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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论语》里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还不错,而《孟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很低呢

时间: 2022-06-21 03:01:07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5次

为什么《论语》里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还不错,而《孟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很低呢

孔子为什么对管仲的评价这么高?

首先以下内容全部是原创,为775323507所写。
孔子在论语中对管仲的评价的确不低,是因为管仲在历史上做的事情孔子很认同。第一条回答我觉得不太对,孔子觉得管仲不“礼”。我们说一个看法,就必须要有具体的语句作为依据,才站得住脚。那么研究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也必然要从《论语》中入手。
《论语》中提到,邦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于是管仲不知礼。孔子的一句话并不是随口说的,君臣的享用之不同就在于此啊,这就如同季氏使用八佾之舞一个道理,我要说,管仲这么做确实有点过分。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而臣不臣,不成礼。至少从这一段史实可以看出,管仲是有些失礼的。而孔子对于管仲的“礼”,也的确不敢恭维。
但是在“仁”这一方面,子贡曾经问孔子,质疑管仲的仁。他的论据是,管仲辅佐了公子纠,公子纠被杀死后,他又反过来去辅佐齐桓公,此乃不仁也。但子贡明显对孔子的“仁”的思想有所误解。子张与孔子的对话已经证明,忠与仁有着明确的界限:子张问:令尹子文,三世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孔子说这是忠,至于仁,他说:未知,焉得仁?而孔子的“仁”思想的核心与本质意义就是“爱人”。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这能说不是“爱人”吗?于是,管仲的仁就无可否认了。
所以综上所述,孔子对于管仲的看法大体可以总结为“仁而不礼,有功于民“。
打这么多字不容易啊,求采纳。
来自百度国学知道团。
因为管仲辅佐的齐桓公称霸时喊的口号是“尊王攘夷”,符合孔子对于“礼”的要求,在这点上,他们的价值观,或者说道德取向是一致的。
因为管仲 并不是把目标放在 了跟随谁上面 而是 治好这个国家 有人说他背信弃义 孔子觉得他为大体着想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很高!但孟子却是看不起管仲的!为什么会这样?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rn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因为孟子主张的主要是治国之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而未闻弑君也”等。管仲虽然是优秀的政治家,确是积极提倡军事和外交上强烈手段,属于主战方,所以孟子不赞同管仲的观点,在加上管仲个人的一些事情的处理和经历,导致孟子越发看不起他``````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孟子主张的主要是治国之道

比较不崇尚战争和激烈的外交的措施

而你所提的那两个人都是军事和外交的强烈手段的提倡者

所以 三个人不可能是同一类型的

所以 孟是不赞同他们的主张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

孔子觉得管仲好、但孟子不这么认为

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

孔子在论语中,有谈到对管仲的看法,究竟是扬还是抑

《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两方面,两方面的观点是对立的。一方面,子指出“管仲之器小哉”,“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仲自己对这些行为的解释是为齐桓公“分谤”,但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这方面,孔子对管仲个人行为的评价是否定的。另一方面,《论语》中有好几处记载,是对管仲功绩的评价,孔子是予以肯定的。
总的是扬大于抑.
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孔子前后矛盾,这恰恰是孔子对事对人的客观公正,既不因人废功,也不因功谄人。管仲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是值得肯定的,但管仲的为人并不完全值得称道,其行为有存在问题的地方,该批评的还得批评。

孔子为什么对管仲评价那么高?

那么孔子为什么又愿意给管仲那么高的评价呢?看具体的对话。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天,一个学生叫子路的,来找孔子。读《论语》,孔子这么些学生里面,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子路。子路跟孔子,就像李逵跟宋江一样。而且,我比较心态猥琐的说一句,从做老师的角度说,你班上有一个子路这样的学生,实在是幸福了。第一,不管你问什么问题,他肯定第一个举手发言;第二,不管他回答的是什么,他一定答得不对。其他人一看,说这个样子还说个一头的劲,我讲得比他好啊,我也说两句。这课堂气氛就很活跃了嘛。子路比较戆,性情中人,慷慨就义是他的理想,所以他喜欢为公子纠尽忠的召忽,而对管仲这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作风,是很瞧不上的。“未仁乎”前面那个曰,主语还是子路,子路发表意见时常常很冲动,然后就挨孔子训,所以这次话说了一半,他心里也有点打鼓,这里顿了一下,然后才问:“管仲算不上仁吧?”九是多次。齐桓公多次聚会诸侯,可是大都是“衣裳之会”,不是靠的武力威胁。“你来,你不来我揍你!”这都没有。能这做到这些,靠的就是管仲,这说明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很得人心,那为什么能这么得人心?再看下一段: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贡也不认可管仲。于是孔子就解释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于诸侯,一举匡正了天下,老百姓至今还受着他的恩惠呐。假如没有管仲的话,我们都要披头散发的穿野蛮人的服装了。华夏的风俗,男子二十岁成年,就要行冠礼,把头发结到头上,女的十五岁成年,如果定了婚,就要行笄礼,也把头发结到头上。所以如果一男一女,是刚成年就结婚的,那就叫结发夫妻,因为结婚前刚刚在成人仪式上把头发结起来了。戎狄就没有这个规矩,都是披头散发的。华夏族的衣服衣襟朝右边开,叫右衽,戎狄正相反。披发左衽,都是戎狄的风俗。当时戎狄的势力极盛,《公羊传·僖公四年》有一句话:“南夷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南方的蛮族和北方的蛮族,他们的势力已经挨上了。一个在我们南边一个在我们北边,他们挨上了,那我们哪儿去了?我们就好像风中的游丝,虽然还没有断,但眼看着随时都会断,这叫“中国不绝若线”。所以,这时能出现一个管仲这样的人物,实在太重要了。他的功绩,就是捍卫了华夏文明。管仲辅佐齐桓公积极促成诸侯会盟,口号就是:“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狄都跟豺狼一样,他们的野心、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你不打他不行;而我们华夏的各国,再有什么矛盾,是内部矛盾,都是亲人,谁也别丢下谁。尊王攘夷,是管仲的大事业,如果他也像“匹夫匹妇”那样,拘泥于一些小的信用(谅是信用),找根绳把自己勒死(经是绳子,这里是动词,勒死),然后尸体丢小水沟里,谁还知道他啊?管仲以攘夷为号召,孔子再以此推崇管仲,后来就形成了儒家的一个重要命题,叫“华夷之辨”。当然要说明的是,这不是种族歧视,主要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照儒家的传统,叫“中国则中国之,夷狄则夷狄之”。只要你接受中国文化,那不管你是什么血统,什么政治立场,都拿你当中国人看,这叫“中国则中国之”;相反,一个中国人,却奇风异俗,那就不承认你是中国人了,这叫“夷狄则夷狄之”。“夷”们当然不会喜欢这种优越感,但是最终又不得不接受华夏文明确实存在的优越性。比如北宋灭亡后,金兵攻破曲阜,一把火把孔庙烧成了灰烬。但等到统治稍微稳定,金的皇帝便又拨专款把孔庙重新盖起来,还在民间不知道什么地方,找了个孔子的后代,尊为衍圣公,--当时孔子正牌嫡系的后代已经跑到了南宋,当然也在做衍圣公,这就出现了一南一北各有一个衍圣公的搞笑局面。总之,金国是也尊起孔来。
如按儒法分界,管仲大概是要被划为法家的,后世之人总是将他冠之于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以及韩非这一系列的历史人物之首,把他当作法家的先驱。孔子要比管仲小172岁,他出生之时,管仲已经去世90多年。管仲无缘参加后世的百家争鸣,孔子也无法与管仲进行儒法斗争。看看孔子怎么评说管仲,或许是很有意思的。在《论语》中,孔子评价管仲的有四处。有一处明显是贬的,而且贬得很有儒家的特色。这一段话就在《八佾篇第三》之中,大概说他器量狭小,不知节俭,更不知礼,几乎什么都要与诸侯国的君主一样 “邦君树塞门(筑在大门外的矮墙),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类似茶几的土墩),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孔子那边,一个“礼”字的分量是很重的,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管仲既不知礼,又何言仁?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说孔子“小管仲”,这大概也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宪问篇第十四》中,孔夫子应他的弟子所问,对郑国的子产、子西做了评价之后,也评说了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夺了那一位齐国大夫的采邑,还让人家老得牙齿都掉光了也没有怨言,这无异是说,管仲这个人很厉害,很有手腕。可谓褒中有贬。难怪此语中的“人也”,有人翻译成“是个仁人”,也有人翻译成“是个人物”。 这种褒中有贬或贬中有褒,反映的或许正是他对管仲的矛盾心态。反映这种矛盾心态的,见之于刘向《说苑 臣术》的也有一例:子贡问史上之名臣,齐国的,孔子说的是鲍叔,郑国的,孔子说的是子皮。子贡说:不对吧,应当是齐有管仲,郑有子产。孔子于是便说了一通“荐贤贤于贤”的道理:“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却没听说管仲也曾有荐贤之举。《宪问篇第十四》中还有两处,却是完全赞赏管仲,甚至为管仲辩说的了。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相争失利被杀,召忽与管仲都是公子纠的智囊,召忽以自杀尽忠,管仲当了公子纠的政敌小白即齐桓公的宰相。子路与子贡就此对管仲之“仁”提出质疑。孔子对子路说了“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之事,将此归功于管仲,还连声说“如其仁!如其仁!”孔子对子贡则说:管仲为相,使齐国“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使民众至今仍受他带来的实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早就成为蛮夷之人了。还反问子贡:管仲难道能像普通人一样只顾着为主子尽忠而忘了天下百姓,在山沟里自杀而不为人知吗!如此这般评说,从大处着眼,全不拘泥于小节。同是评说管仲,却是贬褒不一。若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也可以引发一场“语录仗”的。一派说:“子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一派说:“子曰:如其仁!如其仁!”旗鼓相当,难分胜负。难怪王充会说:(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关于管仲的“礼”与“仁”,孔子评说贬褒不一,我以为有两种可能:或是因为答问的对象不同。《论语》中多有孔子答人问仁、问政的,都因提问人的身份或性格不同而不同。最典型的是子路与冉求问“闻斯行诸”(听说这是好事就去做),孔子的回答截然相反。他的解释是:冉求谦退,所以促进他;子路好胜,所以抑制他。评说管仲,也系答人所问。他说管仲器量狭小,不知节俭,更不知礼的那一次,提问的人,《论语》只说“或曰”,后人也未知其谁。假如此人也有“僭越”之念而想引管仲为例,孔子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不也很自然吗?或是因为评说的时期不同。人的认识,既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孔夫子自然也不例外。孔夫子的弟子们曾有设想,假如给孔子一个平台,他也一定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这毕竟只是假设,真把这个平台给他了,按他的主张以礼让治国,是否就能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是一个未知数。管仲却是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一个使齐国“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奇迹的。孔夫子怎能视而不见?
因为管仲辅佐的齐桓公称霸时喊的口号是“尊王攘夷”,符合孔子对于“礼”的要求,在这点上,他们的价值观,或者说道德取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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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论语中对管仲的评价的确不低,是因为管仲在历史上做的事情孔子很认同。第一条回答我觉得不太对,孔子觉得管仲不“礼”。我们说一个看法,就必须要有具体的语句作为依据,才站得住脚。那么研究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也必然要从《论语》中入手。
《论语》中提到,邦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于是管仲不知礼。孔子的一句话并不是随口说的,君臣的享用之不同就在于此啊,这就如同季氏使用八佾之舞一个道理,我要说,管仲这么做确实有点过分。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而臣不臣,不成礼。至少从这一段史实可以看出,管仲是有些失礼的。而孔子对于管仲的“礼”,也的确不敢恭维。
但是在“仁”这一方面,子贡曾经问孔子,质疑管仲的仁。他的论据是,管仲辅佐了公子纠,公子纠被杀死后,他又反过来去辅佐齐桓公,此乃不仁也。但子贡明显对孔子的“仁”的思想有所误解。子张与孔子的对话已经证明,忠与仁有着明确的界限:子张问:令尹子文,三世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孔子说这是忠,至于仁,他说:未知,焉得仁?而孔子的“仁”思想的核心与本质意义就是“爱人”。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这能说不是“爱人”吗?于是,管仲的仁就无可否认了。
所以综上所述,孔子对于管仲的看法大体可以总结为“仁而不礼,有功于民“。
打这么多字不容易啊,求采纳。
来自百度国学知道团。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颍上人(今安徽颍上),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齐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98年),管仲开始辅助公子纠。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管仲任齐相。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即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

主要成就

 政治制度

行政改革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用人人事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政治主张

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外交主张

管仲的外交主张,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

为了使齐桓公成为诸侯之长,管仲在外交上协助齐桓公做了许多努力。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国救燕。前661年,山戎攻打刑国,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桓公再次发兵攻打山戎以救邢国。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国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前656年,管仲让齐桓公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进行,使得楚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管仲献计让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公元前654年,管仲,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军事制度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 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 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经济制度

经济政策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 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马克思级差地租与之相同。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管仲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娼妓制度

三皇时代开始有有分类但不够细化的妓女,歌妓等。但据史书记载,管仲则为国家管制的“官妓”。

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即《战国策·东周策》中的“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目的一是满足青年男子的要求,二是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而管仲的妓院作用更大。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与敌,兵不血刃。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据古籍记载,当时官府开设经营的卖淫业一是为了收税,“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魏书·龟兹传》)二是为了缓和社会上旷夫和工商市民的性饥渴。因为皇宫贵族、士大夫以及富豪乡绅均蓄养大量美女,因而造成了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官妓发展到汉武帝时,又分立出一种营妓制度,即《万物原始》中说的“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见《汉武外史》)也就是说,营妓是为军队官兵提供性服务的。但后世也有把在乐营中的妓女称为营妓的。确切地说,营妓是官妓的别称。

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设立国营妓院,收取税金,据说是国家发展妓女事业的开始,后来汉武帝又创立营妓制度。而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唐朝沿袭了隋朝的教坊制度,风流皇帝唐玄宗更是扩大教坊机构,教坊艺人达到11409人;他还不满足于此,又设立梨园,极尽荒淫无耻之勾当。

人物评价

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

司马迁:”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恒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太史公自序》:“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

蜀汉名相诸葛亮经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李靖: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查天时地利,安能迩忽?

司马贞:“夷吾成霸,平仲称贤。粟乃实廪,豆不掩肩。转祸为福,危言获全。孔赖左衽,史忻执鞭。成礼而去,人望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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