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岗村集体劳动就濒临饥荒，一分田就大丰收

人民公社制度
"分田到户”到“土地流转”
——反思三十年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

摘要：从1978年的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到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通过，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一转变也必将给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带来新的变化。

关键词：土地政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 变迁

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温饱——犹记当年分田时。

三十年前，经过了“文革”的十年浩劫，经受了“一大二公”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挫伤，对农村经济的极大摧残，当时的中国农村一片萧条。生产制度的僵化，生活水平的低下，大量的农民挣扎在温饱线上。当时的农村可谓是一穷二白。

1978年12月的一天，寒冷、饥饿、困苦的十八户小岗村农民冒着生命的危险按下手印，将土地分田到户，实行单干。此举受到中央的重视与支持，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于是一时间，废除“一大二公”， 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风吹遍了长城内外，吹向了大江南北。中国农民在这种新制度的春风下，重新点燃了他们心中那种丧失已久生产积极性，“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的顺口溜。由此可见，包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当时的农村带来了多么大的活力，也让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地提高。事实也是如此，从实行分田到户的1979年到1984年，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基本上解决的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

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农村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是根本。从“一大二公”到分田到户，农村生产制度的变革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制度上羁绊。让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死气沉沉，一片萧条的农村恢复了生机。焕发出了活力。分田到户，利在当时，功在后世。

二、小康在哪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瓶颈

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所有农民都分到了土地，都有了赖以生存的根本的生产资料。一方面农民拥有小块土地，也就有了更多的生产自主权，中国农民从此过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日子。只要辛勤耕种，绝对能确保一家人的温保。而另一方面小农经营，土地分散，农产品价格的持续偏低，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实现农民增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于是问题就接踵而来：

一是分田之后的小农分散经营是农民持续增收遭遇了“瓶颈”。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增产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是小康生活在哪呢？从1979年到1992年，十多年的制度改革使农民有饭可吃，可是中国农村依然贫穷，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还是在于土地制度，小农经营，土地分散，使得土地本身的产出就很有限，再加上，当时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持续偏低，农民从小块土地中所获取的价值也就很少了。就如当年率先进行分田的小岗村民所说的分田到户是“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这恐怕是很多中国农村分田到户之后二十多年来发展的缩影，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农民持续增收遭遇瓶颈，难以逾越。

二是政策的战略转移造成了农业的牺牲。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方针。党和国家将发展的眼光投向了城市，投向了工业和商业。于是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雏形初现。相对于工商业来说，农业本身就是一个见效慢，周期长，效益较差的产业，于是国家为了更快的发展经济，当然要把战略重点放在城市，放在工商业上。而这时，农业的发展就面临着更多的考验，一方面，分散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增收的潜力基本挖完，另一方面，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也使农业成为工业陪衬，农村成为城市的原材料基地和低端市场。因此我们看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农民收入增加的越来越少，可所要交的各种赋税越来越多，干群关系越来越恶化，农民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一次受到严重的挫伤。“这田，真没什么种头儿”，成为当时很多农民抱怨时的一句口头禅。

三是市场经济的冲击，让这种制度的缺陷更显端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广大的农村不可避免的被卷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面对越来越多的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国的农民，农村显得是那么的脆弱。中国分散经营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没有多大的市场竞争力，中国的农民在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茫然不知所措，中国的农业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农业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这一切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与现代化的农业土地制度相差甚远，纵观发达国家的土地制度，都是大规模的大农场经营，因为只有将土地连成一片，实行大规模的统一经营管理，才有可能将现代化的农业技术，管理方法引入现代的农村和农业。才能使农村，农业，农民真正的能够参与市场的竞争。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三农问题引发的危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分田到户的土地制度越来越不能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农村、农民和农业中所产生的问题层出不穷，农民大量抛荒，粮食产量下降，农民负担过重，干群关系紧张，各种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这一切的一切，都清楚的告诉人们：中国的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所积压的矛盾也将会大规模的爆发了。

——农民真苦，一苦收入低，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即使风调雨顺，累死累活，精打细算每亩地也只能挣到300元钱，这还要看市场行情的好坏。而每家每户所拥有的土地平均不过五亩，辛勤劳作一年从土地中所获得的收入不超过2000元。由此可见，小规模的种田所获取的收益是很少的。二苦税费沉重，这今年中央调整政策，对农民实行“两免一补”才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在免除农业税之前，每家每户农民要上交的税费高达1000多元，这样一算，收入除去税费几乎所剩无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进入新世纪之后干群关系日益紧张且尖锐，农民交不起税费，而干部又必须完成国家收税的任务，所以经常会出现干部和拖交税款的农民发生激烈的冲突。三苦支出费用多，一户农民，除了要交国家的税款之外，还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子女上学读书，家人看病等等费用。而这些费用，尤其是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在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农民的生活可想而之，很多农户家中入不敷出，濒临破产，不能自拔。四苦市场意识欠缺，收成好不等于收入好，在农村，很多农民因为种粮食不挣钱而改种经济作物，就是想依靠市场来获取更多的利益。可是，中国的农民由于长时间的分散经营，小农意识强烈，对市场上的信息需求把握不好，缺乏市场意识，所以会让很多的农户经历丰年仍然亏损的尴尬局面。农民之苦，实不能一一道来，可其生活之艰难，确实令人担忧而心酸。

——农村真穷。一穷在农民本身的收入不高，而支出却逐年增加，入不敷出，生活穷困。二穷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对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基本农田的建设与保护，对农村交通，医疗，教育等等投入的不足使农村的景象一片荒凉，甚至破败而萧条。三穷在农民精神文化娱乐产品的极度匮乏，农民在农闲的时候，无所事事，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聚众打牌赌博，弄得中国农村从南到北一篇“自摸”声，乌烟瘴气，农民精神生活贫乏而空洞。农村穷困的局面就让很多的农村人不愿留在农村而是千方百计的往外面跑，造成大量的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而将以前所种的田地荒掉。于是我们就看到湖北，四川，湖南等等农业大省抛荒现象极其普遍。“要想富，先抛荒，再跑路，离开农村最对路。”这种顺口溜在很多地方流行，也反映了农民对农村的贫困现状的无奈和逃避。

——农业真危险。大量的田地没人种了，而按照原来的土地制度又不能将自己的土地转手给别人，所以只能荒掉。而这一荒就让粮食产量下降，让整个中国的人都慌了。没有粮食可吃对于十三亿人的中国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还有，在现有的分散经营下，中国农业本身的竞争力就弱，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更难和外国的先进农业去对抗，而农业又是国家之本，农业基础不牢，国家岂不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三农问题日渐突出，各地农村都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抛荒严重，干群关系极度紧张，农民群体性事件增多，农村已经出现社会动荡的迹象，这已经快危害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的安宁。多年积累的矛盾就要爆发了。而这一切，从根子上讲，还是因为作为农村根本经济制度的土地制度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人民公社制度

井田制

如今变得非常的繁华，村子的周围多了一片湖，湖边种了很多花和树，村里修了一条公路，交通非常的方便。

如今发展的挺好的，人们的经济水平是非常高的，村庄非常的美丽，人们的生活非常的富裕，生活非常的幸福。

“小岗村”如今挺好的，因为最近挺少出现了，很少公众视野下，也没有社会媒体发出消息，而且没有小道消息披露，所以没什么消息。

分田到户最早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一条约定，即把土地分配到每一户耕种，每一户人家负责一部分土地，这样有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村、组)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它是我国现阶段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农业生产中农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承包经营集体的土地和其他大型生产资料(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人劳比例分到农户经营)，按照合同规定自主地进行生产和经营。其经营收入除按合同规定上缴一小部分给集体及缴纳国家税金外，全部归于农户。集体作为发包方除进行必要的协调管理和经营某些工副业外，主要是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是常被质疑和批判的。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1979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最早丰田到户的应该是安徽凤阳是1953年土地革命期间
那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刚刚开始的的阶段

我国最早实行分田到户，还是在安徽省的小岗村，当时几户农民曾经了生死协议，把土地分包到户，结果非常成功，成了全国推广的模式。

解放后的第一次分田到户应该从该地区解放时间算48年49年等。改革开放应从1978年中央1号文件,由安徽几户农民开始的。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

戊午年是个大旱之年。这年冬月某日傍晚，中国江淮腹地的一个农村里（小岗村），农民和他们的儿女就着微弱的天光，埋头喝着稀饭。小岗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生产队，夏天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三点五公斤。干了一季的活，这点口粮还糊不了三天的嘴巴，全队几乎没有人没有讨饭的经历，这样的年景，眼看只能背起花鼓去外地谋生了。这年秋末的时候，严俊昌当了队长，严宏昌是严俊昌的堂弟，也是村民中惟一读过中学、识得几个字的人，所以在几天前被众人推举为副队长。当时的生产队没有办公的地方，所有大小会议都在村子中间的严立华家开。晚饭过后，十八户农家的十八位主事齐聚在一间萎萎琐琐草房里，队长严俊昌宣布开会。队长严俊昌向大家说明原委，在这一夜的小村陋室，大家面对“包产到户”这几个字，只是在“敢”与“不敢”之间徘徊斟酌，直到天明，终于痛下决心，行此近乎叛逆之事。这时严氏兄弟已义无反顾，只是他们的身份和经验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更多的盘算。若干年来与分田包产有关的人非身亡即名败，总数可以百万计，其下场的悲惨，严氏兄弟虽然不能尽知，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罪名以及他的死于非命，这可是一清二楚的。一旦事发，种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即使不会严酷到诛灭九族，他们和他们未成年的儿女也是断然脱不了干系的。计及这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严宏昌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以他的拙朴的笔法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干部肯以性命相搏来为百姓出头，这在当时可算是难得的勇气。今天我们看上去，严氏兄弟在这里无疑已经集中了他们全部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就其形式而言，它显然并不如后来舆论的评说是一份合同，至多只能算作一份农民的简单的契约，也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用和政治的保障。假如事情真的走到了坐牢杀头的一步，纵使严宏昌真的能够慨然赴死，其手下这些既无政治权利又无生活保障的人们，又如何力量把他们的后代庇护下来并且抚养成人，这几行字里面还是透着一种天真的悲壮。后来各家主事都在这份契约上按了自己的手印，这张揿满红手印的大包干秘密誓言就这样诞生了，如今他已然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了。如今小岗的大包干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影印版。1979年，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 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 年到1970 年1 5 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 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12488公斤公粮；当时的地方领导这样描述：小岗每间土坯屋里都堆满了粮食，人们兴奋得在粮食堆上打滚。1 9 8 0 年5 月3 1 日，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如今我们再回首看小岗人当时的举动，摆脱对他们天真悲壮的感动和崇拜，追究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动机，不难发现这与小岗人的传统，与他们的历史习性是紧密相连的。植根与人的行为本身，人类的精神活动中，有意识的活动来自于无意识活动，无意识的活动是人精神活动的本源。小岗人当时的不韪只是出于生计所迫，他们完全没有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意识，有的只是打破现状、破坏现实的勇气，从这个角度讲，这也是有具偶然性的活动。再看朱皇帝的起义，在起义之初恐怕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更合理的或善良的社会制度，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破坏一个王朝。之后他也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也就坠于封建历史的轮回。

“凤阳人人网”上有详细的小岗村资料，需要的话过去看看。
百度搜索“凤阳人人网”，第一位就是。

第一个改革的农村“小岗村，最近挺好的，因为最近挺少出现了，,很少出现在媒体镜头下，所以没什么消息，祝他繁荣昌盛。

现在这个小岗村特别好，因为政府大力扶持，所以这个小村小村庄设备齐全，绿化完善，现在已经奔上了小康社会，所以现在这个小村庄是相当于一个小城市。

经过多年的改革，那里现在已经大有不同，他们开发了旅游业，还有文化节，含有着种植以及养殖业，目前已经越过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