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恢复王安石变法，宋朝攒了很多钱，为什么还灭亡了

王安石变法是为了解决缓解社会矛盾，让北宋“焕发第二春”，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导致北宋灭亡，一批守旧派和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拼命和王安石作对，这才是加剧北宋的灭亡的真相。

众所周知，每个封建王朝建立初期相对来说比较清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后面的君王都是在“啃老本”，中间会开挂般的出现几个中兴之主以延长国祚。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是靠丞相和六部尚书等一批文臣维持封建王朝的国祚。但是，少数情况下文臣是“催命毒药”。以宋朝为例，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限制武将权力，于是定下重文轻武的国策，以此防止武将作乱。

历史证明赵匡胤的目的达到了，但他让文官的权力不受限制。当时北宋的弊端已十分明显，刚刚继位的宋神宗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对王安石的变法非常赞同。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他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变法行动。

所谓青苗法，是在每年的2月和5月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候给农民发放贷款、贷粮，在秋收、夏收时归还利息。农田水利法就是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所需费用由当地的住户按贫富等级出资。方田均税法是清量全国土地，核实土地所有人，按土地好坏分作五等以此作为征税的依据。这三条变法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核心，处处为老百姓着想。

问题是王安石触动了司马光等一大批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要被收更多的税、出更多的钱，自然不乐意。于是他们拼命和王安石作对，这才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让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直接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如果是让王安石继续下去，北宋的社会矛盾会得到相当大的缓解。

宋神宗去世之后，他的母亲高太后临朝执政，任用司马光做宰相，把新法全给废了。高太后当政八年便死了，宋哲宗开始亲政。宋哲宗看不惯祖母的那一套做法，执政之后又立即起用变法派。但是，重新上台的那些变法派，并没真心去搞改革，而是把精力放在对保守派的报复上。并且在变法派的内部也时常发生纷争，更有些投机分子借着变法的旗号大谋私利。

整个朝廷陷于派系纷争和争权夺利之中。不久，宋哲宗得病死了。由于他没有儿子，皇位便传给了他的弟弟端王赵佶，也就是宋徽宗。自此，朝政更是腐败不堪了。

宋徽宗是历史上出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说他是风流天子，是因为他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才能，能写诗、作文章，也能画画、弄书法，的确可以称得上“风流”二字。

宋徽宗对玩乐有特别的嗜好。只要是好玩的东西，他都有兴趣。不论是谁，朝中大臣也好，宫廷宦官也罢，甚至市井流浪汉，只要能使他高兴，使他玩得快活，就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

有个叫高俅的人，原来不过是宋徽宗做皇帝之前府中的一个小听差，也就是跑跑腿、干干杂务活。但是高俅有点儿小特长，就是能踢出一脚好毬（就是蹴鞠游戏），宋徽宗一向对他十分赏识。做了皇帝之后，他便把这个能使他开心的高俅很快提拔起来做了官。没几年工夫，高俅竟然当上了宫廷禁军的头领。

那些与高俅一起在端王府当差的人，看到高俅平步青云，一再升官，自然有些羡慕，便向宋徽宗表示了也想得到提拔重用的要求。宋徽宗居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高俅那样的好手脚吗？”那意思很清楚，谁要是也能像高俅那样善于踢毬，便也能得到高官厚禄。

宋徽宗一门心思地追欢逐乐，贪玩成性，却根本不懂得如何管理国家大事。因此，在他当政的20年里，受到重用的都是些奸臣贼子。他们千方百计地迎合宋徽宗的心思，满足他的嗜好，而对老百姓却是百般勒索、敲诈，无恶不作。

蔡京是“六贼”之首，坏事干得最多。他在宋徽宗还未即位之前，就在朝廷里做官，是个投机分子，总在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变来变去，哪一派掌权得势，他就站在哪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弄得两派人都讨厌他。因此，他曾两度被排挤、贬职出朝。但是他并不死心，一心等待和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宋徽宗即位之后，有一次，宦官童贯专程到杭州去搜罗字画供宋徽宗赏玩。那时，蔡京被贬在杭州做官。蔡京知道童贯是宋徽宗宠信的人，就想方设法讨好他。童贯在杭州的那些日子，他极尽逢迎拍马的本事，白日黑夜地陪伴着童贯吃喝玩乐，还把自己的字画献给他。

童贯得了蔡京的好处，就在宋徽宗面前极力推荐蔡京，把蔡京说成是少有的人才。蔡京还拉拢了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为他说话、活动。这些家伙也就替蔡京吹嘘，他们对宋徽宗说：“如果皇上要继承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就一定得重用蔡京。”

宋徽宗居然相信了，马上把蔡京召回京城，第二年就让他做了宰相。

蔡京一坐上宰相的宝座，便露出了他凶恶的嘴脸。他要报复、打击那些曾经说他坏话，害他贬职出外的人。蔡京拿变法作棍子，把那些正直的官员，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支持变法的，都看作是奸党而照打不误。

蔡京撺掇宋徽宗在朝廷的端礼门前立了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都列为元祐（为宋哲宗前期的年号）奸党，对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对已死的统统削去官衔。朝廷中正直的官员一一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亲信、同伙却一个个受到重用，做了大官。蔡京在排除异己，扩张自己势力的同时，还开始不择手段地搜刮钱财，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宋徽宗的奢侈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他自己享乐挥霍的欲望。

例如盐，它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过去，西北一带是官卖，即商人向地方政府交钱买盐钞（领盐的凭证），然后再凭盐钞买官盐。东南一带则由地方专卖。蔡京觉得这样做刮不到油水，就将卖盐的专利全部收归朝廷，由朝廷统一办理，也就是说，商人必须向朝廷交钱买盐钞再到地方上买盐。蔡京掌握了这个权力，便经常变换盐钞，旧钞还没用完，又开始发新钞。没用完的旧钞须再贴钱才能换上新钞，并且限期截止、作废。很多商人因为没钱贴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几十万旧钞变成废纸，急得寻死觅活。

蔡京用这个卑鄙的方法来坑害商人，轻轻松松地就捞到了大笔的钱财。

更出格的是，蔡京还用卖官位来赚钱。他把一些官职公开标价，只要出钱就能买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当时流传的这首民间歌谣，就揭露了他们公开卖官的伎俩。

免役法本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好处。保守派不顾大家的反对，硬是把它给废除了。司马光当权的时候，限令各地在五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别人都觉得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办。蔡京那时是开封府知府，他却在五天里办好了这件事，由此得到司马光的称赞。现在蔡京自己当宰相，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他以恢复免役法为由头，设立各种各样的名目，向老百姓成倍地增收雇役钱。有一个州，原来所收的雇役钱只有400贯（当时每1000文钱叫1贯），到他手里却收到3万贯，整整提高到原来的75倍。如此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可以看出蔡京这家伙是多么狠毒。宋徽宗利用蔡京搜刮来的钱财，整日沉迷在荒淫与享乐之中。他还觉得不过瘾，时常变化着花样来寻乐。有个叫朱勔的投机商人，看到蔡京、童贯受宠，有权有势，就想法巴结、讨好他们。

朱勔通过蔡京、童贯，也知道了宋徽宗的癖好和心思，就千方百计地逢迎宋徽宗。那时，宋徽宗对玩字画、摸古董有些腻了，象牙、牛角、金银、竹藤等雕刻或丝织品，也提不起他的兴趣。朱勔就想：“什么东西能提起皇帝老儿的精神呢？”

朱勔想到了奇花异石。他先试着找了一些珍异花木和花石进献给宋徽宗，宋徽宗一见，果然眉开眼笑，龙心大悦。于是他立即传下命令，在盛产奇花异石的江南名城苏州设立一个专门搜罗花石的机构——苏杭应奉局，由朱勔全权负责。

从此，朱勔便仗着皇帝的金字招牌，招罗了一批差官，专门为宋徽宗搜奇觅胜。他们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到处搜刮，弄得东南一带的百姓日夜不宁。只要听说哪个百姓家中有些精巧别致的石块或花木，他们就闯上门去，指手画脚地一吆喝，便贴上黄封条，这就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了，并气势汹汹地下令道：“这是皇上喜欢的东西，你们要精心保护，弄坏了就找你们算账！”

不少人就因此被这帮家伙扣上个“大不敬”的罪名，受到盘剥敲诈，甚至落入监牢之中。一些人家竟被闹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搜刮来的花石，还需要用船只运送到东京。船只不够，朱勔就把那些运粮的船只和商船堵截下来，把船上的货物倒掉，强行要他们为皇上运送花石。

运送花石的船队在江河里来往穿梭，民夫们为运送花石日夜奔忙。人们把这种运送的队伍叫作“花石纲”。一见到“花石纲”，百姓们都吓得赶快退避。因为说不定，就随便把谁也给拉去为皇帝卖命。

花石源源不断地送到都城，宋徽宗越来越高兴，朱勔的官也就越做越大。老百姓把朱勔的应奉局称作“东南小朝廷”。可以想见，朱勔权势有多么的大，他的坑民害人又是如何猖狂了。

其他几个受宠的贼臣，也同样是作恶多端。用不着多说，皇帝荒淫享乐，贼臣横行霸道，这样的朝政，只能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败了。

正是在这种黑暗、腐败的统治下，方腊和宋江起义相继爆发了。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使这个腐朽的朝廷变得更加摇摇欲坠，虚弱不堪了。

一个朝代的存亡，不单单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就能够决定的，更重要的还有国内政治情况是否明朗，以及国内的军事力量是否强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宋朝确实是没什么值得吹的了。近些年对于宋朝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很多人开始过分的夸大。宋朝经济好不好，肯定是好的，但是也肯定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如果宋朝时期真的是大家想象中的国富民强的状态，首当其冲的，就不应该是有那么多的起义。

在有关农民起义方面，一本《水浒传》就能够很彻底的体现宋朝当时的状况。虽然《水浒传》是演义小说，但是梁山起义的这个事件却是真实发生过的。就单从这一次的起义事件来看，宋朝当时的经济就绝对是好不到哪里去。

根据史料记载可以得知，在公元1127年到公元1140年的这段时间，共13年的时间里，仅仅只是建州这一个地方，就曾爆发过四十多次的起义。其中名声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就是范汝为首的起义军。这一次的起义时间时持续了长达两年之久，参与人数超过了十几万之多。当时的建州最多也就一百多万人，能有这么多的人就参加起义，可见当时的压迫是有多么的严重。

最重要的是，参加起义的一般都是男性，很少会把老人妇女算在内，小孩子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这一次的起义事件所参加的男性，差不多占据了建州总男性的一半。

刚刚提到了如果一个国家真的是国富民强的话，是不会有人愿意起义闹事的。大家都吃饱喝足穿暖，谁愿意没事出去送命，干一些一言不合可能就会没命的买卖呢？

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宋朝繁荣？因为当时宋朝大城市的景色的确是繁荣。这些繁荣的景色，仅限入开封、洛阳、杭州、扬州这样的大城市。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北上广深，繁不繁荣，繁荣。但是你再看看其他七八线的小城市，绝对差远了。宋朝要命的地方，不仅仅只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更多的，是穷人农民被压迫的十分严重，日子过得比较惨。黄振曾经指出宋朝真实的情况其实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就是不单单但是各方面条件不咋地，而且有钱人和官员还非常的不要脸。

宋朝的起义非常的频繁，仅仅是北宋存在的160多年中，发生的农民起义就高达203次，这个数字是在其他的朝代所没有的。因为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所以导致宋朝出现过广泛的杀婴现象，以及杀婴习俗。

“不举子”说的就是生孩子但是不养育的现象。这个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极少数的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者是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之后。总的来说，就是当百姓穷到了一定的程度之下，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的。

当时的宋朝没有那么多的战事，毕竟打也不打不过，一般都认怂。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或者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能有这样残忍的杀婴习俗，由此可见当时宋朝对百姓们的压榨是有到了何种极致的地步。如果这个时候一旦是要发生战乱以及自然灾害的话，那么百姓将是更加的民不聊生。

总的来说，宋朝为什么国家的财政收入那么高，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国富民强，而是因为压榨百姓压榨的非常的严重，宋徽宗运石头，做园林这都是依靠压榨百姓们得来的。

除了对百姓压迫很大之外，宋朝的政治、军事领域，同样是一塌糊涂。

宋朝有抓壮丁的习惯，会强制兵役劳役，强制百姓们为国家劳动。大家看到的是宋朝会收取“免役费”，但是其实百姓在交了钱之后，仍然是逃不过要服徭役的命运。有钱的交钱都不好使，那么没钱的呢？没钱的，没地的，或者是一些流浪人士，直接会被官府抓走全部收编，进入到军队之中。不仅仅是收编这些壮丁，就连这些壮丁的家人们，也是一样可以一同跟随，这也就是为什么，北宋的军队常年都维持在百万数量，但是战斗力却连人家几万，几十万都打不过的原因了。

而且宋朝实行的兵将分离的管理政策。这么些的士兵，真到正儿八经打仗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谁是领头的，谁是将军首领，听谁的都不知道，就更别提想打胜仗了。

宋代在建国初期，实行的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意思就是与读书人，文官共同治理天下。一开始是国家有有事，文臣与君子一起商量着来，武将负责征战，但是不参与政治，不掌权。其实这个原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后来经过几代之后，就开始变得什么事情还是皇帝一人独断，文臣的质量也开始下降，变的开始附和君王。至于后来的文臣，不仅仅是待遇好，而且非常的爱钱。

宋代实行的是“益俸制”和“职田制”，想方设法的增加文官们的俸禄，当时的朝廷官员不仅仅是有非常高的薪水，待遇方面也是非常的优越，什么绫罗绸缎啊，什么衣服烟酒糖茶，还有各式各样的补助，补贴，以及职田等等，国家是变着法的给你发补贴。

但是武将的待遇可能就不怎么样了。因为重文轻武的原因，宋朝武将从宋太宗赵光义时期开始，就不再愿意为朝廷卖命了，因为武将连这个仗怎么打，自己说了都不算。远在天边以身赴死，但是这个仗要怎么打，还得听远在京城之内的帝王的命令，不听的话就是违抗皇命，搞不好要杀头的。如果听了的话这个仗就是必败无疑，直接当场可能就得死。所以越到后面，武将就越是贪生怕死，不再为朝廷卖命。

其实北宋跟其他的朝代相比起来，并没有比的朝代的经济发达多少，并没有达到被神话的那个高度。富有的确是富有的，但是哪个朝代还没有富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北宋末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朝廷的富有，都是建立在极大力度的压榨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前提上，所以北宋末年的时候其实国家已经不怎么样了，可以说很穷。

至于快速灭亡的原因，最逃不开的还是因为帝王的昏庸，什么打仗不靠兵法，靠迷信，靠摆阵。临近人家要打进京城的时候，这些大臣们还想着要如何的组织民众，搜刮民众，这样可笑的王朝，覆灭当然很快了。

宋徽宗刚继位的第一年，政治还很清明，经常虚心纳谏。自从蔡京进京之后，一切就都变了样。

蔡京很有才华，很早就中了进士，而且写的一手好字，但是他的为人却让人非常不齿。早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支持变法，推行变法还是卖力。

等到王安石倒台，司马光上台的时候，蔡京又反对变法，并且在五日之内，按照司马光的要求，将所有的新法全部都改了。

等到章惇上台变法时，他又支持变法。如此反复无常，没有任何操守，在当时就被士人所鄙视。

蔡京在哲宗时期被贬杭州。一次，大太监童贯奉徽宗命令，来江南寻找奇珍异宝。蔡京知道徽宗喜欢字画，于是向童贯行贿，将自己的珍藏进贡给徽宗，并且，用重金贿赂徽宗身边的人，让他们都给自己说好话。

就这样，蔡京被徽宗诏进京城，在半年内连升三级，成了宰相。

徽宗的腐败完全是被蔡京给拉下水的。本来徽宗很节俭，不敢浪费。蔡京却引经据典，说节俭的皇帝都太土，皇帝富有四海，就应该浪费一点，这样才能显的比别人强（辽、西夏），别人才不敢小看我们。

徽宗找到了浪费的‘理论依据’，从此开始变得奢靡。

京本人当权时，搜刮民脂民膏，为自己享乐所用。他喜欢吃两样东西，一是鹌鹑羹，二是蟹黄包。他吃一顿鹌鹑羹，要杀三百只鹌鹑。他待客吃一次蟹黄包，要花一千贯钱，这大概相当于五十户人家一年的伙食。

吃一个菜就花那么多钱，在其他方面就可想而知。

蔡京因为太过嚣张，多次被言官弹劾，曾经四度罢相。在罢相期间，接任他的是王黼和李邦彦，这两个宰相简直不成体统。

徽宗和蔡京

王黼和徽宗简直没大没小，两个人嬉笑怒骂没有君臣之分。一次徽宗觉得无聊，王黼怂恿徽宗出宫玩玩，但是皇宫出不去，二人只能爬墙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