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管是哪个朝代，都需要敢于直言的忠臣。不过有时候大臣太过耿直，也并非什么好事，要是遇到宋仁宗这样的皇帝，可能倒没有什么，可要是遇到脾气大点的皇帝，那可就危险了。

就好比今天要说的这位，此人忠明抗清，是明末时期一位民族英雄。但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却不怎么待见他，甚至说他“欺世”。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反而赞他是“完人”。为何会变成这样呢？

此人就是明末文学家、书画家、民族英雄黄道周。天启二年，38岁的黄道周中进士，在这一朝先后任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黄道周的老师是袁可立，为万历年间的言官。袁可立曾因为直言进谏，被万历连降三级，可他仍然坚持继续进谏，最后被罢官。袁可立对黄道周一生的影响很大，因此后者也成为一名刚直不屈的谏臣。

崇祯三年，黄道周第一次顶撞了崇祯帝。事情是这样的，崇祯开始追究袁崇焕案，由于原大学士钱龙锡曾举荐过袁崇焕，所以受到牵连。当时满朝文武没一个敢为钱龙锡辩护，唯有黄道周连上三道奏疏，替钱龙锡说话。

他更是在奏疏中，直接指出崇祯的过失，说他杀了多位阁臣，白白损害了国家。崇祯帝大怒，最后将黄道周贬为平民，不过却饶了钱龙锡一命。直到崇祯九年，黄道周才再次被启用。

崇祯没有想到，过了这几年，黄道周的脾气是一点都没改，言辞还是像从前一样犀利。有一次，黄道周上书弹劾杨嗣昌，斥责杨嗣昌私下与清廷议和。崇祯随即召开会议，让黄道周与杨嗣昌二人当众辩论。

黄道周可不管皇帝是否在场，他和杨嗣昌争辩的时候毫不退让，“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

杨嗣昌是崇祯帝的宠臣，见他说不过黄道周，崇祯就站出来袒护，呵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换做是其他人，这时候恐怕早就闭嘴了，可黄道周却高声争辩道：“夫人在君父前，独立敢言为佞，岂在君父前谗谄面谀为忠耶？”

意思是我敢直言进谏，却被看作是奸佞，那么那些只懂得阿谀奉承的人，难道就是忠臣了吗？不仅如此，黄道周更是直言崇祯：“忠佞不别，邪正淆矣，何以致治？”

崇祯好歹是皇帝，被一位大臣这样当众指责，自然很没面子。最后这场辩论赛，就以黄道周被贬六级而收场。

后来江西巡抚解学龙替黄道周说好话，建议崇祯召黄道周为辅臣，崇祯听后大怒，将解学龙和黄道周都抓了起来。崇祯说此二人欺世盗名，理应当斩。好在群臣力谏，加上黄道周在民间口碑极好，最后崇祯才免去死罪，改为廷杖八十，充军广西。

崇祯十四年，杨嗣昌去世，此时崇祯才发现，原来当初黄道周才是正确的，于是将其召回，官复原职。只不过此时的黄道周，已经对朝廷失去信心，所以就称病辞官，回到了老家福建漳浦。

之后明朝灭亡，南明政权建立，黄道周在弘光朝担任过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弘光政权灭亡后，黄道周与郑芝龙拥立朱聿键即位，即隆武帝。隆武帝封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

可是郑芝龙拥兵自重，无意进取，黄道周见状，便自己带领一支军队抗清，结果不幸被俘。清廷派洪承畴来劝降，黄道周写下一副对联回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此对联是将坚持抗清，最后为明朝就义的史可法，与背主叛国，沦为满清走狗的洪承畴作对比。洪承畴听后又羞又愧，不敢继续劝降黄道周，便向清廷请旨，希望免其一死，但遭到拒绝。

顺治三年三月五日，黄道周被杀。在临刑之前，他撕裂自己的衣服，咬破手指，留下一封血书给家人，上面写道：“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当他就义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了“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字。

黄道周一生忠义，却因为敢于直言，遭到崇祯的打压。实际上他的忠诚正义，令无数人所动容，甚至包括清朝的皇帝，乾隆皇帝就曾高度称赞他：“不愧一代完人。”

次年六月，杨嗣昌被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成为明末权倾一时的宰相式人物，武陵民间有“杨阁老”、“杨相”之称。是年冬天，清军三路大军第四度南侵，北京震动，崇祯皇帝战、和不定，杨嗣昌力主议和；但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遂率诸将分道出击，与清军战於庆都、真定（今河北望都、正定）等地。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掣肘象升，卢象升屡战失利，最后战死沙场。崇祯急调洪承畴部北上勤王，剿寇策略遂功亏一篑。后李自成往河南发展。
崇祯十二年（1640年）五月，张献忠谷城再起，各地农民起义烈火复燃，崇祯帝“命杨嗣昌督师，赐尚方宝剑进行镇压。杨嗣昌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张献忠於太平县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县），史载“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巖谷死者无算。”崇祯表示嘉许，有手谕曰：“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图”。但此时明朝官军内部矛盾重重，诸将多不用命，贺人龙与左良玉皆拥兵自重，不听使唤。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张献忠则宣称：“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嗣昌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写道：“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 崇祯帝临朝叹息：“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又亲书祭文，曰：“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英魂有知，尚其祗服”。 定国公徐允祯等请以失城寨律议斩。上传制曰；“故辅嗣昌奉命督剿，无城守专责，乃诈城夜袭之檄，严饬再三，地方若罔闻知。及违制陷城，专罪督辅，非通论。且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乃昭雪嗣昌罪，赐祭，归其丧于武陵。嗣昌先以剿贼功进太子少傅，既死，论临、蓝平盗功，进太子太傅。廷臣犹追论不已，帝终念之。后张献忠陷武陵，心恨嗣昌，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其子孙获半体改葬焉。杨嗣昌死後，兵部尚书陈新甲以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替督师，并起用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继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剿寇。

杨嗣昌的父亲杨鹤曾任兵部右侍郎兼三边总督，杨嗣昌本人也曾任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职。然而，好景不长，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祸乱朝纲，排除异己，父子二人为避难，辞官回家，隐居山林。

杨嗣昌在隐居期间写下了《地官集》等著作，得到了当时还是信王的朱由检赏识。朱由检继位后清除阉党，杨昌嗣父子被邀出山。杨嗣昌仅仅因为几本书就能得到一心强国的崇祯皇帝的青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他究竟还有哪些过人之处能成为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最信赖的人呢？

杨嗣昌封兵部右侍郎时，就边关问题，连续向崇祯皇帝上了六道奏折，言辞犀利，切中要害，史书记载：“帝异其才”。杨嗣昌自幼饱读诗书，能言善辩，每次和皇帝谈论政务都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让崇祯皇帝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也非常愿意和他讨论国事。

杨嗣昌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张凤翼跟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张凤翼才疏学浅，讷口少言，难堪大任，崇祯皇帝对他不是很感冒。

在“己巳之变”中，作为兵部尚书的张凤翼自知难辞其咎，畏罪自杀了。这样一来，兵部尚书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史书记载：

朝中无人可担此任，崇祯下旨让还在家丁忧的杨嗣昌夺情。

可以看出，杨嗣昌的才能在群臣中显得鹤立鸡群。杨嗣昌是文人，但他不同于那些迂腐酸文人，他不像那些言官只会说套话，以古讽今，他把才能运用到实处，锐意改革，这一点与崇祯不谋而合，大明王朝已经危如累卵，重症需猛药，不能再夸夸其谈，画饼充饥了。

明末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此起彼伏，互相倾轧。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阉党党魁魏忠贤和朱由校乳母客氏结成对食，既而深受朱由校崇信，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迅速崛起，对东林党大肆屠杀。

朱由校死后，崇祯皇帝继位。继位后清算阉党，起复被迫害的东林党。然而，崇祯皇帝没有想到，满口仁义道德的东林党竟是一帮庸才，治理国家无良策，拉帮结伙却有一套。

崇祯皇帝被党争搞得焦头烂额，也明白了双方都不是善类。这样一来，不依附阉党也不依附东林党的杨嗣昌更显得珍贵，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性格，在明末的官场简直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人才，怎能不委以重任？

杨嗣昌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位战略家，他从全局出发，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对内忧外患，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构想，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对关外的清军采取和谈的形式，以争取时间来平定农民军的叛乱。对农民军他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策略来清剿。农民军的特点是流动性大，这一策略使其机动性受到很大限制，张献忠和李自成被打的溃不成军，张献忠投降，李自成仅剩18骑逃往商洛山。

对外与清军议和一事，最关键时刻却出了意外。崇祯皇帝刚把想法跟朝臣们透露一点，却立马受到了言官们的激烈反对，他们搬书弄典，认为这是向蛮夷低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崇祯皇帝无奈，难以定夺，而关外的皇太极已失去耐心，绕过“关锦宁防线”直扑北京。崇祯万不得已，招洪承畴、孙传庭等入京勤王，“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也宣告流产。崇祯慨叹“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虽然这一战略规划最后失败了，但这不是杨嗣昌的问题，不可抗的外力因素太多。

孙传庭、卢象升等人主张对抗清廷，被认为是“主战派”，杨嗣昌力主议和，被认为是“主和派”。其实双方都没有错，孙传庭、卢象升等人都是名将，自然是以驰骋沙场，马革裹尸为荣，他们认为对抗清军必须要以武力镇压才有效果。

杨嗣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考虑，他何尝不知只有打败清军才能解决边关问题？他只是主张暂时议和，避免腹背受敌，这和秦桧等人的和议完全是两码事。况且，国库已然空虚，对付清军每年还要从百姓身上加征“辽饷”，已经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哪里还能经受得起？这是在“饮鸩止渴”。

杨嗣昌和崇祯考虑问题的角度一样，考虑问题的高度一样。杨嗣昌需要全盘考虑，而不是单纯的战争，他是真正的在帮崇祯解决问题。所以，杨嗣昌成为了崇祯最信赖的人。

《明史》称杨嗣昌“积岁林居，博涉文籍”。他在常德居住时间比 较长，与来游的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竟陵派文学家钟惺等人，有诗文酬答。他谙悉先朝故事，工笔札，诗文奇辟，刊有《杨文弱集》、《杨文弱先生集》、《武陵竞渡略》、《野客青鞋集》、《地官集》等。杨嗣昌在常德历史上也有一定影响。他于崇祯十一年，奏请修缮常德府城，“三年而完工，撤旧易新，极其壮固”（嘉庆《常德府志·城池》），至今常德仍有杨阁老“城加三尺，桥修七里，街修半边”的传说；他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实地考证了桃源境内沅江的各个风景点，为深度开发桃花源做出了贡献。
杨嗣昌富有辩才、工于笔札、才思阔达，每与崇祯皇帝召对，总能以他的思辩健谈打动崇祯皇帝，每次召对都超过规定时间，使得崇祯皇帝对他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继而引为肱股之臣！感叹：“恨用卿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