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流放是怎么流放的

古代判了流刑的人到了流放地以后处置方式：
犯人不可以离开流放地点，因为有人看押或因为环境离不开。犯人到了地区之后行动自如，但没有救援之类的，也逃不掉。只靠犯人自生自灭。
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刑罚。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将已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以对案犯进行惩治，并以此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

第一步 杖脊
官府断刑之后，杖击罪犯的背部。以常行杖，一般击打13-20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过九分。”在行刑过程中，很多人在这一步就已经人受不了死亡了，后来河北提点刑狱陈纲请命，将杖的重量统一规定为15两，后来又加规定“笞杖不得留节目，亦不得钉饰及加筋胶类”。
第二步 刺面
宋代的黥刺方法，以“烧炙涂药”而成，用金针刺之，所以在宋朝刺面也叫“打金印”。宋代刺墨的位置有刺面、刺额角和刺耳后的区别，哲宗元丰八年十二月癸酉的诏令中“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以方，杖以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得过五分”，这是史书关于北宋时期刺配最详细的规定了。而刺面的纹络也不一样，有的刺字有的刺图案，刺墨的深度也按照发配的远近有所不同。
第三步 配役
杖脊、刺字之后，就要“量地方远近”，将罪犯押送配所收管服役。宋代有司配有专人行使监送职

责，并对解送犯人规定了严格的交割手续和监押将校的职责，按编敕规定“配送犯人，须分明置历管系，候到配处，画时具交割月日，回报元配之处。若经时未报，即移文根问，若在路走失者，随处根逐，元监送人紧行捕捉。”也就是说：配送犯人，要做好相关的登记，送至配所之后要取得配所处的牒文回报原配之处，如路上犯人走脱，监送人要承担缉捕之职。在宋代，往南发配属于大趋势。

而被发配之后也不是完全的没有了希望，每个朝代都会有大赦。像是两宋就经常会有大赦的情况，一般2-3年会有一次赦免，如果赶上了，就可以回家团聚。比如大诗人李白，因为李磷发配到夜郎，一把老骨头了去了就甭想回来了，温和如杜甫也忍不住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走半路了，唐肃宗大赦天下，重获自由，九死一生的李太白又回来了！在船上作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篇文章应该叫《流放者的土地》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买了好几个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

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

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有那么多的朝廷大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这三个字成了全国官员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就像堕入一个漆黑的深渊，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噩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生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是，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由宁古塔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例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市（当时的尚阳堡）、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大舒服的部位了。

中国古代历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民间罪犯姑且不论，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时时刻刻晃动着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接受“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堂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以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朝廷如何杀戮一个行刺者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的花样，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部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成为人类以来百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

残忍，对统治者来说，首先是一种恐吓，其次是一种快感。越到后来，恐吓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则越来越多。这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毒素，扫荡着人类的基本尊严。统治者以为这样便于统治，却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础。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直到已经废止酷刑的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

现在可以说说流放了。

与杀相比，流放是一种长时间的折磨。死了倒也罢了，可怕的是人还活着，种种残忍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繁难了。

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道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连身边的孩子也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在史料中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其丈夫碍手碍脚就先把其丈夫杀了。流放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舂馀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

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和林黛玉，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都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画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股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

树上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

我们也见过很多心底明白而行动窝囊的人物：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那么，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有何种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

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会解释一下案情，但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反清斗士。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钩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与一大群受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科场案是针对科举考试中的作弊嫌疑而言的，牵涉面更大。

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Q正传》好读了。

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被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一六五七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士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

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

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

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统领的其他所有考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儿女一概罚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儿女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面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这二十个考官应该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居然不明不白地全部杀掉，他们的家属随之遭殃。这种暴行，今天想来还令人发指。

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缘由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排成长队。

这些考生的家属在长途跋涉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

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惯常心理逻辑。一切理由都没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从君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做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

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

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某种关联。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得惠至今。

在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还想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由于气候和管理方面的原因，流放者也有不少空余时间。有的地方，甚至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给了文化人一些微小的自我选择的机会。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替代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捡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想来想去，这种事情和行为，都与文化有关。因此，这也是一种回归，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回归。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叶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利用一切机会传授佛法。

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用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上文明的进步。

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留诸文字，至今仍为地域文化研究者所钟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桭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等等，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常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

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辛酸，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方面，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所起的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族，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

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就不错啦。

灾难，对于常人而言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文人而言就不一样了。在灾难降临之初，他们会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但在渡过这一关口之后，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文化意识有可能觉醒，开始面对灾难寻找生命的底蕴。以前的价值系统也可能被解构，甚至解构得比较彻底。

有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

流放者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上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捡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

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好不容易回来后却立即遭受贬谪。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宋廷有人来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

这种事例，使后来的流放者们陷入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的政治立场都消解了，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除时，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人，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但他却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都很值得敬重。例如，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

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因此是看不起仕清反被清害的汉族官员的。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

政敌不见了，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流放者之间的友谊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有一种特殊的重量。

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何况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非常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完全可以凭借往昔友谊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东北，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从杭州一路相伴到东北。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

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他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为此他愿意叩拜座座朱门来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以点头。

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因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那么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面对这个问题，我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让磨难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害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可以一变再变，甚至终身陷于囹圄，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又终究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刑罚的历史》

在远古时代，流放几乎等同于死刑，只是让犯人多了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受人憎恶的单身远行者，很容易成为捕猎者的目标。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猎杀被流放的人甚至还是一项受到鼓励的活动。

1579年英国起草了有关计划，让装备了帆船的舰队把大批的重犯带到船上，把时常制造麻烦的罪犯驱逐到更远的地方。

二十年后，一项允许把犯人运走的法律生效了。在伊丽莎白一世执政的最后几年，流放变得国际化了。英国犯人的流放目的地是一个世纪前哥伦布发现的美洲。

流放行动曾因几次战争中断了很长时间。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使数百名男女犯人的流放行程受阻。流放行动的另一个困难是，美洲定居者们已经不愿意再让顽固的罪犯到他们的土地上来，从定居者们的劳动生活看，他们已经不是罪犯了。种植园主们发现了比白人廉价得多的劳动力——从非洲送来的奴隶。所以从1775年起，再没有人愿意用英国罪犯做劳力了。这还是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事情。

美洲逐渐繁荣起来，跨大西洋的商业航行成倍地增加。从贸易方面讲，这是个好消息，但从刑罚方面看，这是个灾难，因为此时被流放的犯人发现回家比过去容易了。

流放期限分为7年、14年和终身。如果一个被判流放7年的犯人在期满前回家，被抓住后要重服14年的刑期。如果再次私逃，就要被绞死。但是绞刑的震慑力并不太大。

詹妮.迪佛尔，别名玛丽.扬，是一个高明的扒手兼骗子。她总是假扮孕妇，一双假臂放在大肚子上。她的手藏在衣服下面，伺机对毫无戒备的人行窃，所获金额十分巨大。迪佛尔最终还是落入法网，被捕后流放到弗吉尼亚。一到美洲，迪佛尔就从一个向她求爱的人那里弄到了盘缠，然后回到了英国。她在克雷夫森德跳下船，继续她的犯罪生活。再次被捕后，她被重新流放。但她又私逃回来，最后被捕，于1740年被绞死。

流放制度的另一个缺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露出来。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一段时间的海外生活能改造犯人的不良道德观，但实际情况证明结果正好相反。

亨利.西姆斯原本犯罪较轻，在被流放途中他从同船的犯人那里学到了公路抢劫的技巧。回到英国后，他把学到的理论付诸实践，在东南部地区袭扰路人，1746年被绞死。美洲似乎成了想当公路响马的人的精修学校。

殖民澳大利亚

美洲已经不再接受来自欧洲的流放者，而英国的监狱又人满为患，舆论一致认为英国急需另辟殖民地。

英国委派48岁的退役海军上校阿瑟.菲利普带领一支流放船队，前往澳大利亚开辟殖民地，菲利普将是首任总督。这支船队包括11艘吨位不大的船，船员由官员、水手、海军及其家属和736名男女犯人组成。这次航行历时252天，途中有48人死亡，其中包括40名犯人和5名儿童。

英国当局给流放者设计的生活方式是开荒种地，但地图只绘出了这块新大陆的一部分海岸线，内陆深处的情况无人知晓。他们的预定任务是务农，目标是自给自足，但是他们根本看不到政府所描述的草木丰茂的土壤和森林，那里只有劣质的杂树和浓密的灌木丛。海湾也无法保护船只免受暴风雨的袭击。一个官员写道：“如果我们被迫在这里定居，那么一年之内所有的人都会死去。”

断定巴塔尼湾不具备居住条件后，菲利普带领船队破浪北进，进入杰克逊港，这也就是后来的悉尼港。这里至少有新鲜的淡水，而且是个天然良港，尽管土地还是一样贫瘠。

船队经过开普敦补充的给养，足够他们在新南威尔士吃两年的。

但是畜禽很快被犯人盗食，或死于炎热。犯人们不具备最基本的耕作技术，而后续的补给船也没有来。

水兵、官员和犯人们日复一日地眺望海平面，得到的是月复一月的失望。直到1790年6月3日，第二支船队的先导船朱丽安娜号才抵达悉尼，但这只船因撞上了冰山，已经失去了人们期待已久的补给品。

人们对家乡音信盼望之切，并不亚于对面粉的渴望，后续船队终于让他们重新听到了国内的消息。但船队也带来了新的犯人，这使殖民地的口粮更显紧张。

犯人们的劳动极端繁重。他们像牛一样套着轭拉犁。当初流放美洲的犯人抵达目的地时，当地已有了人烟，澳大利亚则不同，犯人们不得不亲手建造每一间小屋、办公室和工棚。许多人在劳动时倒毙。

直到1792年，才获得了第一次实质性的丰收，饥饿的士兵和犯人终于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这一时刻，人们欢庆胜利。同年12月，总督菲利普带着两个土著人回英国。像以往一样，他坚信殖民地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殖民地开辟4年后，被流放7年的犯人得到了回家的船票，这等于是假释。再过6年，被判14年的犯人也可以走了。但被判流放终身的要等上8年。菲利普有意劝说其中一些人留下来继续建设殖民地，1792年，他向53名获释放的犯人授予了土地——尽管其中一部分人还是选择了用攒下的钱买船票回国。

地狱岛诺福克

在澳大利亚以东500千米处，在太平洋的滚滚波涛中，耸立着一座地狱般的岛屿——诺福克岛。它两次被用来容纳对大陆居民构成威胁的极度重犯，从那时起，它就成了野蛮、残酷和绝望的代名词。

总督菲利普到澳大利亚后不久，即派海军上尉菲利普.吉德雷.金带人到诺福克岛驻扎。因为如果想到澳大利亚建成大型海军基地，就必须控制这个岛。金在岛屿上建立了一套严酷的制度，对一丁点的犯罪也要施以鞭笞。而其继任者约瑟夫.弗维奥克斯少校更是变本加厉，许多已有的刑罚变得更加可怕，脚镣被做得更小，目的是让它嵌进肉里。隔离室设在一个地下水坑里，被禁闭的犯人浸在水中无法睡觉。

弗维奥克斯在1804年离任，那时岛上的状况已令人惨不忍睹。1810年，英国人决定撤出诺福克岛。四年之内，该岛恢复了荒无人烟的状态。

但诺福克岛的宁静只持续了十年。当英国政府决定为那些最凶顽的遭到流放的犯人找一个地狱入口之后，诺福克岛又迎来了囚犯和刑罚。1825年6月，第一批人回到岛上，当指挥官克罗耐尔.詹姆斯.莫里赛到达后，诺福克岛的噩梦真正开始了。

鞭笞的刑量被定为100下，而且须分段进行。行刑的工具是一种加重的特制刑鞭，称为“尾鞭”，一般带有利刃。受刑的人第一个星期先挨50鞭，第二个星期伤口快愈合时，再挨剩余50鞭。犯人背部和臀部的皮肉几乎被划成碎条。但他们得不到任何治疗，只能靠自然恢复——那滋味绝不好受，蛆虫叮附在伤口上，啮食感染的肉。鞭笞刑针对的罪过包括对长官无礼、拒绝工作、唱歌，甚至笑一下。

犯人们被铁链串接在一起，从早到晚劳动。他们的住处是一圈木栅栏，他们在里面饱受害虫、害兽的侵扰，最多的是大老鼠。他们没有刀叉，每天只能像狗一样吃饭。

诺福克岛上的苛政严刑使犯人们心中充满了怨恨，但他们绝对无路可逃，这个岛只有8千米长、4.8千米宽，确实没有任何可藏身的地方。但自由的强烈诱惑占据了犯人的头脑，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叛乱。这场灾祸在1834年1月15日早晨爆发了。犯人们攻击卫兵，并为同伴打开铁链。但因叛乱的计划不周密，枪响惊动了全岛卫兵。

骚乱平息后，卫兵们进行了报复性的惩罚。五个月后，威廉.伯顿法官来到诺福克岛，犯人的惨状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岛上的问题引起了悉尼方面的关注。

最初有35个犯人被判死刑，但伯顿法官立即给他们缓刑。他与总督磋商后，只有14人被绞死。当这些人得知要上绞架时，他们都感谢上帝让他们脱离苦海。而被判缓刑的人却流下了痛苦的泪水。

同前任弗维奥克斯一样，詹姆斯之所以恣意妄为，是因为他发现诺福克岛上除了毫无权利的犯人之外，再没有人能证明他的暴行。只有从澳大利亚大陆来访的人才会怀疑这里有公然的虐待，并提出一些批评。岛上的行政状况难以得到监督，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于是在1855年最终决定停止在岛上的活动。

不流血的断头台

正当英国人对流放殖民地的残酷性越来越憎恶的时候，法国开始意识到流放是一种不错的刑罚。

1852年，第一批法国人抵达加勒比海南部的魔鬼岛，它位于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东北13千米处。最初来的是患麻风病的犯人，他们在这个酷热的、丛林密布的小岛上度过余生。1895年后，健康的犯人被运到岛上。他们是被装进货舱里的钢笼子运到魔鬼岛的。这里的食物仅够勉强糊口。犯人被关在一圈木栅栏里，指挥官及其部下住在政府建造的舒适房屋内，岛上的其他地方丛林密布，面积约26平方千米。

热带丛林使人容易患上各种疾病，而在附近，短吻鳄和食肉的红蚂蚁成群出没。小岛周围的海域游弋着大批的食人鱼。逃跑的机会绝少，而惩罚的措施很严，逃跑者将被关进可怕的“圣约瑟夫囚室”，这囚室因残酷被称作“不流血的断头台”。

但有一个人决心要逃走。雷恩.贝尔班诺，1921年被送到这个岛上，眼前的一切使他惊骇不已。最初他和另一名囚犯一起做了一个木筏，在没有探路的情况下，带着木筏闯过恐怖的丛林，出了海。他们到达了荷属圭亚那，但被殖民地的荷兰警察抓获，并立刻被送回魔鬼岛。贝尔班诺在“不流血的断头台”里待了60 天，出来时虚弱得站不起来，几乎不能说话。但身体一康复，他就决心再次出逃。

这次他和另外几个亡命之徒造了一个独木舟。1922年圣诞节前夜，他们溜过丛林，乘上这条并不牢靠的小舟出海。结果没走多远船就出了问题。他们被困在了邻近的一个小岛上，断粮缺水，逃跑再次失败。指挥官认为“不流血的断头台”已不足以惩罚贝尔班诺，于是罚他到查维营做苦力80天，那是一个疟疾横行的矿场。80天后他竟活着回来了，非凡的耐力让指挥官大为惊愕。后来他又进行了几次未成功的逃跑，因此成了一个名人。 本文 摘自文学城
www.wenxuecity.com
当一个美国电影制片人到岛上考察监狱状况时，贝尔班诺向他透露了很多内情。这位囚犯最终成功地逃脱了铁窗。那次，他和几个人掘了一棵树，用树干做成独木舟，驶往英国控制的特里尼达。1935年3月2日下水后，他们在海上漂流了两星期，在几乎绝望时，海水把他们冲上了特里尼达海滩，那里距离魔鬼岛1120 千米。他们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庇护。

贝尔班诺唤起了法国人对魔鬼岛上惨无人道的状况的关注。1938年，这个流放营终于被关闭。

被流放的罪犯生活的很痛苦，每天要走50里路，中间还不能停歇，而且还会被押解的士兵凌辱。

通过劳役创造一些财富，可以获得一些食物，这样就可以生活下去了，但是这样的生活非常的艰难。

被流放的人，如果之前在江湖上是个人物，负责押送你的人会照顾你，但如果只是个普通人，那就自生自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