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到的《史记》和司马迁写的《史记》有多少不同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
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
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
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
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
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
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
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
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
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
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
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
史著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
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
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
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
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
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
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
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
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
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
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
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
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
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
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
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
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
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e68a84e8a2ad7a686964616f31333332643862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鲜明的个性。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我想只要我们细心地把《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列传》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分析一下；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有关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的对白分析一下，我们会深深为作者那种出神入化的匠心独运所倾倒。《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相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对刘邦那种绝顶聪明，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速而自然的随机应变，而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动的刻画!当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时候，他“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话可谓道出了《史记》文学性的某些重要诀窍。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说《史记》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种飞跃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记》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抒情性。《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但《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的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就是这样的。整部《史记》是一曲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鲁迅曾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主观色彩与其抒情性，在历朝“正史”中是最浓厚、最突出的。

《史记》的出现，确定了我国古代传记的基本格局，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为鉴，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强调表现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与全，以及语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记》写人物、写故事的方法则又给我国后世小说、戏剧以深刻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司马迁是西汉武帝时候的人，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迁10岁就阅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

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游历各地。他到浙江，探访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到湖南，考察有关舜的传说；到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收集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他还到过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四川、贵州、云南，了解那里的风俗民情。在游历中，司马迁接触了实际，开扩了眼界，丰富了自己的社会经历和历史知识。

不久，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他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国家藏书，从中整理出许多有用的历史资料。这样埋头工作了五、六年后，开始动手编写《史记》。

在司马迁编写《史记》的过程里，有一年他触犯了汉武帝，被关进监狱，判处了重刑。他身体受到摧残，精神也受到很大打击。但是，他为了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忍受了一切痛苦，发愤继续写书。

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史记》终于完成了。《史记》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伟大历史著作，全书共50多万字，叙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候的历史。在《史记》里，司马迁肯定了陈胜、吴广推翻秦朝暴虐统治的作用；指斥了暴君、贪官污吏的罪恶；大胆评论了当代统治者汉武帝的功过。《史记》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司马迁根据丰富的史料，用简洁、通俗的语言，生动地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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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
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
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
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
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
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
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
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
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
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
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
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
史著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
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
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
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
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
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
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
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
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
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
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
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
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
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
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
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
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史记》是讲述夏商到西汉汉武帝时期的事，《宋书》是讲宋朝，怎么可能一样。

不同作者当然内容不同

1、体例不同：
《史记》：纪传体通史
《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
2、写作目的不同：
《史记》：是司马迁私修的史书
《资治通鉴》：司马光奉皇帝的命令而修，主要是为了做后世治理天下的参考
3、语言风格不同：
《史记》叙事优美，近于散文体，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资治通鉴》则客观的描述史实，并做适当评价，供治世者参考。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23年写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6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68篇。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学家的醒思，史学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这一个特点由书名也可看出，“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此书虽有不少司马光自己的意见以“臣光曰”出现，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据资料记载，他邀请了刘攽、刘恕、范祖禹成为助手，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史家，可谓一时之选。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归刘恕，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通鉴》，负责检订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目录》来替这本巨著做说明。

《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作为全书的骨干，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

司马光撰《通鉴》，重视战争之描写，如对战国时代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 “官渡之战”，三国时代曹魏与蜀、吴的“赤壁之战”，东晋谢玄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皆详细生动，如历其境。司马光留意军事，严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积极态度抵御外侮。

另外《通鉴》不书奇节，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奇节伟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储君，屈原自沉汨罗江，严光足加光武帝腹诸事，悉阙而不录。司马光思想保守，主张政简刑轻、轻徭薄赋，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诋毁商鞅变法，盛赞曹参谨尊萧何律。温公非议变法，不满王安石之新政，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1069—1084），以书局自随，继续编纂《通鉴》；哲宗元佑元年（1086），在司马光重新执政之后，尽废新法。

《通鉴》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书成之后，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页，就哈欠连连，欠伸思睡。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

《史记》材料丰富，忠于史实，它对古史的记载，许多已为出土文物史料所证实。它语言生动，文笔简洁，饱含情感，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史学思想方面，《史记》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史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目标。《史记》试图通过史传事验的方式来思考天人关系问题，通过历史的纵横剖析和人物描写来探讨古今治乱兴衰以及人生正道问题，体现了作者从历史学这个独特角度来思考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深刻思想。《史记》还在综合春秋以来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完备的史学表述形式，它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的楷模。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史记》内容广泛，在阅读时，可以选读其中比较典型的内容。《史记选》有两本：

一本是由已故的古文献学家王伯祥先生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1957年4月的竖排版和1982年横排版两种，已经过多次印刷。此选本以清末校勘学家张文虎校本为底本，从文学名著角度，精选描写生动，故事性强的记叙文20篇，注释集中于每篇正文之后，非常详细，便于诵读自学。

一本是由历史学家来新夏先生选编，中华书局1990年2月出版，选自50年代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此选本从历史名著的角度选录其代表作品，包括节录共26篇。既可以反映历史著作本身的体制结构，又概括反映了那一特定时期主要的典章制度，事件人物，科技文化及著者的历史观点，注释散列于正文每段之后，比较简略。建议读《史记·太史公序》。

史记是主要是记述历史事件,在记述完一个事件后有作者本人的评论.
资治通鉴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时统治者提供借鉴

史记：传记体
资治通鉴：编年体

一般没有，编写史记一般都是要参考许多史料的，和真实案件差池不大

也许会有一定的差池的，真实的案件不一定会如实的被记录下来

司马迁参考史料著作的《史记》，和真实案件有一定的差池。

肯定是有的呀，只不过两个里面的东西都是根据以前的事情改变的