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后人的眼光和思维去破解「推恩令」

汉武帝的确是一个很明智很有抱负的一位君王，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的第十位皇子，在汉文帝废太子刘荣之后成功成为了大汉的天子。汉武帝在即位的时候年龄其实并不大，但是从这个刚当上君主的少年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远大理想，他想要的是一个不同于祖先的伟大盛世。

汉武帝的成就不光是因为他自己有远大的理想其实跟他的祖先也有关系，其实可以说汉武帝生在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在汉武帝的前面是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他的父亲和祖父更是开创了汉朝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这无疑是为汉武帝施展拳脚提供了基础。

我们也应该清楚汉朝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汉朝在这一点上没有看到秦朝制度的缺点，反而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最后导致了汉景帝时期藩国的势力越来越大，进而引发了“七国之乱”。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虽然给汉朝以沉重大吉，但是仍然是以汉朝的胜利结局的，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七国之乱“之后那些诸侯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反抗汉武帝实行的”推恩令“政策了。

“推恩令”这个政策妙就妙在它是在诸侯国的内部进行的分封，将诸侯国的势力分割成一小块，诸侯国内的每个王子都可以得到赏赐，不再是一家独大。所以就算是诸侯国想要反对，诸侯国内部的人也不会答应，所以诸侯国内忧外患自然不会想着要反对，只能是默默承认。

推恩令是西汉主父偃的“削藩策”，大意是诸侯之子都可以继承诸侯的土地，而非仅嫡长子。主父偃帮汉武帝从根源上解决掉诸侯的问题。

推恩令被誉为千古奇谋，汉武帝用它削藩，基本付出零代价——用诸侯的土地分给诸侯之子罢了，却彻底解决了西汉的地方割据问题。

除汉景帝的七国之乱，汉室诸侯再没出过大问题，推恩令占有首功。不过虽然解决了诸侯的问题，两汉却产生新的担忧——豪族和世家。

豪族世家到魏晋形成新的势力——士族门阀，这也是地方豪族最风光的时候，“王与马共天下”便是明证。“马”指东晋皇室司马氏（司马睿），王则指琅邪王氏（王敦、王导）。

自东晋开始，士族门阀同皇权一同治理天下，东晋的王氏、庾氏、桓氏、谢氏，南朝的萧氏、袁氏，隋唐的五宗七姓，皆拥有极大的权力。而这段时期的皇室，除了斗外敌，便是想法设法剪除士族门阀。

士族门阀如同诸侯，一个个聚集于地方，虽没有割据之名，却有割据地方之实，那么问题来了：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们，为何不用“推恩令”来对付世家豪族呢？

继续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下豪族、世家、士族的区别，有时候它们指的一个意思：掌权大族，有时候又指的不同势力。

豪族具有丰厚的财力、人力，而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权势的家族。光武帝刘秀便是借助南阳豪族、河北豪族的力量争霸天下，最后建立东汉。

世家是豪族的进阶，世家皆是豪族，而豪族并非世家。世家占据朝廷权力，具有一定的传承势力，能将手中的权力传递给后代，例如汉末袁氏（袁绍）、杨氏（杨彪）的四世三公。

最后的士族可以则是世家的晋升，我们说袁氏是世家，只是民间用于区分其他势力，朝廷官方从来没承认过，而士族则是朝廷承认的法定身份。

士族建立于九品中正制，用来区别庶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寒族），除了士、庶外则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寒族并非真的穷、苦。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们要对付的其实是士族。

不过在某些方面来说，士族、豪族、世家可以等同事之——都是皇帝眼中的敌人，所以本文用常见的世家来代替士族、豪族。大致了解豪族、世家、士族的关系后，我们回到“推恩令”能否帮助皇帝解决世家的问题上。不过我们首先得了解推恩令推的是什么。

推恩令的关键是“恩”，可以换成另一个我们熟悉的概念——利益。推恩令涉及三方势力：诸侯、诸侯嫡长子、诸侯其余诸子。诸侯最爱的儿子不一定是嫡长子，他也许会想着给爱子留下些土地财富，所以诸侯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可能赞同推恩令，也可能反对。若没推恩令，嫡长子会完全继承诸侯的土地，因此嫡长子是推恩令最大的“受害者”，也是推恩令最大的反对者。

若推恩令施行，非嫡长子会继承一定的土地，哪怕很少，但零和一的区别他门还是能区分的。所以非嫡长子是推恩令的铁定拥护者。

主父偃用诸侯、嫡长子的利益，拉拢诸侯庶子的支持，嫡长子仅有一位，庶子却有很多。读到这里，我们大致明白推恩令的作用：分化诸侯内部！本来仅有诸侯嫡长子可以继承土地，现在诸子都有机会，诸侯其余的儿子肯定大力推动推恩令的执行，因为事关他们本人利益。

能不能用类似“推恩令”的计谋来分化世家呢？若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得明白世家的权力（世家的利益便是权力）怎么来的。

世家的权力来源于地方上的影响力加上朝廷中官职的高低。世家拥有土地和财富，享有地方上的权力。我们看魏晋历史常会听到一个词：郡望，它便是指当地世家。例如弘农杨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等，地名既是他们的祖籍地，也是势力范围。世家会掌权，却不一定占据大权，有的世家人担任地方的官吏，有的则出将入相。一个普通世家，也许会因为家族中有人骤登高位，从而成为顶级世家，东晋谢氏便是如此。谢氏经历两代打拼（谢鲲、谢裒兄弟），在谢安掌权前不过是二流世家，直到谢安成为东晋宰相后，才成为“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谢。不过谢安、谢玄死后，谢氏的权力也相应变弱很多。

还有上文中提到的王导、王敦，在东晋前，琅邪王氏对朝堂的影响有限（王敦不过是一州刺史）。随着东晋建立，王氏一跃成为东晋顶级世家，左右朝堂局势的家族。

东晋权臣桓温所在的庾氏也是如此。桓温掌权前，他父亲桓彝不过是宣城内史（相当于太守），根本不入品级。可桓温上台后，桓氏一跃成为左右天下局势的庞然大物。从王谢的经历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世家的权力除了地方影响力，还有在朝堂中的地位高低。东晋皇室能拿出的“利益”无非就是官位，以官位来分化世家，这可行吗？不可行！

汉武帝的推恩令是一项直接针对分封诸侯王的阳谋，可是就算这些分封各地的诸侯王知道，这项政策对于自己是很不利的，但他们也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推恩令充分利用了人性当中的自私，诸侯王如果带头反对，会直接从内部分崩离析。而且从本质上而言，推恩令并没有夺取诸侯王之间的利益，诸侯王也实在没有理由，反对这项政策的实施。

推恩令这项措施是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颁布的一项重要政令，其主要内容是要求所有的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自己所有的子弟，至于诸侯王想分给嫡子还是庶子，那就随便他了。于是在这项政令的推行之下，诸侯王的领地和权力越来越小，他对于自己封地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越小。

一般的诸侯王出于爱护后代的想法，会给自己的后代尽可能多的土地。但是时间长了他会发现，土地越分越少，到最后竟然会陷入分无可分的境遇。可此时由于子孙后代把持着这些被分小的诸侯国，想要再将权力集中，已然不可能。

其实从本质上而言，推恩令是一项非常人性化的政令，既满足了诸侯王对于子孙后代的爱，也满足了诸侯王后代对于土地和财富的需求。只是在这一层人性与爱的背后，隐藏的是汉武帝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的想法，他也希望通过这个举措能够加强中央集权。

而且这个政策的妙处，在于根本就没有触动诸侯王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并没有强硬的要求诸侯王给子孙后代分多少土地。这种以自愿的方式削弱诸侯王的办法，算是我国几千年文化当中，最为著名的一种阳谋，而且还是那种无法破解的。

由于推恩令会造成一大批的受益者，所以他们会主动维护推恩令的施行者汉武帝。因为按照我国传统的政策来看，分封制虽然有好处，但是能够继承诸侯王地位和权势的只有嫡长子，其他的子孙后代是没有继承权的。

但推恩令就不一样了，它的实施造成的诸侯王的所有子孙后代都有继承的可能。大家的爹都是一个人，凭什么你嫡长子比我们多出生一段时间，就能获得所有的权势，这不公平！汉武帝的推恩令给了他们这个机会，让他们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下，都能够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

所以，对于中国史上最为有名且根本无法破解的阳谋，那些受到政策影响的诸侯，只能徒呼哀哉！因为在人性面前，利益才是最好的试金石，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个人认为，破解“推恩令“的方法就是诸侯王们少生娃，最好只生一个娃。 

“推恩令”的辉煌之处在于，朝廷用不着花一兵一分钱。以“屯恩”之名，只需改变藩国的合法长子才能继承父权的习俗。这种行动导致王国越来越小，最终被彻底肢解。

西汉实行“推恩令”只有三代，各诸侯国的疆域越来越小。最后是“一个大国不超过十个城市，一个小国不超过几十英里”的模式。汉朝中央政府彻底解决了诸侯国不能消失的问题。

“推恩令”的成功，源于汉帝国中央政府的强大力量，它威慑了后世诸侯国推行“屯陵”的“软刀”，也是长生不老的汉武帝始终不渝地实行的。与此同时，太多的王子和王子迫使他们服从。因此，可以说傅严大师的“推灵”的确是一个历代奇计。

那么，难道不清楚“推恩令”没有解决办法吗？不！诸侯国之所以容易被“推恩令”瓦解，根本原因在于后人太多。“推恩令”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推诸子”。也就是说，凡在诸侯国有更多后代的人，王国就越遭肢解。

所以，解决“推恩令”的唯一办法就是王子、王子少生孩子，最好只生一个孩子。

傅琰大师的“推恩令”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伎俩，但有一种特殊的破解方法

这种打击“屯岭”的方法能起作用吗？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一直讲要丁兴旺，丁兴旺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为了确保诸侯国的持续继承，王子们显然不愿意只生一个孩子。

此外，古代没有现代避孕技术和工具。周围的王子和王子会不会对美漠不关心？

因此，“推恩令”的确是一把“软刀”，杀人不带血。除非王子们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或好运，否则没有人能逃脱肢解王国的命运。

似乎没有哪个王国有幸逃脱命运的操纵，最终走上了一条“平民化”的道路，这让后人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