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反驳儒家是“功在社稷，过在天下”

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中，“道”是个广泛使用的概念。从文与道的关系看，道就是文的思想内容。由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道和儒家思想往往有着密切联系。但儒家思想不仅不能概括文的一切内容，还和文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就形成古代文学发展中错综复杂的情形：有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有儒家思想和所谓“异端”思想的矛盾，有儒家思想和文辞采饰的矛盾，更有儒家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矛盾等等。本文只图通过对文与道的发展轮廓的清理，考察儒家思想在古代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所以，侧重于探讨古代儒家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矛盾统一问题，与向来论文与道者略异。
　　　　　　　　　　一、汉魏六朝期间文与道的斗争
在《诗经》、《楚辞》之后，两汉经济文化空前发达的土壤，是应该开出繁盛的艺术之花的；《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是应有进一步发扬的。但事实完全相反。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两汉只收十九家；丁福保辑《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两汉仅得五卷。这个简单的数字是能说明问题的。两汉繁荣统一的四百多年，远不如魏晋南北朝战乱分裂的三百多年。这是什么原因呢？
汉初统治者，把东方朔、枚皋等辞赋家当做“俳优畜之”，枚乘也意识到自己“见视如倡”，而扬雄的“壮夫不为”，就是很可理解的了。汉代文人不受重视，这是事实，但还不是两汉文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汉书·儒林传赞》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
年，传业者＠⑴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
之路然也。这段话讲到三个问题：第一，汉代儒风之盛与“禄利之路”有关。这说明汉代统治者需要儒家思想和众多的儒生为加强封建统治服务。第二，正因统治者的需要和提倡，于是有“大师众至千余人”涌现出来。千余人似不算太多，但围绕每一大师，都有成千上万的门徒。《后汉书·儒林传序》提到质帝之后：“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这只是在京师的游学生，各郡国学，特别是各地名儒的私学，其受业生徒，成千上万的还很多。如东汉张兴、牟长、蔡玄等，其著录都在万人以上。所以，从全国来看，儒生的数字是很不小的。第三，如此众多的儒生，成天干的就是解说儒经。“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在当时是并不奇怪的。桓谭《新论》中讲到，有的人说《尧典》，仅篇目二字说至十余万言，讲“曰若稽古”四字就是三万言（见《汉书·艺文志》注引）。这种烦琐的经学，使不少人“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书·艺文志》）；有的以毕生精力而不能通一经；有的则累死烛下，以身殉经（见《论衡·效力》）。儒生既如此多，又不可能有余力以为文，这就是汉代文学不繁荣的原因之一。
《后汉书》专辟《文苑传》，使文人有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但这是南朝人才有的观点。班固《汉书》则只有《儒林传》而无《文苑传》。是不是西汉无文人呢？不，汉代辞赋家主要还在西汉。班固的做法正代表了汉儒的共同观点：不承认有独立于儒林之外的文人。汉儒心目中只有一个“经”字。《诗经》是经，在汉代就享有崇高的地位。有人认为《离骚》是“依tuō＠⑵五经以立义”（王逸《楚辞章句序》），也奉为《离骚经》，于是有《离骚传》、《离骚章句》之类出现，和五经享受同等待遇。汉赋在当时更难有它的地位。班固自己是辞赋家，便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因为诗的身价高，根子硬，和诗拉上关系，赋就有了立足之地。但无论汉人对《诗经》、《楚辞》或汉赋，都不是从文的角度，而是从道的角度来较短论长的。其论赋：“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如果“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那就毫无可取了。肯定或否定，都从有无“风谕之义”着眼。其论骚：正如刘勰所说：刘安等“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无论汉人肯定其“依经立义”，还是批评其“非经义所载”（《文心雕龙·辨骚》），都是以儒家之道为准绳。《诗经》在汉代是最荣幸了，但却最倒霉。既尊之为经，则按经以“传”之，按经以“章句”之；经则经矣，那些生动形象的诗歌，却成了经学大师们微言大义的殉葬品。这是汉代文学不繁荣的又一原因。
这样，烦琐的章句之学，在“禄利之路”上紧紧束缚住众多儒生的思想；一家独尊的儒术，力图把一切文章诗赋纳入儒学的轨道。在这种空气下，文学的发展不能不受到窒息。
如果按照汉儒的路子走下去，文是不能独立发展而“蔚为大国”的，最多只能成为经学的附庸。但从汉末开始，烦琐的经学走上了物极必反的道路。到三国时期，饱经乱离的文人，便“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了（杜畿《议考课疏》）。鱼豢《魏略》具体记录了从汉末到正始时期儒学的衰落情况：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
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
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
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三国志·王肃传》注引）儒道之衰，这时形成一落千丈之势。从经学博士们的“率皆粗疏”，到满朝公卿只能天天“饱食而退”，说明数十年间的巨大变化。操笔能文的尚且寥寥无几，又还有多少人去讲道说经？《魏略》所载，或有夸大，但汉末以来儒风之衰确是事实。战乱频繁的现实，不容人们再去搬弄儒家那套“不周世用”的教条，统治者也无心加以提倡了。这种情形，直到南朝仍是如此：《南史·儒林传序》称“宋、齐国学，时或开置……盖取文具而已”，就是很好的说明。
汉末以来，儒家者流既如此狼狈，自顾不暇，当然就无力过问文学的事了。而文学一旦脱离儒学的羁縻，就如脱缰之马，自由驰骋起来，为我国文学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自曹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宋书·臧焘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就是这样开始的。所谓“家弃章句”，就是当时文士，普遍抛弃经学而从事文学，于是出现了建安文学的盛况：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
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钟嵘《诗品序》）建安文学的出现，“主爱雕虫”多少有一些作用，但主要还是“世积乱离”的现实和“家弃章句”的思想风气。社会现实是基础，但不砸碎儒家思想的桎梏，彬彬之盛的邺下文学集团就不能形成，长期为后人追仰的“建安风骨”就不能产生。鲁迅说这个时期才开始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为艺术而艺术”，是借指建安文学开创了纯文学的新时期。纯文学，就是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独立的文学。这样，建安文学才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建安文学打开局面之后，魏晋南北朝期间的文坛，就不再象两汉那样沉寂了。上至帝王，下至“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五尺之童，也“必甘心而驰骛焉”。特别是那般膏腴子弟，世族文人，更是“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诗品序》），竞以为荣。此时文风，可谓盛矣。伴随而来的，是形式主义的出现。在诗文创作走上纯文学道路之后，加之当时好文成风，对诗文的艺术技巧、表现形式有所讲究，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六朝人在艺术形式上也确有其历史的贡献。在文学创作失去儒家思想的约束之后，偏于形式而忽于内容也是很自然的事。问题在于，在这个趋势的发展过程中，六朝腐朽的世族地主插手进来了。他们生活腐化，思想空虚，这就必然为文学发展带来不健康的因素。特别是南朝，多数帝王都爱好文学，他们把持文坛，使文学成为其享乐腐化的工具。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学不仅更趋于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而且荒淫腐朽，反动颓废的东西大量出现，梁陈时的宫体诗，更写下了文学史上极不光采的一页。
当六朝形式主义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起而与之斗争的，北朝有苏绰、颜之推，南朝有刘勰、裴子野和钟嵘等。他们和形式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就是儒家思想。如裴子野在《雕虫论》中所批评的：
　　自是闾闫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
，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荀卿
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很激烈。但论者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反对抛弃六经而吟咏情性，不同意放弃章句去写诗文。这当然是偏激之论。汉人重道轻文，六朝人重文轻道，用儒家之道纠六朝之弊是对的，但不能复其章句。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一，它不是反复循环，而是逐步前进。如按裴氏主张，就会形成倒退。又如苏绰，更仿《尚书》而作《大诰》，主张“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这就更是纠枉过正了。
以上史实展示了这样一个基本情形：儒学的恶性膨胀扼杀了文学的发展，当文学摆脱儒学而独立发展之后，很快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形式主义的反对者重新搬出儒家思想，势欲恢复汉代经学，遏止文学的独立发展。由此可见，文和道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
　　　　　　　　　　　二、刘勰的文道并重论
当时能比较正确处理文道关系的是刘勰。
就《文心雕龙》看，刘勰的文学思想无疑是儒家思想。《序志》篇说他早在七岁时，就曾在梦中见到孔子，可见他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到了三十来岁，又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并以此为莫大荣幸。他之所以要写《文心雕龙》，就是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⑶shuì＠⑷，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很明显，他是企图用儒家思想来挽救当时浮诡讹滥的文风。由于当时文学创作“离本弥甚”，因此，他提出“正末归本”的主张，所以要“征圣”、“宗经”。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刘勰尊儒的观点和汉儒基本一致，他怎能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而不致倒退呢？
刘勰论文，文质并重的特点是明显的。他可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很多根据，提出一条为文的金科玉律：“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这和他宗儒的观点还不会有什么距离。但在他强调文的时候，虽也往往抹上一层儒家色采，和儒家的传统观点却很难吻合。如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哪一位“圣贤”曾把自己的著作“总称文章”而显示其“非采而何”呢？这完全是刘勰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圣贤”的。又如：“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丽辞》）照这种理论，不仅写骈文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诗文都非用骈俪不可，否则便是“夔之一足，＠⑸踔而行也。”又如论《夸饰》也是如此：“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这类论述，《文心雕龙》下篇中甚多，完全是文学艺术家的观点，和儒家的传统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刘勰虽以儒家思想来反对形式主义，但如上面所举，也有为形式主义张目的作用。
刘勰重文，不可能是从儒家经典中孕育出来的。儒家虽也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类说法，但更多更主要的是强调德行教化；否则就不会有长期存在的文与道的矛盾了。刘勰对文学艺术的特点有一定的认识，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他对古来大量文学作品的总结，一是六朝文风对他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卷入时代潮流的诗人来说，受到时风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刘勰不仅不是诗人，而且是打算献身于章句之学的佛徒。他是抱着“敷赞圣旨”的目的来写《文心雕龙》的。那末，他为什么会如此重文，以大量篇幅详论种种形式技巧呢？
刘勰在这个问题上面临三种相互交织的矛盾：除文与道的矛盾外，还有既重文又反形式主义的矛盾和儒与佛的矛盾。主文和反形式主义的矛盾比较明显，不必多说。儒与佛的矛盾在《文心雕龙》中虽不占重要地位，但和文与道的矛盾有关，有必要加以揭示。《文心雕龙》虽然成书在刘勰正式出家之前，但他终其生一直是个佛教徒，这是众所周知的。《梁书·本传》说刘勰年轻时便“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之久，因而“博通经论”，“为文长于佛理”。这说明佛教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是很深的。还应看到，刘勰最后出家，并非仕途失意。他出家前在东宫通事舍人任上，“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处境是很不错的。刘勰坚决出家，只能说明他对佛教信仰之深笃。可见，儒与佛在刘勰思想中都有重要位置，注意到这点，对我们研究其如何解决文与道的矛盾，可能是有帮助的。

可以这样说，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是所谓的正统思想，但是，更多的是门面工程，而不是说所有的国策都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的。儒家思想中凡是有利于统治者利益的部分都被统治者大力宣扬，而其中有利于人民以及大部分低层人民的部分，都被统治者有意或者无意的掩盖和删除。比如说，忠孝等思想，都有利于大臣和人民的稳定，这样就不会威胁到君主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会大力宣扬。而所谓的民本思想，就很少有皇帝遵守了。他们更多的是口头上宣传“民为邦本”、利国利民的思想，但是，大部分皇帝不都是穷奢极欲、苛捐重税的吗？
所以，儒家思想被统治者大力宣扬，不过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

作为从汉代武帝开始成为的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并在宋代发展为理学。
作用：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形成中华民族文明体系，凝聚民族力。但由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影响和儒家本身的缺点，不思加以改造所以禁锢人民的思想

儒教”风光不在。由于看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堕落、蜕变和马克思主义的无效性，有人试图搬出儒家思想，希望向传统要资源，以此代替昔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支柱。但产生在封建时代农耕社会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为最高统治者利益服务的等级制，不可能适应自由、民主、平等与法治畅行的当代社会中今人的需要。此外，从精神信仰的角度上说，儒家思想虽然包含着丰富的道德与哲学，提倡教化，但却不讲灵魂，不信超验，不谈来世，不涉及人的终极关怀，不是严格的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儒家思想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一部分，应该继承其精华，一些学者也为此在努力，他们被称为“新儒家”，但要把儒家思想作为今日中国人的信仰支柱，甚至将其宗教化、立为“国教”，则是不现实的，尊孔复古的倒车行不通。

孔子让中华民族变得伟大，中华民族坚强有韧性，灵活不拘死理，勤劳善良，大气包容。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古文化所赋予。这注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强大。儒家文化斌予中国人家国天下的情怀，使中国不管面对多大困难，总有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中国总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这些优势是西方人不具备的。当今世界纷争不断，国与国、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矛盾频发，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儒家的“和”文化蕴藏了解决当今世界矛盾的智慧。并且儒家文化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定调，避免了中国象欧洲那样，陷入宗教战争的泥潭。中国人的灵活智慧，让中国人在今天的国际竞争中，虽身处逆境，却于不知不觉中强大。中国人以其无以伦比的文化智慧，必然重新回到世界之颠

当提出罢黜百家，确定独尊儒术的时候，儒家其时已经完成汇集和整合了百家精华，圆融了华夏所有优秀文化为主旋律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的弘扬推广。所以，无论今天的人文发展如何交汇，她不可避免地都有儒家的逻辑运行，儒家自建立迄今历经无数磨难与锤炼，已经成就金身，不论你需不需要她，她已经与你如影随形，只要是中国人，血管里流淌的血液就有儒家意识。

儒家提倡立法为民、司法独立、疑罪从无、不罪无辜。【法家提倡立法为君，君主牢牢钳制刑法，宁枉勿纵，夷族连坐。】在此，只谈儒家的疑罪从无。在《荀子-致士》篇中指出，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量刑恰当。若作不到量刑恰当。应“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这一利与被告，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论并非是荀子首创，而是源自孔子。

儒家思想仍然"有市场"无地位，逐渐回到一家一派的正轨，批评谩骂的有，维护圆场也有。没有地位反而是好事，思想流派一旦有了地位，就是僵化的开始。

绝对是功大于过。很简单的两点：
1.没有孔子的思想，中国不可能保持统一到现在，你我也不会坐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说不定我们的官方语言已经是日语了。
2. 仔细研究过孔学的人都会同意，孔子的思想绝对是主张政治民主、人际自由的；所谓的保守，其实是后来宋儒搞出来的。

孔子那么推崇尧舜，其实尧舜时期采取的就是推举加选举制度，还有议会。因为孔子的实力太大了，各国都害怕他夺权，可他看到的不是疆土权利，而是人类，所以不愿意谈政治，只从人文角度看政治。

今天中国如何从乱象重生中涅槃，就看我们如何发挥出孔学的自由真谛了。

我觉得儒家思想分为两部分谈：
1.传承两千年、横跨整个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毫无疑问，这一部分毒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是专制，是皇权至上！是皇帝昏庸到底，视人命为草菅，还有一大批所谓的儒者维护他这条蠕虫！！！而搞笑的是，儒家思想恰恰就是封建社会维护到底的东西。它为何要维护它？
原因何在？一对“共生”的大大蠕虫
2.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这一部分在百家争鸣的时代确实有其可取性。不妨将“百家”看做是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当法家获得封建王朝的支持，并且推行类似西方的法制时，我相信儒家思想中一些还算好的东西可以成为一个辅助工具。
至于孔子所谓的一些“人治”、“礼治”相去同时期古希腊思想甚远，可谓垃圾糟粕。

孔老二害了中国几千年，就是这B的思想，你看现在中国社会还是这鸟样，民族骨子里都是贱，所以有贱民之说，西方就没这种现象，很少有思想上的贱民，中世纪人可以很贫穷，但都不贱。全社会都是贱民，就给了统治者鱼肉人民的好环境。当初要是秦朝之后法家获胜，中国社会就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有秩序和公平。

他的这种贱民思想，君臣父子，只有鱼肉人民的统治者才推崇，并利用它来制造更多的顺民和贱民。彻底的害了中国几千年，直到现在。

都说儒家使国人人伦，礼制，请问中国人有道德和礼数吗？？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功过相抵.
功:使中国人走向文明,走向那传说中的共产主义.
过:使中国人失去原始的战斗力,变得中庸,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

道家与儒家的区别

首先，就科学与哲学的划界问题而言。自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凸现了科学与玄学（哲学）的划界问题之后，这一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现代新儒家发展的历程来看，在现代新儒家中心开启性人物熊十力来看，要发展科学和哲学，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划界，区分两者各自的对象，确定两者不同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熊十力对科学和哲学的划界，“玄论战”的总结。此后，冯友兰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套真际与实际的理论，说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贺麟提出了哲学思考文化就是要研值问题的主张，从而在科学研究自然、哲学研究人生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哲学所应采取的文化——历史方法，使现代新儒家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来说，如果说，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将主要的精力用来理清科学与哲学的分野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接续了“科玄论战”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批判的话题，从而迎合了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潮流，他们力图区分“科学”与“科学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牟宗三极力反对“科学一层论”和“泛科学主义”。在他看来，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有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这不是科学的对象。这就是道德宗教的根源，事实世界以上或以外的真善美之根源”。徐复观与牟宗三一样，也十分强调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在他看来，价值世界比科学世界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科学世界，常常要在价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转来成为满足价值世界的一种手段。”因此，从根本说，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学世界，而是在价值世界。价值世界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最后，就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的致思倾向来看，可以说，“科玄论战”是现代新儒家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张君劢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论战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塑了现代新儒学的致思方向。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系统中，道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像一些学人认为的那样，文化思想也有刚柔之分、显隐之别，那么，相比之下，儒家的刚健、有为、进取、入世的精神表现得比较突出，道家则偏重于柔顺、无为、退守、潜隐的精神。人们常说，秦汉之后无"纯儒"，同样也可以说，秦汉之后无"纯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和。他们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或缺和赖以互补的两个方面。在此意义上来说，儒道本是一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他们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即便是在儒学一统天下的时期，道家思想也并没有泯灭，它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儒学、佛学之中，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这正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潜隐特点。儒、道两家思想，一个刚健有为，一个柔顺因循；一个入世进取，一个潜隐退守，这是他们达到相通和互补的真正前提。所以，许多中国古代文人才能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或者熔儒道于一炉，张弛相济，进退自如。

从历史渊源来看，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度逐渐解体，我国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一部分奴隶主贵族逐渐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成为贫民或者奴隶。其中一部分人结草为庐，结伴而耕，避世隐居。《论语》中把他们叫做"逸民"或"隐者"。这些人对弱肉强食、离乱痛苦的现实社会，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一样，他们痛斥"天下无道"！在这同一个时代，儒家和道家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儒家直面现实社会，力求探索一条改造客观世界的道路，即便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最终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孔子认为，他与那些逸民、隐者的区别就在于"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用孟子的话来解释，就是："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一向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但实际上不管天下"有道"还是"无道"，他似乎没有一点退隐的意思。为了改变这个"无道"的世界，尽管他四处碰壁，却百折不挠，骨子里还是那股劲："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此方面，孟子比孔子毫不逊色。在他看来，无论得志还是不得志，无论困厄时还是显达时，都不应该绝人逃世；主张用自己的方法来"平治天下"，实现其"王道"理想；并且扬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更无退隐之意。

道家面对残酷的现实，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从自然中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本人就是一个"隐君子"，相传他在周朝做过藏书管理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来他退隐了，写下《老子》一书。庄子曾做过宋国漆园的管理员，辞职后表示"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宁肯隐居陋巷，借米充饥，自编草鞋，过着清苦的生活，也不愿应楚威王高薪聘请而赴楚相之位。从老子的自然无为、少私寡欲、贵柔守雌的思想，到庄子的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无不说明道家与儒家的不同之处。道家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固执地守护着人的精神的尊严，辛勤地开垦着人的精神的荒漠，把人生从一切无法消除的痛苦和灾难中拯救出来，超越人生困境和世俗情欲，使人获得一种宁静的自由和圣洁的心境。老子和庄子都是隐士，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隐者。他们的退隐不单单是为了规避无法改变的罪恶现实，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道家在韩非子的显学排行榜上名落孙山。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大批隐者的现实生活，以及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隐者生活的亲身体验，正是道家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孔子和孟子则远离隐者的生活体验，因而，他们的思想历程必定不同于老子和庄子。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总结了先秦各学派思想，他在《解蔽》中谈到庄子时指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意思是说，庄子只重视代表自然的"天"，因此而忽视了"人"，即用自然掩盖了人。荀子进一步指出，像庄子这样来理解"道"，那只能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因循依顺。其实荀子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恰恰是，庄子沿着老子"道法自然"的思路，对人的精神自由作了有益的探索，把人对自身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怎么能说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呢？

儒家以礼治天下，尊上而不争，为让。居和而不同，为谦。

不善于表达自己是能力不足，跟这两者有关系么。

道家寡欲，是清除杂念妄欲，让人知足，脚踏实地的做人。

不争，是因为谦下以滋长众生，故而不争众生之利。正是服务精神的灵魂。

不善于表达自己，不发挥自己的能力也是不知足，缺乏服务精神的表现，并不符合道家精神。

当然，如果狭隘的说礼让、谦和和无欲不争是不争先和不争利，或许能自圆其说

现在讲的是实用主义，有用的时候就是积极的，当与自己的行为相悖时就是消极的，历史就是这样，人类更是这样。我们也不例外。

不好回答啊，不想那么明白，反正我是喜欢儒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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