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不少人对清流党评价较低

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渐形成，清统治集团也呈现明显的分化。除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抗争，清流派的出现使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更加扑朔迷离。

清流派，又名清流党，晚清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大臣，主张对外强硬，因特立独行，不苟随时俗，同流合污，故名。以敢言著称，同光间烜赫一时。

慈禧太后褫夺奕䜣议政王之后，于同年底把内阁学士李鸿藻派入军机，用以牵制奕䜣。李鸿藻虽以帝师身份兼任军机大臣，但他在军机处内势单力孤，便拉拢大批的御史、翰林、文人学士作为心腹，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李鸿藻为清流领袖，也为清流派的靠山。

清流派党徒甚众，当时有“四大金刚”和“十朋”之说。“四大金刚”，即“张之洞、张佩纶、吴大澄、陈宝琛”。“十朋”则为“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陈宝琛、黄体芳、张观淮、吴大澄、刘思溥、吴可读、邓承修等。”

清流党人自视清高，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不断评议朝政，纠弹权贵，抨击洋务派，形成了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慈禧太后为了遏制奕䜣等人势力的发展，也放任清流议论时政。

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流派不同于洋务派和顽固派，却又能在两派中间不断发展壮大，除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外，与清流派自身的特点也不无关系。

清流派内部在对‘器’的认识方面虽然存在着鄙视洋务与倾向洋务的思想冲突，但是全体成员对‘道’始终保持着统一的思想意识。这就是说，清流派文化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儒学体系。所以，清流派的文化观是‘道’、‘器’皆不变（顽固派）和变‘器’不变‘道’（洋务派）两种文化观混杂后的又一种形态——‘道’不变、‘器’可各有选择。

清流派主张‘道’不变，强调儒学的文化正宗地位，‘维正道’论在其文化观中起着核心作用。然而，他们对‘器’的认识却远不如顽固派或者洋务派那么直截了当。顽固派坚持‘器’决不能变，洋务派主张‘器’不可不变，清流派则表现出在对‘器’可各有选择的总体形态之中，包含着既倾向于洋务又恐惧被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顽固派斥责为离经叛道的矛盾心理。

清流派的文化观正是顽固派和洋务派各自文化观能够在一个群体内得到认可而暂时共存的一个特例。

清流派曾与顽固派一样，对洋务派进行多方指责，说“自咸丰以来，无年不为洋务，无日不讲自强”，结果却是“事阅三朝，积弱如故。”

他们也抨击洋务运动中的各种腐化现象，指责福州船政局“虚靡多而实效少”。但清流与盲目排外、拒绝一切外来文化的顽固派在西学观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清流派称羡西学，“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

他们赞同洋务派顺乎西学东渐的潮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实现中国船坚炮利的设想，却又因洋务派在对外交涉中的妥协退让和洋务运动的收效甚微而对洋务人物多有抨击。只能说，清流派是与众不同的一个派别。

在统治集团中，清流派与其他派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属于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有自身特点的政治派别，主张改革内政、整肃纲纪、反对列强侵略。同光之际，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清流派均通过舆论参与其中，甚至发挥重大作用。

清流派对封建统治起到了整饬纲纪、改革弊政的作用。同光之际，腐败势力盘根错节，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加之外患，边疆告急，情况尤为严重。面对这种局面，清流派以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自居，表现出不畏强御、不受任何权贵羁绊、敢同邪恶势力斗争的一面。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纲常法纪的卫士，清流派不仅弹劾一般官吏的贪赃枉法，甚至连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在他们的“监督”之下。

同治末年，慈禧太后不顾民力财力，强行重修圆明园，即因御史台谏及王公大臣的反对而被制止。光绪六年，又发生了慈禧太后偏袒宦官，重治护军的“午门案”。光绪六年中秋前夕，慈禧太后派小太监李三顺给醇王福晋送食盒。太监出宫办事，按例不能直出午门。然而他们骄纵成性，竟不顾规定，直冲午门而去，被值班护军阻挡。李三顺盛气凌人，护军亦是满族贵族，双方遂发生口角。李三顺向慈禧太后诬告禁御藐抗懿旨，慈禧大怒，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处死肇事护军。奕䜣、李鸿藻等虽持异议，但怕得罪慈禧，不敢公开表态。这么一件小事，一时竟成“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的局面。此时，清流中坚张之洞、陈宝琛上疏抗争，指斥李三顺违反宫廷禁例，咎由自取；惩罚护军，既违祖训，亦有悖情理，要求宽免护军裁抑宦官。慈禧太后为其所动，对清议也有所顾虑，同时觉得为此杀掉几个满族护军也有点太过，遂改下懿旨，从轻发落，并将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罚首领太监月银六个月。清流最终得以挽回已定之局，显现了其不凡的风骨和对朝局的影响。

对外强硬是清流派外交思想的主要特色，他们往往慷慨陈词，以强硬态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对清政府的外交产生影响。

光绪四年，清政府开始就伊犁问题与俄国进行协商，清流派对此十分关注。次年，清政府全权大臣崇厚在沙俄的胁迫愚弄下，擅自与俄国代理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中国名义上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还要赔款500万卢布。消息传来，国内舆论大哗，清流派对此尤为愤慨。

李鸿藻作为军机兼总署大臣，在廷议时力主废约。黄体芳、张之洞也连番上疏，坚请诛杀崇厚改约备战。他们还屡斥军机处畏葸因循，顾和而不顾战，坚决支持和响应左宗棠关于抵抗沙俄侵略并准备自卫战争的呼声。清流派的这些言论对清廷制定对俄交涉的新方针，对曾纪泽的改约谈判，都起了一定的制约和鞭策作用。最后终使崇约得到修改，挽回了许多利益。

清流派对外强硬还体现在中法战争中坚决主战。早在法国入侵越南之时，他们即提出要防患于未然，坚决反对姑息迁就。指出中越两国唇齿相依，“我不护越，则滇、越危矣！”因此应该存越固边，援越抗法，绝不能将越南置之度外。为使最高统治者坚定信心，对法宣战，清流派还大力宣扬中国能够战胜法国的有利条件，可谓用心良苦。

清流派作为同光之际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的产物，始终以自己的立场议论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他们的主张及活动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流派与洋务派、顽固派既相融又相斥的微妙关系，更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

每个时代都少不了清流党人，这帮人，虽然位居高位，学富五车，博学多才，但是没有实际的政治军事操作经验，经常站着说话不腰疼，说的客气一点，都是纸上谈兵的主。尤其是当国家遇上大难的时候，这帮人总是第一个跳出来喊打喊杀，但战争真的来临时，这一帮人只会找个战火打不到的地方，蜷缩起来当缩头乌龟，当乌龟也罢了，还闭不上那张烂嘴，非要掺和一把才过瘾。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北洋海军的头领李鸿章一再上书皇帝和慈禧太后，这仗打不得，因为他很清楚，自1889年北洋海军建立以来，仍然是原来的22艘战舰，最先进的战舰清政府没有买过一艘，炮弹也没有多买一颗。而此时的日本从天皇到下面的妓女都在捐钱购买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都在为战胜中国变得上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志气正锐。中国的北洋水师，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士兵士气上来看，都不能与日本轻易开战。

但清流党人可不顾这些，以大学士李鸿藻、帝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开始叫嚣着跟日本人决一死战。翁同龢作为财政部长，手把着钱袋子，李鸿章早就将紧急拨款海军军费的折子递了上去，皇帝早批了，但是三年过去了，这笔钱仍然没有到账，没有钱这仗怎么打？国难当头，翁同龢却只记私仇，李鸿章曾将其兄弟翁同书因玩忽职守而斩首。最终战火还是烧了起来，原先叫嚣着打仗的那些清流都成了缩头乌龟，真正处理战争失误的只有李鸿章一个人。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淮军部将打了败仗，清流党人就开始造谣污蔑，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在朝鲜战役当中，虽然淮军把平壤给丢了，但是在整个平壤战役之中，淮军将领卫汝贵的指挥作战可圈可点。清流党人去污蔑他军纪败坏，观望不前，不战而逃，克扣军饷，最后他被叶志超斩立决。事后调查，清流党人给卫汝贵扣的这些帽子全不是事实。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的前线总头领，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一直在前线冲锋陷阵，却被清流党人污蔑成搞了一间密室，妻妾成群，把酒言欢。更可恶的是他们居然诋毁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要取日本天皇的女儿，要成为日本的女婿。这帮清流党人是在用其卑劣的言语杀掉垂死的中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