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孙恩、卢循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十月至元兴元年（402年）三月，孙恩领导浙东人民反抗东晋王朝的农民起义战争。

淝水之战后，东晋外部威胁暂时消除，孝武帝满足偏安局面，摄政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政刑谬乱，朝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朝政腐败，不断爆发流血斗争。浙东地区赋役苛重。新安太守五斗米道教主孙泰，企图利用传道聚众反抗东晋朝廷，被司马道子诱杀。其侄孙恩逃入海岛翁州（今浙江舟山群岛），聚众百余人，伺机复仇。隆安三年十月，孙恩乘朝廷强征“乐属”（晋廷征调浙东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引起浙东社会骚乱之机，登陆攻克上虞（今属浙江），袭会稽（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十一月，俘杀会稽内史王凝之，自称征东将军。一时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今江苏、浙江境）纷起响应，旬日之间，义军发展至数十万。晋廷急命卫将军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率领北府军前往镇压，义军兵败，于十二月退回海岛。四年（400年）五月，孙恩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甬江河口）登陆，攻克余姚（今属浙江）、上虞，进而进攻邢浦（今浙江绍兴东）、会稽，转攻临海，与晋军激战。十一月，晋宁朔将军高雅之大败，孙恩军追击至山阴。东晋朝廷大震，再命刘牢之统率北府兵、都督浙东五郡兵对义军反扑。孙恩为避其锋芒，再退入海岛。五年二月，孙恩复以水军袭句章（今浙江宁波南鄞江南岸）不克；复还海岛。三月，孙恩北趋海盐（今属浙江），败于刘牢之部将刘裕；五月，转而攻占沪渎（今上海吴淞江）乘胜沿长江西进。六月，抵京口（今江苏镇江），逼近建康（今南京）。东晋朝廷急调江北诸郡官军及在浙东的刘牢之所部北府兵入卫京师。孙恩畏惧，暂弃进攻建康计划，一面派兵袭占江北重镇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一面由孙恩亲率主力浮海北上，攻占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当时隔江在海中），生擒高雅之。八月，义军与刘裕所部晋军激战，孙恩又失利，损伤惨重，被迫沿海南撤，第四次撤回海岛。元兴元年（402年）三月，义军在进攻临海作战中，严重受挫，孙恩遂丧失信心，投水自尽，家人、部下跟随投水者百余人。余众数干人推举其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坚持抗晋斗争（参见卢循起义）。

点评：孙恩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中首次使用水军作战，义军数次威胁东晋京师建康，动摇了东晋的统治基础。但由于没有建立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作战指导上几次错失有利战机，在晋军的反扑中，义军几次退回海岛，使已取得的战果不能巩固，起义终被东晋镇压下去。

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其问题不止于腐败和清谈，还在于阶层僵化后的矛盾斗争。

所谓流水不腐，才能户枢不蠹。

而士族政治恰恰是在阻滞政权系统的新陈代谢，进而阻塞社会系统的新陈代谢。

对于传统中国，稳定很重要。

所以，士族政治是多方持续斗争后的博弈结果，其目的当然是稳定。

但稳定不能僵化，特别是不能把国家和社会变成一池死水。

物极必反，僵化稳定之后，便会有不稳定的暴风骤雨。

1.豪门士族之外的两股势力

乱世开启，士族政治面临的挑战和斗争非常多。

魏晋士族

首先是来自北方胡人政权的挑战，能不能守住南方。

其次是士族之间的内部斗争，王桓庾谢、谁能当轴。

第三是次等士族和平民阶层的挑战，能不能稳定国家。

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皇权，司马皇室也在虎视眈眈。

谢玄以后，士族精英断档，士族豪门已经无力领导国家。

而司马皇室，在晋孝武帝司马曜短暂崛起之后，便又尘归尘、土归土，司马家继续昏聩。

无人当轴的士族朝堂，不是想着皇帝政治发展，而是不断地内乱。

从权力斗争而军事斗争，在长江以南、在荆州与建康之间，士族战火绵延不绝。

而正是在士族斗争的过程中，以刘牢之和刘裕为首的北府军势力逐渐崛起。

他们起初茫然，空有乱世中的最强王牌——军队，而无所适从地朝秦暮楚。

待得桓氏被灭、格局清晰，刘裕和北府势力便开始取代士族政治，晋升为权力新贵。

刘裕以及北府将门，是以军队而争政权。

但是，在北府势力之外，还有一支次等士族的势力。

他们虽然出自名门，却被四大士族挡在朝堂之外。

豪门士族虽落幕，次等士族却朝气，他们也对权力同样充满渴望。

因为本就没有权力，既无政权也无兵权，所以次等士族争夺权力的方式就非常地与众不同。

他们是以道教争人心，而以人心聚力量，再以力量夺政权。

对于政权，刘裕和北府势力是争，因为他们本就处在东晋的权力游戏之中，所以权力斗争最重要。

而次等士族就要激烈很多，他们是夺，无论是士族豪门还是司马皇室，都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就得明火执仗地夺、以取而代之。

2.次等士族与五斗米教的强强联合

次等士族有精英，他们在感情上渴望权力、在智识上了解权力。

而五斗米教有人心，他们在信仰上引导思想、在物质上拥有群众。

所以，次等士族有领导能力、五斗米教有群众。

于是，两相联合的结果就是一支有生命力的政治力量。

但这股政治力量是在野的，所以要成为主流，就得打进来，让司马皇室和豪门士族让出位置。

公元前399年，执政东晋的司马元显，为巩固建康而征调三吴佃农入迁建康。

此举不仅得罪了一般百姓，而且关键是得罪了三吴本土门阀。

于是，出自琅琊孙氏、又兼五斗米教领袖的孙恩，率众起义、攻击三吴郡县。

次等士族指出了方向，要造反；教主孙恩发出了号召，要起义。

所以，孙恩起义的阵势非常之大，本是建康资本的三吴大地瞬间便不为晋有。

吴地八郡（会稽郡、吴郡、吴兴郡、义兴郡、临海郡、永嘉郡、东阳郡及新安郡），均群集响应。

东晋朝堂以及建康士族，已经顾及不了荆州桓氏了，只能组织力量镇压孙恩起义。

而朝堂和豪门士族所凭借的，不是士族部曲、也不是建康军队，而是以刘牢之为首的北府势力。

所以，平叛孙恩之战，直接较量的是两股新势力。

只不过北府势力有力量而无方向，所以只能被皇室和士族当枪使。

而次等士族虽然有方向、有民心，却没有力量，主要是没有军事力量。

所以，虽然叛乱起义总是以十万为单位的浩大声势，却每每总是败北逃亡。

真正的军事较量，人多不是力量而组织才是关键。

孙恩叛乱失败，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孙恩兵败自杀，次等士族与道教的强强联合抵不过北府势力；

另一个是刘裕崭露头角，北府军即将迎来新领袖。

3.卢循乘虚而入但无奈刘寄奴的堡垒木栅

孙恩，出自琅琊孙氏。

卢循是孙恩的妹夫，出自范阳卢氏。

二人虽然皆为士族，但没能跻身顶级豪门。

永嘉南渡是一个士族重新洗牌的过程，快鱼吃慢鱼。

南渡快的就是开国功勋，南渡慢的就是侨居投靠。

洗牌完毕之后，豪门永远豪门而次等永远次等。

这就是士族政治的游戏规则。

豪门可以垄断国家权力，而次等只能是一乡之长。

数次土断之后，次等士族可能连一乡之长都不能，而只是郡县制下的东晋良民。

衣冠南渡是士族豪门举家举族举部曲而来，是个集群建制，士族为核心。

流民南迁则是普通百姓举里举乡举县而来，也是集群建制，流民帅为核心。

前者构成次等士族，后者支撑起了北府军。

而东晋土断就是要打破这种集群建制，以土为断，就是以郡县为断，对南迁的士族和流民施之以郡县治理。

对国家和朝堂是好事，而对南迁较晚的士族大家就不是好事。

所以，土断之后的士族大家就难免失落。

而东晋内乱和政治僵化，使得这种失落就会成为动荡。

所以，次等士族但有可乘之机，就不会放弃，这是一股有力量有野心的政治力量。

孙恩死后，卢循走的是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套路，被篡位的桓玄任命为永嘉太守。

但是，仍旧继续为乱，乱不了建康便南下岭南，割据广州。

东晋朝堂也只能听之任之，因为内乱之后已无心力更无力量再顾及卢循，所以只能顺水推舟，于公元405年授卢循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

公元410年，趁刘裕北伐南燕，卢循则再次为乱，由南向北进攻江州（今江西大部）、剑指建康。

卢循北进江州之时，北府军领袖、江州刺史何无忌，在豫章战败被杀。

何无忌

由西向东出兵建康时，北府军领袖、豫州刺史刘毅，兵败桑洛川、全军覆没。

公元410年7月，卢循的十万大军开进秦淮河，迫近东晋国都建康。

此时，刘裕已经返回建康，着手组织建康防御战。

刘裕的作战策略有三：

一是栅栏战，用木栅封锁秦淮河口；

二是堡垒站，筑越城，建查浦、药园、廷尉等三座堡垒。

三是固守集兵，一边固守应战、一边集中兵力。

卢循的犹豫不决，使得起义军未能乘虚而入、闪击建康。

起义军的补给问题，又决定了其无法在建康持久作战。

所以，其结果就是卢循的十万大军不攻自破，退回荆州、但求割据。

起义行军简图

4.依托朝堂的新势力北府军，剿灭了次等士族

荆州之战，是由刘裕之兄刘道规具体负责的。

荆州战场，刘道规不仅击败由蜀入荆为乱的桓谦、苟林部，而且击溃卢循大将徐道覆部，斩杀万余人。同时，荆州兵追至江州，剿杀卢循起义军。

江州之战，出现了老士族的身影。

先是由庾氏家族的庾悦领兵抵抗、阻绝粮道。再是刘裕大军由建康赶到，彻底击溃卢循起义军。

广州之战，刘裕分兵两路：

孙处与沈田子部由海路直取番禺；刘藩与孟怀玉部由始兴追杀徐道覆部，两路大军在交州刺史杜慧度的配合下，彻底剿灭了卢循大军，卢循投海自尽。

孙恩叛乱之时，谢琰兵败被杀。

谢琰

自此之后，东晋老士族便难有领兵之将。

平卢循叛乱，庾悦临危受命、出任江州刺史，为将率兵而且征战有功，足展老士族风采。

但时异势异。

卢循之后，北府军领袖之一的刘毅自请都督江州，而东晋朝堂只能解职庾悦，使庾悦出镇豫州。

悦不得志，疽发背，到豫章少日卒，进年三十八。

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豪门士族相互攻杀、孙恩卢循一再打击，老士族不仅没了实力、也没了威信。

而已经谙熟权力游戏的北府势力，绝不会给老士族重新崛起的机会。

庾悦无故去职、抑郁而终，就是最好的明证。

东晋之初，朝堂和封疆都是四大士族；而东晋之末，朝堂和封疆已容不下一个老士族。

士族与朝堂

豪门士族已经落幕收场，而且斜阳惨淡；次等士族也已兵败自杀，而且血染大地。

士族当然还在，但是权力的游戏里，他们只能堪当配角，甚至博弈的棋子。

而真正称雄东晋朝堂的，便只能是新崛起的北府势力。

刘牢之、高雅之等数代将门，也可以看做是次等士族，或者说军事贵族。

但是，刘裕一门以及之后的檀道济等人，只能说是军事贵族，而难称次等士族

因为他们“奋起寒微，不阶尺土”，所依托的是纯粹的军事力量。

司马皇室与士族大家结合，成就了西晋短暂统一。

司马皇室与南渡士族结合，成就了东晋南方割据。

次等士族与宗教势力结合，成就了孙恩卢循叛乱。

军事贵族与朝堂士族结合，成就了晋末短暂武功。

而之后的历史之路，将是军事贵族们独自前行，他们会怎么走，会走出什么样的天下呢？

“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歌里唱出了人生智慧。

历史岂不是如此，南方的新势力要独自前行，当然要忘记老朋友。

但是，独自前行地走、却不好走，即将一路荆棘。

在我看来，

的起义并不是正义的，这次起义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下面就这个问题，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孙恩卢循这一次起义是发生在东晋时期，这是东晋时期一场超大规模的起义。表面上说着孙恩卢循是为了农民的利益，但实际是指不过是在诓骗这些贫下中农罢了。在我看来，这次起义就是一次世家之间的纠纷，并且孙恩卢循想借这次起义来为自己争取利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这次起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孙恩卢循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不纯粹的。这样一场起义是注定失败的。

因为孙恩卢循从一开始就没有为百姓着想，因此总会有一天百姓们会反应过来，孙恩卢循这两个人是不值得信赖的。孙恩卢循归根结底代表的还是世族的利益，既然做一件事是别有用心的，那么这件事就很难成功，因此孙恩卢循的起义注定失败。

而且这次起义的主要力量都是贫苦的老百姓，孙恩卢循一个是世族出身，一个是名将之后，这两个人其实一点都不懂百姓的疾苦，他们和这些百姓在一起自然是无法很好地配合。并且，贫苦的百姓往往没有什么战斗能力，空有一腔热血，因此这场战役到最后只能是失败。我不是说百姓没有能力导致了起义的失败，而是认为孙恩卢循不懂得激发百姓的长处，和百姓配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