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和富弼从少年到老关系如何发展的

在朝中，他运筹帷幄，提携后辈，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忠于职守，勤政爱民。

韩琦很早就可以自立，而且志向远大，学问特别好，他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这一点特别受百姓欢迎。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了抵御西夏、宋辽议和、庆历新政等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朝中，他运筹帷幄，提携后辈，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忠于职守，勤政爱民。

是一个非常自立，有远大抱负，忠心于他自己的国家，并且把自己的理想全都实现的人。

他从小生活在没有父爱的家庭中，非常的有想法，长大以后从政了，在官路上走的很顺畅。

宋朝开国时叫北宋，都城在汴梁（即今开封市）。后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所掳，赵构从金由北南逃，后重新建立宋氏江山，定都杭州，史称南宋。

北宋和南宋主要是就其都城的北南地理位置而名的。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权南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北宋，定都开封。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使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赵匡胤即位后，仍定都开封，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这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阶段中，可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统治者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着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确保宋朝统治长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军制改革。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权也带来「强干弱枝」，地方权宪太小，军队战斗力削弱等消极后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52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时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使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宋朝政府也试图进行改革，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结果，两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后期(公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钦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内忧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长期与辽、夏、金争战不休。与西夏战事刚止，金军又大举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二月六日，废宋帝，北宋亡。

　　北宋经济状况
　　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非常发达，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北宋社会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农业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清明上河图局部1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城市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清明上河图局部3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子”（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金钱交易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交子——北宋货币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政治徭役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 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文学艺术
　　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名人辈出。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其中，较著名的文人有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人，而宋朝的词作品也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它与唐诗并成为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在绘画、书法艺术上，当首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汴京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北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方面中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
　　科学技术
　　北宋年间，由于其统一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使得有一些地区相对安宁一些，故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扬的。由于战争的需要，在宋朝时火药被首次应用于军事。西方各国的现代战争武器正是由于北宋年间经由西亚各国传播的火药制造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印刷造纸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都城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丝质产业
　　北宋纺织业仍以丝织业占主要地位。 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绢有五十多种，绫有二十七种。河北定州的缂（刻）丝，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出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只有百株（四两）重，望之如雾。这些都是丝织珍品。麻织业集中在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都产麻织布。其中黄、宜、袁、吉等州的纻布，虔州的白攽，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畅销产品。
　　对外关系
　　北宋初年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辽国保持了长期威胁宋朝统治的优势地位。而且在陕甘一带这时又新兴起了夏国。北宋政府对于辽和西夏只是屈膝求和。当时，宋军和辽军、西夏军经常作战、败多胜少。军事上的无作为，带来政治、外交上的软弱，只能靠割地赔款以求和平。宋真宋景德元年，宋战胜了辽，反而订立了“澶渊之盟”，规定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庆历二年，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赠”为“纳”。后来神宗时又割河东（今山西省）地七百里。北宋王朝的这种方针政策跟战国时代六国对待秦国的方针路线很相似。 赵匡胤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取得政权，他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便实行一系列防范武将军权过重、地方武装过强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军队的战斗作用 范仲淹大力推行新政
　　，而且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防力量。 北宋中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宋神宗赵顼和当时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一○六九年以后陆续实行，新法客观上符合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对地压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这一斗争最后是失败了。而且后来演变成官僚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完全失掉改革的意义。新旧党人的纷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公元十二世纪初，在契丹背后新兴起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金兵在公元一一二五年灭辽后，开始南下，北宋朝廷无意抵抗，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破了开封，掳走徽宗钦宗，开封被抢掠一空，这一中古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的第一大城市遭到彻底的破坏。
　　北宋历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叫做“君明臣良而国弱”。北宋自太祖、太宗开国定制后，中间历经真宗、仁宗、神宗等，直至徽宗以前，没有一个昏君，哪一个皇帝都是聪颖绝慧，勤于政事。按理说，北宋君明臣良，应该使国家充满活力，走向富强，却为什么事与愿违，导致“国弱”了呢？究其原因，实与当时的具体国情有关。
　　北宋自太祖建国，到了仁宗时代，官僚机构大，吃皇粮的人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越来越往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国家好比是一驾马车，君主好比是车夫，臣子好比是拉车的马。耐人寻味的是，北宋臣子坐车的积极性远远高于拉车的积极性，虽然其中也涌现一些肯拉车的贤良臣子，车夫的赶车技术挺不错，也很希望车子跑得更快些，很遗憾，属于良马拉破车———车太破了，国家体制出了毛病，以致越来越多的马都挤到了车上，变了清一色的“乘车族”。其间纵有车夫扬鞭催进，怎禁拉车良马不堪重负，即便累死，也前进不了多远。有鉴于此，北宋自仁宗以来，一直致力于“修车减员”事业，尤其是到了宋神宗年代，皇帝为了支持王安石变法，更是倾注了全部力量。当时朝廷之中，不管是谁，凡是阻碍改革变法的，通通拿掉，即使像韩琦、富弼、司马光这样的贵重名臣，也不例外，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不能说不强。但社会之弊积重难返，大伙都愿坐车，使得改革阻力重重，难以推广。王安石变法图强的主张，得不到权贵阶层的理解，因为这，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亲朋好友，包括当年引荐过他、把他带入政坛的文学领袖欧阳修。
　　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大臣中，如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他们的治政能力、文化修养和个人品德，勿庸置疑，在历史上都是属一数二的。然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上层集团，实在是太吝啬了，舍不得牺牲一点既得特权，哪怕稍微让利一些给下层，以维持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他们的这种吝啬，使得当时世上贫者愈贫，社会的畸型倾斜愈演愈烈，失去控制，从而导致国家负担沉重，活力衰竭，民不堪苦，政亡人息。
　　北宋这台破车，王安石试图通过修修补补，裁减乘客，使它能够继续使用，而众多上层权贵都不愿下车，又为了不出或少出修车费，坚决拒绝修车，使王安石的修车计划几经挫折，终归流产。公元1127年，完颜兀术带着金兵南下，俘获徽、钦二帝，灭掉北宋，等于金兀术抡起大锤，把这台破车击得粉碎。虽然说赶车的和拉车的不再是当年的原班人马，但谁能不说这不是北宋历史的悲剧呢？
　　研究历史，是为了昭示未来。北宋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改革，都要求每一个参与阶层具备相应的承受力，如果只让老百姓做出牺牲，权势阶层的特权一点都不愿触及，那么，这场改革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不管改革者的决心和魄力有多大，最终只能像庄子所说的喝酒一样，一本正经开始，稀里糊涂结束。北宋历史的悲剧，足以说明这一点。

　　北宋和北方的契丹、西夏之间，初期战争不断，最后都走向了和平和共存。说明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关系，众多民族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民族关系是国家兴亡的一个重要方面。
　　北宋时期的民族关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另一方面是出现了民族政权的对立。
　　首先由于各民族政权的建立，各民族政权之间相互发生了战争，辽，西夏，宋朝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其次随着战争的爆发，各民族之间相互迁徙，还有战争结束之后，各民族之间开始经济，文化交流。边境贸易的发展。相对于和平时期的相对封闭。对立反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富弼，字彦国，北宋名相，洛阳人。其少年时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范仲淹见到他，说他有“王佐之才”，向朝廷举荐他；晏殊看到他，说他才质俱佳，把女儿嫁给他。他是北宋最出色的谈判高手，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边境的图谋。他为相7年，老成持重，高寿作古，享年80岁。

在北宋的宰相中，富弼和文彦博是老寿星：文彦博活到92岁，富弼活到80岁。八十载悠悠岁月，六十年官宦生涯，富弼的人生长河可谓波澜壮阔，这里只撷取几朵浪花，来观照他的一生。
一
富弼年少时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却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善于消释痛苦者，向来不“放大痛苦”，这使人想起青年学者于丹，她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曾谈到“放大痛苦”和“淡化痛苦”这个话题。当时她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同时看到桌上有半瓶酒,悲观主义者很沮丧地说：“唉！只剩下半瓶酒了！”于是喝起了闷酒；乐观主义者却很兴奋，说：“好！还有半瓶酒呢！”于是高兴地喝起来。第二个例子，说的便是富弼洛阳街头“不认骂”的故事。
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古往今来的高人和凡人，也就在这里分野了。而富弼所处的时代，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宋王朝井喷似的涌现出许多人才：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东坡、王安石等，都轻轻松松地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取得了功名。富弼的科举之路却不很顺利，最初他是以茂才（秀才）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但他不气馁，从容地和“大腕们”交往。当时的文人们经常搞文艺沙龙，在酒楼聚会，吟诗作赋。大家看到一个青年，面目清秀，稳重大方，但20岁出头了，还是一个茂才，都替他感到惋惜。这个年轻人却不卑不亢，来了，就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安静地听别人诵诗，末了，才稳稳地站起来，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大家听。他的文章真是好，每每成为诗会的压轴之作。大家最后总结评判，都说这个洛阳小伙子的文章不错。
这个小伙子就是富弼，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弼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当时晏殊尚有一女待字闺中，正托知贡举陈祥帮忙选婿。陈祥对晏殊说：我观富弼之文章气度，有宰相之才。范仲淹见晏殊喜欢富弼，就和陈祥从中撮合，富弼终成为晏殊的东床快婿。
富弼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27岁了，属于茂才异等科及第。步入仕途后，他先到河阳(今孟州)任节度判官厅公事，接着到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几年后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匪势强，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出工作组下来严查。
范仲淹坐镇处理这些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自己的恩师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原来，富弼考中进士后，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把富弼叫来，给他备了书房和书籍，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政事的看法，富弼因此得以被皇帝赏识。
可是，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
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即便对天子也是这样。
二
当时的宋仁宗赵祯，看到了大宋政策的弊端，要做一些改革。在大臣递交的方案中，他看中了范仲淹和富弼的方案，于是在全国推行他俩提出的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到各地走访，筛选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监司（监察官）。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监司名单时，发现其中有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提起笔来，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另选他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心里有些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让这一家子都哭鼻子呢。”范仲淹严肃地说：“彦国啊，我若不让这些官员的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 这一次，富弼不再和范仲淹争执了，他觉得范仲淹说得对，此后办事就更加实事求是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
见到契丹皇帝辽兴宗，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辽兴宗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辽兴宗惊讶地问：“此话怎讲？”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一人任意支配吗？”
辽兴宗想了想，点头称是。富弼又说：“至于我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辽兴宗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富弼问：“为什么？”辽兴宗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辽兴宗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辽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三
富弼一心为国家，受到宋仁宗嘉奖，欲提拔他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上疏仁宗：“现在（大宋）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都以为太平无事了，万一契丹毁约，又来进犯，我岂不是死有余辜！陛下啊，您只要卧薪尝胆，不忘边患，多虑国政，就不用考虑我的职位高低了。”过了一段时间，仁宗欲再次提拔他，并派宰相去劝说：“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非因你出使契丹有功，请受之。”他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位。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出兵10万西征，并遣使至宋，要求大宋与西夏断交。范仲淹怀疑契丹是声东击西，可能与西夏联合攻宋，建议朝廷马上增兵，驰援西部边陲。富弼冷静观察后，认为契丹不会与西夏联合、杀个回马枪再来攻大宋。当时朝廷上下非常担心，议论纷纷：如果大宋受到攻击，你富弼是否以头颅谢罪呢？富弼很平静地说：“放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如富弼所料，契丹并没进犯大宋边境。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富弼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两年后的一天，仁宗上朝时突然昏厥，被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慌，议论纷纷。庙堂之上的富弼却很冷静，他和文彦博一起留宿宫中以防不测，并随时询问仁宗病情，使宫中秩序很快恢复。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以安定人心。
宋神宗继位后，为了富国强兵，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进京，变法改制。神宗想问问富弼对变法的看法，因为富弼是三朝元老，许其肩舆至殿门，不必叩拜，坐下说话。结果富弼一见神宗就说：“我反对变法。”神宗又问边防事宜，富弼说：“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革去其相位。
富弼见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能与之相争，于是称病退休，想返回洛阳，上疏几十次才被准许。临行前，他又上疏神宗说，现在王安石变法，起用许多小人，加上地震、旱灾，国事堪忧。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他为相，他推荐文彦博。神宗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沉默不答。
由此，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恨死了富弼，私下说：“枭富弼之首于市，则法行矣。”富弼于是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13人组成“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中置酒，赋诗吟和，但每遇国家大事，他仍建言献策，畅所欲言。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80岁的富弼在洛阳病逝。他死前给神宗上疏：现在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随后富弼配享神宗庙宇。宋哲宗上台后，又亲篆碑额“显忠尚德”4个字，请大学士苏东坡撰文刻之，对这位名相和外交家的一生给予肯定。

富弼生性十分孝顺，恭敬勤俭喜欢修行道德，与人说话一定毕恭毕敬，即使官位很低的官员和一般平民求见，都一样隆礼相待，表情十分庄重严肃，看不出喜怒之情。富弼喜欢善人嫉恨恶人，这是出于他的本性。富弼经常说：“君子和小人相处，一定不能得胜。君子不能得胜，就洁身而退，乐于正道没有怨恨。小人不能得胜，就互相勾结挑拨散布谣言，千方百计，一定要获胜才罢休。等到小人得志，就放肆毒害善良之人，希望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富弼终身总是依此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