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其人究竟存在与否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便逃奔至齐国避难，改称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曾经是齐国大夫，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攻，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了田书，同时还赐“孙”为姓，以表示对田书嘉奖。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孙子结识了伍子胥。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在诸侯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是，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伍子胥常与吴王论兵，他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经过伍子胥七次向吴王推荐，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 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吴宫操练之后，吴王任命孙子为上将军，封为军师。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也”。 孙子出生于现在的山东省广饶市 另《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 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

孙子：名 孙武，字长卿，汉族 [ ，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人。是兵家流派的代表人物。

孙武是我国古代的“兵学鼻祖”。他撰写的《孙子兵法》历来被誉为“兵经”，成为军事学必读的教科书，在世界军事学本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孙武其人的记载，在先秦古籍中的《战国策·齐策》、《吕氏春秋·上德》、《韩非子·五蠹》虽偶有提及，但语焉不详；以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主要古籍《左传》，对孙武却只字不提。入汉以后，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时，虽然给孙武立了传记，但对孙武的生平也只以“齐人也”三字作了极为简略的交待。在春秋时代，作为一个威武显赫的军事家孙武，著有一本影响重大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为什么古代的历史记载对他如此冷漠，以致有关他的记载仅寥寥数语或只字不提？是由于历史学家的一时疏忽，或是由于资料缺佚？这一奇怪的历史现象，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自唐宋以来，由于以上的一些原因，有许多历史学家开始对孙武其人、其书提出了种种怀疑。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证实了历史上的孙武和孙膑实力两人，各有兵法传世。以上种种怀疑，基本上得到了消释，但有关孙武的生平之谜仍未得到解决。 当然，有关孙武生平的记载不是说一点也没有，不过已到了唐宋时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字，无字二子：桓、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宋未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中的记载，与这条史料大体相同。且不说这条史料是否可靠，它终于给我们提供了孙武生平的一些情况。按照常理，孙武的祖父孙书因伐富有功而“食采于乐安”，那么孙武的故里也就在“乐安”了。但是，我们查遍先秦典籍，却不见有“乐安”这个地名。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个“乐安”既然在先秦无此地名，那么它就是指《新唐书》中的唐代“乐安”。而唐代“乐安郡”的治所在今山东惠民县，那么孙武故里也就在今山东惠民县了。持此观点的称之为“惠民县说”。也有人认为，“乐安”这个地名虽然在先秦史籍中没有记载，但却在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最早出现。西汉时的“乐安”县在今山东的博兴县，根据“汉承秦制”和“秦承齐制”，那么孙武的故里当然是在山东博兴具了，是为“博兴说”。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有关孙武生平史料的残缺，“惠民县说”与“博兴说”都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研究解决。 首先我们来看看“惠民具说”。对这一说法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曾经提出过不少问题。但我个人认为，此说如要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必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要有确实的证据来说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所说“食采于乐安”指的是唐代的“乐安”。因为现在的先秦古籍中找不到“乐安”这个地名，不等于说先秦不存在“乐安”；正如《左传》中没有孙武这一名字，不等于孙武没有其人一样。欧阳修在撰著《新唐书》时说孙书“食采于乐安”，肯定有一定的史料根据，不过现在已全部亡佚了。在没有任何现存史料根据的情况下，要证明《新唐书》中的“乐安”指的是唐代“乐安”，是比较困难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被人们发现，就会有一个地名。如果孙书“食采”的地方，当时连一个地理方位及其地名也没有的话，那么《新唐书》中的“乐安”是根据什么来确寇的呢？反过来，如果孙书“食采”的地方，先秦时已经有了个地名（按“惠民县说”，当时不存在“乐安”这个地名），那么《新唐书》为什么不写当时的地名，而要写经过历史沿革后的唐“乐安”呢？在《新唐书》的这条史料中，讲的都是春秋时期的人和事，为什么“乐安”却是唐朝的“乐安郡”呢？其中“伐莒”、“奔吴”用的都是先秦时的地名或国名，而“乐安”是指唐“乐安”，似乎不合情理。孙武是春秋时代的人，如果故里是唐朝的“乐安”，那么连在一起就成了：“孙武的故里是唐朝时的乐安”，这就显得有些别扭，难以令人接受。同时，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体例来看，有的同志已经证明“食采于乐安”指的是先秦的“乐安”，但“惠民县说”的同志却不从《新唐书》的体例中求得证明，却从《元和姓纂》的体例中证明《新唐书》所讲的“食采于乐安”指的是唐代“乐安”，这难免显得有些勉强。《元和姓纂》虽然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毕竟是两本书，“食采于乐安”仅见于《新唐书》中，如果撇开《新唐书》的体例而求之他书，这是不妥当的。以上说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有什么证据来说明唐朝“乐安郡”的郡治“厌次”是孙武的故里。众所周知，唐朝只有“乐安郡”而没有“乐安县”。如果把《新唐书》中所说的“食采于乐安”，说成是指唐“乐安”的话，那么孙武的故里只能是“乐安郡”，而不可能是“乐安县”。把唐朝的一个“郡”作为孙武的故里，这与司马迁说孙武是“齐人也”相差无几。可能侍“惠民县说”的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又进一步把“乐安郡”的郡治“厌次”来作为孙武的故里，而唐朝的厌次在今山东惠民县。这是“惠民县说”的一个重要论据。现在的问题是：《新唐书》中所讲的“乐安”指的是“郡”，而“惠民县说”却把孙武故里说成是“厌次县”，这与《新唐书》所说的原意不符。把郡的治所作为孙武的故里，这等于把山东省的人都当作济南人一样。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但所有的山东人不一定都是济南人。同样，唐朝的厌次虽然是“乐安郡”的郡治，但“乐安郡”人不一定都是“厌次具”人。唐朝的厌次县，虽然在历史上曾经称有“乐安亭”，但把“郡治”作为孙武的故里，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惠民县说”要得出可靠的结论，至少对以上的两个问题，要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以使自己的论据更为准确全面。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博兴说”。“博兴说”是承认先秦时期有一个“乐安”地名的。但在先秦的古籍中找不到这个地名，于是就从目前现存的古籍中最早出现“乐安”这个地名的《汉书·地理志》中进行探讨。我个人认为，从现存古籍中研究“乐安”地名的沿革，上溯“乐安”的源头，不失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这是可取的。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只能作一般性的推理。他们认为“汉承秦制”、“秦承齐制”，那么汉代既然有个“乐安”，秦代必然有个“乐安”，春秋时期的齐国也就有这个“乐安”。汉代的“乐安”既然在今山东博兴县，那么博兴县也必然是孙武的故里，即齐国的“乐安”了。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秦承齐制”这一毫无根据的说法，仅从“汉承秦制”来看，秦与汉初之间的变化仍是很大的。在政治制度上，秦朝不分封诸侯，实行郡县制，汉初则有大量诸侯王及王国存在，实行郡国并行制。在经济上，秦朝徭役繁多，有“泰半之赋”；汉初则“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实行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在思想上，秦朝严刑峻法，以法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汉初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到了汉武帝则“罢黜百官，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以上这些变化，早已为史家所公认。因此，要弄清“乐安”这个地名的源头，仅仅用“汉承秦制”和“秦承齐制”的推理，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说“汉承秦制”，这是从国家政治体制上说的，例如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官僚机构制度、行政官僚机构等等，这与一个地名的沿袭是不可混同的两码事。两汉时期，国家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乐安”这个地名却变换游移多处，如有“乐安县”、“乐安乡”、“乐安亭”、“乐安国”、“乐安郡”等等。同样一个“乐安”地名，其名称之变化，地理位置之不同，是可想而知的。在两汉的和平时期尚且如此之变化，那么春秋战国的战乱时期，每一小国的破灭，每一城地的失陷，每有军功封土，原本地名都有可能被更换新名，这在先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由此可见，“汉承秦制”与地名的沿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当然，我们也不排斥西汉的“乐安”有可能是春秋齐国的“乐安”，但必须要有一走的根据，仅以“汉承秦制”作为地名沿袭的根据，这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惠民县说”是以“唐乐安”作为孙武的故里，“博兴说”是以“汉乐安”作为孙武的故里，那么“广饶说”则是以先秦“齐乐安”作为孙武的故里的。持此说的同志认为“先秦乐安地面主体在今广饶具”，其之所以称“地面主体”，指的是“大致位置而言”。 山东广饶县早在春秋时期已是一个“鱼盐之利”、“农桑之丰”的经济发达地区，与齐国首都临淄邻近，至今仍保留着丰富的文化古迹。解放后，广饶县属惠民地区，因此当孙武故里“惠民说”提出之时，广饶县当然也包括在内，问题不大。但1983年行政区划有所变动，广饶划归东营市，惠民地区不再包括广饶县，这就产生了孙武故里之争。后来又由于孙武故里“惠民说”改变为“惠民县说”，使这场争论更激烈起来。据广饶县的有关同志说，他们起初对孙武故里问题未加注意，后来在整理地方志时发现，自明朝成化年间以来的7次修志中，广饶地方志就有6次称为。乐安县志》，而且在1918年《乐安县志》和1935年《续修广饶县志》中均有关于“乐安”和孙武的记载，而惠民县和博兴县的地方志均无有关“乐安”和孙武的记载，这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同时，他们又参考了其他的一些历史文献和地图，并对位于县境以内的“草桥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古钻探调查，感到孙武的故里有极大的可能就在今广饶县。 “广饶说”对孙武故里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见解。1991年6月6日至9日，在山东广饶县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孙子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来自全国13个省市，共153人。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孙武的军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作用影响，尤其对孙武的故里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70余篇，讨论孙武故里问题的共有文章17篇，是全书中文章最多最集中的一组，孙武故里究竟在何处，目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里所收的文章，对“广饶说”进行了最为集中的论述。文章从历史文献、地方志、宗族家谱、考古资料、历史地理、石雕碑铭等各个方面论证了“广饶说”的合理性，并认为广饶县的草桥遗址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孙武故里——齐乐安城址；还对“惠民县说”和“博兴说”提出了种种质疑。这些文章，虽然在某些方面尚可讨论商榷，但它们提出的问题，无疑把对孙武故里问题的深入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孙武故里存在着很大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只要我们努力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互相切磋，共同研讨，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是可以求得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的。

据说孙子兵法并不完全是孙武所编，因为其中的一些内容不是当时孙武能够接触的。

相传《孙子兵法》为春秋时期吴叫孙武所写，但从那至今，孙子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吴国的将军孙武的争论就没停过。

按史书记载，孙武有编著，但是后来也有其他人参与，只不过后来历史记载的找不到了，所以很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