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于二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秦是什么阶级的代言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每当人们想借助简练的诗句来痛斥秦始皇的野蛮，或者嘲讽秦朝万世美梦的可笑时，这首唐代章碣的总会成为第一选择。我们先看看它的字面意思：

竹帛燃烧的烟雾散尽不久，秦始皇的帝业就化为虚无了；

牢固的函谷关与黄河天险，却也锁守不住始皇的故国旧居（也就是关中地区）。

灭亡秦国的刘邦和项羽，可都不是读书人啊！

这首七言绝句强就强在，虽然只有寥寥四句，却每句中都包含了巨大反差，以层层强化的矛盾对比，体现了秦始皇举动的可笑、秦朝覆亡的戏剧。本诗作者显然是想表达：通过野蛮手段来禁锢思想，妄图依仗天险来巩固统治，压根没有找对方向，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

那么，秦朝灭亡真的与（以及坑儒）有必然联系？有关联，但这并不是关键。

与坑儒的爆发，确实与强化统治有关，起因于公元前213年的一次宴会。当时秦始皇正大设酒宴、君臣同乐，一众大臣纷纷上言溜须拍马，其中，周青臣说的特别好：“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也就是化诸侯国为郡县，终结了各国间数百年的战乱，从此可以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但来自齐地的“博士”（朝廷供养的大儒）淳于越却大泼冷水，公然唱反调。他认为，商、周两朝之所以能延续千年，分封子弟与功臣是关键，如今秦始皇的子女都跟平民百姓没什么两样，失去了藩蔽的秦朝，极有可能命不久矣：“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因此，他强烈主张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

鉴于淳于越的话虽难听，但目的还比较正能量，秦始皇下令让朝臣对此进行讨论（也许只是做做样子、堵住儒生之口）。秦统一六国的大功臣、郡县制的忠实拥趸李斯火力全开，他认为，如今天下一统、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各阶层各司其职、该干啥干啥；但这些儒生却无视现实情况，一味复古、非议当下，随时随地妄议朝政、蛊惑人心。长此以往，必定会“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即帝王权威被削弱，大臣们结党营私。

最终的结果，除了朝廷供养的70位博士之外，其他人手上的《诗》、《书》等一律上缴焚毁，医药、占卜、种树等技术类书籍不在此列。

也就是说，儒家经典著作，只能朝廷留存，民间不得私藏。这一政策的目的，李斯已经说得很清楚：杜绝与官方法家理念相冲突的儒家思想蛊惑人心、破坏思想统一、制造混乱，从而影响政权稳定。

坑儒，则源于燕人卢生等人毫无职业操守，他们收了秦始皇钱财，却不替其消灾；本来拍着胸脯答应替其寻求长生不死之术，扭头却在背地里对其大肆嘲讽，吐槽点大致是这些：

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贪於权势...

核心思想有三点：秦始皇专权，任用执法的官吏，对于儒生则供起来不用。看得出来，对于儒生不能受重用这一现实，卢生等人愤愤不平，甚至不惜得罪当今皇帝。这些人虽为方士，但其所学的知识、交往的人员，都与儒家脱不了干系。

得知这些欺诈分子携款潜逃并且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愤懑的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城大肆搜那些与他们有往来的儒生、方士；而这些读书人根本受不了皮肉之苦，互相供认，一共牵涉了460多人，“皆坑之咸阳”，以杀鸡儆猴。替这些人说情的公子扶苏，也被嬴政派去了对阵匈奴的前线。

如果仅看坑儒事件，很容易得出“秦始皇排斥儒家”的印象，但这一观点并不成立。

首先，秦始皇信任法家合情合理。毕竟支撑秦国变成秦朝的，是通过商鞅变法确立、并被上百年实践证明了的法家体系，而非向来难以进入各大诸侯视野的儒家思想；

同时，秦朝的文武乃至官员、百姓，也都是在这一体系下，通过功劳、政绩争取到了自己应有的待遇，他们称得上是原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且这是相对公平的渠道；

其三，在天下统一后，秦始皇并不排斥儒家。他曾借用儒生所推崇的那套礼仪，来包装、巩固自己的皇权。《史记》与《资治通鉴》都记载，秦始皇“召集鲁儒生七十人，议封禅”，这70个人，就是后来秦朝廷供养的“博士”；而后来在刘邦命儒生制订礼仪时，也基本上沿用了秦朝时的套路：

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

秦朝之所以灭亡，并不是由于跟读书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一项全新制度在推行过程中，面对了传统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

秦国灭亡的实质，是在改革矛盾总爆发后，原有旧阶级发动了全面反扑

在我们印象中，秦始皇是暴君的象征；但实际上，在对待旧时既得利益者的方式上，秦始皇跟残暴不沾边。

一般而言，后世的大部分开国君主，首先会在战争中消灭大量原有的既得利益者；接下来，会通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除掉对政权有威胁的功臣；第三步，则是扶植起新的职业管理人、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以期通过这一系列“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政权的更新换代。

但这些套路，秦朝都没有。一统六国过程中，除了将少部分深仇大恨的勋贵杀害外，各国的原有贵族阶层，大部分都被保留了下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阶级特权被剥夺了；在秦朝的军功爵制与郡县制下，靠着出生就能享受荣华富贵的时代被终结了。

如果说有新既得利益阶层的话，那就是为秦朝做出了贡献的功臣们，如李斯、蒙恬、王翦家族等人，除此之外，就是遍布郡县的各级官员们。但实际上，相对于春秋战国时代而言，这些人并没有特权，一不小心，丢掉爵位、职位也是大概率事件。比如在公元前213年，秦始皇“谪治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筑长城及处南越地”，也就是把失职的官吏发配到长城和岭南。

那么，原有六国的遗老遗少对这一情况作何感想？其实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从项梁、项羽叔侄，以及张良的言行可以推测一二。

而秦始皇在位期间，南征北讨、修补长城、大兴土木，既有稳固国家安全的原因，也有消耗民力、避免六国生事的考量。但新的官僚体系的形成、百姓对新制度的适应接受，客观上需要较长的时间；当初商鞅变法，以极度血腥的手段，尚且耗费了十余年；此时秦国的方案要推向全天下，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胡亥的意外即位，打破了脆弱的平衡，陈胜振臂一呼聚集起数十万农民军后，最高兴的不是底层的百姓，而是东方六国的勋贵：魏王魏豹、韩王韩成、赵王赵歇、齐王田市、楚怀王熊心陆续登场，熟悉的姓氏、熟悉的配方；陈胜死后，秦末农民起义已经彻底成为东方六国的集体复辟，天下格局再度回归为六国抗秦。

这像极了当初六国合纵对抗秦国的场景。但不同的是，此时的秦朝君主，远远比不上当初的秦国君王；此时秦朝的制度，已经被胡亥本人破坏殆尽，人心丧失的秦朝军队，远非当初的虎狼秦军；再加上冒出了项羽这么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大神，秦朝的灭亡也就板上钉钉了。

西汉的成功，在于利用后发优势，对阶级进行清洗，建立了新秩序

而出身于秦朝底层官员的刘邦，则就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训，他的手段，完全可以被视为开国君主的模板：

第二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将帮助自己战胜一众敌人的功臣们清除殆尽，而且是功劳越大、死的越惨，在垓下围攻项羽、后来被封王的三大名将：韩信、英布、彭越，一个比一个杯具。而其他的异姓王，则也逐渐被以各种名头除掉。

第三步，野心小、威胁弱、善于自保、出身不显眼的萧何、张良、陈平等功勋，要么继续俯首帖耳，要么自我隔离、逐渐淡出新的统治圈。

大咖们被收拾干净后，其他那些出身普通、依靠功劳出人头地的小咖们，就成了西汉王朝的新兴既得利益阶层。

那么，那些在秦朝时不被重视的儒生的地位如何？应该说，比秦朝时好了很多。

打天下时，刘邦一切从简、“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对待战友们没什么架子；而此时，对于手下群臣大呼小叫、没规没矩的德性，则逐渐深恶痛绝，史称“帝益厌之”。

这时候，轮到儒生们上场了。先后为秦始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服务过的齐地大儒叔孙通，也就是被后世的司马迁尊为“汉家儒宗”的那位，为新老板刘邦想出了以下的主意：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指望儒家帮忙打天下、“雪中送炭”很难，但让他们协助守天下、“锦上添花”则再也合适不过了。事关切身利益，原本打心底里瞧不起儒生的刘邦，此时也变了态度：可试为之。

公元前200年春，按照儒生们设计的规则，汉高祖刘邦大会文武，出警入、大列仪仗，群臣按级别依次觐见。从来没有领略过这种架势的文武大臣们“莫不振恐肃敬”，以至于以原本大大咧咧的刘邦，发自肺腑的感叹：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也侧面证明，此时的汉朝庭上下，与秦时相比已经彻底大换血）

我们都知道，汉随秦制，“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汉初大量酷吏的涌现，侧面证明了“严刑峻法”是当时的常态。与秦朝相比，不同的只有两点：

其一，利用后发优势，在楚汉相争以及后续的平乱事件中，彻底解决了秦始皇当时没有解决的阶层更新换代问题，消除了旧贵族的影响力；

其二，对于老百姓，受限于“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导致的极端困弊局面，不得已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暂时抛弃了秦朝时的高强度徭役。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确立，标志着通过百年的摸索，大一统王朝终于找到了适合新秩序的思想套路。毕竟这一体系的本质，是“外儒内法”而已，就像汉宣帝所说的那样：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后世的王朝也一样，每次的改朝换代，就意味着新一轮的阶级洗牌与换血；少见的和平迭代，后果大多也是一地鸡毛。说白了还是一个词作祟：利益。

秦始皇无人可比的两大历史功绩：一是国家凝成；二是民族融合。国家凝成，体现为秦一统天下，结束了封建诸候割据状态，实行郡县制，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千载犹行秦法政。民族融合，体现为南蛮、东夷、北狄、西戎的广土众民，成为汉民族，并通过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加深民族融合，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家分裂，使统一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统一中国是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此后法家政治权力思想和儒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联镇整合维持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

然而，秦却国祚短促，何也？后世皆认为，商君之法，使秦食足兵强，以威力吞并六国，成就帝业；秦政之失，在于严刑峻法，吏治深刻，赋敛无度，仁义不施。对此，诸史家之言，繁衍丛脞，常常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威力可以吞并但不可以守成，而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却依然行急政、施峻法，秦二世更是变本加厉，这是秦朝覆亡的关键所在。

行急政和施峻法，确实是秦亡的重要原因。秦朝法网严密，名目繁杂，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以法律规范社会生活和调整利益关系，本身是一种进步，但若与行急政紧密结合在一起，则成了恶法。秦始皇最大的败笔，在于行急政，徭戎繁重，赋敛无度，超出了百姓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一方面行急政，一方面法网严密，所以，黔首不堪重负，必然触犯法网，为逃避法律制裁，遂出现了“群盗满山”“啸聚山林”的现象。秦二世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二世、赵高、李斯之流，劳民更烈，又践踏法律，实行督责术，迷信严刑峻法，滥杀无度，残贼天下，从官吏到黔首摇手触禁，战战兢兢生活，奋起反抗成必然。

从表面上看秦亡于行急政和施峻法，但却不是秦亡的根本原因，长期的土地兼并和残酷的地租剥削，是农民贫困、破产的根源，也是秦朝败亡的根本原因。

从战国到秦统一，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确立的时期。商鞅变法肯定了土地私有化的合法性，并促进了它的发展。王翦伐楚前向始皇请“美田宅园池”，说“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这说明置私田并不违法。不为封君，也可以拥有私人土地。

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是土地兼并和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加强的过程。司马迁说：“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愈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秦统一之初，仅迁之咸阳一带的豪富竟然有十二万户之多，是有一定社会根源的。

秦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制在统一的国家中，获得了合法地位，这应当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确立的标志，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兼并。陆贾说：“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纬之色，以乱制度。”《盐铁论》则说：“始皇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筑道旁。”都说明了阶级分化和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

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军功爵制，一切以有无军功和军功大小来划分社会等级。军功与爵位相应，享有土地、房屋、钱币、庶子乃至“赐邑”、“赐税”等经济特权。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制和军功爵制，出现了大量的贫弱农民：一是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包括“耕豪民之田”而“见税什五”的佃农，“为人佣耕”如陈涉者的雇农，类如仆人的庶子等。庶子也称弟子。《商鞅。弱民》：“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按秦律规定，一为弟子不得随意改籍，只能世世代代作为依附农民。二是地主、贵族、商人私家役使的私奴和隶臣妾、刑徒等官奴。三是游民，秦官方称“游士”，他们中间有失去土地，贫无立锥之地，到处流浪的农民，以及散兵游勇、没落的旧贵族。

上述三类贫弱农民称作闾左，是依附、服务于地主的，按常规是不服徭戍的，但因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修宫殿，造陵墓，筑长城，辟驰道，兴水利，劳民甚烈，仅防御匈奴，就“发天下丁男，以守河北，暴兵露师十有余年，……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秦二世时又变本加厉，徭戍更为沉重，中产阶级遍征无遗，故而“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但仍然无法满足徭戍需要，所以只能“发闾左之戍，收泰半之赋”，进一步加剧了对底层民众的剥削和压迫。由于吏治深刻、赋敛无度，国家出现了摇手触禁，黔首穷愁，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群盗满山的可怖局面，终致义军纷起，秦至二世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