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张居正，你如何避免“没身之后，名秽家灭”的命运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张居正一死标志着万历改革的终结。人走茶凉，很多言官和之前的对头，立刻将矛头对准张居正，雪片一般的弹劾奏章，飞到了万历的办公桌上。

万历皇帝随即下令，剥夺了张居正上柱国、太师的封号，只要是张居正提拔过的官员，全部被贬斥或者罢黜。张居正的家也被封了，不允许进出，等到开门的那天，发现张家人中已经有十几个人被饿死。

张居正的家被抄出十多万两白银，一万两黄金，长子张敬修忍受不了严刑拷打，最终自缢身亡，张居正本人险些被刨棺虐尸。这大致就是张居正的结局，不仅是晚节不保、名声扫地，家人也是死走逃亡，极为悲惨。

作为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他那么到底错在了哪里呢？

一、张居正对万历要求太严格，导致万历生出逆反心理

张居正死后，决定他死后命运的就是万历，只要万历捧张居正，那么张居正就不会被抄家，如果万历恨张居正，那么张居正就不会有好下场。

万历皇帝十岁即皇帝位，在这个年龄是无法处理国家政务的，所以需要有人扶持，辅助万历皇帝的便是李太后和张居正。李太后本身对万历就很严厉，慈母多败儿，李太后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错。

史料记载“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

万历皇帝正值年少轻狂，难免干出点荒唐事，一次，万历皇帝在西城曲宴喝酒，让侍从唱歌，侍从不会唱，万历就拔出宝剑要杀人，好在旁边人劝说，才割了侍从的头发以示惩戒。

这种事在历代王朝都司空见惯，并不稀奇，但被李太后知道后大怒，不仅告诉了张居正老师，还要求万历皇帝长时间跪在门前，数落其过失。

一个人长大之后的性格，和其童年时期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张居正官居内阁首辅，位高权重，而他原本就是万历的老师，于是对万历的教育常常是极其严格。张居正想培养出一名贤德的君主，但其做法有些过分。

一次，万历在学习中读错一个字“勃”，张居正当中众臣的面，大声吼叫万历，万历被吓得瑟瑟发抖，就连旁边的大臣们都面露惧色。严师出高徒，但这条真理在万历身上不太适用，年幼的万历被管教太过严格，以至于性格发生扭曲，从后面的万历怠政可以看出，严苛的教育反而害了万历。

正是由于张居正的“暴力”，导致万历生出了逆反心理，等到其亲政前后，逐步领悟到这其中的问题，既然他万历是皇帝，是九五之尊，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呵斥他，张居正官职再高，那也只是个臣子，哪里有大臣呵斥天子的道理？

于是等到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开始展开疯狂的报复，比如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居正是希望培养一个合格帝国继承人，却培养出来一个怠政狂人。

二、张居正得罪了不少朝廷大臣

张居正要改革，就必定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史料记载“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给事中余懋学请行宽大之政，居正以为风己，削其职。御史傅应祯继言之，尤切。下诏狱，杖戍。”

明朝的御史好比中央特派员，到了地方上那可谓是风光无限，御敌到了地方就像钦差大臣，正是因为权力较大，御史们经常欺辱地方抚臣。为此张居正要严加整治这不良风气。有些人为某些御史求情，张居正一律予以重罚，不是下狱就是罢官发配。

张居正当政期间，那些不服气的人也只能忍气吞声，毕竟张居正太强大了，强大到他们根本惹不起，而张居正一旦去世，那便是树倒猢狲散，于是大家一起落井下石。张居正在整顿吏治方面并没有做错什么，这些都是为国家着想，但在有意无意间得罪了大量官员。

如果张居正去世之后，没有人弹劾他，那么张家人的下场也不会那么悲。然而，要改革就不可能不得罪人，改革代价就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创造出更大的利益。在万历前十年，张居正形象是光辉、伟岸的，国库、粮草充足，一改前朝旧势，明朝焕发出新的活力。

正是由于张居正的改革，万历才有了怠政的资本，否则大明王朝的灭亡可能还要提前。

三、张居正的生活腐化问题

张居正不同于海瑞，海瑞刚正不阿，从不妥协，而张居正则不同，在尽心竭力治理国家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享受生活。

戚继光是抗倭英雄，但也是张居正的左膀右臂，戚继光曾给张居正写信，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并经常给张居正进献财物、美女、珍宝。张居正被抄家时，还是被抄出不少钱，可见张居正还是有很明显的生活作风问题。

据说，张居正有一顶巨大的轿子，需要三十二人才能抬起来，这轿子内部不仅有办公区，还有休息区、卫生间等等，另外还有两位侍从，张居正从京城到江陵丁忧，就是坐这顶巨无霸轿子回去的。其中的张扬、炫耀之感，可想而知。

张居正自己享受奢侈的生活，却一直要求万历要勤俭节约，等到万历亲政，发现原来张老师这么有钱，这跟他所受的教育形成巨大反差，在万历眼中，张居正就是个不称职的老师。于是乎万历一怒之下，抄了张居正的家。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朝廷重臣，为了大明的江山尽心竭力辅佐了十年，可以说是凭借自己的一已之力就创建了万历的新政策。但是因为作事过于急躁，触犯了许多高官贵族的利益。而且独占政权、贪污腐败，让皇帝敢怒不敢言。因为生前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在张居正死后竟然无人替他说话，以至于他死后还抄了他满门。

张居正年幼时十分的聪明，二十三岁就考中了进士，后来进入翰林院当差，被当时的重臣徐阶看中，在徐阶的扶持和帮助之下，在朝廷上混得一帆风顺。于是看到当朝高官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和皇权和政治的冷漠让他觉得如履薄冰。大明在张居正和高供的合作之下，大明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时期。隆庆帝逝世之后，还不到十岁的万历帝上位，但是高拱被贬回老家，而张居正升为内阁大学士。从此张居正的时代就来到了，他独揽政权，当时的万历帝就是一个傀儡君主。

张居正独揽大权有十年之久，不过这十年是大明最鼎盛的时代。可以说是因为张居正一个人的力量就把大明朝从颓废的时代拯救了出来，才会有大明的兴盛。但是张居正当政时的改革只是在原来的变革中加以修改才让制度更加的完美，而由于张居正本身没有地方做官的经验，做事十分的鲁莽，得罪了许多人，所以在他死后也没有人为他求情。而且张居正一面教育万历帝要勤俭节约，自己却生活腐化之极。在抄张居正的家时，万历帝看到他家里面生活奢侈、腐败，十分恼怒，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和嘲弄。

张居正虽然善于谋事，但是不善于谋人，为人又工于心计，没有深谋远虑，贪污腐化、独揽明朝政权达十年之年，让万历帝觉得权利受到了威胁，正因为这些原因让张居正最后变成了千古的罪人。但是不否认的是张居正为大明的江山所做出的贡献。如果没有张居正，大明朝的后期也就不会兴盛。所以敦是敦非，不能枉加以评论。

提到张居正，这位明朝中后期中流砥柱般的人物，很多人都会为他感到扼腕叹息。因为作为大明的中流砥柱，张居正面对经历了宦官弄权、奸臣当道、主上昏庸、边患迭起的大明，毫不畏惧，勇往直前，历十余年而遏制了宦官，清明了吏治，安定了边防，主上（隆庆皇帝和万历皇帝）在他的教导、督促和约束下也展现出了励精图治的态度与风范。对于几乎亡于嘉靖和严嵩之手的大明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于此同时，张居正又是一个悲剧英雄，死后的张居正遭到了全面清算，其努力改革的成果也在如洪水般的声讨中付之东流。大明朝从此走上了万劫不复的不归路，再也未能展现出任何好转的气象。

为何曾任首辅十年的张居正会有次经历和遭遇？其死后身败名裂又是否可避免呢？很遗憾，这一切就好像是张居正的宿命，无法避免。原因有二：

一、5岁识字，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秀才，13岁参加乡试，16岁中举人，23岁考中进士??年少时即在科举上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张居正在入仕后可谓是胸怀大志，又加上此时朝中重臣，日后升为首辅的徐阶的赏识和提拔，张居正的仕途可谓是平步青云,数年后即成为首辅，总揽军政大权。这样的地位，对于将儒家行为标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准则的儒生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修身齐家”平常也可以做，但是“治国平天下”则必须登堂入室，部分或全部掌握国家机器的操纵权。而对于自幼被冠以神童称呼的张居正而言，他很幸运也很自然的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于是，面对经历了宦官弄权、奸臣当道、主上昏庸、边患迭起，此时已风雨飘摇的大明，张居正开始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隆万改革。

毫无疑问，改革在权倾一时的张居正的主导下顺利展开了，大明朝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朝野清明，吏治廉洁，边境安定，主上英明。但此时的张居正却犯下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成为了他日后遭到清算时最主要的把病，这就是张居正虽然有着和清廉到变态的清官海瑞同样的理想，但却没有海瑞极致到变态的清廉。要求治下官员清廉的他自己却极为铺张浪费，其出行排场和日居消费甚至超越了万历皇帝。这种明目张胆的僭越行为，在被改革触动了利益的官员看来，无疑是既好气又好笑。好气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对手却嚣张跋扈。好笑的是，张居正的如此所作所为无异于自掘坟墓，到时候只要落井下石就可以出了胸中这口恶气。果然，在张居正死后，事情就向着这“又好气又好笑”的方向开始发展，并一发不可收，形成了不仅针对张居正，同时也逐渐扩大到所有官员的仇报仇来冤报冤的恶性抱负打击与斗争排挤。使得刚刚清明些的大明朝野立刻变得乌烟瘴气，并从此一蹶不振。

对于公务繁重需日理万机的张居正而言，适当的犒劳与享受本无可厚非。可明知如此放纵自己奢华享受后患无穷，但还不加遏制，这便不是儒家教育所能解释和解决的了。因为不同于仁义道德，此时的张居正面对的是自己的人性。而人性生而如此，除了海瑞，张居正实在找不到第二个让自己如苦行僧一般断绝物质享受，清苦度日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在张居正意识到后，便很快将之调出了官场，离开了自己的视线，眼不见心不烦。

二、明朝以儒家思想所认可的行为规范要求官员的言行，从而形成了专门攻讦官员行为不符合儒家规范，或者以此为借口进行政治攻击的文官集团。时值隆万改革年间，文官集团的斗争与发难已是无所不用其极般的严密，任何不符合儒家行为规范的行为都会受到严格的打击与惩罚。正是在这种打击与惩罚的保证下下，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儒家规范，符合一千年前孔孟所推崇的方式，所以这种事事朝前代看的思维方式便如一个金箍一样，箍住了发展的思想，箍住了改革的勇气，箍住了为天下百姓寻找更加美好生活的机会与可能，而使得天下百姓始终处于温饱生死的边缘，拼命挣扎。

所以，虽然张居正的改革为民为国，但时代并没有给予张居正胜利的可能性。因为改革不符孔孟之道，只有“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的孔孟之道才是孔孟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样的孔孟之道保证了富人的财富不受侵占，而贫者则必须乐于接受自己的贫穷。这是身处统治阶层的文官们一致的认识，包括皇帝在内。所以假皇权名义施行改革的张居正无疑实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一个人企图薅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起来一样，张居正做不到，也没有人做得到。因为改革是为了巩固国基，而不是动摇国基，但此时此刻，动摇国基的因素正是国基本身。所以说，这样的改革便是在向宿命挑战，毫无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