，当逻辑的代替了非逻辑的，非逻辑的消失了吗？应该说它不但没有消失，而且通过艺术得到了升华与凝结。艺术就是诗，就是隐喻，就是语言的本质。倘若历史学也落在语言范围(符号是广义语言)之内，它可以抛开语言的本质吗？换句话说，历史学可以不讲究美学的价值吗？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张氏的历史隐喻思想，才是深刻的。他无非是说，语言的隐喻性本质注定了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当然，这里只是提供一个理解角度，至于隐喻是不是语言的本质，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以上三点是张荫麟论述历史也是艺术的主要根据。显然，还应补上艺术性的“想象”在历史释义中的作用一节，这在张荫麟看来也许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他在理论上对此却未予探讨，毕竟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