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你们知多少

1 叠压着四个文化层
2 第四层的时代，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
3 干栏式的建筑——木柱和板桩，呈扇形分布
4 木构件上的榫头和卯口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

关于“河姆渡”的称谓有两个谜团：
第一，是否由黄墓渡演变而来？
第二，黄墓渡因覆船山上的黄公墓而得名，黄公墓葬的究竟是何人？
历代官方史志均有黄墓渡、黄墓市、黄墓山、黄墓坊、黄公祠的记载，独不见有过河姆的记载。最早用文字记载“河姆”两字的是康熙五十七年的《芦山寺志》：“黄墓，俗讹河姆”。为什么会俗讹河姆呢？据笔者推测，一是历代有黄公与夏黄公之争，民间当然也会有黄墓或夏墓之说，而当年慈溪的南乡，“夏墓”与“河姆”的方言又极为相近，自然会以讹传讹；二是与民间避讳“墓”字有关，墓毕竟与死相关，带墓字的地名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自然会感觉不吉利。况且，避讳“墓”字也并非只有黄墓渡，如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半浦有“大墓跟周”自然村，笔者去采访时，当地并不知有此村名。村中老者告诉我们，老辈人是叫“大墓跟周”，但现在叫“陀姆跟”了。显然，也是避讳改“墓”为“姆”了。

关于“河姆渡”的称谓有两个谜团：第一，是否由黄墓渡演变而来？第二，黄墓渡因覆船山上的黄公墓而得名，黄公墓葬的究竟是何人？历代官方史志均有黄墓渡、黄墓市、黄墓山、黄墓坊、黄公祠的记载，独不见有过河姆的记载。最早用文字记载“河姆”两字的是康熙五十七年的《芦山寺志》：“黄墓，俗讹河姆”。为什么会俗讹河姆呢？据笔者推测，一是历代有黄公与夏黄公之争，民间当然也会有黄墓或夏墓之说，而当年慈溪的南乡，“夏墓”与“河姆”的方言又极为相近，自然会以讹传讹；二是与民间避讳“墓”字有关，墓毕竟与死相关，带墓字的地名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自然会感觉不吉利。况且，避讳“墓”字也并非只有黄墓渡，如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半浦有“大墓跟周”自然村，笔者去采访时，当地并不知有此村名。村中老者告诉我们，老辈人是叫“大墓跟周”，但现在叫“陀姆跟”了。显然，也是避讳改“墓”为“姆”了。
最初的俗讹仅限于渡口附近的几个小村。以致此后的雍正、光绪修志也未采信加以记载。据赵伟伦先生考证，直到民国十九年，甬姚航线成立宁姚轮船公司，沿途设置的码头中有河姆码头，其发售的船票也印有“河姆站”字样。从此，“河姆”名称通过南来北往的旅客得以传播。到解放初，渡北的船夫与附近真武殿、护国庵的僧尼及芝林迁入的山民，形成了五十余人的村落，于1950年6月，被当时的慈溪县人民政府正式定名为“云山区罗江乡第六村河姆渡自然村”。从此，河姆渡之称谓正式被官方使用。
其实，河姆渡由黄墓渡演变而来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问题是，黄墓所葬是谁呢？历代史志的记载均为商山四皓之夏黄公。而四明文人又大多倾向夏黄公姓黄，为鄞人。如《会稽典录》中虞翻云，“鄞大里黄公，洁已暴秦之世，汉高帝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让，出则济难。”《甕牖闲评》的作者袁文也说，“黄墓，旧传为秦世黄公，又曰黄姑林即黄公林也。”鄞人黄润玉先生甚至在《南山家传集》中记载“黄为鄞著姓，始自汉四皓黄公，公居奉川大里，殁葬大隐山，所谓黄墓是也。”清代史学家、乾隆进士，被后世誉为“班（固）马（司马迁）之后第一人”的全祖望先生在《句余土音补注》也说：“黄公实则鄞人非齐人。仲翔（虞翻）生于汉末，谈汉初事必有传授，不同王劭等臆断也。”笔者认为，全公所说也未必可信。“生于汉末，谈汉初事必有传授”，西汉初年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盈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195年之前，而虞翻生于公元164年，是东汉末年的人，中间相隔四百余年。可见虞翻之所得，也仅是传言而已。更何况，当时的记载不像现在的历史档案齐全。即便是现在，我们谈到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都感到十分遥远，许多大事件还说不清楚，更别说虞翻说四百年前的事了。所以，从史料推测黄墓所葬是四皓之黄公未可信也。
据延祐《四明志》记载，汉高祖欲以赵王如意取代太子刘盈，其念终因刘盈请来商山四皓的辅佐而消除。刘邦当年宴席上遇到商山四皓时，他们都已年逾八十。待汉惠帝即位，四皓功成身退再次隐居时年事更高。说四皓黄公不去长安之南的商山，却要隐居到几千里之外的句章，从逻辑上也说不过去。原因有二：一是西汉初年，会稽下辖各县，多属未开化之地，其文明程度远不如中原。黄公要舍弃秦时隐居过的、比较熟悉也比较开化的环境，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句余山是不可思议的；二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年事已高的黄公绝对不可能长途跋涉，即便以现代交通，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无法承受旅途之劳顿。
因此，鄞人黄公不是商山四皓之黄公。
那么是否真有鄞人黄公？虞翻说的鄞大里又在哪里呢？南宋经史学家王应麟在《奉化重修县治记》里说：“越之东境为鄞，汉属会稽，唐合鄞于鄮，开元中州以四明山名，始建县曰奉化，其地则汉之鄞也。古鄞城在焉。鄞有大里黄公”。鄞大里即以后的奉化忠义乡黄贤村（今奉化市裘村镇黄贤村）。对此，乾隆《奉化县志》、光绪《忠义乡志》都有过记载：“鄞汉大里即今黄贤其地”。《忠义乡志》为晚清奉化宿儒吴文江编纂，吴是忠义乡吴江村人，与黄贤毗邻，古人写志秉直、求实，说大里是“忠义乡黄贤村”绝非杜撰。王应麟是鄞县人，对本地历史更为熟知，说“鄞有大里黄公”当言之有据。据以上所叙，虞翻说的鄞大里应该另有一位黄公。
雍正《浙江通志》说：“（鄞）县西二十五里地名为黄公林，相传为汉黄公隐处”。而《四明谈助》却说“大隐山本名句章，以大里黄公居此，故称大隐”。既然商山四皓之黄公未来句章，那这位隐士会是谁呢？笔者先作这样的猜想：秦代的会稽，有一位鄞大里黄公，他为躲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先隐居鄞西，此地因黄公的隐居，被后世称为黄公林（俗讹黄姑林，即今鄞州区古林镇）。后又迁居句章九龙山下，也因他曾经的隐居，多年以后九龙山下形成的集市也被称作大隐市（今余姚市大隐镇）。姚江南岸的覆船山因有黄公墓，被后人称为黄墓山，日后其山下开设的渡口也被称作黄墓渡，渡口不远的村落，在明中叶就形成集市，就称黄墓市。
大凡历史名人，各地都引以为荣，或张冠李戴、或地域之争也就不足为奇了。说商山四皓之黄公隐居句章大隐，墓在覆船山上的说法，实在有点牵强附会，也许只是乡贤们一相情愿的想象。
后代诸如宋、明、清代的史志，也只是沿用其“误说”而已。说到这里，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河姆渡称谓源自黄墓渡之讹传，而黄墓所葬鄞大里黄公并非是商山四皓之黄公，这位鄞大里黄公有何生平事迹还有待于有兴趣的朋友去发现、考证。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