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具体在说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怎样的意义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于刘勰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写下。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南朝梁刘勰著。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编，各25篇。内容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部分。总论含上编的《原道》至《辨骚》5篇，明确提出了其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全书的「文之枢纽」。其中《原道》、《征圣》、《宗经》3篇是理解全书的钥匙。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20篇。其中前10篇是论有韵之文，后10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35种。对各体又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19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其中《神思》篇论艺术构思；《体性》篇论作家的风格；《情采》篇论述了作品的文质关系。其详密深刻，远远超过前人。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5篇。其中《知音》篇论述了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才略》篇从不同角度品评了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程器》篇论述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主要部分。总论5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问题；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这部著作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其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正如作者在《附会篇》中所说：“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其体大精思，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

《文心雕龙》对文体、创作和文学批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建立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体系。《诗品》不仅品评了汉魏以来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而且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起源和发展。这两部著作，不仅有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鲜明倾向，而且把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文心雕龙》的价值决不在于宗经，而在于宗经的神圣外衣下所独立创造发展的一系列的文学批评的观点。刘勰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在《时序》篇里，他首先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盛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例如他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论西晋时代，指出当时作家很多，但因为“运涉季世”，所以“人未尽才”。他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在《通变》篇里，他又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把《时序》、《通变》两篇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刘勰对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具有相当简要清晰的概念。就每一种文体来说，他也很重视历史发展的追索。《明诗》篇对建安、西晋、宋初诗风面貌的变化，概括相当准确；《诠赋》篇对两汉、魏晋辞赋的盛况，也有相当充分的描绘，这两篇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和赋史的提纲。甚至在《丽辞》、《事类》、《比兴》等论语言修辞的子篇中也有文学语言修辞的历史发展观念。由于他对历史事实有广泛观察和深入追溯，他对南朝文风的批判也就显得比较深刻有力，不让人感到是儒家观点的片面说教。这是他超过前代批评家的主要成就。

二、他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文学主张，比较全面地说明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情采》篇中，他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盻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认为创作应该“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并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晋宋以来许多作家“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的虚伪清高的面目。在《风骨》篇里，他更强调文章要有风有骨。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及清晰的结构条理。必须先有思想然后可以述情，必须先有事义然后可以铺辞。在《定势》篇里，他指出要“因情立体，即体成势”，适应不同的内容来选择文体形式，并适应不同的文体来确定文章的风格面目。在风格上，他并不泛泛地反对华美形式，而是认为“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在文体论各篇中，他还具体指出写作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文章的政治社会作用和客观效果。例如《檄移》篇指出写战争中的檄文，为了达到“振此威风，暴彼昏乱”的政治目的，就应该写得“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在《论说篇》他反对陆机“说炜烨而谲诳”的观点，认为“说”并非对待敌人，就应该讲忠信。总之，宗经六义是他对质文关系的基本看法。

三、他从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的经验。在《神思》篇里对创作构思过程有着非常简练生动的描绘，而且对作家构思过程中主观的“神”和客观的“物”之间的关系有比较准确的概括：“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同时指出要使“关键”、“枢机”活跃疏通，一方面要“虚静”，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平时的才能修养和生活阅历的准备。在《附会》篇中他用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明了文章体制的有机的完整性：“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些都是针对南朝形式主义文风而有意识发挥的议论。他认为形成风格的因素，有才（艺术才能）、气（性格气质）、学（学识修养）、习（生活习染）四个基本方面，而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风格的不同，正由于作家在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别。把人们认为玄虚奥妙的风格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在这方面，他也大大地发展了曹丕文气的理论。在有关形式修辞方面，他也往往针对关键问题立论，在《比兴》篇里他指出了两汉以来的作品中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只讲形容，不讲寄托的不健康倾向。在《夸饰》篇里指出运用夸饰手法应该准确得当：“饰穷其要，则心声并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诸如此类的论述，至今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四、他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反对“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错误批评态度，认为应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他还正面指出批评家应该有深广的学识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又提出了“六观”的方法：“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六方面虽然更多是从形式上着眼，但是他认为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只有“沿波”才能“讨源”，只有全面地观察形式才能深入内容。

《文心雕龙》的理论对唐以后的作家批评家有相当大的影响。陈子昂革新诗歌标举“风骨”、“兴寄”，杜甫、白居易论诗重视“比兴”，韩愈论文主张尊儒、复古，论学习古人应该“师其意不师其辞”，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勰理论的启发。清章学诚倡导“战国文体最备”的著名议论，实质上也是继承和发展了他《宗经》等篇的看法。至于刘知几、黄庭坚、胡应麟等著名作家、批评家的一般赞扬，就更难于列举了。（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