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陈独秀其人

觉醒年代》继续在央视热播。

这是一部思想深度、历史深度和艺术深度俱佳的优秀电视剧。

在剧中，于和伟第三次出演陈独秀，果然没让观众失望。看他的表演，眼神里是戏，台词里是戏，一笑一颦都是戏。

1915年，剧中的主人公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创刊，犹如在黑暗中闪出的一道曙光，犹如于无声处听到的一声惊雷，惊醒了沉睡着的古老中国。

《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始。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名庆同，字仲甫。

“庆”字是陈氏家族的辈分。“庆同”就是同庆的意思。“仲甫”是陈独秀的字，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故称“仲”。 “甫”就是美男子的意思。

“陈独秀”，是他一生中使用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个名字。

现在已很少有人会记起他的本名陈庆同了，但上过学的都知道，中国有个伟大的革命先驱叫陈独秀。

独秀是陈仲甫发表文章的笔名。关于它的由来，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故事呢。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著名政论家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上，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强调民众的“爱国心”必须要建立在“有自觉心”的前提上，否则即使亡国亦无所惜。

这一激进的想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不啻一枚炸弹，警醒了不少人，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独秀”这个笔名也因此遭到很多人的误解。不知情者，以为陈独秀也太自命不凡了，竟自诩为“一枝独秀”。

就连陈独秀的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看到这个笔名时，也曾当面质问他：仲甫兄，你也太不谦虚了吧，这完全是目中无人呀。

你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奇才，才是“一枝独秀”，其他的人是不是都是庸人和笨蛋呀。

陈独秀听后，赶忙解释道：哪里！哪里！在我们家乡安庆有一座山叫独秀山，秀美挺拔。

小时候我经常在那儿玩，我的确也非常喜欢这座山。我用这个名字，只不过表明我是独秀山下的一个小民而矣，实在没有别的意思。

陈独秀说的这座独秀山，坐落在自己的家乡安徽安庆。它独立于群山，但又不远离群山，林木蓊郁，奇石突兀，很是秀美。

其实，在安庆的四周有不少的名山：东南有名扬海外的九华山，西南有 “蓬莱仙岛”小孤山，东北有人称三十六洞天的浮山，西有“古南岳”之称的天柱山等等。

相对来说，独秀山不过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953年，毛泽东沿江视察来到安庆。他矗立船头，问随行官员：是先有陈独秀，才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才有陈独秀？

随行人员竟一时语塞。

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可。

由此可见，独秀山在当地确实没有太大的名气。

陈仲甫起名独秀，包含着他对故乡的深深思念。陈独秀一生奔波在外，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家乡总是念念不忘。

陈仲甫起名独秀，深藏着他投身革命的远大志向和宏伟抱负。他的民主思想和奋斗历程，能够证明他是名副其实的“独秀”。

陈独秀因山而得名，而独秀山也因陈独秀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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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把陈独秀的心路历程描绘得淋漓尽致：从最初那种消极的态度，到之后回国创办《新青年》初期的二十年不谈政治，再到后来巴黎和会期间迷信美国，直到最后抛弃了所有幻想立志于用马克思主义唤醒民众。

　在“觉醒”的年代中，陈独秀俨然成了近代中国的“救世主”：是他创办《新青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启蒙”了“愚昧的”的中国人;是他领导了五四运动，使中国近代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又是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如果只看这部电视剧，不真正了解中国近代史，陈独秀无疑成了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第一人”。

对陈独秀的评价（一）
一枝独秀开正艳，狷介狂傲众人羡。
政治潦倒心失意，才华锋芒实难掩。
陈独秀，在政局混乱的时代，却生就一副不会钻营圆滑的傲骨和思想先进的才骨。这也许决定了他未来在文化思想界的巨大成就和最终在政治上的郁郁不得志。
他在思想上的先进和自由，使他在文化领域和初期的政治生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创办《新青年》杂志；他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然而，即使他光芒耀人如此，终由于他的狷介狂傲和固执的个性，使他命运多舛。他曾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但是大革命中，即使他心中百般反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但却最终执行。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他被冠以“右倾投降主义”（后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他了解到苏联共产国际与自己思想的偏差，于是准备组织托派，而这一举动和他在对中东问题的不同意见导致他被开除党籍。但即使这样，固执坚持的他依旧不悔。
他在看待问题时，有时的确过于偏激，掺入了自己的感情因素。他认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他是深深厌恶斯大林的，但这样说，过于偏激了。
另外，他应该及时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决策，作为那时中共的最高领导，如果他真的努力去抵制，还是可以在自己的国家上采取正确的决策。
从人性的角度，他所处的混乱复杂社会背景决定他这样一个毫无心机、没有手段、光明磊落的人难以担当一个新兴政党的领袖，但这却不能淹没他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贡献。

（二）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之间的几乎所有事件，他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而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是这样看待的。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功绩有以下几点：
在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组建岳王会，借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鼓动革命，后来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大多是出自岳王会，可见，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对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起了多大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养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己任的新人；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他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
被毛泽东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以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束缚在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于是在1919年5月4日这天掀起了思想解放热潮，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陈独秀同志的积极鼓动也给他带来了下狱的噩运。
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他在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当然，陈独秀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犯过错误。
陈独秀轻蔑人民群众的思想，反对把国家重任放到人民群众身上，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人民群众，特别是不了解工人阶级遭受的深重的剥削和压迫。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23年，陈独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后再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致使大革命惨遭失败。
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完全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失误决策而给他这个替罪羊戴上的，但是，我认为，也许历史夸大了陈独秀的错误，但是在他领导中共的时期发生这么大的惨剧，他这个领导人是不能够脱得了干系的。

陈独秀(1880——1942)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著名人物之一,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一九一五年九月由于他创办((新青年》杂志,树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从而揭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使他声名大振,成为中国很有影响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先驱者之一,

一、生平简介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小时候的 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国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国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国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