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中有哪些理论被反儒志士论证并非儒家独有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守仁、王阳明，陆明鉴等等。

孔子
基本观点
儒学世界观基本上以对天的理解以及天人关系的各种型态的可能性之优劣比较与选择等两个问题为出发点,作为其建立世界观的主要脉络。而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更可因而由其自身之努力与创造,得与天地的存在意义同其伟大。
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 去人欲";程颢"识仁"、"体贴天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所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是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都可说是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 政治的 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可以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亦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也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此外，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所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 不重敛赋 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其中的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更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藉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此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
儒学发展简史
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而先秦儒学的理论重点在于思想生活化的落实（如孔子的《论语》）,与儒家社会哲学精神之提出，（如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及孟子的行仁政观点，以及荀子隆礼义知廉耻的说法等。）。另外，透过孔子与孟子的若干直捷明白的命题，与《中庸》 《易传》等整理后的文字，也提出了儒学理论中的形上学思想部份。简言之，《论语》标出圣人境界的理想，《孟子》说出修养功夫哲学及性善主张的人性论观点，《中庸》明确化天道有德的德性本体论思想，《易传》即基于论孟庸的德性思想而建构儒学的宇宙论世界观。汉代的儒学发展走向，首先是解经之学的出现，在解经的过程中，汉儒加入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所提供的新的宇宙论的观点，主要是天人相感的天人关系之哲学，由于强调天人的互动性，使得汉儒发展出由天象以定人事的社会哲学，若就人文主体的开发而言，当然，此一观点在汉儒彼此之间亦有着极大的辩论。汉儒的理论反而走了回头之路。汉代儒学的另一条发展脉络则是两汉经学的出现，经学即是藉由解经研究而制定礼法，礼法即做为国家政策的根本大法，这是儒学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落实，是儒学中有具体实效性的知识部分。汉以后儒学理论衰微，中国哲学思想的主要课题转向道家与道佛两教的宗教哲学之中，直至宋以后才又恢复了理论创造的能力。北宋五子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文明已能回到儒家本位中来的现象，更反映了儒家哲学体系能够从自己的典籍诠释中回应道佛思想挑战的形上学建构。至朱熹的集大成与王阳明活泼化生活化的开展，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照中国文明，更且对日、韩等国发散出它的影响力，使得两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两国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学发展至当代，有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哲学家为儒学在经历西方哲学挑战之后重建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中最具有创造力的一套哲学思想，影响所及，并成为港台及中国大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依据，颇有以儒学方法论垄罩道佛诠释之强势解释效力之势。
孟子
儒家哲学史上的重要发展人物及其思想
孔子透过对夏、商典籍的整理与对周文化的反省，开启了儒家哲学的广大思想内涵，其与弟子们的讨论，被整理成《论语》、《易传》等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孔子创造出"仁"的哲学，在政治、教育、伦理等日常生活作息与言行举止中，发挥人类的德性本能，建立人与人间适当的人际关系的观念；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与应对，基本上是接受鬼神的存在，尊重天命的指示，但是全然以一理性化的意义认定天与鬼神的作用，天自身彰显的只能是道德理性，而鬼神亦只在提供资讯上对圣人有所帮助，而不能干涉圣人的德性事业。也摆脱掉时人以现世得失与情绪为主而有的对天的赞颂与咒怨的态度,而以理性的认知建立适当的天人关系，既重视其崇高性，更强调其道德性。
孟子及其弟子所编的《孟子》一书，是在《论语》之后最生动的原始儒家作品之一。书中发挥"仁义礼知"的价值精神，强调国君"行仁政"的理想事业，他对人们自发的心性修养理论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人可以透过自己的觉悟，而找回内在本具的善性，即性善论。因此为善为恶全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心之中，即求放心的主体性自觉功夫。这样的理论传统一直在后来的儒学思想家中不断地受到发挥与扩充，中华民族成仁取义的精神即由孟子建立，而性善论的传统则影响中国大乘佛学准确地建立众生皆有佛性的命题。
荀子作《荀子》一书，书中倡导化性起伪的思想，主张隆礼重法，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人必须经过圣王的教化与自身的学习，才能知道善恶。使行为合乎礼义。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荀子反对认识的片面性与主观性，主张"虚壹而静"以"解蔽"，也就是可以经由训练而达至"大清明"的境界。
董仲舒
董仲舒，西汉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后为武帝献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使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因政治之势占有正统地位。董氏重要的思想见于"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前者主张儒家的德治理念，提出各项关于政治的及社会的设计；后者在哲学思想的发挥中，强调天人相感的宇宙论及历史观。董仲舒的哲学建构，正是儒者反映时代心灵的特殊写照，因为汉帝国建立之后，君权的绝对性已经使得所有的儒学理想非透过君王的教化不足以落实，因此思考如何使君王行仁政的方法成为了儒家价值之得以落实的关键要点，董仲舒一方面绝对化君权为君王是天之子故称天子，另方面则立即藉由天对天子的制约权而约束天子，藉由天神对天子的赏罚谴告之说以恐吓君王不得行暴政，从而约束君权，可为苦心孤诣唯天可知。
两汉经学，汉以军事行动取得政权，初期对于黄老思想颇有心得，亦以之为治国原则，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汉政权合法性诠释根基，并以儒家经典作为汉家政策制定的依据，从而展开基于经典诠释的政策理念的知识建构，此即两汉经学，经学即为由儒学价值转化而出的公共政策之学，此亦儒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儒学在两汉之后之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期间发展不彰，并非这一段期间中国文化中完全没有儒家的质素，而是这一段期间的儒学义理并没有重要的思想创造，中国知识份子的高级心灵的理论创造皆贯注在道家道教及佛教理论中，儒学的复兴实意味着儒学理论建构的创新，这就要等到唐以后迄宋明时期的恢复了。
韩愈
韩愈，唐朝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领导者。在唐朝一片大乘佛学的思潮及社会风气中，独自振起儒学大旗，排斥佛教思想，倡导恢复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开启宋明时代新儒学思想发展的大方向。代表他这种苦心孤诣的作品，在其〈原儒〉一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李翱，唐朝思想家及文学家，是韩愈的门人，也是侄婿，最重要的，他也是追随韩愈复兴儒学、反对佛教思想的一员大将，其哲学思想的造诣更有过于韩愈处。代表其思想的重要著作是〈复性书〉,文章中以《中庸》的理论为基础，提出"性善情恶"的人性论，认为只要加强道德修养，消除情欲的干扰，便可恢复人的本然之性，便可成为圣人。李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对于《中庸》理论的提揭与发挥，对宋明儒学的理论方向之确立，有极大影响。
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世称"北宋五子"，他们宋明新儒学的开创者，恢复并发展了先秦以后近千年的中国儒学传统，使儒家强调道德修养与天人关系的思考，重新注入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中。他们的理论工作之开展，主要是在接受道家、道教、佛教等新文明的理论体系的挑战之后，从理论的高度上，而非感性的或情绪的角度上，重构出一套观念体系，用以回应道佛极高的抽象概念能力所建构出的极其广博高深的理论系统，使儒家哲学思想除了官方的提倡，以及长期以来在社会人心所造成的传统影响外，在理论效力的竞争上，回复其在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定地位。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一套参考道教思想而以儒学为本位的宇宙论系统，《通书》是上承《中庸》"诚"的哲学的本体理论、人性论、功夫论的系统。周敦颐之学之真正理论意义是建立圣人境界观念，将圣人境界的知识建置在宇宙论及本体论的架构之中，使圣人依天道而生并行天道于天下。
张载的《正蒙》是一套《易经》哲学的新解之作，他以庄子的气化宇宙论哲学与易理的形上观点的配合，重造了一套易学主体的气化宇宙论，并以此一理论体系攻击与批评了道佛两家的理论，主要观念即在论说天地万物之实有实存，而非道佛之以其为无或以其为虚幻之说者。他的重要著作还包括《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
邵雍继承着道教的易学观点，强调先天象数学,且吸收佛教的世界生灭观，提出天地发生变化的元会运世阶段的历史演变观，但是在价值立场上，却仍谨守儒家的德性本体思想，也建立了以易学为主体的形上学体系，其重要著作为《皇极经世》。
二程思想则重新消化周、张的思想体系，回复孟子心学的传统，提出许多新的概念与命题，例如"天理"、"性即理"、"理一分殊",并且建立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理论与理气二元的形上学系统；由于程氏二兄弟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世称其学为"洛学"。与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并称"濂洛关闽"。大程子心思灵秀，所关心的理论问题多为圣人境界的展现之学，作《识仁篇》及《定性书》倡说价值主体的绝对自主性。小程子为学严谨，思考抽象概念问题建立德性知识的系统，注释《周易》，世称《易程传》，可谓在易学传统中迭经两汉象数易学之后，在继承王弼义理易之作中再度回复儒家心灵的注易大作。
朱熹，南宋大儒，他独自完成了类似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的集大成之工作，对于北宋以来思想的发展及其内容，作了一番全面的整理与重构，在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政治哲学、甚至文学理论上等都有其一定的处理及发展。他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辑为《四书》，定为儒学纲领，其《四书集注》是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影响极大，对于日本、韩国思想界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因其长期在福建讲学，故其学世称"闽学",重要的哲学思想经编辑有《朱子语类》、《朱子大全》、《朱文公文集》等。
王阳明，明朝大儒，风格与朱熹迥异，服膺陆九渊象山先生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理论，与晚年的"四句教" ，同为发扬儒家思想当中简易直捷的思想力量、以及活泼生动的实践方法论。对于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有着极大的贡献。其主要著作辑为《王文成公全书》。
明代儒学中重要理论家尚有刘宗周、王船山等人，刘宗周弟子黄宗溪及其门人作宋元学案及明儒学案，刘宗周的儒学理解贯串两部大作中，他自己的重要思想即为一形上形下功夫义理合一的融贯哲学系统。其强悍的儒门道德生命意志促使他自己以及多数弟子在明亡时自缢殉国。
王船山在明亡时投身救国军事行动中，失败后深山论学著书，其重新诠释周易哲学，一反易学史上所有注易之作，建构他自己特有的乾坤并建的解易史观，另亦遍注群经，可谓中国儒学史上注经最多的一位，其创作量能不下于朱熹，且多有新论，船山学在当代研究及儒学史中尚待发掘的重要思想仍有极大空间。
当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起源于民国以后学界对于儒学研究的重振，主要建构目的在回应西方哲学严密哲学理论体系的挑战，此一挑战的知识意义在于哲学价值观念的论证能力，儒学始终是价值哲学，价值哲学的成立理据必须以论证形式表述，此一建构论证系统的知识活动即是当代新儒家哲学建构的主要性格之一。其次，作为中国哲学的价值哲学的一支，儒学始终必须回应道佛两家价值观念的挑战，当代新儒家从熊十力至牟宗三皆以论说儒家形上学是一主张现实世界真实且永恒的理论体系以有别于道佛两家的价值系统的知识根据，此一论理工程在牟宗三先生的主张儒学乃为一据德福一致的圆善论架构下建构完成，此一建构一方面在回应西方哲学对于价值主张的论理格式之辩争史，而以康德哲学之价值只在主体实践的实践理性中建构而出，另方面就主体实践之学之主体之心性主张其即为天地万物的普遍原理的价值本体，从而由实践以开显价值真理以证成德性价值是为一普遍原理。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建构的时代意义在于其为当代中国哲学之唯一建构体系庞大的新哲学系统者，并基于其论理方法的诠释架构，从而亦旁及道佛两家真理观的诠释，大有侵略道佛义理诠释霸权之势。当代新儒家首先在港台发生巨大哲学解释影响力，近年来亦在中国大陆中国哲学界形成重要研究领域，其影响力仍在增长之中。

孔子，春秋，《论语》，仁、礼
孟子，战国，《孟子》，仁政
荀子，战国，《荀子》，融礼、法于一炉

推荐 《中国儒学的流变》 解光宇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年12月版

人 物 生活时代 代表作 主要思想及主张
孔子（儒） 春秋晚期 《论语》 提出“仁”的学说，主张为政以德，因材施教，谦虚好学，温
故而知新

A

第一，礼治与正名。礼治是儒家学派的主要政治主张之一。作为儒家政治思想所倡导的礼，本质上是强调尊卑上下有序的等级原则，礼治的核心就是用等级规范来调整社会政治关系，约束人的行为。
第二，仁、仁政。儒家学派极为重视伦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他们在理论上阐述忠孝仁义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其中，仁得到了诸位儒学宗师的特别关注。
第三，德治教化。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国和教化百姓。德治的要求首先是针对统治者的，在孔子看来，统治者要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孟子认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习是实行理想政治的前提条件。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 家 思 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一个字：仁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